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媒体对大哲学家帕菲特去世反应冷淡？
德里克·帕菲特
德里克·帕菲特 （Derek Parfit，1942年12月11日—2017年1月1日）是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探究方向为人格同一性、理性、伦理等课题。
德里克·帕菲特在1984年的著述《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在世界学术界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被媒体广泛引用，也被不少高等学府推荐给大众。他所有的研究大部分都于英国牛津大学完成，现今也依然是该校的高等级研究员。他同时亦是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客座教授。
德里克·帕菲特在讲台上
2017年1月1日，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去世。作为当今最顶级的思想家之一，除了寥寥几字讣闻，他的去世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帕菲特的冷遇和第二天去世的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所受到的热切关注形成惊人对比。
德里克·帕菲特
作为今天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帕菲特的去世所引起的主流媒体关注为何与他的学术地位相形见绌？BBC《声音》、《今夜秀》等节目曾见证了顶级哲学家在主流媒体上的黄金时代，这些节目播出过哲学家们的辩论。日前，制作人大卫·赫尔曼在《新政治家》杂志撰文，从帕菲特去世遇冷这一现象出发分析为何学院哲学家们如今受到主流媒体的冷落。
1960年代后，电视把顶级哲学家请进客厅
帕菲特是杰出的哲学家。然而，除了哲学圈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或许更耐人寻味的是，有多少人能报出哪怕一个英国学院派哲学家的名字？
哲学家并非一直都受到媒体冷落。1997年11月，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去世，BBC第二频道连续两天播出长达一小时的纪念节目，《纽约时报》在头版大篇幅纪念，他的纪念活动在三个国家举行。不到二十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院派哲学已经丧失了在主流英国文化中的位置了吗？如果是的话，谁该为此负责？是学院哲学家们自己的过错，抑或是媒体？或者说英国文化发生着其它的变化？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那是英国学院哲学在主流文化中的黄金岁月。那些年里，顶级哲学家积极介入公共事物，主持社会事务委员会。比如哲学家玛丽·沃纳克主持人工生殖和胚胎官方委员会，她的报告导致了人工生殖和胚胎法案1990的通过。再比如伯纳德·威廉斯曾先后服务于有关公共学校、娱乐性的药物滥用、赌博、肥胖、电影审查、社会正义等议题的皇家委员会。
以赛亚·伯林
1960年代以降，电视把顶尖哲学家请进了我们的客厅。1978年，BBC播出了15期顶级哲学家的访谈节目《思想家》，布莱恩·马吉访谈了伯林、艾耶尔、乔姆斯基等哲学家。1987年，英国广播公司又播出了一个15集的哲学专题《伟大的哲学家》，布莱恩·马吉与著名当代思想家们畅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维特根斯坦的伟大哲学家。
BBC第四频道的《声音》（Voices）栏目播出了1980年代初的哲学辩论。在6期节目里，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侃侃而谈，从人工智能一直谈到法国理论。1990年代，BBC第二频道的《深夜秀》（ The Late Show）栏目经常讨论伯林和福柯，纪念卡尔·波普尔，维特根斯坦传记作者、哲学家雷·蒙克、哲学家玛丽·米奇利经常在节目里担任嘉宾。
今天，这样的景象仿佛已是陈年往事。按照新近出版的《哲学家担当世界》（Philosophers Take on the World）的主编大卫·埃德蒙德说法，“现在如果你让谁去和艾尔弗雷德·艾耶尔这样的人做一个45分钟的访谈，不加音效，没有剪辑，这简直无法想象。”
当然你还可以听到梅尔文·布莱格的《我们的时代》，在20多年时间里探讨从语言和心灵到逻辑到伊拉斯谟到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你也可以听到迈克尔·桑德尔的《公共哲学家》节目，但这些都仅限于四台。或阿兰·德波顿的节目《哲学：幸福指南》。除此之外，哲学已经从主流电视中消失。
大卫·艾德蒙认为这部分代表着“大众的遵从心理的终结。过去，那些像伯林这样的大人物告诉你应该怎样思考。如今许多人对专家不再信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民主化。我们认为比四十年前更有权表达自己。这些伟大人物所占据的位置已经失落了，不论这是好是坏。”
艾尔弗雷德·艾耶尔 图片来源于 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PortraitGallery）
哲学科系越来越壮大，但哲学越来越专业化、窄化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哲学家和电视的关系，还有与出版业的关系。1970年，Fontana出版社出版了《现代大师》系列，思想家和文化人士的入门读物，由当时的著名哲学家担任作者，艾耶尔写罗素，理查德·沃林写弗洛伊德，大卫·皮尔斯写维特根斯坦。1990年代，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写伯林的传记，雷·蒙克写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传记，本·罗杰斯写艾耶尔的传记，这些作品都受到好评。
今天，按照雷·蒙克的说法，情况迥异。“由于英国大学的科研评估机制，哲学著作越来越少出版了。”学者们宁愿生产期刊论文，而不愿花费数年去写一本传记。“学者们已经不靠著作获得名声，而是通过文章，而这导致每一个学科的日益专业化，包括哲学。”
蒙克曾毕十年之功撰写罗素传记，他无暇一心两用再为期刊写文章。他认为，在1950年代，重要的是大人物的名字，而今天的哲学讨论则更议题导向，“一辆出轨电车会让五人丧生，如果你推一下操作杆，只有一人会死。你会怎么做？”
约翰·格雷
“过去，出版商会出查德·艾尔曼写乔伊斯、王尔德的传记。今天出版商对这样的书兴趣寥寥，因为出版业不景气。另一方面，大学需要期刊论文，而非传记。”结果是，今天最成功的哲学作者不是学院内的，而是自由作家，如阿兰·德波顿、约翰·格雷。
那么新闻业呢？蒙克也表示悲观。“新闻业大错特错。媒体对帕菲特的去世表现出来的冷淡与其说让我们了解到哲学现状，不如说了解到了新闻业的现状。”随着新闻业对广告汲汲以求，关于学院哲学的文章不会为它们带来利润。
相比之下，学院里的哲学学科却方兴未艾。当蒙克于1992年执教于南安普顿大学时，系里只有9名教员。如今，有将近20位。他说，“来读哲学的学生比以往时候都多”。在牛津，哲学系有180多位教职员工。
约翰·格雷更批判。“今天没有知性的大众读者会追学院派哲学了。”他指出巨大的变迁使得哲学这一学科的地位发生变化。首先，二战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二战，像伯林、汉普夏尔和哈特这样的哲学家对这个世界有大的经验，使他们作出困难的抉择，这给了他们伯林所说的’现实感’。”汉普夏尔曾经审讯过纳粹战犯，哈特曾就职于布莱切利园（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进行密码解读的主要地方）。“相较于后世哲学家，他们与道德和政治的现实距离更近。”
第二，“学术的社会位置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学院派哲学家。上一代人和世界顶尖的文化和政治领导人有交往，那个时代过去了。学术成为了边缘。”
这也和格雷说的第三点相关：“学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学者们的写作只是小圈子内部自娱自乐，而不是面向大众读者。比如，今天的学院派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为零。”而在1980年代，据说撒切尔对波普尔、哈耶克、奥克肖特感兴趣。“我怀疑，今天的政治人物能否报出一两个顶级哲学家的名字。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埃德蒙也认为这一学科正在窄化。“今天的哲学家们往往专于某个特定领域的哲学。而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和艾耶尔当年却妄图改写整个哲学。今天的哲学家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
约翰·塞尔
主流媒体放弃哲学家，社交媒体崛起
然而，尽管主流媒体可能已经放弃了哲学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社交媒体。埃德蒙运营着一个叫Philosophy Bites的播客，自开播以来，累计三千万下载量。英国广播公司可能不会重播伯林的访谈，但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当然还有推特。阿兰·德波顿在推特上有六十多万粉丝。
自从1997年出版《拥抱似水年华》以来，德波顿出版了《旅行的艺术》、《幸福的建筑》等著作，录制了电视纪录片《完美之家》、《身份的焦虑》。而与此同时，我们与帕菲特的伟大著作《理与人》渐行渐远。
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就不存在危机。哲学系势头蓬勃，即便电视已经不在播出哲学辩论，BBC4台还在播，网上可以找到古往今来的任何一种哲学，出版商们依然在出版某个门类的哲学书。如果你是个文化悲观论者，景象就不同了。战后，我们看到最伟大的哲学家们谈论最迷人的思想。他们想要触及广大的受众，怀着激情谈论最根本的问题。在今天的主流媒体上看不到当代最优秀的思想家谈论最迫切的问题，这无疑是莫大的损失。
帕菲特去世遭遇的冷落是我们的大学、媒体和更大的文化发生的变迁的一个症候。结果是，边界的把关人们发生了变化了。曾经，BBC的大佬和报业决定谁是重要的哲学家，什么样的问题是重要。如今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是如果你对帕菲特感兴趣，你可以去图书馆，去书店，上网去看这些辩论：你自己成为把关人。
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