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来自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2011年，王炳文、张金言 译
法国现象学最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它与存在主义紧密的联系（如果不是符合的话），相比之下，在德国这两种思潮是分离的，甚至是对抗的。因此，这里似乎是扼要说明并讨论这两种运动之间整个关系的适当地方。
即使是存在主义这个用语也需要在这里作简短评论，因为直到1944年，即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一年以后，存在主义这个称号才被他和当时这个称号的其他拥护者以及马塞尔（虽然他只是暂时地）正式接受。在这之前，这个词从20年代后期只是偶尔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出现（已知的最早出现），而且通常主要是在这种新思维方式的反对者中间使用的。被认为是这个词的首创者的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一贯拒绝使用这个词，相反，雅斯贝尔斯只谈论实存哲学(Exsitenzphilosophie),海德格尔则谈论实存分析(Existeziale Analystik) 或 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
但是即使是在这些不同的称号下，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思想在德国也没有溶在一起。雅斯贝尔斯的情况特别是这样，他对于观象学感兴趣并且使用现象学仅限于他的精神病理学，在那里他赋予对病理现象的移情的描述以主要作用，但是当谈到现象学哲学，他在胡塞尔发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以后，便划了一条明确的不可改变的界限。因为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科学的哲学这种思想在用语上就是矛盾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反叛，采用这种思想的现象学也是如此。另外，雅斯贝尔斯对于胡塞尔早期反对德国思辨哲学，特别是反对谢林，感到不满，这是在1913年应胡塞尔的要求所进行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显露出来的。
因此当雅斯贝尔斯（他在同一年开始了解基尔凯郭尔的著作）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实存哲学时，他便将它与现象学严格区分开，这特别适用于他阐明实存（Exsitenzerhellung)的方法，这种方法不管有什么实证的特征和优点，确实是与单纯的描述和寻求对本质的直观相对立的，相反，雅斯贝尔斯要求他的读者在试图“理解”实存时要以基尔凯郭尔式的跳跃超越（transzendieren）他们纯粹经验的存在。这种目标同时表明，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实存”这个词代表一种可能性，它在具体个体中决不是永远实在的，它的实际出现永远也不能客观地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偏离了基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对这个难以捉摸的词的用法。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看到的，海德格尔对于实存的哲学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指示对象（Dasein），而且它还寻求一种非常不同的目标，即确定实存的范畴（基础本体论），以便发现达到一般本体论的手段；海德格尔所关心的不是实存，而是要知道有关人的存在的一个确定方面，即它对于存在（Being)的理解，这并不排除实存的分析和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实存的阐明之间实际上有某些重合，但是，至少在《存在与时间》阶段上，海德格尔坚决主张他的实存的分析是现象学。他甚至认为它是在胡塞尔意义上的科学，尽管解释学包含有对于胡塞尔所理解的现象学科学的重大修改。但是当胡塞尔开始指责海德格尔的哲学以及其他实存哲学家时，当海德格尔本人停止谈论现象学时，这种残留的联系就结束了，从那以后，在德国，现象学与实存哲学就是两个彼此不同的流派，在这两个流派的竞争中，现象学是失败者。
鉴于有这样一些事实，这两种运动在法国如何竟能成为实际上同义的呢？首要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即按照法国人的看法，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好象是彼此合作的，特别是在海德格尔引人注目地继承了胡塞尔在弗赖堡的讲席以后。而另一方面，法国人对于这两人在那以后不久关系破裂的严重程度缺乏充分了解，此外，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只包含他对于人的实存的本体论解释）是在现象学年鉴上发表的，海德格尔著作的一些早期译本是由老资格现象学家加科瓦雷介绍的，它们主要是由对实存题目的论述而产生影响的。因此这样一种观点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即认为海德格尔的实存哲学是原来的现象学运动的逻辑发展和完成，将海德格尔的Dasein翻译为人的实在性（realit humaine）赋予这种存在主义一种明确的人类学的性质。
当萨特的一些有独创性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种局面便确定了下来，并且产生了新的情况。确实，萨特本人也许比大多数其他法国现象学研究者更了解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这种分歧，因为也可能是第一个看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并没有使胡塞尔哲学过时的哲学家。但是，特别是在《存在与虚无》阶段，萨特最终感兴趣的很显然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尽管他试图主要是按照他所解释的现象学描述方法来论述这些问题。因此萨特在发表他的《试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以后不久就采用“存在主义”这个词作为他整个研究的综合名称，这就意味着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至少就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法国现象学家而言是这样的，然而教皇通谕《人类》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存在主义，以及马塞尔拒绝存在主义这个标签而对现象学却不进行相似的谴责，很可能导致了一种新的演变，特别是因为对于现象学的兴趣在法国天主教界似乎并没有被减弱。
这里不是讨论存在主义整体上的优点与缺点的地方，事实上，通常笼统的称赞与谴责，由于都假定存在着一种存在主义运动而是不妥当的。所谓存在主义运动的存在比起现象学运动的存在来更令人怀疑，存在主义者（不论是得到承认的还是没有得到承认的）所有的共同之处只不过是他们都受惠于基尔凯郭尔，而基尔凯郭尔本人并没有要开创一个学派或运动的抱负。另外他们仅有的联系就是“实存”这个不可思议的词，经过对一些“存在主义者”仔细比较研究后表明，这个词的意义原来就是一些歧义的发源地，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在这个引起误解的名称后边有更深刻的共同关心的东西，但是揭示这种共同关心的东西并不是我当前的任务。
在当前场合唯一值得提出的问题就是，存在主义思潮为现象学的事业做了哪些事情？如果他们只想为现象学的观象领域补充一个或几个主题，那只能受到欢迎。此外，某些存在主义主题就其本身而言确实具有深刻的含义，但不幸的是，强调这些主题是以损害“非实在的”现象为条件的，以致使人们产生一种忧虑，即现象学会产生一种只专注于“实存”的倾向。因此，存在主义引人注目的成功和某些可疑的宣传一起，给现象学带来一些更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它干扰了胡塞尔现象学要赋予哲学以更多科学严格性这样个基本目标。因为许多现象学存在主义者的著作或多或少都表露出对科学的观念及其历史示例的公开敌意，有的时候，如在梅洛·庞蒂那里，这些反对科学的论述实际上引起了误解，因为它们只是针对关于科学的客观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解释，其结果常常造成种闪烁其辞，模棱两可和故弄玄虚的风格。另一方面，现象学存在主义者常常担任一种先知先觉的角色，这种装腔作势损害了坚韧探索的啃神，而这种精神是现象学原来特有的精神气质。
更为特殊的是，描述任务常常是很轻率很肤浅地实行的，许多重要现象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类关心经常是对少数匆忙挑选出来作为广泛而可疑的概括的根据的少数现象给以各式各样的阐明。解释学的解释立刻就被引入，而这种解释很少考虑到现象尽可能多的不同意义。这种解释常常与一些野心勃勃的本体论的和形而上学的计划有关，这种随心所欲地从实存现象跳跃到对整个存在的解释常常使更富有批判精神的读者不知所措。
在介绍具体实例之前指出这些局限性，听上去可能像是另外一种根据不足的概括，这种概括不能公正地对待真正现象学存在主义有根据的著作和潜在可能性。但这不是我的意图。部分地是这种新现象学某些最有独创性的著作所引起的失望，使我提出这些保留和忧虑。
胡塞尔最令人感动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坚持要求就基础进行自我牺牲的、坚韧持久的研究工作，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尚未能达到有关生活的，或如他自己最后所称的“实存”的真正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由于一些在现代环境中能够得到充分辩解的理由，现象学常常是没有充分准备就仓促处理这样一些问题。存在主义现象学就是一个过早地推进到一些充满希望又布满陷阱的领域的最好例子。这并不是说，它的全部事业都是徒劳的。但是要拯救存在主义和它的现象学，并且使它们从它们过早的“参与”中撤离出来，就要求有更多的自我约束。幸好有足够的迹象显示，现象学彻底性的传统精神尚未消失，法国现象学有能力改进它的先驱者所完成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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