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记忆 | 优秀教师是怎样炼成的——访全国优秀教师郭小阳教授

时 间：2018年6月25日

地 点：校史馆

人 物：郭小阳

访 谈 人：陈建

摄 像：郝同宝、张魁武

文字整理：袁圣琳、刘政发（学生助理）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人物简介

郭小阳，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中国石油钻井工程标准化委员会特聘高级专家委员，中国石油学会工程委员会固井学组副主任，中国石油学会、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会员；《石油学报》《石油勘探与开发》《石油钻采工艺》《石油钻探技术》等特约审稿专家。

我校固井研究室创始人，固井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油气井工程方向的教学与国家、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重大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科研攻关，创造性地解决了塔里木、克拉玛依、川东北、长庆苏里格、中原油田等中石油重大固井技术难题，屡创世界纪录；曾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8项，制定与修订固井技术标准7项，出版专著四部，培养博士与硕士研究生近百名；发表论文百余篇。现为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教师。

陈：尊敬的郭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向您请教。“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一语道出了一所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而您是我校首届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首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这些荣誉让我们肃然起敬，今天请您就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教师这个话题谈谈您在西南石大的经历。

郭：首先要感谢学校党委和档案馆，“石大记忆”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要“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就得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建校60年来，我们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南充到成都，从一个行业院校到一个省属大学，从服务石油工业到既服务石油又服务地方。今后学校要向哪里去？现在要做哪些工作？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联系学校的历史文化。所以，我能作为“石大记忆”参加人之一感觉非常荣幸，也很愿意把我自己和学校的一些联系，通过这样的形式告诉后来的石大人。

留校后经历严格筛选才进入教师序列

陈：1977年，您是少数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之一，首先请给我们谈谈当时的情景吧。

郭：1973年，我22岁，作为建设兵团知青战士和油田工人，已经在陇东黄土高原工作生活近5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文革中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况时提出，大学招生还是要进行文化考试，毛主席表示同意。所以，那年招生除了要进行评议、推荐及政治审查、复查，还增加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书面文化考试。由于我表现很好，经过基层组织推荐、政治审查，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考试很正规，分笔试和面试，我很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从长庆油田录取到西南石油学院开发系钻井工程专业学习，我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

1977年毕业时，学校因文革十年动乱，师资队伍青黄不接，急需后备力量来补充，所以选择一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留校作为后备教师，我和孟英峰、张宁生、焦棣等同学就留了下来。可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留校，觉得待遇太低，都想回油田去。时任钻井工程专业教学连队长的张绍槐老师（后来任西南石油学院、西安石油学院院长）和政治指导员任正国老师一起来反复做我们的工作。那时我们要留校还必须得到原工作单位同意，学校又专门派人到长庆油田做工作。当时长庆油田一共来了30个学生，最后留了3个学生，包括我和张宁生。

从1972级到1976级，学校共选留了106名毕业生。为了保证留校的师资质量，学校从1979年到1982年，专门针对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先后进行了三次甄别和筛选，名曰“助教定职考试”，所有106名留校学生必须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教师序列。我是1979年参加的第一次筛选，张宁生、杜志敏、孟英峰还有焦棣也都参加了筛选，是考试的前五名，从而进入教师序列。

文革后，全国很多院校包括一些石油高校，为了“政治正确”，一刀切地把工农兵学员从教师队伍中全部清除出去了，但是我们学校没这么做，是全国少有的按照人才的基础要求和品德要求一视同仁对待的。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和开发系、教研室的意见是，“我们是按照教师培养的要求选择人才，这些毕业生符合教师要求，不能把他们清理出去”。什么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学校有这个传统。我们留校后，时任校领导的赵国珍、张绍槐、张永一、葛家理、李士伦以及系领导黄逸仁、苏彦威、施太和、罗平亚、李传汤、孙良田等和教研室主任刘崇建等领导和老师都十分关心我们的成长，在留校的73级与75级同学中，就培养出了杜志敏校长、孟英峰院长和张宁生教授（我校海洋油气工程专业创始人之一，后任西安石油学大学校长）等优秀人才。

因此，我们终生感恩学校的培养。后来有很多单位协商调我，其中中国石油大学最为积极，因为他们当时的钻井工程学科固井完井方向基本是空白，给我提出了很多优厚的条件，但我都婉拒了。中国石油大学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文革后几乎全部清理出教师队伍了。后来他们的校领导和我们校领导交流的时候说这是他们极大的失误，造成了他们学校人才的断层，导致他们在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方面比我们整整迟了五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个时期我校在石油部的影响力大得多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是断层效应。

对青年教师的全过程训练使我受益终身

那时对教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分到教研室后，教研室主任李自俊老师安排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研究生上基础课，他说要是没有好的数学、力学基础，就当不好教师。教研室为每个青年教师制订了五年培养方案，五年中必须完成哪些训练都有详细规定，并且指定了专门的指导老师，我的导师是高光昭老师。

五年的助教训练很系统很全面。首先是教学训练，要经历辅导，答疑，上习题课，指导学生生产实习，协助导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还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编写教材。然后是实验室训练，参加实验室建设，设计制造教学与科研仪器，增添新的实验内容，带学生做实验；再就是基础科研能力训练，在科研项目中打杂跑腿，翻译整理外文资料，编制科研计划，撰写科研成果报告和科技论文等等。在完整经历了这些训练之后，教研室还要对你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你要在教研室试讲一个章节，只有当老教师们都认可之后才能正式上讲台。有的助教试讲了五六次都过不了关，这就不能上讲台了。

教学是一门艺术，不是有了一个学位、一个学历，具备了一定理论知识就能当教师了，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没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当不好老师的。按照发达国家对教师的要求，还必须接受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做教师的专门训练。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就看到在英国要当大学老师的话，博士毕业之后还要到剑桥或者牛津的教师培训中心进行相关的课程训练，获得了资质才能进入教师岗位。我们国内虽然也有新进教师的培训，但是这与全过程全环节的训练不一样。

今天的教学资源十分丰富，教学手段十分发达，能够为教师提供很多帮助，但如果缺少严格的训练过程是当不好老师的。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郭小阳教授辅导学生

没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当不好老师的

陈：您前面提到教师的人文素养问题，我们了解到，学生对您印象最深的是您的人文素养。请谈谈人文素养对于专业教师的意义。

郭：人文素养是教师综合素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好教师都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教师的工作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如何做人，使得学生有理想、有道德，能够与人合作，然后才是传授给学生知识和技能。

教师的人文素养对教学的影响很大。教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是科学，更是艺术。高水平的教学应当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单纯的知识传授很难产生吸引力。教学效果和教学感染力与教师对所教知识的流畅的表达，以及对学生学习心理的把握密切相关，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一个健全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还要求教师有较好的口才，较强的表达能力和独特的风度与气质，这些都是人文素养的体现。

我留校后，先后受教于赵正中、高佳碧、赵立志、张永一、胡祖修、张先普、崔楠、刘炳建、毛忠仁、陈良浩等基础与专业基础课老师。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水泥浆失重与气侵”，我的指导教师是郝俊芳与高光昭老师。郝老师是河北唐山人，1976年在大港油田做毕业设计时师生们亲身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让我永生难忘。老师们对教育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严谨，对学生的言传身教，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领悟到这是我校的文化内涵，知道怎样才能当好一名高校教师。

不仅课堂教学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科学研究也是如此。科研方面我先后师从郝俊芳、高光昭、刘崇建、施太和、杨坤鹏、罗平亚、佟曼丽、闫醒等著名教授，参加了一些重大科研攻关，他们的科研思路、研究方法、做事的风格以及对我的教诲，让我知道如何从复杂现象中提取关键科学问题并制订正确合理的科研技术路线，如何根据技术路线开展基础与机理研究，如何将科研认识返回生产实践经受检验，如何在实践检验基础上完善科研成果并使之成为简单实用且易于推广的应用技术，如何在总结提炼科研成果基础上实现理论与技术创新的科研思想。在研究工作中他们不会抱怨命运，不会因为挫折而灰心，不会因为艰难而退却。

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教师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他就是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就能对学生产生无形的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大师风范”。因此说，没有较高的人文素养难于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郭小阳教授与学生在一起

科研是专业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

陈：您谈到了科研对于一名教师成长的重要作用，请给我们具体讲讲为什么专业教师一定要有科研经历？

郭：这是我从事石油工程教学和固井科研数十年得到的切身体会。

1989年，吉林油田在固井中遇到了难题向总公司求援，因我们在固井领域小有名气，总公司就推荐了我们学校。刘崇建老师把我派去了，与油田签了合同，一口井3万元咨询费，签了5口井的合同。我给他们固了5口井，两口优质井，一口合格井，两口井不合格。我很不服气，说我再干。又给我3口井，3口井干完后，一口井好，两口井不行。人家说你是总公司推荐来的专家，怎么干出这么一个结果？我狼狈得无地自容。后来是总公司钻井局的副总工程师徐老总到现场把我接走的。在这之前，我对自己非常自信，认为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败下阵来才知道还有很多东西自己没掌握，还有一些高度自己够不着。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反复琢磨其中的原因，又重新研读了罗平亚等老师写的《泥浆工艺原理》，又专门做了很多实验去加深认识。1993年，在承担中石油集团公司“八五”重大基础研究课题《陕甘宁盆地陇东油田及盆地中部天然气井防止套管腐蚀提高固井质量的成套技术研究》时，又遇到了与吉林油田相似的问题。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我把我自己固的井和长庆油田13个钻井队近三年打的约200口井的资料全部梳理了一遍，发现有三种情况：有些钻井队不管是什么样的水泥体系，谁到他那儿去固出来都是好井；有几个钻井队使用同样的水泥体系，谁去都不行；还有一些钻井队是时好时坏。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感觉是泥浆的问题。然后我就去找当时长庆油田的泥浆总工程师王英，想请教其中的原因。但王总工不说，他说你们是大学老师，应该说得清是为什么。但我那个时候只能观察到泥浆恶化了，也知道是化学污染，但不明白真正的道理在哪儿，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讲了在吉林油田的情况，把调查结果和我做的实验数据拿给他，说自己通过添加泥浆处理剂解决了问题，但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原理解决的。

王总工被我感动了，说“小郭，你确实把我感动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大学教授（那时我还是副教授）为了现场的一个问题这么钻研，而且在油田呆了这么长时间。有些话我本来是不愿意跟你说的”。原来在井队中有这么一种情况，井打好了是钻井的功劳，没泥浆什么事儿；井打得不好就老埋怨泥浆，所以管泥浆的就一肚子气。他告诉我：其实从泥浆的角度讲，聚合物泥浆最怕水泥，水泥是一种强钙体系，是阳离子体系，而泥浆是阴离子体系，水泥进去一碰泥浆就要出问题。他讲的化学原理和现象与我做的调查分析结果全部对上了，证明问题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水泥设计，而是钻井液的性能不满足固井工程的要求，因此固井前就必须把钻井液处理搞好。所以在吉林为什么找不出原因来，因为老从水泥上去分析当然找不出真正的原因。后来通过研发出的抗污染隔离液体系解决了吉林油田的问题。

石油工程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和复杂性科学，是一个处于技术不断发展和知识不断更新过程中的学科。只有经历了科研中的挫折，同时又攻克了科研难关后，你才对这个学科有更深刻的认识。从事科研后再来讲课，就能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进而启发学生，让学生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一个科研能力强、科研做得好的老师，他的教学效果也是很好的，学生也更喜欢这样的老师。这就是一个好的教师要经历完整的科研训练的道理。

郭小阳教授团队在生产现场

在我自己的科研中，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一道障碍，有的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有的需要改进和创新技术。

我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刘崇建、施太和、罗平亚等名师的帮助，这些老师都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影响力，他们总是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之中，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这些老教师的帮助下，自己在坚持研究方向不动摇三十多年后，认识越来越清，思路越来越广，办法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精，成果越积越厚。最后，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厚到薄，由繁到简，由异到同，逐渐水落石出，形成较为明晰的专业技术理论，为业界所普遍接受。自己今天能在科研上有一点成绩，全赖学校的培养和老师指导。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学校在迈向一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根基。

郭小阳教授编写的工具书和专著

有困难 找西南

陈：您参加工作42年，从事科研30多年，曾任科研处副处长、化工院院长、材料院院长等职，现在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对我校的科研工作非常熟悉，请您给我们讲讲我校的科研特色。

郭：“有困难，找西南”，曾在国内各大油田工程技术界广为流传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校的科研特色。

我校科研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60年代印尼领导人希望我国帮助他们勘探开发其埋藏于6000米以下的海洋与陆地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当时我们没打过这么深的井，于是把试验打7千米超深井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国内公认的深井技术水平最高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并专门进口了两台钻机，命名为7001、7002。

第一口实验井定在了南充武胜县万膳镇，井号为“龙女寺1号基准井”，1970年开钻。钻探超深井是对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检验，由于当时国内技术水平有限，除必须进口的装备、工具、钻头、管材外，地质勘探、测井，钻井过程中装备运行可靠性、井下复杂情况判断处理、漏喷塌卡事故处理、固井完井以及工程工艺设计等遇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

四川石油管理局向我校求援，我校派出了罗平亚、郝俊芳、马德坤、杨坤鹏、袁克勇等许多教师加入了与川局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攻关，当时我们高年级本科生也在老师带领下，到现场实习并参与到设计团队中锻炼基本技能。“女基井”一直打了6年，井深6011米。井队上的工人说，开钻的时候结婚，完钻的时候孩子都上小学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技术的写照。

1975年川局又在梓潼打第二口超深井“关基井”，我校许多教师都参与了工程技术设计，地质的老师分析储层、评价地层，开发的老师负责泥浆，机械的老师负责钻头、管材。施太和、高光昭老师作为固井设计组的正、副组长，带领我们这批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和钻井74级同学参与了设计与施工。关基井的钻井速度大为提高，1975年开钻，1978年初完钻，完钻井深7158米。因为我校在完成这两口井的钻探任务中作出的重大科研贡献，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了国家科技奖。

打这两口超深井初看起来好像只是钻井，其实从地质、装备到工程工艺要涉及众多学科，因此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是伴随国家重大技术需求与攻克重大关键技术难题而开始的，而且是各个专业的老师都参与其中，多学科联合团队攻关，从而形成了我校的科研特色和传统。这也是为什么我校在学术水平、研究条件、师资力量以及地缘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远不及石油大学的情况下，能够在20世纪中后期的数十年里，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石油大学，因此，石油行业里就有了“有困难，找西南”的说法。

我校不仅能够解决上游各个技术领域环节的重大问题，而且还常常提出新理论。罗平亚等老师根据超深井钻井液性能难于满足提高钻速的因素分析，研发出著名的水基钻井液“三磺”处理剂和直读式旋转粘度计，打破了国外著名泥浆服务公司如MBK、IDF、BLD等的技术封锁，这些科研成果至今仍是我国各大油田深井、超深井钻井工程中最主要的钻井液技术。依托这些成果，1978年我校在国内石油院校首创建立了油田化学专业（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前身），编写出《泥浆工艺原理》教材，成为钻井液工程技术人员与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必读书籍。

上世纪80年代，我校牵头辽河、华北、中原、四川、长庆等5大油田，组成“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保护油层的钻井完井技术”攻关集团，校内组成开发、地质、钻井学科教师组成的科研团队，在机理研究基础上，由罗平亚老师率先提出了著名的“屏蔽暂堵”理论体系和保护储层、防止伤害的完井液体系，在不显著增加生产成本的前提下，使单井产能平均提高了5-10%，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八五”科技攻关期间，中石油决定在全国各油田推广这一成果，由我校负责对全国各油田局、厂、处和基层技术与管理干部进行理论与技术培训，指导各大油田推广“屏蔽暂堵”技术的应用，这一继续教育成果享誉全国，获得了国家教改成果一等奖。

施太和老师带领孟英峰、陈平、李黔等青年教师，长期深入胜利油田现场，利用综合录井仪和现场记录等获取的信息，通过数理统计分析建模，计算机寻优，建立了“优选参数”钻井技术，为提高钻井速度、降低勘探开发成本做出了突出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科学钻井与钻井信息化的技术水平，为此施太和老师被中石油钻井局任命为全国钻井计算机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了我校在国内钻井系统的科研地位与影响力。

马德坤老师带领机械系和开发系师生，建立了国内第一台全尺寸钻头模拟破岩综合实验架，发展出牙轮钻头运动学和可视化的井底钻头破岩模式，开发出配套软件，为牙轮钻头科学设计和钻头破岩效率评价奠定了基础。鉴于我校在关键工具研发中展示出的独特优势，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将休斯公司生产的牙轮钻头作为国礼送给我国，后转赠我校保存至今。

张绍槐、廖荣庆老师带领向小壮、刘绘新、熊继友等青年教师建立起高压水射流研究室，通过全尺寸可视化试验台架，为优选喷嘴组合，高压水射流辅助提高钻头机械破岩效率，为提高钻井速度提供了理论基础，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此美国史密斯钻头公司与我校签订了第一个国际合作研究课题。

除此之外，李士伦老师带领郭平等青年教师的气藏开发团队，任书泉老师带领赵金洲、赵立强、杨兆中、郭建春等青年教师的酸化压裂团队，赵必荣老师带领贾永禄、段永刚等青年教师的试井分析团队，葛家理、孙良田老师带领易敏等青年教师的油层物理与渗流力学团队，李允老师带领杜志敏、李晓平、张烈辉等青年教师的气藏开发团队，张明洪老师带领杜坚等青年教师的振动筛团队，张仲良老师带领梁红等青年教师的离心泵团队，彭胜商老师带领杨启明等青年教师的泥浆泵运动付摩擦磨损团队，沈明道、强子同老师的岩矿分析团队，王庭栋老师的地球化学团队，方少先、侯方浩老师带领高卫东等青年教师的碳酸盐岩团队，都在各自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享誉全国石油系统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大都编写成书并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成为我校“八五”期间国家级重点学科、“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联合机械工程博士点和联合国援建油井完井技术中心、中加天然气培训中心“三大工程”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证。

基于我校这些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张绍槐、葛家理、李士伦、罗平亚、刘崇建、施太和、任书泉、李允、马德坤、张明洪、张仲良、王庭栋、侯方浩、沈明道等老师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各专业司、局在钻井、采油、气藏、泥浆、固井、水平井、酸压、开发、试井、钻头、振动筛、离心泵、地球化学、岩矿分析等工程、装备、地质方面制定科研规划点名咨询的高级技术专家。

90年代初，杜志敏、赵金洲和我作为学术接班人，成为当时国家科技攻关三级课题最年轻的负责人，实现了学术团队的新老交替。由此可见，服务国家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重大需求，瞄准石油工业上游领域重大工程技术难点，采用多学科联合、老中青相结合的团队攻关方式，攻克制约工程与工艺进步的理论盲区和技术瓶颈，用生产实践结果评价检验科研成果的可信度、科学性、创新价值，就是我校的优良科研传统，是“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的石大精神最好的诠释。

郭小阳教授在生产现场

我总是在与国外公司比武

陈：习近平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作为油气井工程专家，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

郭：石油天然气工业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如果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那就会处处受制于人。我这一辈子只研究了固井，一直都在尝试要把别人没干过或没干成的事去干成，总在与国外公司比武。

气窜多年来一直是钻井工程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总是控制不住。1979年，哈里伯顿和斯伦贝谢两大国际石油技术服务巨头给我们说，他们各自有一个王牌处理剂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叫可压缩水泥，一个叫不渗透水泥，你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而他们的产品29600美元一吨，折合人民币近20万元。当时施太和老师从胜利油田带回来一个斯伦贝谢的处理剂样品，施老师对我说“郭小阳你在搞固井啊，刘崇建老师年纪大了，你能不能琢磨琢磨是怎么回事儿”。刘老师非常支持我，由我担任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保护储层的钻井完井技术”的子课题“防止四川、中原油田高压气井环空窜流”负责人。

在这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南充建材市场有很多轻质材料，是因为里面加了一种化学剂发泡于是材料就变轻了，高光昭老师和我从中得到启发，产生了在固井水泥中加入气相的思路。我们根据这个思路进行了研究，然后到大庆去实验，试验了9口井，虽然解决了气窜问题，但由于工序太复杂，等于是把实验室要全部搬到现场，所以井场反映说你技术虽然好，也能解决问题，但工艺要求太高，也太繁琐，我们没法用。

回来我就想，能不能像罗平亚老师的“三磺”处理剂那样，把这个办法变成一种处理剂，固井的时候把它加在水泥里，不就实用了吗。

之后刘崇建老师和我们课题组一起根据前期室内研究成果，和施太和老师从油田带回来的国外王牌处理剂样品，开展了国产新型防气窜剂“KQ”的研发工作，然后与成都栲胶厂的技术人员反复进行中试放大，完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最后研发出的产品在四川的高压气井上选了5口井做实验，全部获得成功。1987年在“保护储层的钻井完井技术”课题中期检查会上我校介绍了这个技术，一些油田说他们也想试试这个产品。我们在中原高压气藏和新疆准东、吉林长春浅层气藏天然气井固井防窜作业中全部获得了成功。而且我们最后定的产品价格是人民币一万八，是美国人的十分之一，该产品获得了1991年四川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从1987年到现在，30多年了一直在用这个产品，一举替代了国外产品。

后来我到英国去访学的时候，与哈里伯顿海外分中心的主任作了一次长谈，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高压气井治理、水平井固井技术、在酸性气藏里怎么防止管材的腐蚀。讨论完了后他说“现在我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不买我们的处理剂了，因为中国已经有了”。第二天他给我的英国导师打电话，让导师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哈里伯顿公司，如果愿意就给我一个职位。

第二个就是长庆的故事，当年长庆油田在苏里格发现了大气田，它的特点是低压、低渗、中低产，岩石致密（现在叫做致密气）。并且储层在4千米以下，还有一个全国最著名的问题：套管腐蚀严重，地层里带有很多腐蚀性介质的水，套管很快就腐蚀掉了，最短的是16个月就穿孔。所以长庆油田的开发面临着很大困难，首先就是它的漏失井段长，从井口到井底的2800米全部漏，是全国所有油田里漏失井段最长的，固井难度极大。

当时为了申办奥运会，长庆油田担负着向北京供气的政治任务。为了尽快投产，长庆油田先找了哈里伯顿、斯伦贝谢和新日铁。斯伦贝谢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买我的处理剂，一吨20万美元，固一口井就要120万，并且还只是固下面产层那一截。这显然不行，长庆说干不起这事儿。哈里伯顿来了说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多下两层套管就行了，高压低压都能给你保证，但是保证质量的段长只有800米，并且他们还说超过800米的井基本上是不可能固好的，结果一算多加套管花的钱比斯伦贝谢还贵。最后新日铁来了，说用他们的特殊防腐套管“十三铬”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套管的价格是普通套管5倍以上，花的钱比哈里伯顿的还多。

就在国外公司要价一个比一个高的时候，长庆油田想起来了西南是搞固井的，不是说“有困难，找西南”嘛，两位负责人徐超杰、卢文义打电报给刘崇建老师求援。

那时刘老师快60岁了，我刚从国外回来，40岁出头，刘老师给我说“你上去”，我说“好，我上”。这个项目整整干了3年，最长的一次出差是189天。3年里，在刘崇建、施太和老师指导下，提出以抗腐蚀水泥环形成防止地层水对套管腐蚀的保护层科研指导思想和技术路线，探索建立了“低压易漏长裸眼地层注水泥成套技术”，与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攻克了简化井身结构条件下超长裸眼漏失井段套管外水泥全井封固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一举解决了困扰长庆油田八年之久的固井质量难题。油田向我校投资155万元（建校以来第一个超大规模的单项投资项目），替代了国外公司提出的造价高昂的技术方案，奠定了苏里格气田安全开发的重大工程技术基础。中石油为此向全国钻井系统发出表彰通报，该成果获得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9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准噶尔盆地南缘安集海河构造一直是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重点和难点，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尽管请了前苏联来帮助，所打的三口探井全部报废。

我在承担中石油“九五”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复杂地质条件下深井超深井固井技术研究》的攻关过程中，带领团队成功设计开发出密度达2.63（常规密度为1.9）的超高密度水泥体系，国内第一套密度为2.55的超高密度隔离液体系，超高密度固井液配制与泵注工艺等成套技术，国际上首次采用全程塞流注水泥技术，成功实现了安四井严重漏失条件下的水泥全封固，不但奠定了准噶尔盆地高地应力区安集海河与霍尔果斯构造深井超深井固井技术基础，也创造了国内第一口超高压井固井成功的先例。中石油为此向全国钻井系统发出通报，中国石油报和石油消息报都予以报道，并成为新疆油田与我校获得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标志性成果，使我校固井科技攻关水平国内领先得到公认，也在国际上首创了超高密度固井液及全程塞流注水泥的成功案例。

四川龙岗会战和塔里木会战斯伦贝谢、哈里伯顿也全都来过，结果全都败下阵去了。塔里木的地质条件和四川的地质条件按照世界上的高温高压和高酸分类来讲，四川是典型的高温高压，塔里木已经到了超高温超高压，是钻井条件最苛刻的。在龙岗的超深井固井中，斯伦贝谢用他们研发的水泥，打下去后半个月都不凝固，最后水泥还没凝固之前天然气已经上来了，一口井还花了1千多万，最后只好退出这个市场。哈里伯顿来了后，我作为四川局的技术顾问参加了技术方案审核，结果哈里伯顿说你们四川的情况太复杂，我们给的方案你们又认为成本太高，我们退出不干了。所以在龙岗斯伦贝谢干不下去，哈里伯顿不敢干，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最近的一次是在塔里木油田，而塔里木的固井条件更苛刻，在克深目前最深的井达到8200米，井底温度最高到了200度，压力超过180兆帕。在我们去之前，十几年了几乎没有一次把生产尾管固住过。斯伦贝谢十年前就把塔里木打的第一口8千米超深井固死了，导致井报废。哈里伯顿也来了，他们的技术跟我们不一样，简化井身结构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办法，我们实行低成本战略，想用更少的套管层次来打更深的井。国外的办法是遇到一个地层，就要封住这个地层，使这口井有更长的生产寿命，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么长的裸眼井段。所以我们要固一次井比国外的服务公司固的井段要长两到三倍。但在这种严酷的井底条件下，固井段越长难度越高，哈里伯顿一看，说我们干不了，于是退出了。

我在承担“十二五”中石油重大科技攻关课题中，与塔里木油田合作，以大温差超低密度水泥浆体系一次上返技术，连续创造了单级固井4500、6500、7000米的世界纪录；以动态当量密度精确设计控制技术连续创造了6168、7368、7440米尾管固井全程塞流注水泥成功的世界纪录，使塔里木油田的窄安全压力窗口超深井超高压固井技术一举跨入国际领先行列，替代了国外著名技术服务公司，再次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从整体上看，我们与国外公司相比还有差距，哈里伯顿、斯伦贝谢是国际石油技术服务的鼻祖，掌握了更多先进技术，他们也可以帮国内油田解决问题，但你一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同时国外公司也不会把关键核心技术卖给你。所以我认为必须要立足于自己。

我们学校这么多教师在业界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不是你仅仅发表了几篇文章，而是你去解决了石油工业一些重要的技术问题。所以说满足国家重大需求，通过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掌握关键核心科技，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这是我们学校的科研传统。这种传统是一种集体智慧和集体思想的结晶，是我校保持一种不同面貌的核心价值。在今天和今后我们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仍然是不能丢的一个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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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 西南石油大学新闻网

编辑 / 陈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