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希平教授访谈录
靳希平教授访谈录
2011年10月8日至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现象学文献中心为纪念熊伟先生（1911—1994）诞辰100周年，以“存在、现象、理性”为题，在北京大学举办现象学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现象学年会）。
《学园》杂志以此为契机，在去年11月初采访了国内现象学界的著名学者——靳希平教授。在采访中，靳老师侃侃而谈，将我们带入北大哲学系的历史中，讲述了熊伟先生与北大哲学系的往事，回顾了现象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娓娓道出了他自己不同寻常的求学之路以及他对今天哲学系学子们的期望和建议。以下就是这次采访的实录：
采访者：今年是熊伟先生诞辰100周年，那么在您的记忆当中，熊伟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靳希平：熊伟先生是个非常和蔼、很潇洒的人，他对事情看的很通达，凡事不斤斤计较。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学过道学，学过中国哲学的，很超然世外的这么一个人，而不像是个学西方哲学的。因为西方学逻辑推论的，都是抠得很死的。但他好像不是，他是非常豁达的一个人。我记得在文革的时候，他原来住在燕南园的一个小楼，后来把工人分到他那里去了，他一半工人一半，后来闹成了一层，越来越小，柜子都没有地方放。但他也不在乎，跟工人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你要问他，他也不抱怨，他也觉得挺好的。他对学生也是一样，你很认真地学，他也很支持。他挺不容易的，我们都很喜欢他。
我不是熊伟先生直接的学生，他最好的学生有那么几个：一个是陈嘉映，他翻译海德格尔，原来是我们教研室的，后来在华师大，现在在首师大。另一个是王庆节，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另外还有一个王炜，他是外哲所最早跟着熊先生一块搞现象学的。他在性格上有点像熊先生，比较豁达，而且能力很强。后来因为肠梗癌，很早就去世了。
采访者：那熊先生对您的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有没有什么影响？
靳希平：熊先生总是主张先念书，不着急发表。现在提倡什么创新，他就说你书都还没有念完呢，你怎么创新呢。他那时主要主张念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自己的著作和别人的研究著作。他历来主张他的学生应先把别人的书读懂，然后再谈谈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主要是做翻译，很少是自己提出新的观点。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哲学研究相对于国外来说是有很大的差距。
采访者：您刚才说熊先生为人很豁达，什么事都不怎么计较，有一种道家风范，这会不会是受海德格尔的后期的著作，如《林中路》的影响呢？
靳希平：就我所看到的文献，他自己从小就受到佛家和道家的影响。而且你看他早期的文章，其中有一封信是给冯友兰先生的。当时，冯先生说哲学就是讲究逻辑分析，那么中国的禅宗佛教，不讲究逻辑分析，所以认为禅宗的这种佛教思想没有哲学。熊先生在跟随海德格尔学习期间写了一封信，和冯先生商榷。因为，他是1933年去德国的，那时，海德格尔已经转向，他听课听的都是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所以他也受到了后期思想的影响。他应该说是冯先生的学生辈，但他就向冯先生提出质疑。所谓，有可说的，也有不可说的，而海德格尔后期恰恰是要说不可说这个问题，不可说的问题也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那这就接近道家和禅宗遇到的问题。后来早期他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
他的那份豁达实际上是受到家里，特别是母亲所信奉的佛教的影响。那就是中国文化底蕴使得他这样子。而海德格尔的影响，使他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佛教可以有哲学方面的建构。也就是能够超越冯先生的那个立场，而不是把冯先生当成权威了。当时他是学生辈，没有海德格尔的支持，他也不敢随便说。但是冯先生也是老学者那种风范，也是非常赞赏他这种提问的态度。
当时，冯先生和我们大多数搞哲学的一样，认为，哲学即是西方的这种形式。冯先生和胡适先生是第一批写中国哲学史的，在这之前没有中国哲学这一说，他们就要用西方的思想去发掘我们文史哲不分的中国思想中，哪些是纯粹的哲学范围的内容，他们把它重新的提炼了一下，这个工作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等于是重建自己传统思想当中哲学的内容。形式上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从内容上是有的，然而它是混在一起的。那熊伟先生，主要是受到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恰恰是批评西方哲学几千年的传统，不是说它不对，而是说它有片面性，还有一部分是没有看到，而这个没看到恰恰是用逻辑的定义的方式不能说清楚，也就是不可说的部分。这一点不光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也是一样，在欧洲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这两个分支中，真正的哲学家都看到了，还有一部分是西方的传统方式不能够把握的部分。从这里出发，那熊伟就对中国哲学中不可言说的部分有了新的感觉，认为这也是属于大哲学当中的，是要说的。说“不可说”，这是他的一个任务。也许不用逻辑的方法说，不用定义的方法说，也许可以有其他说法。所以海德格尔后期是要开一个先于希腊，不同于希腊的新传统，所以他就重视东方的东西，这一点熊先生跟他念书的时候肯定是有直接的感觉。
采访者：那熊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中国哲学界有影响吗？
靳希平：熊先生在解放以前，影响很小，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代了。他三十年代在那念书，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处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回到德国，一开始在波恩教中文，然后又到柏林大学教中文。当时他也有很多朋友，包括女朋友什么的。文革以后，那个德国老太太还专门来看过他。他自己也是非常喜爱生活的，骑自行车在德国到处玩。所以他回国时已经比较晚，我记不得是四三年还是四四年，但是已经接近抗战晚期了。他回国以后，在国民党中央大学当过系主任，后来又到上海的同济大学（解放前）当过哲学系的系主任，当过文学院的院长。那时他在学界就相当有名气了。据说，他曾经向蒋介石写过信，说存在主义怎么怎么好，蒋介石看了以后，也有点感觉，好像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但蒋介石很快就不行了，所以存在主义并没得到怎么宣传。而到了解放以后，形势就不一样了。我们从解放以后一直到五几年，除了当时上海复旦以外，基本上所有搞哲学的人都集中到了北大。当时不允许叫西方哲学，为什么呢？因为那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哲学方式。你要学马列，需要改造，学好了才能教，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选择。那时候讲哲学史的是一个从苏联派来的，一个年轻的教师，在那里照本宣科。
熊先生对中国哲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已经是七九年之后了。因为在那之前，翻译工作也不允许进行，尽管他翻译了一些海德格尔的篇章，但都是在内部做批判资料。这段经历主要是在六二年到六三年期间，那时，可能是因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影响，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了些。当时，中央就组织了一批人，在翻译西方的哲学文献，他自己翻译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一部分，《形而上学导论》。不过，这些都不是公开发行的，而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内部参考资料。当时参与翻译的，还有很多是国民党的战犯。那些国民党的战犯其实是很有学问的，有的会希腊语、拉丁语。他们翻译了好多好多，包括罗素的。这些所谓的内部资料，在当时的教员里面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仍然是不允许公开的，也不允许讨论、宣传。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开始拨乱反正，才开始慢慢地招生，在这之前没有学生。那时候是七九年左右，第一批学生有陈嘉映、王庆节、王炜、刘全华等五六个学生。
采访者：所以，实际上，现象学是从八十年代才从中国热起来而成为一门显学的？那这是不是和熊先生以及他的一些弟子有关系呢？
靳希平：恩，这的确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在文革时候，由于政治气候的限制，他的工作是去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允许他搞自己的本行，而是让他去把马克思的翻译给重新校对一遍，还让他去翻译一个东德的德国史。而文革以后，他就开始恢复自己的本行，开始招生，并鼓励自己学生做翻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础。与此同时，政治上开始反思文革。这就涉及到了自我意识，自己是否有自由，你犯的错误，做的丑事究竟是应该由历史负责还是你个人负责？于是，就引入了萨特，有萨特就涉及到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当时，大家都非常重视萨特，但又都不理解萨特的理论背景，这正好与熊先生的工作一拍即合，于是在萨特热之后人们开始尼采热，尼采热之后是海德格尔热，然后慢慢是胡塞尔。这个（热的）顺序倒着来的，就好像考古一样。
采访者：那萨特的那些著作是不是熊先生翻译的？
靳希平：那不是，在八九运动之前，有一批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有的学习文学，有的学习社会学的，他们比较了解国外的情况，把萨特的文学著作——萨特的文学著作就是哲学著作——像《恶心》、《苍蝇》翻译成中文，这些即是他最著名的剧本，也是他哲学思想的最好的表达。当然在那期间，人们作为反面材料，还翻译过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
熊先生那个时候的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口号还在，所以他不敢说太多。一般他介绍内容，但是总要穿靴戴帽地批判两句。一直到八九年之后，随着翻译的出版，学术氛围的宽松，慢慢地他才比较积极介绍。当然，实际上主要还是通过他的学生，那时候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怎么上课了，所以主要是支持自己的学生。另外就是把他的学生送到美国，送到外地去学习，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自己倒没有写太多的评论。实际上，解放以后的这三十多年动乱，把很大一批有哲学创建的老先生和老教授的学术生涯给耽误了。你想啊，当时他们才三十多岁，应该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结果一耽误，耽误了三十多年，等文革一结束，就已经六十多了，该退休了。而精力最强，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却不允许写东西。
熊先生求学的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北大和其他学校在学术风气上的主要区别——特别是搞西学的——就是注重文献，注重资料，而不注重提出自己新的观点，这历来就是北大的文风，这是北大哲学系，或是北大文科的一个风气，包括中文系重视古典文献，重视考据、注疏。
采访者：那您的求学生涯是不是也受熊先生的影响？
靳希平：恩，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但确切说是当时一大批老先生的，而不光光是熊先生，还有洪先生。当时，洪谦先生名气要比熊先生大很多。熊先生本人在国外海德格尔研究当中并未被提及，因为他没有做什么重要工作。可是洪谦是国外分析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是石里克的嫡传子弟，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他是第一个系统把维特根斯坦介绍到中国来的，而且尽管不允许他写东西，但他通过通信，一直没有中断关注分析哲学界的新发展，所以国外的学者都知道他。特别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要研究分析哲学发展史，像卡尔•波普尔，现在这样的大哲学家，都是他的私人朋友。洪先生是石里克的学生，卡尔•波普尔比他的年纪还轻，应该说是学生的学生。所以，卡尔•波普尔就请他到英国——牛津、剑桥讲课，到维也纳讲课。人们就经常会问，当年是怎么回事啊？像卡尔纳普、石里克、维特根斯坦是怎么回事啊？他就像一个活化石一样，因为他是那个圈子里的一个人物，这是不一样的。
尽管洪谦先生名声非常显赫，但是也就我们搞分析哲学和西学的知道一点点。因为分析哲学很专，而中国的哲学一般都是切近生活的，比较容易深根。因此，尽管分析哲学研究很多，罗素也来过中国，但是还是很偏。洪先生名气是很大，但没有贺麟那么大。
采访者：那洪谦先生和熊先生当时一块工作，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交锋呢？
靳希平：也有啊，但是也交不到哪里去，因为当时不允许你搞。你知道我搞的和你的不一样，但是又不允许公开讨论，就只能自己偷偷看材料。当时院系调整，然后是过了几天就评谁是反革命啊，谁不是反革命。又过了一两年，就开始拔歪旗，插红旗。所以就是每隔一两年都有一个政治运动，拔歪旗还没有拔完呢，又开始大跃进，反右倾，一下子就到了六二、六三年，所以这三十年运动太多了，使得他们没有机会相互之间讨论，实际上不允许，也不可能。
采访者：那您当时，和洪谦老师也有过交往吗？
靳希平：有交往的，洪先生就是非常的绅士。一般人总觉得他特别难接近，因为搞西方哲学的嘛。洪先生，他非常的瘦，瘦瘦的，带了一个深度的眼镜，个子有一米八多，因为清瘦，所以显得更高了。他又拄着一个拐杖，腰杆直直的，因为他年轻踢足球嘛。十几岁就被梁启超选到德国去念书，上中学，然后考了维也纳大学，学物理。德国、奥地利都很喜欢踢球，所以他的足球踢得很好。他的儿子后来就在中国足球队当教练，所以他身体很好，不像我发胖，因此，特别的帅，也特别的精神。走在路上仰着脖子，个儿又高，所以一般人觉得太不可接近了，趾高气扬的，真是西方派头，很有派的，又带着金丝眼镜，但是实际上人很好。如果你要和他接触的话，人很好，非常好。跟他交往比较多的一个学生叫胡启立，文革以前是我们中国共青团中央的书记，是胡耀邦的一个得力助手，胡启立当时跟他关系不错，经常去看他。洪谦先生就是一直坚持公开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他说我就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要讲实证啊。
采访者：那您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情，这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是不是说您在北大的求学经历是非常丰富有趣的？
靳希平：是挺有趣的，我跟他们接触更多的是我当教员以后。因为我上大学期间，恰恰是文革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时候学校里住着中央警卫团的当兵的，住着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他们是学校行政部门的主要主持者，像我们系什么事都要问那个8341部队连长，他相当于是现在我们的党委书记吧。另外民间的还有聂元梓，革委会主任。所以那时候我们上学就住在38楼，老师住在一层二层，学生住在三层，女生住在四层五层。那个时候老师也不回家，大家都在一栋楼里呆着，而且是三天两头就来个地震啊，就像唐山大地震，现在都把它拍成电影。刚地震不到几天，师生就去抗震，去新华印刷厂、毛巾厂，还有其他的一些厂干活，然后是农村，去白家疃，黑山扈。一个年级大概有一百三十多学生，分配我去给大家做饭吃，做后勤。蹬着三轮，和大师傅一起去买豆腐，买酱油，每天安排吃什么饭，一天吃多少肉。所以没念什么书，那时候就是念“生活”了。
采访者：那您曾经在北大有过一段学习之外，您在北外也有过一段时间？
靳希平：就是北京外国语学校，不是现在的北外，而相当于现在的外语附中。它现在合并到首师大外语系了，原来在和平门那里有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这是北京的两所外国语学校。
采访者：那您当时为什么会去那里念书呢？
靳希平：因为当时初中不好好念书，就是打架啊，玩啊，考不上重点大学、重点高中，就考了个二流的，实际上也属于一流靠下的。
采访者：那听说您在外语学校求学之后，还去农村插过队，您可以谈一下那段经历吗？
靳希平：插队其实就跟找工作一样。当时文革，十年没有学校，没有开学，没有大学，没有工厂，也不招工，你想想十年的高中生累计下来有多少人啊！这些人分散在社会上，所以很多学生都没事可干，就是姐妹也要闹事——砸玻璃啊，偷东西啊，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再加上失业人口太多，所以中央就采取了一个政策，号召上山下乡，所以就把高一到高三的这些学生派到农村。
那时候也就十八九吧，因为我从小家里条件不好，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以比较适应到农村去。但是也有同学不适应，比如说叶圣陶的孙子就不适应，他和我们住在一个窑洞，他家里条件很好，住的是四合院，三处院子，他的爸爸住在第一处，他的叔叔住在第二处，叶圣陶住在第三处，家里有保姆。所以到了陕北这些地方，睁眼一看，没什么人，你看那边有个车拉着柴火晃晃悠悠的过来，你往底下一看其实是一个老头背着，不是车拉着柴火，而是人背着柴火。所以这种情况他就有点受不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那时候我们去不像你们找工作一样，没有回来这一说，一辈子就在那儿呆了，没有想过还有回来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文革还在中间，就相当于说彻底当农民了。
当时和我们一道的还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和我们一样大，因为当时的高干就是当时的黑帮子（文革中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女儿也是黑帮子，他跟我夫人是同班同学，叫邓蓉，当时和她分配到一个公社，但是后来她爸爸邓小平一解放，她马上就调回去了，她只呆了半年还是七个月，但是当时有一大批黑帮子都在那。包括现在的习近平也是一样。
当时，大家都在农村种地干活。一些干部子弟，父亲黑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有分成两派，一派就是走向极端，走向出身论；另外一派是不主张出身论。两派都是一些好高中的学生，他们也读一些理论，读列宁啊，当时也没有别的书，后来形成两派，就是后来所谓的516什么的。在插队的时候，有些人把这些思想也带下去了，所以有的人在农村接着读书，读列宁，读普列汉诺夫，考察一下自己过去的思想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采访者：现在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那种生活经历，对您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靳希平：我就真的了解了中国的社会，我就真的懂了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正常的生活是什么。因为在北京这个圈子里，尽管是穷，但是相对的生活还是比较稳定。但中国的广大农村，你一点都不了解，通过这个你的确了解到中国的农村。而且像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都决定了他在农村的态度，像我在北京就不想呆下去了。我在中学里，因为家里的情况，一开始没有文革的时候，我在同学中是头儿，在中学里就当了团支部书记什么的。后来文革的时候，刘少奇任工作组，他们说我是刘少奇的工党派来的，最后学生一造反就把我们一起都给反了，所以在学校就没有地位，我就回不了学校。社会上也没有地位，因为祖父母都不是很干净，实际上除了我的祖父母和我说话外，就没有什么人跟我说话，就是没什么人理你。你要回学校，人家会冲你脸上吐吐沫，不打你就是不错的。我就是被女孩子打了以后出来的，我被我们班的女同学打出来的。所以在北京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就特别愿意上农村，在农村，农民对你特好，农民才不管你是什么地主什么的。那时候叫做阶级觉悟，我觉得农民是一点阶级觉悟都没有，他觉得你是地主，你也是人，你也要吃饭。他们不管你的出身啊，他们都对你挺好的。
采访者：那您后来又是怎么到了北大？
靳希平：我插队之后，就想当一个彻底的农民，所以农民挺支持我的，选干部的时候就把我选去县里当了干部。然后我在县里作为干部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就北京四中插队那个地方蹲点。突然就一个电话说让我回来，那个时候也有些特殊情况，延安的知青，那时候有周恩来的侄子，所以我们的艰苦就反应到了中央。还有很多女孩子，因为毕竟是比较荒凉的地区，所以很多女孩子受欺负啊，所以当时总理派了一千多北京市的中学的教员住到我们队中去保护这些插队的知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七零年高校恢复招生以后，那时候还不是高考，叫选拔，他们就派人到陕北去招生。由于那些保护知青的教员了解我们，他们就决定要谁啊不要谁啊。他们就抽调了我，我自己都不知道，直到通知回来说，你可以去北大念哲学系了。其实我不喜欢学哲学，我喜欢学英语，我愿意学外语。我考外语学校也是我自己报考的第一志愿，因为我觉得将来当外交官不错，可以出去玩玩，我从小就爱玩。
采访者：那后来您又为什么选择学现象学呢？
靳希平：学现象学完全是偶然。当时我们逻辑教研室甚至可以说是计算机系的一个建系的先驱叫吴允曾。他过去在燕京大学教英语，教逻辑。我们住在38楼当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们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三楼。我自己还是喜欢英语，因为是自己的喜好，所以想学点外语。可是你学外语就要受批评的，当时我们的朱德生老师说，现在大学生起码应该学点英语，结果大字报铺天盖地的，说他要“复辟”。所以我就不敢公开学，就偷偷学，到处找，别的老师也不敢教，而且水平也不行，因为那时候老师辈的学俄语的比较多。所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这个老头，吴先生说可以。实际上他英语非常的好，他的英语过去是给军调处，就是当时解放时期，国民党不是有一个国共谈判吗？美国还派了军调处来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他是军调处美方的翻译，但实际上又和共产党有关系，他虽然作为军调处的翻译，实际上是叶剑英的一个眼线。在军调期间，还给共产党提供了好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他自己非常的老实，记性也非常好，语言就不用说了，而且逻辑、计算机都很牛，但是默默无闻，你要搞学术史很少有人提到他，因为他自己也不写东西，他就是看东西，然后告诉年轻人说你应该读这个。他告诉别人怎么弄计算机，他告诉别人弄计算机那才七几年。我八四年八五年回来的时候，买了个计算机也才64K，已经是很大的内存。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了解国外的每一步进展，他就经常给学逻辑的，搞电子器械的，告诉他们现在国外的研究成果。所以一开始在我们逻辑教研室工作，后来计算机系成立之后，就被要过去做专家。
采访者：这样一个有传奇经历的人，会不会对您在北大的求学有很大影响？
靳希平：那是，所以我跟他学外语期间，我就向他请教。因为在文革期间，我自己高中也没法好好念。所以我就问他，我们要学习哲学，应该要学点什么？他跟我讲，学逻辑其实也用不了太多的数学，而且还有一些逻辑不一定需要数学，我说还有什么别的逻辑，他说咱们图书馆进了一本书叫《逻辑研究》，从来都没有人借过，你可以拿来看看（大笑）。我就拿来看看，什么都看不懂，非常难，但是我就有印象，知道胡塞尔，知道有《逻辑研究》。后来就是文革结束了，老师有机会出去留学了，这就涉及学什么。然后我就向吴先生请教，他就说《逻辑研究》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奠基著作，你就学这个吧。
采访者：他自己读过吗？
靳希平：他自己翻过，但是他自己也说看不懂。他对康德非常熟悉，他对数学系另一个分支中的数理逻辑、集合论，他都非常熟悉。但是对于现象学，他说你可以去研究，现在研究的人非常少。所以我就带着“到底（《逻辑研究》是）什么东西”这个疑问，就出国了。
采访者：那您那时出国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靳希平：当时我出国，既不是去读博士，也不是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叫进修教师。因为文革结束以后，很多老的教师都老了，而中年的那些教师文革期间一直在搞运动，从上大学就一直搞到文革，所以他们的基础也比较差，加上我们这波，后来的，也就是整天种地啊、抗震，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当时的情况就是青黄不接，所以送出了一大批到国外去学习西方哲学，各个学科都有，有学习外国的经济，有学习自然科学的，现在咱们科学院领头的这些院士里，很多都是那时候派出去学习的。
采访者：那您在的德国学习时，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您在那边主要还是学习现象学吗？
靳希平：不光是现象学，就是哲学吧。在国内，文革期间不让教，学生又学不到，所以等于说没有学习哲学。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工农兵学员吗？工农兵学员就是说没有学问的学员，当时北大由于青黄不接，需要年轻的教员，留了一大批工农兵学员。可是，他们大部分的文化水平都在小学、初中。像我这样子高中没上完的算文化水平很高的。真正把高中念完的很少很少，凤毛麟角。不是说这些人不好，而是基础太矮，你说他就小学文化，甚至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思想较左，认为革命的人就是真正的农民，真正的工人和农民就是连字儿都不识了，连名字都不会写，那才叫地道。所以就招了有五分之一的这样的学生，来到这连名字都不会写。他自己就是文盲，翻砂工，或者农村里真正的妇女队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现在要找谁是工农兵学员，在教学第一线几乎没有。也许我就是唯一的一个稀有动物，需要保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确实不能胜任，因为他们小学水平教中文系，教大学的课程，怎么可能呢？连字儿都不认识，所以大部分都走了。
采访者：那您当时在德国留学，会不会面临语言上和理论上的困难？
靳希平：是啊，因为自己就是什么都不懂，就需要补课，所以我就是一方面学德语的同时，一方面就学哲学，就是本科生、硕士生的，什么课都听。当时，在西安外语学院（大学）培训了三个月，紧急培训三个月，然后就给送走了。
采访者：那您会不会觉得中德教育之间的差异？
靳希平：教育倒没觉得什么，因为在这（国内）就没什么教育（笑）。
采访者：所以说这意味着您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的正统教育？
靳希平：对对对！这一片空白，所以真正上学是在德国。四年基本上就是在他的Magister，德国的大学，它和英美不一样，它没有Bachelor。所以我就拿了一个Magister，而且我还是违反教育部规定来拿一个。因为教育部规定说我培训两年，然后回来教课就完了，结果我赖在那不走，呆了三年半还是四年，拿了一个MASTER（Magister）才回来。
采访者：那您在那边学习，您融入当地的文化风俗有困难吗，比如饮食之类的？
靳希平：好像倒没什么。饮食，北方人到德国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南方人会比较困难。因为北方人就是吃大饼。那天上课我还说，馒头和面包有区别吗？应该说没区别，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也有区别，那就和哲学与中国思想有区别是一样。你说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它做法不一样。在这我吃馒头吃惯了，在那我吃面包，还觉得是吃烤馒头。匹萨不就是——我妈说人家马可波罗学烙馅饼，忘了盖盖儿了，就是匹萨。跟我们的馅饼一样，没什么不同。
采访者：您在德国时，和德国的教授的关系是怎么样？
靳希平：恩，关系倒还很不错。还有一个方面是当时我去的时候中国人很少，我们都是文革后出国的第一批第二批，所以那时候送出去的人后来都当了院士，就这些人。不像现在什么人都有。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误认为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又勤奋，又友善，又聪明好学什么的。实际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一样。既有聪明好学，又有好吃懒做的，也有罪犯的，什么的都有，等到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就看出来了，还有打小抄的，有的注了册，不念书，四处赚钱的， 甚至有打架的，黑社会的什么都有。以前认为中国人都特好，所以那时候他们对中国人特别好，主动的请你到家里吃饭，所以你跟他们联系一点困难都没有问题。尽管德国人应该是比较冷漠的，但是他们都说哎哎，上我们家里啊，什么的。
采访者：那您在那边是不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靳希平：是啊，包括牧师、中学教师，都和他们很熟。他们主动找我的，现在不会了，现在中国人的名声已经差多了。我第一次去德国去了三年半，第二次又去了一年半，一共合起来总共有七八年吧。所以别人说，你是教书呢还是去玩呢（笑），总之去德国时间相当长。我后来第二次去，基本上就是住在私人家里了，他也不收房租什么的，如果你不去上班，他还给你管饭，带你玩，免费带你去玩。
采访者：那您是不是从德国完成学业之后就直接来北大教书了呢？
靳希平：我是作为教员从北大派出去的，然后当时我们教研室的头儿给我写信嘛，当时叫秦良敬先生，说这需要教师。本来我都准备好了要去当博士生，做博士论文。当时老先生写了信之后，我就很快回来。因为，尽管在那里费用是德国出的，但是形式上还是由国家派的。
采访者：那您回来这边教书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您会不会按照德国的那种西方的教学方法来教学生呢？
靳希平：恩，基本上是这样子。在北大没有太多的不适应，因为北大教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用德国的方式来教，留德的老师特别多。郑昕先生是留德的，洪谦先生是留德的，熊伟先生是留德的。张世英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留过德国，但是他跟贺麟学的，他自己又搞黑格尔。美国其实也差不多，任华先生在美国留学，也是一样，没有说什么不适应，这个形式上到没有什么不适应。
中间有一点不适应就是八九。八九就没有办法，不允许你讲这个啊，不允许讲尼采，不允许你……这倒是有一阵使我很不痛快，因为我自己亲眼看着自己的学生白衬衫都是血的从天安门回来。正好是那天，我带着儿子去天安门边上，现在就是北京八中，去考那个少年班，应该是第二次复试。我带着儿子骑自行车去，走到半路，快到东西长安街的时候，一波被打的学生，他们说，靳老师那不能去了，开枪了，他们的衬衫上都挂着血。我母亲就住在木樨地，我把我的孩子放在八中以后，我就穿过了东西长安街，到木樨地那儿看我的母亲，然后又到宣武门看我的岳母。当我穿过胡同的时候，胡同当然现在不是很宽了，两边鞋子都掉了，那鞋子都泡在红色的雨水里头。我儿子是第一次看到死人就躺在胡同里，所以印象就特别深。当时，他是三、四年级要考初中吧，跳班跳出来的，我儿子还小，刚8、9岁，所以那一年就……然后就好长时间心理不顺了。后来许多我的很多同事，特别是很多社会上比我影响力大的同事，都改行跑到国外去了。现在你到巴黎买绸缎子，都是哲学家。陈修斋先生的儿子陈宣良，就是《存在与虚无》的译者，现在卖绸缎子呢，就把中国的绸子拿到那儿，然后再卖给法国人。
采访者：那现在完全是从商了？
靳希平：那没办法，到国外去完全是没有钱，那你又不肯说拿台湾人的资助，受他们的御用，你要想保持自己的人格，首先要混饭吃。
采访者：那你回国之后在北大任教，仍然会感到那种文革时候压抑的政治气氛吗？
靳希平：北大本身倒没有，因为北大在中国一直都是一块“飞地”，言论还是挺自由的。那个时候学生搞竞选，现在在美国有一个民运的的头目叫郭平，你要是翻墙看反共的书，他是民运的头目。过去是咱们教研室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他在那个时候思维就很偏啊，他在北大搞竞选，搭个台子，就跟在美国似的，后来他当过海淀区人民代表。所以北大是一块“飞地”，一直学生们老师们都是……除了极个别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好多孩子们都不知道这个历史的情况什么的，所以极个别的就是比如说马列课上，有些我的同学问，讲到说安徽饿死过20万人，结果那学生“腾”站起来说，你造谣。实际上那是真的，那不是造谣。
采访者：那您刚才提到北大是一块“飞地”，言论是比较自由的，这会不会为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在北大这边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靳希平：是，应该说是这样子，整个不仅仅西方哲学，包括和西方哲学沾边的，西方文艺评论，西方社会学或者就说社会学本身，文论本身，包括中国文学评论，都受益于这个环境。有的老师甚至说上头发出指令说不让你教书，北大想方设法还是让这些老师继续教书。有一个研究鲁迅的我忘了叫什么，就是多次受到上面的批评，但是他现在还是教授。北大不管从行政方面，学生的水平，教员的能力，天然的好像是祖传的，从清末一直到现在，这个传统一直是这样子，比较宽容，兼容并包。你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在这教，但是别人说反对意见，学校和学生也都还是保留的。
采访者：所以现象学从20年代传入中国，到30年代为人所知，在80年代，在熊先生和他弟子的大力宣传下，在中国就慢慢地热起来，就是到今天也是比较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归功于我们北大的兼容并包的这种精神。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是说现象学在德国本土、欧洲已经不那么热了，也有人预测说现象学在中国也要面临这样一种下坡的趋势，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靳希平：恩，现象学在德国因为各种各样具体的原因，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热了。他们德国人自己说，第一是由于二战期间，胡塞尔被禁止教书，学生找不到工作；第二个原因是海德格尔自己参加了纳粹，政治影响不好，所以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思想本身，特别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个方法论，它潜在的在法国、美国各个国家，甚至在日本也存在。倒不是说作为一种时髦的理论，而是作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其影响很大。就是说你自己不应该受到那些理论的限制，应该自己亲身体验要研究的内容是什么，我想在这个方法论意义上的现象学一时半会恐怕不会消失。
采访者：因为现象学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中生根了，很多当代的学科都在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所以说它怎么都不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而慢慢地消失。
靳希平：对。如果你要坚持学术的良心，坚持西方的学术的基本精神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即便你自己不知道现象学，你就会陷入现象学的境地。现象学无非就是把代表西方学术的良心，代表西方理性主义的为真理而真理的这种态度作为一个特殊的方法论提出来。所以德国尽管是搞现象学的人不多，但很多人持的态度，我觉得也是现象学。而在法国呢，他们就是直接的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所以他们就主张在方法上是……列维纳斯也好，德里达也好，Marion也好，他现在也就跟我岁数差不多。甚至还有一些比我还年轻的哲学家，有好多人到了四五十岁，仍然坚持现象学这种基本态度。
采访者：就是说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是一种声声不息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在十月份的年会上，我们听到全国各地比较出名的学者做的关于现象学的报告，然后我发现他们大部分的报告都是关于胡塞尔的，而对于海德格尔的讨论却不是很多，那这是不是显示着现象学在中国的一种趋势：就是更多的偏向于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话就反而有点慢慢远了。
靳希平：应该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这种看法。海德格尔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研究，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过去像我刚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随便介绍一点，大家都觉得很新鲜。现在你再提出新的东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随着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人们会追问海德格尔的方法论，所以更多的回到了原初的现象学，特别是现象学的认识论，所以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海德格尔少了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德格尔跟我中国人思想比较接近，理解起来容易点，胡塞尔更有一点数学家的风格，读起来困难一些。大家都懂了，你再搞就没有意思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在英美以前他们是分析哲学传统占主导地位，而分析哲学话语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接近胡塞尔。所以美国现在尽管分析哲学占统治，但越来越多搞分析的人，借鉴胡塞尔，跟胡塞尔搞到一起。因为，现象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它本身也是独特的，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他经过现象学还原，从一开始就回到认识的基础以及被认识对象的基础。那么既然回到认识的基础，就要回到数学的基础，数学是靠理性认识来把握的，而不是靠我高兴，我悲伤这个来把握的。那么物理对象也是一样，所以他研究的是科学认知活动——它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所以就回到了人工智能，这些都跟自然科学有关。因此当代的英美国家，以科学为基础的所谓科学主义方向，分析哲学与胡塞尔走得最近，在各个领域，比如计算机编程、人工智能、大脑神经、神经病治疗等各个领域都和胡塞尔接轨。而对海德格尔呢，他们就根本就不搭理。另外，咱们中国的年轻人跟美国的联系越来越多，去德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自然而然地胡塞尔的问题就受到关注，这也是一个原因。
采访者：现在在中国，现象学是否正面临这样一种状态，即它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的关注度已经渐趋于“冷”，但是它的一些辩题，在其他的领域却会依然欣欣向荣。或者您觉得既然它的方法论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的话，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它仍然可以长久的？
靳希平：我觉得在具体的学科当中，特别是在认识论、认知科学当中，胡塞尔所开辟的那些方向，一直会对人们有影响。因为胡塞尔在做论证的时候，就像数学家算题一样，非常的细。这不是说，数学家解题，一定能得到最后的结果。有时候他解题的过程就能建立一门学科，就像黎曼这些人，他最终并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像黎曼是拓扑学的奠基人，他就一篇文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就一篇文章。而且像黎曼写那篇文章刚二十几岁，就建立了一门数学。所以在胡塞尔的工作当中，他就跟数学的工作风格非常的接近，他就是在算的过程中，也许没有结论，写大量的手稿，得出结论却很少。但是就是这个计算过程和分析过程，提问的过程也许对别人就有启发。所以我觉得胡塞尔的这些启发对于后人作为一个题目继续做是有很大的可能的。作为泛泛的方法呢，由于我们日常从事人文科学的这些工作者，往往是有一个理论框架在那里，所以现象学一直可以让你从这个框架中解脱出去，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也会有年轻人，你会看到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是非常繁复的，也许你觉得现在我很解放了，再仔细想想，我还是受到别的东西的束缚，你比如说受语言的束缚，受文化的束缚，各种各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总是能提供给你解放。
采访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现象学是非常崇高的，包罗万象的，它仍然是一门指导性的学科。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就如同刚才您举的例子，这些就足以说明哲学是其他科学之母。但是有时候您在课上提到说，哲学是不用知其然的，那么在中国现代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您是怎样看待学哲学的人呢？
靳希平：哲学本身是无用之学，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你自己没有用，对现实生活也没有用。对你人生的直接的积极的作用也很小。另外，对整个社会来说，它的用处也是长远的，所以冯先生说无用以至大用，它有大用，对整个人类文明有用，有解放的作用和推进科学的发展等等。但是它近期的发展看不到。你像我们经常说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活着的时候，人们没觉得有什么用，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古怪的人，当时有好多学校，人们一般都去练体操、铁饼，只有这么一个学校练思维，所以他也是一个学校似的。所以你看那个喜剧，讽刺苏格拉底，讽刺柏拉图，我们学的教材里，有的课文也举这个例子，说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办呢，说为了躲债，把他儿子送那去，儿子说我死也不去，他爸爸自己去了。所以整个公民都认为那简直是一波怪人。哲学总的来说，这个地位不会改变，要说有实际意义，就是有这么一小撮人类对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批判的态度，这种事不容易的。所以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就像雅斯贝尔斯，他自己是德国人，谁不喜欢德国富强。他不是这么认为，希特勒给每一个工人都找到了工作，之前是百分之六十的失业率，一上台就百分之九十九都有工作，生活有保障，有医疗保险，孩子也是无忧无虑。雅斯贝尔斯就没有从德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而是从哲学理论去反思。当然这和他妻子有关系，他妻子是犹太人，所以他一直保持清醒。很多哲学家都保持清醒，海德格尔是一个例外，海德格尔看到了他理想的实现。
采访者：那就是说哲学如果单单是作为现实之中的一种学科理论来说，有可能是一门无用之学。但实际上，很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已经运用了这种理论，事实上他们自己就已经是把哲学作为一种指导去做，哲学的这种作用是其他的学科无法比拟的。
靳希平：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方式，处理自然的活动，但是它的哲学前提是两千年以前就奠定的。经过文艺复兴、经过柏拉图主义者，经过开普勒这些，所以不是当时的哲学家直接能够给他提供奠基，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奠定下来的，使得其成为自然科学的基础。这里我说的有用性是一种非常间接的有用性，长远的有用性，不是说我做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几千年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突然里头某个成分在一千年以后有用。希腊人在那么大一个地方发明了一个什么思想，这就叫做柏拉图，全地球有多大，有这么多人，就海淀这么一个个别人发现了。后来在两千年以后，居然被十字军远征给捞回来了，然后成为了占主流的自然世界观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有自己的思想，将来对整个人类发展是有益处的，这一点是有用的，所以冯友兰说哲学是无用而有大用。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如果要说天人合一，对人和天的发展，它是会有积极意义的。但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充当那个土壤，可是没有这个土壤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是说对于做哲学工作的人来说，哲学它在现实生活，是没有直接的用处，特别是对过去的哲学家，过去的真正的哲学家，不用靠教哲学领钱，休谟、培根、洛克，洛克就是靠给别人治治病，把大臣总理治好了，总理让他当秘书，靠那个挣钱。他做哲学研究，偷偷的，一开始都不敢公开发表，他觉得发表有危险。笛卡尔也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前途，整个人类的利益考虑才做哲学的，自己就觉得跟神一样，要超然，当然有时候也要回到现实。亚里士多德也说了，不能太超然了，高处不胜寒，有时候得下来暖和一会儿，是吧。考虑挣钱、交朋友、成家、立业，这些都是现实的。但是你总是有一部分时间，知道我们最高的追求是什么，那是真正的哲学。而且把哲学列为大学里要教的东西，而且给他们发工资，这完全是很晚近的事，而且始于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全人类的智慧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宁可花点冤枉钱，也许里头有点用呢。
采访者：那我们这一批学哲学的人，今天就把您说的这个有用和无用的解释作为我们学习的动力。那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他们自己还是有志于做哲学的研究，还想继续在哲学方面深造。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同学，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你觉得他们如果要去留学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留学期间会遇到哪些挑战，您可以大概说一下吗？
靳希平：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在浙江大学教书。他原来考我的硕士，我问他说，你家有钱没钱，他说还可以吧。我说你要有钱，你就不要在我这耽误时间了，你让你爸妈给你弄上五万马克，你就去德国。如果你没钱，那也没办法，我也没那么多钱伺候您，你就和我先混两年，然后有了文凭再出去。后来他父亲真的有钱，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不住学校宿舍，他在外边租房子，后来他在我这学了一个学期啊，然后联系需要一点时间，他就去德国学习了，现在已经学成了。所以要学习真正的西方哲学，有条件的尽量出国，尽量早出国，越早越好。因为我们毕竟是文革之后才开始研究西方哲学，西方研究哲学断断续续，尽管受中世纪的影响，但也有一千五百年，两千年的历史，就是文艺复兴以后，也已经是五六百年了。所以要想学，就跟唐僧取经一样，要到印度去取经。现在我们的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的资助和条件都比德国的要优厚得多，它提供各种各样留学的机会，但是主要是支持博士。所以有条件就出去，没条件呢在国内，这也是现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那就学好外语是第一件事，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尽管枯燥，但是学好德语，学好英语是第一的。学点法语，甚至学习法语之前学点希腊语，先把语言的基础打得好好地。这个建议我二十多年前就给系里提过，我说我们西方哲学、外国哲学，是带“外”字的，我们应该是按照外语学院的要求，头两年教他们外语，可惜没有人听。我是从两个方面说，从理论上，学外国哲学就是头两年跟外语学院的一样，让他们外语学好一些，然后在教外语的同时教理论。古典语言也是必须学的，另外从实用的角度，万一哲学学不好，他可以靠外语找饭吃。你光教他唯物唯心有什么用，这样的话我们哲学系的就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上面教育部不听，学校也不听。所以学外语是第一的，也是第二的，也是第三的。所以学习西方哲学作为中国人来说，首先要把外语突破，不突破你总是隔膜着一层，学的外语越好，你才对哲学有真的感觉，你对中国哲学发展才有真贡献。
采访者：那除了外语学习之外，想去留学的同学应该还有哪些准备呢？
靳希平：除了外语之外，那就是读原典了，有翻译的用英语，或者是逐渐的用原文，实在没有条件的话，用中文翻译也可以，但要熟悉一下原典。另外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从甲骨文开始，学一点，认一点字。咱们中国现在的学生，就是不太认识中国自己的字，甲骨文认不出来，所以你对中国自己的字理解不深刻。所以从这出发，为你们将来外国哲学学的比较深入之后，怎么样把这个消化为中国的哲学做好准备。就是自己心里要知道，我真正要懂得中国哲学，必须从甲骨、经文、大篆、小篆开始。还有音韵，有条件你去中文系旁听他们的音韵，没有人教你读，你自己学不来的。甲骨还可以，因为现在工具书越来越多了，但是音韵、注疏什么的，你像胡适之所以能写出第一本中国哲学史，那个考据注疏从小就受过训练，有私塾的保证，冯先生也是一样。尽管是这样，中文系的人还说，我们哲学系的人，就说冯友兰，连字儿都不认识还写思想史。这就说明它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在两头都需要对语言有一个很深的功夫，这是个入口。而思想本身，有了语言就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有一门语言就有一个新的世界，就好比一张纸的两面。但是他们领导不听我的，但是你们还是应该学语言，翻译的著作作为知识可以了解，你语言进去之后你才知道思想是怎么工作的。
采访者：那出国之后，到国外去读博士或是硕士的话，在那边一般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靳希平：一般问题主要是语言关，在德国就是听力不够，也许读可能能读一点，你德文听不懂是很困难的，所以第一年都有一个适应。所以学习听力是出国的一个先决条件，特别是搞思想、哲学，关键是看课堂上老师怎么教的，老师怎么解读的，对你最大的启发，可你要是听不懂，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他们有时候问我怎么学好哲学，我说先把德语听懂了。英语现在没有问题，因为英语跟中文比较接近，法语和德语比较困难，法语吃掉了太多，写出来一大串，读起来，嗯嗯嗯都给跳过去了，德语就是那个动词结构，甩在后边啊，可分动词啊，很困难的。
采访者：那会不会对现在学哲学的人也是同样的建议就是，哪怕你不出去留学的，你现在也要做好语言的基础？
靳希平：对于一般的本科生来说，首先要学好两门外语，英语要没有问题，然后在学一门法语，学一门德语，将来就是不搞哲学，你去找工作，都很少有这么牛的年轻人。
采访者：除了语言之外，对现在学哲学的同学，您还有哪些期待呢？
靳希平：期待就是多读一些原著吧，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学习其他的学科，还有好好地生活下去，该玩的玩啊，该踢球的踢球啊，打架就不要了，不要像我。
采访者：那您对哪些即将攻读完博士或者是在国外的博士，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靳希平：在国外的，希望他们回来。在国内的，希望他们早点出去。如果他没有出过国，他的眼界的局限性太大了，从西方学说，哪怕从马克思学说的角度，他的局限性太大了。你哪怕在国外短期的呆一年半年都会是很重要的，我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你在国外的时候，你随便往那里一呆，你谈话，思维气氛就不一样，没有这个气氛，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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