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 | 哲人的国家责任
哲学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相对性与真理的对话。如果它因为支持某个极端而中止对话，它也就否认了它自己。两方具有相互矛盾的连带性，是思考的人的特点。它拒绝牺牲其中任何一方，也就是在忠于自身及忠于其社会责任。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本文摘自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本书汇集了雷蒙•阿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两种历史：一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另一种则是我们思索的历史。作者旨在清楚地说明有关历史知识的诸多问题，与有关历史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之间有何联系，试图通过参照当下时代的主要特征，来理解我们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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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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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首先要对哲学负责。他越好地服务于哲学与真理，也就是在越好地为城邦服务。当前的形势同样容易在哲人所担当的各种责任之间制造矛盾。
热爱理念或者放眼未来遥远的整体性的哲人，不可以赋予自己共同体的特殊律法以无条件的价值，听信于不思考的人天真地给予他们的、狂热者想要让他们认可的价值。甚至当哲人教导人们遵守人为法的时候，他往往把这种服从建立在一些很容易就被认为是不恭敬的论证之上。苏格拉底被他的敌人们当成是诡辩家，被指控腐蚀传统、减弱了习俗的权威性。
我们能够轻易地想象出缺乏尊重的服从甚至就不会有出路的形势。哲人难道应该在专权横行、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它意味着至少在形式上的普遍性）已经消失的时候教导人们服从法律？决定屈服还是反叛本身是不能仅仅用哲学来批判的。在刽子手的门上刻下“最卑劣的野蛮人”（ultimi barbarorum）的哲学家是英勇的。而如果他继续他的沉思默想，孤身一人，对于尘世喧嚣不闻不问，他是不大会背叛的。
当代的哲人之所以觉得自己对于城邦比别人负有更多的责任，是因为各种事件似乎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命运，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对于超验的信仰之后，把公平地组织共同体当作终极目标。同样，他想要在做哲人的同时是一位技师，常倾向于在普遍真理当中创设一些谨慎的建议。它们也许应景，但肯定也易于引发争议。他有时容易将手段与目的、特殊性与整体性相混淆，不能对历史性与普遍性、同一时一刻联系在一起的制度与人们可以设想但不可具体预见的终极社会明辨秋毫。
哲学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相对性与真理的对话。如果它因为支持某个极端而中止对话，它也就否认了它自己。两方具有相互矛盾的连带性，是思考的人的特点。它拒绝牺牲其中任何一方，也就是在忠于自身及忠于其社会责任。
我们还要知道的便是，社会本身是否会容忍从不完全服从的哲人。或者进一步说，既然已经确定了哲人能够且应当对集体担起的责任，我们怎能不探究一下集体想要加诸哲人的那些责任呢？当代最为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就是存在这样一些制度，不满足于大众被动或者冷漠的服从。这些制度想要受所有人，甚至是有十足理由厌恶它们的人所爱戴、敬佩、热爱。在上个世纪，当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德意志帝国兼并，这两省的代表庄严地反对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暴行。在本世纪，兼并的受害者们歌颂慈悲的行动，99.9%的选民用选票认可暴力。暴君在众人心中越受憎恨，就越会被那些谋害他的人所神化。政治权力要求哲人做的，不再仅仅是服从，而且还要为服从作论证。
有些反射论者断言有效地操纵反射可以清除信仰的等同物。观念学者将会提供一套心智体系，供人们灌输给异端和不信者。哲人本身不可侵犯的部分受到了威胁：他成了一种技术的工具，而他自认为是一切技巧的主人，因为是由他决定技巧价值和目的。
如同在宗教迫害的时代，哲人在沉默或者伪装中寻找避难所。什么也不说却又能够蔑视权力的对策并不总是存在。如果被迫讲话，他会在良心中保留一部分属于他的自由的秘密。他是否会因为言语上向权力妥协而有丧失自己的正直的危险呢？我认为归根结底，精神是暴君鞭长莫及的，即使他装备有科学工具。如果说哲人本质上是寻求真理、抵制束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哲人虽然受到了数倍于以往的威胁，但也从未被完全打败过。
不论他冥想世界或者投身行动，不论他教导人们服从法律还是尊重真实的价值观，不论他激发反叛还是激励坚持不懈的改革努力，哲人通过与他所选择的党派分担风险而非幻觉，同时在城邦内外践履他的地位所要求的职能。当他也有了观念学者的狂热或者怀疑，当他也赞同神学法官的宗教法庭时，他也就不再配得上哲人之名。没有人能够谴责他做当权者的喉舌，如果他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存活的话。在深信某种制度符合历史逻辑的君王之侧充当顾问的哲人，参与到战斗当中，并接受其奴役。但如果他无心探究真理，或者鼓动失去理智的人相信他掌握了终极真理，那么他就否定了他自己，哲人也就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技师或者观念学者。掌握充裕的手段但对目的无所知的人们会在历史相对论以及非理性、狂热地支持一项事业之间摇摆不定。
哲人是与自己、与他人对话的人。他这样做为的就是用行动克服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这就是他的本分，这就是他对于城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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