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记忆 |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需要加大对外合作交流——访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赵敏教授

时 间：2018年4月25日

地 点：校史馆

人 物：赵敏

访 谈 人：陈建

摄 像：曹刚、张魁武

文字整理：丁桂香、袁圣琳（研究生助理）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人物简介

赵敏，女，1942年6月出生，河南省太康县人；中共党员，教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1965年毕业于四川石油学院，1981-1984年在美国留学。曾任联合国援建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油井完井技术中心副主任，四川省侨联常委。长期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的科学研究与教学。精通英语，擅长教学和国际培训管理。曾在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科威特、印度、阿联酋、利比亚、泰国等12个国家从事科学研究和培训管理工作。撰写、起草了中英文技术报告和培训教材40余部，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发行著作5部。完成国际和国内重点科研项目18项，并获国家、省、部级各类优秀教学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个人先进奖励22次。1995年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并荣获联合国世妇会中国组委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1997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陈：赵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石大记忆”项目组的采访。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高等教育创造了许多发展机遇，在这种大背景下，学校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而您在工作期间几乎参与了我校所有重大外事活动。今天请谈谈您参加外事活动的经历。

赵：“石大记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项目组在采访提纲中问到的一些事，勾起了我对过去那些激情岁月的回忆，它们确实应该被记下来。

自费留学被要求专攻外语

陈：1981年，您已留校任教16年，教学、科研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您在给地74讲《油层物理》最后一节课时，全班同学起立鼓掌；您在担任油层物理实验室主任期间，通过三年努力恢复了“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全部基本教学实验，向全院4个专业同时开出，实验室被评为院先进集体，您被评为学院先进个人。就在事业已经起步的时候，您自费到美国留学去了，您是基于何种原因自费出国留学的？

赵：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国外的消息不断传进来，开始有人出国留学和作学术访问，学校也准备送我出国做访问学者。那时，我的伯父已经在美国定居，他与我们失散快40年了，改革开放后才找到我们，十分希望亲人团聚，可当时从美国到中国探亲是很难的，何况他年事已高，我父母的年龄也很大了，因此家里就想让我到美国去看望伯伯。我也有一种好奇心，想出去学一点东西，这就是当时出国留学的原因。

我在办理出国手续时费了很多周折，因为那时学校有人出去了就没回来，而且就是我们开发系的。因此出国审查得非常严，从教研室到系里、院里直到南充市公安局，每个领导都要签字，保证我一定要回来，最后还给我定了个保留岗位、保留工资，要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

到美国后，我的初衷是继续在石油专业上深造，他们（美国大学）跟我说如果你学石油的话，就是中国第一个石油女博士，可能要学五六年。我征求学校意见时，张绍槐院长很有远见，他说别学专业了，学专业太容易，你就专攻外语吧。因为孩子还小，在国外那么久我放心不下，于是就进纽约州立大学皇后学院去学英语了。

纽约皇后学院

陈：为什么说张院长让您学外语是有远见呢？

赵：张院长确实看得比较远。没有精通外语的专业教师这种情况已严重阻碍了学校的发展，而派到国外进修的教师都是学专业的，没有专门学外语的，因此学校特别需要既懂专业又精通外语的老师。张院长认为把外语差的老师送到国外去学专业是一件比较容易办到的事，也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而要培养有专业背景的外语人才是很难的。

恰好我的情况符合这个要求，因为我在石油开发工程专业学习、工作了16年，是有专业背景的，并且英语成绩一直都比较好，所以张院长要求我专攻英语，我服从了学校的安排，在美国的4年主要是学习英语。

赵敏（后排左三）与美国纽约皇后学院的老师和同学

因为家和石油而回国

陈：1984年年底，您在美国的学习即将结束，面临多个选择：在美国工作和定居，在北京等大城市工作，回学校继续从事石油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可您最终却到学校基础部教外语，这似乎是最差的选项，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赵：我虽然已经获得了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资格，也在办我的绿卡号，但我一直没有打算要留在美国。第一是我的先生王元留在了学校，第二是我的孩子很小，我出去时他们一个9岁，一个5岁；在美国进修结束时，5岁的变9岁，9岁的都上初中了，我很想念他们。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出去的时候各级领导都签字保证我一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就会牵连到他们，我不能不仁不义，不能说话不算数。

初到美国，确实大开眼界。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拖鞋、睡衣、洗发水这些日常用品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他们买东西都是成打买，我们要凑好长时间的钱才买得起。因为是自费，需要打工挣学费，每个月打工挣的钱除去日常开销还可剩七八百美元，而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我简直就是大富翁了，我留在那儿把钱寄回来，家里就会过得很好。但是在美国你就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为那个年代中国的地位很低。

我在一个台湾女老板开的礼品店打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她斜着眼睛看我，说“哼，一看就是一副大陆相”。我回去问我二伯父啥叫“大陆相”，他说“是嘛，你一个女的不修边幅”。我们那时不化妆，不穿鲜艳的衣服，认为化妆打扮是资产阶级的表现。听到二伯父的话后，我想大陆人也是爱美的，就立即到商店去买衣服，第二天收拾一下再去上班，入乡随俗。

更可笑的是有台湾来的同学，还在说我们共产，问我们是怎么共产的，我听着都莫名其妙。所以当时出国的人虽然在国内听起来很光彩，但在国外是二等公民，到处都受到歧视，所以在国外我们非常爱国，如果有人说大陆不好我们都要跟他们吵。

我记忆最深的是1984年女排拿了世界冠军，当时我正在上课，直播结束后每个同学和老师都过来和我握手，我从来没受过这么高的礼遇。寝室的同学看到我就抱着我在地上打滚庆祝，美国人就是这样，你行就看得起你，你不行我就把你看扁，毫不掩饰。那时候我就有个强烈的愿望——要使国家富强！要努力学到东西！要回来！当然，留在国外也可以报效祖国，但没有国和家你在国外是幸福不了的。

回国后，来找我的单位确实比较多。首先是北京海洋局找到我，海洋局组织部给了我一张职工调动表，叫我马上填，说他们太需要人了。出于礼貌我把表收下了，说回家填好后再寄给他们，但实际上我不愿意留在北京。到成都后，成都市对外交流处的一个领导马上找到我，说希望我留在成都对外交流处工作，并且还可以给我解决一个什么职务。

后来才知道，那几年四川省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有2000多人，最后只回来了24个，我就是这回来的24人中的一个，所以成了宝贝。我一直牵挂着家庭和我的专业，在美国时，有一次遇到一帮汽修人员，身上满是汽油味，大家都觉得难闻，但我觉得亲切得不得了，所以我回国是一些潜意识的作用。

我对“四川石油学院”特别有感情

至于为什么选择回到南充，是因为对四川石油学院特别有感情。四川石油学院是从无到有的，1960年我到学校来的时候只有刚建好的地质楼，除此之外就是光秃秃的山，这个学校是我们打着赤脚，踩着稀泥，抬砂，砌砖……，用自己的汗水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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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吃不饱，一天夜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们寝室8个女生，半夜里全跑到地质楼4楼面朝嘉陵江的大阳台上唱歌。下面不远处是一大片牛皮菜地，我去报幕“牛皮菜观众们：我们采60级的女生开始表演，第一个节目是女生合唱”，我们唱啊唱，唱累了才回去继续睡觉。当时我们女生种的牛皮菜，收的时候规定要全部送到学生食堂去，食堂会返回给我们一大盆煮熟了的牛皮菜，同学们说我的脸盆大，所以就用我的脸盆去装了一大盆，我们一口都没吃马上就端到男生宿舍去了，因为我们班有四五个男生因水肿睡在床上，上课都没来。

当时我们画工程图，晚上没电，就点着自己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画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女生的脸上都长出了胡子，大家全笑了。

”

在那个特殊时期，学校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化生活抓得特别紧，组织学生和年轻老师排练节目，《东方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节目还在南充市上演了，轰动一时。学校每个学期都要组织篮球比赛、运动会，每个星期五还要举办舞会，文化生活搞得特别好，同学们就忘记了饿。

虽然我们当时很困难，但是没有人偷东西，多吃多占的情况很少，那种占小便宜的人大家都看不起，大家佩服的都是一心一意为大家着想的人，崇尚王铁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那个年代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很乐观，很快乐，精神状态非常好。

我最留恋的还是那段生活，我喜欢南充的山山水水，家在那儿，亲人在那儿，老师和同学都在那儿，所以我想的就是：要回到南充这个学校。

采油专业60级毕业合影（赵敏前排右四）

酸化组在长庆油田（1979年）

全力以赴创建外语系

回到学校后，终于又可以干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了，我在开发教研室干劲十足，满腔热情地想把在国外激发出来的那些报国热情付诸实践，可还不到两个月，张绍槐院长就通知我到基础部去教外语，开始我很不想去，后来很快也想通了，我把美国那么优越的条件都放弃了，不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学校吗？到哪不是做事呢，于是就服从分配了。

80年代初期刚刚打开国门，国内非常缺英语人才，不光是缺石油专业英语人才，连英语教师都很缺。学校领导很敏锐地看到了外语的重要性，所以决定组建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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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到基础部没几个月，张永一书记通知我学校要成立外语系，准备让我当系副主任。我觉得自己当不了领导，推辞了几次后张书记生气了，把我找去批评了一顿，又给我讲清了学校为什么要办外语系的道理，我被张书记说服了，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原基础部外语教研室的欧传荣老师是常务副主任，负责公共英语，我负责科技英语和外贸英语，我就和欧传荣、曾彦一等老师全力以赴地去创建外语系了。

创办外语系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极度缺师资，所以第一件大事就是找老师，引进英语人才。我和人事处的周茂老师一起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去招聘，前后招来了8个老师。接着就是制订师资发展规划、专业发展规划，办起了科技英语、外贸英语和英语三个专业。后来我们还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来授课，最多的时候聘请了6个外籍教师，这些外籍教师是语言学的硕士、博士，口语、写作和听力都很好，对提高外语系的教学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

”

在创办外语系的过程中，学校很信任我，放手让我去干，张永一书记亲自参与了创建的全过程，不仅给了我们很多原则性的指导，也参与了很多具体的事务。我也满怀热情地跟着外语系那些小伙子姑娘一起拼命地干。当时天天晚上教室里都要给学生播放英语录音，我背着电池到处转，哪个录音机没电了我就给赶紧他们换电池，现在想起来就好笑。

把工程教育思路移植到外语教学中

陈：您在外语教学中充分发挥了自己既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掌握多种专业技能的优势，在科技英语专业向“油气”课程靠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您认为这种“靠拢”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哪些意义？

赵：我只是学了一些综合性的英语，谈不上是外语专家，是在工作中慢慢探索着走。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因此在英语教学中移植了一些搞工程的思想，把工程教育方法和实践性的一些思路移植到了外语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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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无论外语如何重要，都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学科在学，虽然在工具学科里也有学问、也有理论，但它毕竟是一种工具，就像计算机一样，虽然是一门学问，但也仍然是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它的实践性就必然很强，学生天天在那做作业，不读、不听、不交流是没用的，也没法掌握这个工具，所以我坚决反对应试教学。现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外语，四级六级和八级考试把学生都考死了，很多考高分的人写不出来、听不出来，这不是培养人的办法，所以要改革。至于怎样考核，可以口试，可以考听力。

我特别注重外语学习的实践性，因此搞了电化教学。当时是买不到外教的教学片的，在学校电教科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充分利用外籍教师资源录制了很多英语教学片，建起了电化教室和全校的无线外语教学网，还实现了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等等，这在四川省高校和全国石油院校中都是第一次。

”

张永一、张绍槐他们很有远见，当时就提出了要把电子词典和计算机融合到一起，后来计算机和手机里的翻译软件就是依据这个思路实现的，所以我们又搞了电子词典，并获得了国家的奖励，但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最后没能搞下去。我们还积极推动英语角、口语角建设等，都是基于加强实践性的这个思路而开展的。

科技英语和外贸英语这两个专业我们都开了《石油概论》课，我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现了美国培训石油开发工程师的整套教材，于是就把它引进来再配了一些录像作为主干课程。这两个专业都是上完课马上就带到油田实习，到南阳、炼油厂去，让我们学英语的学生了解石油，知道石油是怎么生成的，怎么开采和怎么炼制的，毕业论文就是翻译石油专业方面的一篇文章。虽然在本科有限的时间里他们学不了多少石油科技英语方面的知识，但还是能够掌握一些敲门砖的东西。

因为我们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所以发展得很快，并且由于把工程教育的思路引入外语教学，同时注重向石油“靠拢”，所以在科技英语和外贸英语教学上形成了我校特色，做出了一些成绩。

84级到89级这几批科技英语和外贸英语的学生大部分都进入了国内和国际石油大公司，现在已遍布全世界。但这两个专业只办了四届，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后来我又被调回开发系，两年后再到完井中心，参与了完井中心所有的立项翻译。

科技英语87级在现场实习

我与“燃灯助学计划”

陈：您始终保持了报效祖国的热情。1992年以来，引进美国友人助学款数百万元，援建“燃灯小学”100多所；1995年9月出席“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荣获联合国世妇会中国组委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1999年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请给我们讲讲“燃灯小学”和世界妇女大会的故事吧。

赵：这些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燃灯小学”是一个台湾老妇发起的，她叫陈金浩，是我在美国的房东。我在美国的时候，台湾人对大陆人是有偏见的，不怎么瞧得起。一个星期天，她和我一起到体育场去卖牛仔裤，一条50美元，她让我收钱，钱就装在我的口袋里。这中间我要出去一下，临走前，就把收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结果她记住了这件事。

还有一次，她让我帮她订扣子，订一个扣子2美元，订完一条裤子就给我10美元。开始时我还很高兴，觉得挺好的，后来我感觉不对，意识到她在怜悯我，又不愿伤我的面子，于是想了这么个办法来施舍我。我明白之后就不再做这个事了，并且把钱还给她了。虽然我需要自己挣学费，是很穷，但钉扣子不该得这么多报酬。通过这些事，她对我印象特别好。后来，陈金浩得了癌症，想帮助一些乡下的孩子来积德行善，于是就想到了由我来帮助她做这件事。

我回国后，一天她到成都专门来见我，对我说“听说大陆乡村里有很多失学的孩子，你帮我个忙，我想救助一些乡下的孩子”，我说“好啊”，她就在锦江宾馆拿了2000美元给我，我去银行换了11000元人民币。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不敢放到家里，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失学儿童，然后就去问学校团委，正好学校在对口帮扶升钟水库库区，于是就决定到升钟水库所在的乡村去看看。

暑假我跟着团委到南部县升钟水库去了，去了之后才知道有很多儿童中途辍学，尤其是女童辍学的情况非常普遍。有个女孩家里唯一的一件大家具是土改时分的一张床，因为没有多余的衣服，她跟她妈妈是轮换着出门的，一个出去了，另外一个就无法出门了。我们听了都是眼泪花花的。

世妇会四川代表

非政府组织论坛代表证（1995） 

第七届国际石油会议（主席）

代表证

回来后我把见到的情况给陈金浩说了，我们觉得光撒钱不行，应该有一个机构长期做下去。她信佛，所以机构最后起名叫做“燃灯助学计划”。由于当时在“希望工程”的经费使用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新闻，我们就定了三条原则：不报道，不宣传，不收管理费。所有参加的人都是义工，只能拿钱进来，不能拿钱出去，不在任何媒体宣传报道，以免受到干扰。

后来陈金浩在美国发起了“燃灯助学计划”，动员她所在城市的华侨和美国人，从菜篮子里拿出来10美元捐助中国的辍学儿童，把募到的钱寄给我们这边机构，我们这边团委、电教科、侨联加上我和王元来执行。我们去找当地小学的校长、班主任确定需要帮助的学生，在学校和村里张榜公布资助的名单，让全村都知晓谁家领了多少钱。计划执行情况美国要派人来定期检查，办法是拿一个纸条让学生填，你领了多少钱，什么时候领的，然后对账本，如果有三个人对不上，这个计划就取消，所以这个计划做得很精准，捐助款一分钱都没有流失。

在建“燃灯小学”时，“燃灯助学计划”只出材料费，当地的农民出人工，政府贴补装修费，三方面一起来建。这个方法非常好，因为当地政府出了一些钱，老百姓和家长出了力，大家就会爱惜它。到1998年因我到科威特工作而离开“燃灯”项目时，已建起了100多所“燃灯小学”。这个项目在其他人接手后，加上南充市侨联的支持而继续下去，延伸到贵州、山西、青海等省。“燃灯助学计划”和“燃灯小学”是我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体会到了无私付出帮助他人的那种愉悦。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15000多人与会，是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本次大会我们四川省去了70多个代表，我有幸成为代表之一，并因为“燃灯助学计划”获得了大会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参加这次大会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外交流的重要性，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到中国，了解了世界怎么看中国，比如还有一些国家的妇女代表到处找中国的小脚，说明很多国家真的不了解我们。

对外交流是学校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陈：您一直参与学院各项重要的外事活动，如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联合国援建的完井技术中心（CPR/88/051）项目、中加天然气勘探开发培训中心项目等，在项目申报、评估、立项、执行中多次担任首席翻译、撰写起草多种科技外事公文和技术报告。CPR/88/051项目是联合国400多个援华项目中25个最优秀的项目之一。请您给我们讲讲对外交流的作用和意义。

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校“三项工程”的立项就是对外交流的直接产物，对我校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因为石油行业是跨国行业，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行业性质决定了必须打开国门，面向世界；当然学校也必须打开校门，面向行业、面向社会、面向世界。

我们学校领导很早就有了这个远见，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开展对外交流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没有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项目，仅凭我校当时的条件要取得“三项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就连立项都不可能。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外交流对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发挥了很大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我认为现在学校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

对外交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上，与其他的国家的交流也很重要。我曾经作为一个项目的培训总监到印度去招聘人才，印度的国家公司只有一栋楼，并且又破又烂，但是你到它的培训中心去，却灯火辉煌，很漂亮。

印度企业在培养人才这方面完全延续了英国的方式，特别重视培训，而且对后期的继续工程教育做得很好，每个员工一生都要接受培训，在员工的职业生涯里就作了这样的设计，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也很大，而我们的员工工作了就很难再去培训了，印度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保护油气层技术培训”项目人员（1997）

不光学技术，行业标准、行业规则都要学，各国的国情也要了解，才能开展国际合作。比如我们在科威特有一个项目，没了解清楚科威特的标准前就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消防设备，可到港口后半年多没法卸货，因为科威特规定消防设备既不能是不好的，也不能是最好的，这些设备都在他们的黑名单里，只能使用他们规定的几种设备。因为不符合他们国家的规定，所以我们只能重买设备，原来买的更贵的设备只能放在那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学技术，还要学规则，学法律。

国际交流确实能够开阔思路、拓宽视野、提高水平，我自己从中也受到了很多教益。我1995年退休，1998年到科威特项目，后到利比亚项目、阿联酋项目，再到印度、泰国做项目，都比较适应，都得到了甲方乙方的充分认可，就是因为我在之前的项目中得到了锻炼，合作方都觉得我跟他们能说到一块，能理解他们。

完井中心“七五”“八五”项目人员

对外交流要靠国际项目来带动

陈：您能否具体谈谈我校对外交流的体会？

赵：我认为对外交流不是因为要掌握外语而去交流，是为了促进学校发展去交流。对外交流必须要有国际合作项目，需要校际之间、校企之间的合作，要有全校性的大项目和各个专业的综合性项目。没有项目怎么交流？外语只是交流工具，没有大项目的合作，只是为了提职称让老师出去呆半年，或单个老师搞点技术服务，那么交流只能是个别的、低层次的浅尝辄止。

“

合作项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国际项目中有很多值得学的东西，合作中新的科技、新的材料、新的思想都会进来，首先是看，然后懂，然后再掌握一些新能力。而且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理念和观点上的碰撞、摩擦，不仅是在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上得到启发，还可以教会我们怎样培养团队精神，怎样处理国际间的一些矛盾，这样对人的锻炼和培养就是全面的，使我们在观念上、理论上和管理上有质的飞跃。同时也把我们的特点和好的东西交流出去，扩大学校影响，承担更多更大的项目。

”

我感觉学校现在没有特别大的项目来支撑这个事情，不是仅仅招一些留学生，派一些老师出去短期访问就解决问题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只是对外交流的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还是要有大项目来带动。

陈：既然大项目如此重要，那请您给我们讲讲大项目对于我校今天取得“一流学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赵：在“七五”“八五”的时候，学校的规划就是通过大项目来提高学校整体的学科能力，产生了侯方浩教授的地质，任书泉教授的酸化压裂，罗平亚院士的泥浆，张绍槐院长的钻井、马德坤教授的钻头，李仕伦教授的凝析气研究、刘崇建教授的完井等这一大批高水平成果，这些高水平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学校各个学科，它们互相支撑，形成了学校整体的学术高地态势，这也是今天我校一流学科的根基。

考察法国培训中心（1991）

我认为，作为一流学科必须要站在理论和技术的前沿，并且还不仅仅是石油与天然气工程这一个学科要站在国内和世界的高峰上，还要作为领头羊来带动各个学科全方位的提高，不能说只有你这一个学科专业在上面，其它学科专业都在下面，这样的话你这个学校整体还是不行。

因此，首先是重点学科的研究必须有突破，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如果不在国家的最高水平线上，你怎么能称为一流呢？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论文质量，还是新技术、新材料等都应该有突破，这是必须的。

要实现突破，就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团队来支撑它，不能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多个学科互相补充，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综合发展，是学校整体的提高。

学校现在很注意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觉得学校在工程技术研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现在参与技术服务的老师很多，但是缺乏集合多个学科专业的大型研究项目。而开展对外合作项目我校在四川是最早进行的，后来对外交流的大项目就基本没有了；别的学校比我们搞得晚，但是现在都比我们搞得好。

中加培训项目（加拿大1997）

石油部领导来校指导完井中心立项工作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责任和任务，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那个时候复杂。我大概想到了这么几点：要扩大对外交流范围，要提高对外交流力度，派出去交流的学生和访问学者要更多，要大力引进外籍的客座教授，而不仅仅是请外教来教语言；客座教授不一定只盯着华人或校友，最好聘一些外籍的，跟我们学校关系不太大的，这样会产生鲶鱼效应，作用更大。还要制定师资的培训计划、对外交流规划，不光是让老师为了提职称而出去呆半年就回来，应该有一些核心目标和制度，每个教师都要做职业生涯规划，继续工程教育应该伴随终生，这样才能让老师把他的一生和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

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在沿袭艰苦奋斗、力争一流的精神，听从组织安排，都是很热爱学校的，学校团结一心，就能搞到一流上去，就是需要多吸取一些经验。所以我觉得“石大记忆”非常好，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学校的文化记忆，我们学校的好传统就是集体为国家奉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学校的老师在海外工作都是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我觉得我们学校好多东西都被遗忘了，这些东西都应该被留下来，这些比国际奖更重要，因为它是育人的。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证书（1997）

应该建立高水平的翻译团队

陈：除大项目外，您认为搞好对外交流的关键是什么？

赵：我认为，要扩大对外交流，就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师资的外语水平，听、说、读、写都做不好，你怎么交流？国际交流需要“信、达、雅”的翻译。

我们学校原来地质还有穆曙光老师，我们现没有哪一个学科达到这个标准，这就成了我们对外交流的瓶颈，受到了极大限制。我这里不是在谈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而是说各个学科的专业老师，至少钻井、油藏、开发、地质、化工、机械、材料等学科专业都要培养几个懂专业的、特别好的翻译，要送出去学翻译、学速记；不仅是英文，必须有一部分人懂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要有各种语言的人才储备，全校要有一个翻译团队，并且所有老师的外语水平都要提高。

我们在国际合作中，许多国家只要是石油单位没有不会说英文的，并且就像母语一样流利，十多二十年前就是这样了，现在掌握几门外语的已经很普遍了。我们的人也应该这样，起码是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其他语言能够看懂，不能等着别人来学我们的语言，自己要搞点特色出来，对外交流成为全省全国第一也好啊。这样我们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才能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陈：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外语翻译工具非常普及，并且广泛运用于手机了，外语水平还有那么重要吗？

赵：普通的日常交流确实可以借助翻译工具，但现在的工具只能翻译大语种，小语种还翻译不出来，并且专业词汇的翻译还有一定的问题，何况一个单词可能有十几个意思，精确到科学研究中翻译工具根本不能代替人的智慧，如果是在项目合作中借助翻译工具来研究较为深入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可以说基本上无法进行顺畅地交流，合作会非常艰难。并且拿着翻译工具与合作伙伴交流，不仅别人不愿意，还会瞧不起你。

教师外语培训班

【本文已经赵敏教授审阅】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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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  西南石油大学官网

编辑  |  蒲郁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