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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一）
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金观涛
我埋头于自己的沉思之中，不觉岁月流逝，窗外已过去了二十个春夏秋冬。今天我依然如二十年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作者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女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4)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仿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5)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我好象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拘，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7)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社会变迁联在一起的。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首先使我深入到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天，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作出正确的解释。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什么是“物自身”？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像，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当时的大学生经常爱引用毛主席语录。有一段话我至今难以忘记，这段话的大意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之所以错误，这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近一百万年以来所知道的事实。这段话使我无畏而且乐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辩(14)证法给了我们和道德理想主义决裂并下定决心去探索新路的勇气。发展原理之所以是真理，无非它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可是，追求思考的彻底性又使我发现，一旦我们企图用思辨方法来把握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东西这个十分荒谬的结论。而事实上就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乱溅的水珠，虽然足够混乱，却总有某种确定性存在。历来，辩证逻辑是用主要和次要，用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它们认为现实世界虽然处于永恒的发展的洪流中，但总存在着暂时的和局部的确定性。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折中、中庸之道与和稀泥的环境中，而这些东西在“文革”中造成一些人的懦弱和虚伪。使我极为反感，于是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我坚信在这中庸之道的哲学幕布后面必定隐藏着某种黑暗，甚至是可怕的错误。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像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实的创造能力的高度发展。其实，这一过程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已经初步显现。当黑格尔把科学甚至整个自然界赶到自己哲学脚注中去的时候，群论和非欧几何已经在构想之中。从小我就对伽罗瓦和罗巴切夫斯基十分佩服，特别是群论和非欧几何在量子论相对论中大显身手后。我深感今天如果我依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不可思议的思想方法，那么将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当时，狄拉克的话曾给我以很大刺激。他说：上帝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他用高深的数学创造了宇宙，我们在数学上不断地努力才得到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当时，我还无能力评价这种西方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传统的对错，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科学家(17)的经验之谈。以前我读不懂这些高深的科学著作时，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上一个世纪那些我熟悉的哲学著作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耻的逃避。我必须通过一个艰苦的自学过程以真正成为科学的内行。
1968年以后，北大已经出现了一股越来越猛烈的地下读书风气，但在公开场合学习业务还有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白专”的危险。我却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环境。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有幸进了北大美术队。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北大逍遥派中的最优秀分子。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也许离开思想极为保守的“班级”，在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对我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要知道，在“文革”的前期(1970年以前)，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运动，数不清的会议报告和活动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思想家即使有想法和目标也没有时间去展开自己的思路，因为革命运动使任何一个人都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对革命有所贡献，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使我们用来读书和思考。甚至在朋友中对哲学和“文革”的合理性进行私下的怀疑和讨论，这在当时的北京是罕见的。
1968年的冬天很寒冷。为了怕被外面正在武斗的同学发现我们在读书，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呆上一整天。屋里冷得连墨水都冻住了，有时我们就烧一点擦油画笔的纸来取暖。然而外部学习条件的艰苦(从借书到找到地点和时间读书)比起思想转变本身的困难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十年以后我才明白为何从一个黑格尔哲学出发来理解科学的人会感到如此艰难和格格不入。其实那些看来深奥莫测的科学和数学思路本身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正是我们从小养成的错误的思想方法，而这(18)些错误的含糊的常识又经过具有不正确方法的哲学用思想的深刻作为理由进行加固，这往往使高明的思辨家在科学面前其蠢无比。我好象在一个又深又黑的森林中挣扎，这个森林虽然黑，但我十分熟悉，它就是我从小就习惯的常识的传统思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我在前方的远处看到一点光明，这就是科学思想和方法，我竭尽全力向光明走去，但不时被那些我所熟悉的树枝拌倒在地。我知道，呆在这个森林中是没有希望的，但前面的光明是那么小，那么远，可望而不可及！由于没有老师可以请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读科学名著，同时开始攻数学、物理和外语。从伽罗瓦的群论定律、黎曼空间、测度论以及集合论的基数等等，只要那些直观所不能把握的科学或数学思想都在我钻研的范围之列。常常我觉得似乎是懂了，但一放下书又胡涂了。然而我只有用科学大师的思想方法来纠正自己而别无他择。我经常捧著书在桌边睡着了，醒来后，擦掉那流在桌子上的口水，又开始沉到自学中去了……
在今天读者看来，我如此顽固地用是否真正理解数学和量子力学之类来作为寻找正确思想方法的标准，这是被人们批判的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以解脱哲学的困境为目的的人在科学学科海洋中淹得死去活来，这真是自讨苦吃。当今正来临一个以思想的多元为时尚的时代，人们总是十分轻松地由思想的多元合理性推出，各式各样认识世界的方法并无优劣之分，从而使当代很多学者已经放弃了不断使自己认识论武器变得锐利的努力。然而我至今仍非常感谢当时我那正确的直觉。那时候，科学革命对哲学和社会的挑战远未被中国学术界意识到，但我已隐隐感到，如果我们仅限于了解科学兴起之前的哲学，那么这种方法论的多元论确有道理。无论是基督教、佛教、中国的儒学还是禅宗，每一家宗教思想和哲学流派都必然有独自的不可以用(19)别的方法取代的思想方式。而一旦和近代科学方法相比，这些纯哲学思想中的方法马上黯然失色。至今为止，科学以外的哲学方法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个：如果某一种哲学方法是求实的和理性的，那么它最终必定是直观的和常识的。它充其量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准确地推断经验和常识未曾感觉到的东西。相反，如果一种哲学方法，有超越直观和常识的能力，它必然是反理性的，甚至是主张荒诞的，因为它只有借助非理性之想象力来逃脱常识之笼。
从来，人最值得自傲和最有力量的是他的思想，思想可以使我们以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追溯整个人类的历史，思想可以使每一个渺小的个人成为实践着的整个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什么比思想能够不断超越自己已达到的成就更为激动人心和更美妙。但是非理性的哲学和超越不得不经常是错的；无论它多么令人感动。只有科学方法才破天荒地能将求实的理性与大无畏的预见和创见结合起来。因此，如果方法的最终使命是帮助人类认识未知世界，那么我十分赞同如下一句看来十分极端的格言：“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我们引向失败，而把我们引向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
用几句话来概括在我思想中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对话、交锋、较量、最后搏斗的历程是困难的。甚至我连自己当时的感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我感触最深的是：科学方法最容易引起一个热情哲学家反感。它似乎天然地冷冰冰，它要求理论如水晶般的明澈。这种要求如此严格，以至于在一个人的年轻时代就把人文和哲学爱好的人吓跑了，而使真正同时精通人文和数理的人极少！据说，有一次海森堡和奥本海默开玩笑说：科学是为了把一件复杂的东西搞清楚，而写诗则是把一件简单的东西搞胡涂(其实，深刻的思辨哲学也是如此)。他问奥本海默如何(20)把两者统一起来的？是的，科学方法和思辨的最大不同是：思辨是借助于情感和直觉以及语义在昏暗的概念世界里横冲直撞；科学则认为把那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东西搞清楚才是最难的和最有价值的(即使是模糊数学，它的目标并不是如一些哲学家想象的那样是用模糊的思想来思考，相反，它是理解模糊，用清晰的概念来把握模糊)。在科学方法看来，思想是否有效和成功，它的全部秘密在于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概念，一种框架，一种新的理解角度，使人类那充满生机和热情，然而又天然地混沌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如水晶般的透明！只有整个思想是透明的，它才有预见未来的能力！科学方法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是在人类那昏暗和充满激情的概念和感觉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灯用它明亮的青色又似乎是毫无感情的光辉照亮了思想，这就是理性。
我感到科学理性之光慢慢在我心中出现，并开始扩大，我终于领悟到了一种和黑格尔式热情的思辨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青年时代，我常常把思想干净而又清晰当作浅薄的代名词。现在我才懂得，如果仅仅在常识和直观经验的范围内，思想的清晰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热情的思辨往往更可贵，因为它总是企图冲出常识。可是一旦思想家的目的是探索未开垦的世界，那么那盏我们在黑暗中点燃起的理性之灯能照多远就成为成败的关键。辨证逻辑在评论某一种思想、某一个概念时坚持自己滔滔不绝的雄辩，在这里概念太绝对化了，在那里把问题讲死了，没有余地了。是的，这些都对，但这在科学理性看来，这是无谓的争论，好象小孩子和大人没完没了地纠缠。科学在提出理论之前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概念(即使是经过科学千锤百炼的概念)都可能不全面，都可能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但思想的困难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怎样用这些人造的概念去架起理解复杂而奇妙自然现象的桥梁。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的构架是否美，是(21)否具有巨大的预见性，是否具有超出直观的经验的能力。
当时，正好我在一本科学史书上读到一段对牛顿力学的评述：上帝说，让牛顿去干吧，于是世界成为一片光明。我不由得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牛顿力学常常被黑格尔当靶子来批判，我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牛顿以前那个混混沌沌的宇宙和有牛顿力学以后一切成为光明的宇宙是多么不相同啊！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形的力量，这就是科学理性。它不同于青年的热情，而是一种深沉的自觉，一种宁静而庄严的追求，它用建设性的清晰的思想充满我的心。我下定决心，如果辩证法哲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必须彻底抛弃黑格尔式的思辨，而接受科学精神对理论构架的要求。
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开始把这种看法写成哲学札记。这份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它既是一个对过去思考的总结，也是一个改造辩证法哲学的提纲。在这份提纲中充满了对科学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的信心。我相信，我已从黑格尔废墟中走了出来，虽然未来哲学的大部分面貌还不清晰，但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已经在我面前出现了。
十分有趣的是，这份札记在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思考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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