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诉源治理“浙江新模式”显成效｜代表委员看法院
编者按
1月14日上午，浙江高院工作报告新鲜出炉，引发热议。代表委员的监督和支持是我们做好法院工作的不竭动力，一起来听他们怎么说～
省人大代表徐虹
综合施策双向发力，切实解决执行难
“加大失信惩治力度，罚款19.4万件、拘留6.6万人，同比分别上升144.6%和92.5%；以拒执罪判处734件833人，同比分别上升70.3%和64.6%。”省人大代表、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虹说，从“两院”报告的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在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冲锋号吹响后，我省法院咬定目标，始终保持打击拒执的高压态势。
细心的徐虹在报告中也留意到惩治以外的另一种正向的方式，那就是由宁波镇海法院在全省率先提出建立的守信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对于自动履行裁判义务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诉讼费、财政资金扶持等“红利”。“既要对拒执人进行限制与惩治，也要对那些主动履行判决裁定的当事人、企业给予鼓励。只有综合施策双向发力，才能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徐虹点赞说。
此外，作为律师界代表，徐虹也特别欣喜地看到“建立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被省高院写入工作报告当中。“这项机制其实是由我们宁波市律师协会和宁波市海曙区法院首先推出的，现在成为全省法院的一种先进做法进行推广。”但徐虹坦言，要引导律师打消顾虑、敢于提出法官的不足，互评机制在落实过程中还需不断完善。
列席人员危辉星
诉源治理“浙江新模式”显成效
“内容详实、重点突出！”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危辉星对“两院”工作报告赞不绝口，在不少地方都着重进行了标注。
对于报告里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数首次下降，危辉星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工作量减少了，而是将工作重心前移了。”危辉星指着报告中的司法大数据，在下面连标了几道横线——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诉前化解案件18.4万件，“法院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更多案件在诉讼前就得以化解。”
省高院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聚焦基层社会治理，探索诉源治理“浙江新模式”。这些年，浙江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主动地把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全面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日益健全，源头治理矛盾纠纷效应日益显现。
“事实证明这是条正确的道路。”危辉星说，这些年，衢州法院紧紧围绕市委打造基层治理最优城市决策部署，主动融入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大格局，如今，6家基层法院都已入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此外，衢州还推行了人民法院“周二巡回日”等工作，创新“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简案速裁”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努力实现矛盾化解“最多跑一地”。
“去年，我们衢州法院诉前纠纷化解率达36.15%，居全省地区第一位，老百姓纠纷化解更便捷、更高效，对我们法院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了。”危辉星建议说，“如果能加快‘互联网+法院+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建设，让百姓不受地域限制，无论在哪里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红利，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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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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