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大理性主义

本文节选自梅洛·庞蒂《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姜志辉 译。

应该把人们讲授的或人们在1900年讨论的理性主义叫做“小理性主义”。它是科学对存在（Etre）作出的一种解释。它假定已经在事物中完成，实际科学将在其完成之日到达的一门绝对科学，一旦任何合理的问题有了答案，绝对科学就不再给我们留下任何有待提出的问题。我们难以重新体验这种极类似的思想状态。然而事实是人们期待精神把“整个实现”放入一个关系网中，从此以后如同处于满足状态那样处于休息状态中，或只需从确定的知识中得出结论，只需应用同样的原则来防备不可预料事件的最后突然出现的时刻。

在我们看来，这种“理性主义”充满了神话：大致处于准则和事实之间的自然规律的神话，人们认为这个盲目的世界就是按照自然规律构成的；作为关系的认识的科学解释神话，甚至能延伸到一切可观察事物，有一天能把世界的存在变成一个恒等的命题。除此之外，还有在科学范围内，例如围绕生和死的概念产生的所有附属神话。是人们以兴奋或焦虑的心情问人是否能在实验室创造生命的时候了，是理性主义的演说家乐意谈论他们自以为在死之后“重返”——就像人们重返一种超感觉生活——的“虚无”，另一种更平静的生命环境的时候了。

但是人们不想对一种神话作出让步。人们以为以理性的名义在谈论。理性混同于条件或原因的认识：只要一种条件作用被发现，人们就以为问题不复存在，以为解决了本质问题和起源的问题，使事实服从其原因。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问题只是在于了解世界是不是服从于一个惟一的“发生公理”的一个惟一的大过程，在事后只需再现其神秘的表达方式，或了解在生命出现的时候是否有人们能把精神的对立力量置于其中的空隙和中断决。定论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形而上学意义的一次失败，而形而上学的胜利则要求“科学的失败”。

之所以这种理性主义在我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是因为它是被弯曲的和难以认识的一份遗产，是因为我们关注逐渐造就它的传统。这是一种大理性主义，即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化石，尽管它具有一种有活力的本体论，但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消亡，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中只剩下了一些外部形式。

十七世纪是自然认识和形而上学以为找到一个共同基础的幸运时代，十七世纪建立了自然科学，但没有把本体论的准则当作科学的对象，十七世纪承认有一种哲学悬于科学之上，但不是科学的一个敌人。科学的对象是存在（Etre）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次；科学的对象已恰当地得到解释，也许正是通过科学的对象，我们才学会认识理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不会在科学的对象中们耗竭。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以不同的方式在因果关系下面认识到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是因果关系的基础，而不是取消因果关系。在外部存在（Etre）方面，存在（Etre）不是完全被遏制或抑制，也有主体或灵魂的存在，主体的观念的存在，观念之间的关系，真理的内在关系，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一样大，更确切地说，它包含了另一个世界，因为不管外部事实的联系如何紧密，一个世界也不能对另一个世界作出最后的解释；它们一起分享它们的联系表现出的一个“内部世界”。然而，十七世纪的哲学，不断提出当一种科学主义的本体论无批判地处在作为一般环境的外部存在中时所取消的所有问题。如何才能理解精神作用于身体，身体作用于精神，身体作用于身体，精神作用于另一个精神或作用于本身，因为最终说来，不管在我们之中和在我们之外的特殊物体的联系如何紧密，没有一个物体在所有方面都是来自于它的东西的充分原因？整体的一致来自何处？每一个笛尔主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设想整体的一致，但是，在所有的笛卡尔主义者看来，存在和外部关系在其深层次前提的一种检查中呈现出来。哲学不会被它窒息，也不会为了让出位置而被迫怀疑其可靠性。

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这种不寻常的一致只有通过一种肯定的无限，或无限的有才是可能的（因为任何对某种无限的限制都是一种否定的开端）。正是在无限中，部分之外部分的物体的实际存在和我们思考的连续的和无限的广延性能相互联系或连接在一起。如果在存在（Etre）的中心和核心有一个无限的无限，那么任何部分的存在都必须直接地或间接地以此为前提，并实际地或完全地被包含在其中。我们从与存在（Etre）的关系中得到的一切必须同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首先有把我们引向无限，因而不能被无限重新检查的我们的真理观念，然后有感官给予我们的关于存在物体的所有明确和含糊的概念。即使这两种认识可能截然不同，它们也应该有一个惟一的起源，不连续的，不完全的和局部的感性世界应该最终通过我们的身体结构——构成可理解空间的内在关系的特例——被理解。

因此，肯定的无限概念是大理性主义的秘密，大理性主义能继续存在下去是因为这个概念仍然有效。笛卡尔一度看到一种否定的思想的可能性。他把精神描述为不是一种微小的物质，不是一种气息，也不是存在着的物体的一种存在，而是在缺少肯定的确实性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的一种存在，他已经看出这种做和不做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没有程度的差别，是在人之中和在上帝之中的无限和否定的无限，因为在做和不做的一种自由中，肯定只能是否定之否定。因此，笛卡尔比笛卡尔主义者更具有现代思想，他预感到主体性和否定的哲学。但是在他那里，这只是一个开端，当他最终认为无限概念本身先于有限概念，任何否定的思想是在这种理性中的一个影子时，他义无反顾地超越了否定性，不管笛卡尔主义者间的分歧在其他方面有多大，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是观点一致的。

马勒伯朗士多次重申，虚无“没有性质”或“不是可见的”，所以对于这种虚无，没有可说的东西，莱布尼茨问:为什么“有某物而不是虚无”，他曾经提出相对于存在（Etre）而言的虚无，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在存在（Etre）方面的后退，这种对可能的虚无的回忆是一种用归谬法的论证；这只不过是为显示存在（Etre）通过本身的最高产生所必衡的背景，最小阴影。最后作为斯宾诺莎的否定，后来在一种否定的决定性力量的意义中被理解的规定性，  在斯宾诺莎那里只不过是指出被决定物体内在于与自身同一和肯定的实体的一种方式。

之后，人们没有发现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这种一致，超越科学但不取消科学，限制形而上学但不排斥形而上学的这种自如。甚至那些自称和真正是笛卡尔主义者的我们的同时代人也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功能给予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恢复十七世纪的平衡。笛卡尔说，上帝是我们设想出来的不是被理解的，这个“不”表示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丧失和一种缺乏。现代笛卡尔主义者说：无限是不在，也是在，使否定和作为目击者的人进入上帝的定义。莱昂·布伦施维奇承认斯宾诺莎的一切，除了《伦理学》的排列顺序：他说，第一卷不是在第五卷的前面；应该以循环的方式阅读《伦理学》，上帝必须以人为前提，同样，人必须以上帝为前提。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肯定是通过这种方式从笛卡尔主义中得到“其真理”。然而这是他本人不拥有的一种真理。有一种根据无限进行思考的单纯方式这种方式产生了大理性主义，但无任何东西能使我们重新发现这种方式。

但愿人们没有在这些词语中看到怀旧的成分，即使算不上精神世界已分裂，是对同一个人能不妥协和不做作地献身于哲学和科学（如果他愿意的话，献身于神学）的一个时代的无力的怀旧。但是，这种内心宁静，这种共有，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人们仍然在三条路的入口处。使我们疏远十七世纪分离的原因，不是一种衰落，而是意识和体验的一种进步。以后的世纪证实：我们的明显的思想和存在的世界的一致不是很直接的；这种一致并非没有要求；我们的明证不能自诩会对后来知识的发展产生影响；结论回到“原则”；我们应该准备重新制定我们能以为“基本的”概念在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到属性的过程中，真理不是通过合成获得的；我们现在不能以后也不可能处于物理的和数学的存在的中心；在探索中应该从外面检查物理的和数学的存在，以间接的方法研究它们，像询问人那样询问它们。在内部的明证中把握一种无限的知性得以设想域正在设想世界的原则的信念本身已经肯定了笛卡尔主义者的事业，长期以来已被笛卡尔科学的进步证实的这个信念不再是知识的一个刺激和成为一种新经院哲学的威胁的时候已经来到。于是，应该重新考虑这些原则，使它们回到“理想化”之中，只要它们能激发研究，就能得到证实，如果它们无益于研究，就将失去资格；学会根据康德可能会说不是一个谓项的这种存在来衡量我们的思想，为超越笛卡尔主义而追溯笛卡尔主义的起源，重新发现这种创造性活动的寓意，这种活动用笛卡尔主义开辟了个漫长的富有成果的思想时期，但在继承者的假笛卡尔主义中耗尽了它的力量，从此以后，需要重新开始。应该学习知识的历史性，知识得以抛弃和保全其以前的表达方式，把它们当作特例纳入一种更广泛和更普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思想中的这种奇特的演变。不管在科学中，还是在哲学中，在文学中，还是在艺术中，这种即兴的或临时的态度，这种有点惊恐的现代研究的态度，就是为获得对我们与存在（Etre）的关系一种更成成熟的意识应付出的代价。

十七世纪相信科学与形而上学，与宗教的直接一致。正是因为这一点，十七世纪与我们相去甚远。自五十年以来，形而上学思想在世界的物理——数学关系之外寻找它的道路，它对科学的作用看来是使我们对科学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非关系的本质”发生兴趣。在形而上学思想的生命力中，宗教思想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使宗教思想与“无神论”形而上学既协调，又对立。当今的无神论不像1900年的无神论，试图解释“没有上帝”的世界：而是以为世界是不可解释的，在它看来，1900年的理性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如果笛卡尔主义者重新回到我们中间，那么他们将在三个方面惊奇地发现哲学最偏爱的主题是世界的基本偶然性，神学最偏爱的主题也是世界的基本偶然性，同时，哲学和神学是对立的。我们的哲学处境正好与大理性主义的处境相反。

不过，在我们看来，理性主义仍然是伟大的，它就在我们的旁边，它是走向抛弃它的各种哲学的必要中间阶段，因为这些哲学以使之获得生命的同样要求的名义抛弃它。理性主义在创造自然科学的同时，也证明了自然科学不是存在的尺度，并把本体论问题的意识推向其顶点。因此，理性主义并没有过时，同理性主义一样，我们也不想限制或贬低科学的首创精神，而是力图把科学当作意向系统放在我们与存在（Etre）的关系的整个领域中，之所以向绝对无限的转变在我们看来不是解决办法，只是因为我们更彻底地重新担负起这个无畏的世纪以为永远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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