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西方哲学中的变革
语言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的重要结果，如今已经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学科。语言哲学之所以能够于20世纪60年代后在英美哲学中大行其道，主要应当归功于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用法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在当代英美语言哲学中主要还是弗雷格和罗素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某些语言哲学家的思想中，密尔的观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
语言哲学：西方哲学中的变革
— 江怡 —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这就是由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语言哲学”。要想理解这个转向以及语言哲学的性质，我们就必须按照历史的线索，寻求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语言哲学的学科定位
首先我们需要对语言哲学的学科性质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如今，语言哲学通常被看作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语言的意义、用法、真理、句法逻辑、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实在等等与语言相关的一些哲学问题，或者是从语言的角度展开的哲学研究。语言哲学研究主要采用分析的方法，大致分为逻辑的分析和概念的分析或语言的分析；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但并不是把语言作为表达思想和完成实践活动的手段或工具，而是把语言表达看作我们概念思维活动或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认为对语言的哲学研究就是在完成着我们认识世界的工作。这个基本观念与传统的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哲学把语言仅仅或主要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无论是逻辑形式还是语词形式都不过是用于理解我们思维活动的手段；但语言哲学则把语言看作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语言表达看作思维活动的惟一可理解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哲学的出现被西方哲学家称作“哲学中的革命”。
语言哲学的学科意义
语言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整个哲学学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语言哲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研究视角，改变了哲学家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向。这种转向是整个研究视域或问题格式的转换，也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问题转向了现代哲学的语言问题。一切哲学研究从语言出发，或者说强调把语言表达看作是思想自身，这不仅出现在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中，同样出现在欧洲大陆哲学中。
第二，语言哲学中讨论的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它们不仅可以使哲学保持自己的历史传统，而且使哲学直接关注到与我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语言哲学的历史性表现为把哲学的历史理解为思想观念表达的历史，特别是强调了传统哲学家对语言的充分重视。从现实层面来说，语言本身不仅是我们用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手段，更主要的是我们用来完成行动的方式，或者说，说话就是一种行动。语言研究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任务，它涉及到了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行动、语言与世界等重大的哲学问题，只有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说对语言有真正的认识。
第三，语言哲学研究开拓了整个哲学学科的视野，特别是把传统的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联系起来。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研究肇始于认识论的考虑，同时又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重要结果。这些都使得语言哲学成为当代哲学中真正的理论学科。但语言哲学研究不是一门纯粹的理论学科，它不仅关心存在问题和认识问题，更为关注语言的非本体论和非认识论意义，强调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当代语言哲学与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学科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语言哲学向实践学科的转化。
第四，语言哲学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充分体现了哲学作为整个人类事业的特点。通过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哲学家们开阔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从语言层面发现问题更容易使哲学家们的研究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观点，取得比较有效的成就；而且随着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入，哲学家们开始注意与语言问题相关的其他领域中的问题，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如心灵哲学、信息哲学等等；同时，这样的研究也推进了与语言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如符号学、逻辑学以及语言学研究等。
当然，以上的分析或许没有完全说明语言哲学的学科特点，但它们的确表明了语言哲学的学科性质。语言哲学是对哲学中与语言有关的根本问题从事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领域本身就属于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语言哲学是从语言出发的哲学研究。语言哲学在形成初期与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语言学研究中获取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语言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语言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旨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人类的语言活动中寻求使用语言的基本规律；而语言哲学则是为了揭示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逻辑关联，由此解释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正是这种哲学旨趣使得语言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语言学以及语言学哲学，但却对语言学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语言学主要是在描述和解释语言的经验现象，往往以实证的方式总结语言的规律，而一旦超越了经验，语言学就无法完善其身。但是，我们的语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用经验加以解释的，或者说，以往的经验只能说明过去的事实，但却无法预见未来的事实。要超越经验的羁绊，语言学就必须借助于哲学的力量。这正是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在当今语言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原因。
西方哲学发展的3个阶段
西方哲学界通常认为，西方哲学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因此关注本体论问题或存在论问题是古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哲学家把古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对“本体论”或“存在论”的研究，这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初期非常自然的思维生长点。发端于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哲学家们对人和自然的重新发现。这种哲学视野的转变最终导致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方向的重大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从存在论转向了认识论。近代哲学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强调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人们的生活世界。而这些观念的确是来自于培根和笛卡尔。把17至19世纪的西方哲学看作以认识论形态为主，这是当代西方哲学家较为普遍的观点。当代英国哲学家达米特明确指出，“笛卡尔革命的最深远意义在于，他使认识论成为整个哲学的最基础部分：整个主题都开始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是如何知道的’。正是这样一种倾向使得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完全不同于经院哲学，因为对后者而言，认识论不过是一种旁门左道。”（Dummett, 1973: xxxiii） “在笛卡尔之前，很难说哲学的某个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其他所有部分的基础：笛卡尔革命就在于赋予了认识论这样的地位。笛卡尔使得‘我们知道什么和什么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对这种知识是有效的’这样的问题成为一切哲学的出发点：尽管各派观点之间相互对立，但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被当作是出发点。” ( Dummett, 1973: 666-67)
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一场被称作“哥白尼式革命”的转变，这就是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上的“语言的转向”。这场“语言的转向”，不是指在哲学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和内容，也不是指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学。准确地说，这个转向具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策略，即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或通过恰当地谈论语言而去谈论世界；另一个更重要的是指关于对哲学性质认识的转变，即哲学家们认识到，真正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关于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可能，同时哲学家们也不再关心如何使概念符合认识模式，而是关心如何使哲学语言不违反逻辑句法或遵守日常用法。这个转变开始于弗雷格，完成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参见王路，1999：第1章第2节；江怡，1998：2-7）。这种在哲学上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同样出现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中（参见徐友渔等，1996：236-50）。必须指出的是，语言问题在这些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中具有的地位与在英美哲学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在英美哲学中，对语言的研究是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语言哲学先于哲学其他分支，因而“语言的转向”才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但在欧洲大陆哲学家看来，语言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能够为他们的哲学主张提供必要的前提准备，或者能够对他们的理论给出概念上的澄清（参见徐友渔等，1996：238-40）。
“语言的转向”
“语言的转向”经过了一个酝酿、发生和完成的过程。历史地看，罗素和摩尔等人的思想属于这个转向的酝酿时期。因为他们虽然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但在追求的哲学目标上却仍然继续着黑格尔式的哲学梦想；但他们没有停留在笛卡尔以来的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范畴内，而是借助于新的逻辑方法和对常识经验的朴素理解对传统哲学问题进行了改造。虽然这种改造是不彻底的，尚未完全摆脱试图为知识提供最后支柱这个传统哲学的阴影，正是由于罗素和摩尔的工作，通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维也纳学派才得以真正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
石里克在他的哲学宣言《哲学的转变》中把《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作是实现“语言的转向”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而最后完成这个转向的则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这个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中的重要作用。从牛津哲学家们的思想发展线索来看，日常语言学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析表达心灵活动的概念（赖尔）到分析日常语言的用法（奥斯汀）、再到通过分析自然语言的逻辑结构达到揭示思想结构（斯特劳森）的过程。这表明，日常语言哲学家们不满足于把哲学的任务仅仅限定在澄清语言意义的活动，而是提出了通过语言研究达到理解认识结构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提出尽管是在语言研究的层面上，但它毕竟不同于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哲学任务的理解。一方面，在斯特劳森和达米特这些当代牛津哲学家看来，虽然认识论问题最终必将转换为语言问题，但在讨论感觉、经验和事实的时候，我们又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而是试图寻求语言中的思维内容；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语言研究决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哲学的目的总是要通过概念分析和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仍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即作为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斯特劳森）。在这种意义上，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不仅继续着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的“语言的转向”，更重要的是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向，使得牛津哲学之后的英美哲学沿着这一转向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不断推进。
“语言的转向”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转向之前的哲学家关心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使像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之父，他所讨论的和使用的术语也是“概念”、“对象”、“思想”等传统哲学常用的术语，而且他的哲学目的最终也是为了确立思想的客观性，尽管是以他的逻辑研究方法为前提的。转向之后的哲学家们更关注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这表现在，哲学家们不再问我们如何以理性认识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即不再提出我们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求弄清我们使用的术语是否清晰明白，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否符合逻辑句法，即提出我们的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问题。因而，转向后的分析哲学家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概念”、“命题”、“思想”等术语，而是大量和主要使用“意义”、“指称”、“真理”、“证实”、“言语行为”、“逻辑必然性”等术语。哲学的任务不再是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认识。根据这种观念，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是语言问题。
根据伯格曼的解释，“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传统的哲学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弄清语言的逻辑句法而提出的无意义的假问题，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语言问题”正是由于忽略了这种逻辑句法而产生的问题。其二是指，哲学家们试图谈论认识、世界和事物等，归根结底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些谈论的语言的分析和理解，而对语言的分析或接受一种语言框架，并不实际蕴涵着一个关于所谈对象的实在性的承诺和判定( Bergman，1964:177)。罗蒂进一步指出，“语言的转向”的出现，是由于哲学家们因传统哲学无法清晰地提供支持或反对其观点真实性的论据而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语言的分析达到对所谈问题的共识，以便使持有不同哲学观念的哲学家们也能在获得共识的问题框架内进行对话和讨论。换言之，希望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建立一种统一的或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哲学( Rorty,1967: 5)。可见，当代哲学从认识研究转向语言研究完全出自哲学家力图重建哲学的内在需要。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日常语言学派都承认，当代哲学区别于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是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方式去谈论世界的，尽管他们对这种意义上的“语言”是什么，以及又是什么能够使得它成为恰当的语言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 (参见江怡, 1998；徐友渔, 1996；王路, 1996)。
语言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事实上，作为研究领域的语言哲学是从作为一种语言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发展而来的，分析哲学家们研究语言的独特方式使得他们提出的语言问题以及相关的哲学问题逐渐成为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问题，例如，意义、指称、真理、必然性、言语行为、意向性以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等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弗雷格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仅开启了哲学研究的语言方向（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实现“语言的转向”），而且直接带来了后来分析哲学的重要话题。
达米特指出，弗雷格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意义理论”，而这种意义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语言哲学的主要部分。 “因此，可以把弗雷格看作是‘语言的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之父，这个说法并不是指众所周知的‘日常语言哲学’这样的临时派生物，而是指所有这样的哲学，即把分析概念看作是研究它们的表达式意义的关键。‘日常语言哲学’的确是语言的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在两个方面与弗雷格的精神是相反的，即它武断地否定了体系的可能性以及把自然语言看作是免受批评的。”（Dummett,1973:683）受到达米特工作的影响，目前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认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3个主要问题都来自于弗雷格，这就是逻辑形式问题、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立的一阶逻辑系统被看作是现代逻辑的真正开端，他对逻辑形式的崭新表达以及其中包含的重要逻辑思想，经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对哥德尔、塔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在当时的语言学中最为发达的分支即形式语义学。到了60年代之后，哲学家们利用这种语义学解释真值条件、逻辑形式以及自然语言的复合结构。同时，弗雷格关于意义与意谓的区分也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对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的深入讨论。这些都使得“语言哲学”逐渐成为分析哲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并最终形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参见涂纪亮，1988）。
据美国哲学家伯奇（Tyler Burge）的说法，20世纪60至70年代，语言哲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被哲学家看作是“第一哲学”。这种发展主要出于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弗雷格提出的主要问题构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二，日常语言学派和逻辑构造主义把逻辑理论运用于日常语言，为重新理解语言的用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第三，对逻辑经验主义基本信条的批判导致了哲学家们更为深入地思考语言的意义以及相关的问题；第四，传统的指称问题被放在现代逻辑的背景中重新加以考察，形成了新的本质主义指称理论（陈波，2000：163）。在这些原因中，弗雷格的影响是首要的：没有弗雷格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后来的语言哲学；但这种影响又是通过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20世纪初的一些逻辑学家的工作，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作用的，或者说，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逻辑的，而不是哲学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语言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英美哲学中大行其道，主要应当归功于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用法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虽然卡尔纳普等人对语义学做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在语形学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是从逻辑上考虑的，是出于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的需要。赖尔和奥斯汀等人的工作，使哲学家们开始关注在日常语言的用法中隐藏着我们尚未发现的或被误解了的意义；而斯特劳森的工作更是使得用逻辑的方法分析日常语言用法成为可能。这些工作的一个卓有成效的结果是带来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根据格雷林（A. C.Grayling）的说法，哲学逻辑不是以逻辑为对象，而是采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语言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哲学家们传统地感兴趣的那些概念和概念结构，研究那些与语言和思想的性质、语言结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等等相关哲学问题，如定义、命题、指称、意义、分析性、同一性、可能世界、存在和真理等等（Grayling,1982:15）。 “还有人把哲学逻辑理解为一个以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形式为目标的学科或领域，它的特征是以现代逻辑为手段，运用形式化的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形式，研究逻辑形式在自然语言的表层结构中的表达形式，也研究自然语言的表层结构所表达的深层结构中的逻辑形式。它试图通过研究自然语言和逻辑的关系，解决自然语言的丰富性、灵活性与逻辑形式的贫乏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涂纪亮，1988：13) 无论是什么样的理解，“哲学逻辑”作为一门以现代逻辑为手段研究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的学科，在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等领域中的确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学理上分析，语言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英美哲学中大行其道，是因为当时逻辑经验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蒯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反对直接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而这时正是日常语言学派逐渐占据分析哲学的时候，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分析哲学家们开始更加关注意义、指称、真理以及言语行为等问题，试图从自然语言而不是从理想语言出发去分析和理解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不是采用语言学的方法，而是通过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去揭示语言的意义和指称。其中，蒯因、戴维森、达米特、普特南等人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他们以及其他分析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语言哲学逐渐成为分析哲学中的主要内容。
语言哲学的主要问题
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哲学家们围绕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当代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在意义问题上，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义理论，如指称论、功用论、行为论、语义论等，同时对意义与理解、意义与真理、意义与指称、意义与实在等问题，也都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都推进了分析哲学在对语言意义问题分析上的深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蒯因通过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区分“意义”和“指称”概念，取消了意义概念，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论题；戴维森用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改造意义理论，提出了意义在于真值条件的观点；达米特在数学的直觉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提出了用“证据”取代“真理”的观点，把“使用”看作是理解意义过程中的基本概念；格赖斯（H. P. Grice）则用一种特殊的交流意向来分析语言的意义，把一个句子的意义解释为说出这个句子的人当时的意向。
在指称问题上，哲学家们主要围绕指称与意义、指称与对象、指称与真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这些就使得指称理论成为语言哲学研究中最为热烈持久，也被看作是最为有成效的部分。这是因为，指称问题直接与外在的对象和实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指称关系即“命名”也是理解意义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解决了指称问题，也就意味着抓住了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核心。在这些讨论中，最为重要的是围绕名称（包括专名和通名）和摹状词的指称问题，哲学家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指称理论，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摹状词理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的历史因果的命名理论、斯特劳森的使用论的指称理论、唐纳兰（K. Donnellan）的限定性摹状词理论等。这些理论形成了当代指称理论中某些重要思想或基本原则：其一，专名的指称不仅仅是由所指对象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由专名的使用者对该对象的描述确定的，还取决于使用者与其文化同伴之间的关系；其二，专名的指称固然与最初命名的对象有因果关系，克里普克称这样的专名为“固定的指示词”，但它们的意义却是由所指的对象和关于这个对象的所有描述共同确定的；其三，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不是取决于相关的描述，而是取决于这些种类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普特南把这种关系称作“定型”（stereotype）；其四，指称与意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语言哲学需要考虑的是指称问题而不是意义问题，或者说，应当抛弃“意义”概念，因为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构造出来的意义理论都是不可能的。
自20世纪初开始，指称就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它占据了4位伟大分析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即弗雷格、罗素、斯特劳森和克里普克。在整个20世纪的分析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这样两种理论，一种是弗雷格的意义和指称理论，另一种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目前的指称理论中，由于克里普克的工作，密尔的理论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但它也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由通常的专名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存在，另一个是信念语境中的专名问题。
如今在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中，问题的细化和技术的要求，使得没有哪个语言哲学家能够对语言哲学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提出全面深刻的描述。虽然当今的语言哲学被看作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但语言哲学家仍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研究，并且试图或开始在某些问题上形成重要的共识，这些重要的问题主要包括：真的性质、模糊性（vagueness）、用于自然语言的内涵逻辑、指称、命题态度、语义内容、索引词、解释。
综观英美语言哲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弗雷格和罗素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在某些语言哲学家的思想中，密尔的观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就使得当前的语言哲学似乎更多地是在修正、完善、补充以往的理论观点，但很少有更新的、革命性的观点出现。例如，内涵主义者的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弗雷格的观点，而其他更多的语言哲学家则是继承了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密尔的观点。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中国外语 2006年第4期
更多精彩内容阅读
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