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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活着,在荒谬中反抗

2016-11-08 哲学动态

阿尔贝·加缪:活着,在荒谬中反抗
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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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阿尔贝·加缪说。命运之神却开了个玩笑,偏偏让他死于车祸。50年前的1月4日,他坐在米歇尔·伽里马的汽车上,路经维尔布勒万小镇,眼看就要进入巴黎大区。突然,汽车一头撞在路边的悬铃木上,加缪被抛向后窗,脑袋穿过玻璃,当场死亡。时钟永远地停在这天的13点54分。其时,不过刚刚下了一场毛毛雨,路面有些湿滑。五号公路的那一段平坦而笔直,9米宽,三车道,当时几乎没有车辆通过。
加缪罹难的消息,当天成为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作家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曾经和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而波伏瓦即使服下已长期不服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冒着初春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然而,作为一个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的作家,加缪在世时,却常被痛恨他的人贬低,孤独之时他总对身边的知己说:“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如今50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他的著作与思想,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突破千万册。相比萨特身后声名的式微,时下的法国颇为自豪地把加缪尊为伟人,连来自右翼政治派别的尼古拉·萨科奇总统也提议,把加缪的遗骨迁到巴黎的先贤祠。
这一提议,遭到了加缪后人和法国左翼阵营的反对,关于提议的讨论随即上升为法国近期热门的一个政治问题。赞同者称,作为一个对法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加缪遗体理当迁入先贤祠受万世景仰。加缪落葬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墓极简,碑石小而粗砾,仅以大刃凿出姓名与生卒年,连月份与日期也略去。在反对者看来,这种孤独、寂寞也许恰是加缪所期待和欣赏的。加缪的儿子,现年64岁的若望·加缪即表示,父亲一向远避功名,绝对不会愿意住进先贤祠供人膜拜。
赞同也罢,反对也罢,纷纷扰扰的背后,凸显的却是一个日渐淡漠和疏离的加缪形象。加缪是谁?一个“巴黎的弃儿”——于贫困和苦难的家庭长大,经过奋斗攀上荣誉的巅峰,却始终饱受萨特和其他右翼知识分子冷眼的“局外人”?一个寻找真实声音的伟大作家——《局外人》、《鼠疫》、《第一个人》等赫赫有名的作品的作者?一个至死都不愿意把自己归入存在主义思想流派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因在《西绪福斯神话》、《反抗者》等著作中对“荒谬”和“反抗”的激扬,被人奉为圭臬的道德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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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为自己的第一本书,薄薄的《反与正》写的再版序言中,加缪开宗明义说的就是“贫穷”,他说:“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的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加缪一直是贫穷的。幼年的加缪,家里甚至没有一张写字的桌子。然而,贫穷使他懂得了“自由”。
加缪1913年11月7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父亲是欧洲的侨民,母亲是西班牙血统。加缪还不满一岁时,父亲在马恩战役中阵亡,使他“从来没有与那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哪怕是从理论上接近过”。加缪的母亲沉默寡言、目不识丁,抚养着两个儿子,住在一套小公寓里,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母亲纯洁沉默的自尊心深深影响了儿子,他努力正视贫困带来的羞愧。多年后,他提到母亲曾说:“我们有爱,就算话说完了,也不是一片寂静。”
多亏了两位老师的鼓励,加缪进了法国的高中。在那片当时属于法国现已独立的土地上,加缪当上记者和剧作家,开始写作。1942年,他前往巴黎,开始为《巴黎晚报》工作,然后在伽里马出版社做编辑,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在这个时期,加缪不躲避任何战斗,他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许多重要作品如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和长篇论著《反抗者》都在这个时期出世。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才买了生平第一套像样的房子。
这看似一个普通的“励志”故事,却绝非“励志”那般单薄。在法语文学研究专家、《加缪全集》的主编柳鸣九看来,正因为加缪从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赤贫的底层之家走出来,在文化状态实践了“从零突破”,加缪才成为加缪。清贫的生活状况,使他受到多方面的历练,直面“生存的压力”,最终使他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智者,而非“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更重要的是,正是贫穷和苦难的人生,形成了他的荒诞和反抗意识的萌芽,当然还有对爱和自由的执着追求。恰如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所言:没有哪个现代作家,像加缪那样唤起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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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免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加缪成名作《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便似乎是冷漠的化身。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理性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以至于作家马原把加缪这种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最终归结为加缪对自身的冷漠。
其实不然,默尔索的冷漠与其说是冷漠本身,还不如说是他洞悉了人类生存荒诞境遇之后的一种彻悟。这种彻悟,在《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那里得到了升华。他不再如默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与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展开对抗,而且在斗争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一线希望。
毫无疑问,在加缪那里,“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这同时也成了为人诟病的因由。普林斯顿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大卫·贝罗斯直言,加缪并非20世纪最具创新意义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和佩雷克在小说艺术史上都远比加缪重要。“作为小说家,加缪无法与雨果、大仲马和左拉比肩,亦非更大范围内的国民象征。他之所以扬名,系因其道德上的坚定性、他的常识,以及他对‘简单化’的拒绝,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续光大的价值观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加缪作品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美学上。自上世纪80年代被译介到国内以来,加缪的文体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作家。谈到《局外人》的写作技巧,作家马原至今感触犹深。他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而加缪的思想和道德观,他那些充满二元反讽张力的话语:“死亡是最终的放纵”、“凡墙皆是门”、“人生越没有意义越值得过”则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并未能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
有论者认为,与很多思想者不同,加缪“行”胜于“思”,他关注的是人如何在世,并因此以身作则,用坦诚和人道主义来抚慰这折磨人心的艰难时世。然而,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处处隐含着矛盾,致使后人难以效仿。但正是这种矛盾性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复杂的深刻。究其实,加缪或许并未试图给人们一种指引,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给人们绝望中的支撑。就像他自己说的:诞生到一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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