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如蜂，梅兰芳被蜇了一下
梅兰芳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梅兰芳与齐如山的合作，可谓开创了戏剧界与知识界合作的先河，客观上使京剧艺术上升为文化。因而，当这对黄金组合因“九一八”事变后分居南北两地而分道扬镳时，尽管是友好和平的，仍然让许多人惋惜。他俩的分手，固然有环境等客观因素，但也不排除两人性格、处事态度的不同，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两人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见差异。
1948年，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齐如山编写了一出《桃花扇》，他通过剧中人物苏昆生的嘴影射、咒骂共产党。与此同时，梅兰芳在上海马斯南路家中的院子里，赫然发现了一本《白毛女》的剧本，很显然这是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干的。又有一种说法，说在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的家中，梅兰芳与周恩来见过一次面。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对梅兰芳说：“你不要随国民党的撤退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梅兰芳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政治立场。
严格说来，在那个特殊时期，梅兰芳属于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既不信任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怀疑虑的“中间人”。主要原因便是他从来就是个“只管戏剧工作，不管政治”的人。他始终认为无论谁统治天下，演戏的还是得靠演戏吃饭。当他得知齐如山执意要去台湾后，还劝他：“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齐如山1949年年初抵台后，曾经写信邀请梅兰芳和言慧珠赴台演出。梅兰芳在回信中说：“……此间小报又云，顾正秋之管事放空气说，台人反对梅、言来台表演，影响顾之上座也。”显然，他对赴台是有顾虑的，但这顾虑只限于“影响顾之上座”，而并非出于政治考虑。以上这两段话都表明，他只是个艺术家，绝不是政治家，甚至欠缺政治意识。
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初期政治高于一切的环境下，他不但不适应，而且差点出问题。
最先让梅兰芳感受到新中国新气象的是他被告知戏剧演员与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国家的主人，这使他十分激动与感慨。多年来，他一直在为提高戏剧演员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尽管他自己广受欢迎、追捧和拥戴，但他知道那与真正意义上的“尊敬”是两回事。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戏剧界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以此身份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阅兵式。以后，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还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从此，他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或艺术家，而一跃成为政府官员。
身份的巨大变化使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认清了政治，他其实还是原来那个艺术家梅兰芳，还是没有成为政治家梅兰芳。
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参加访谈的还有他的秘书许姬传。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很自然地，访谈的话题便集中在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剧目的改革。当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时，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具体分析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最后，他概括道：“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梅兰芳著名的“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不几天，张颂甲记者就此访谈，撰文《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全文刊登在《进步日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来批评声一片。由于提出批评的多是北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因此，影响颇大。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变了，形式必然要随着变化。”于是，他们提出“移步必须要换形”。
如果单纯从艺术上讨论这个问题，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幸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他认为“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对他的批评一定要慎重”，然后将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妥善处理。
梅兰芳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是满怀热情拥抱政治的，却不曾想被政治狠狠地蛰了一下。就他和善、温良的个性而言，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却恰恰没有气愤。记者张颂甲却很气愤，他以为“对京剧改革各抒己见，何罪之有”，他觉得是他的文章为梅兰芳捅了娄子，便准备自己承担责任。秘书许姬传也表示由他背黑锅，试图帮梅兰芳解脱。梅兰芳并不是个敢说不敢当的人，他当即拒绝，并明确表示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
事情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兰芳、许姬传参加。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让梅兰芳“改正错误”的平台。梅兰芳也就在这次会上，很“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梅兰芳当初之所以说“移步不换形”，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多年京剧改革创新经验的深切体会。从1913年创排时装新戏开始，他一直没有停下创新改革京剧的步伐，虽然他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放弃了时装新戏，但随即将精力放在了古装新戏的创排上。无论如何变化，他始终遵循一条，那就是决不背离京剧的艺术规律。他的戏较之传统京剧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是“京剧”。由此可判断，他所说的“形”其实并非仅仅指形式，而是京剧的艺术规律、京剧的特有风格。所谓“不换形”，便是不违背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特有风格。
显然，梅兰芳后来修正的“移步必然换形”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对于人生始终还算平顺的他来说，这次风波着实让他领教了政治的厉害。从此，他虽然不至于噤若寒蝉，但却重新变得沉默，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
对政治的不热衷，对政治的不敏感，恐怕是导致梅兰芳“移步不换形”风波的真正动因。
相比于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梅兰芳的政治意识显然要欠缺不少。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周扬等党政领导和文艺界负责人就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陈毅是做梅兰芳入党思想工作的第一人，他多次找梅兰芳谈话，启发他入党，但一向谦虚的梅兰芳以“我们做演员的，生活有些散漫，我还要努力”为由婉拒了。直到有一天，他被邀请去参加党委会议，才发现会议的中心主题是讨论程砚秋的入党问题。他这才发觉比起弟子来，他的思想落后了。想当初，他作为“四大名旦”之首，处处领先，解放后他也积极参加党号召的各种活动，却不曾想在入党这个问题上，弟子走在了前面。因而在会上，他除了表示向程砚秋祝贺外，也不禁有所反省。
不久，梅兰芳向研究院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当毛泽东听说梅兰芳申请入党后，指示“要加强对梅兰芳的教育，要以普通党员的姿态出现，不要特殊化”。
毛泽东的“不要特殊化”是何意思呢？有人估猜有可能是针对周恩来提议愿意当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是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当他听说梅兰芳也积极要求入党时，便去征求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波的意见，问是否也需要他当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梅兰芳是从马少波那里得悉此情的，他对周恩来的信任与关怀自然很感激，不过他说：“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援例要总理作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马少波同志作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
尽管在此事情上，梅兰芳的确没有“特殊化”，但他的入党问题还是被搁浅了。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虽然做了共产党的高官，但对最讲究“态度”的共产党还不了解，更可能是他没有将入党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这个高度，因而他的入党申请书并非他亲笔所写，而是请秘书代写的。于是便有人认为他对入党这个问题不够严肃，也不够重视。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对于梅兰芳在解放前的身份，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早在全国政协筹备会之前，梅兰芳作为京剧界的头号人物却并没有被提名为政协委员，原因是有“中共党内头号秀才”之称的胡乔木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梅兰芳只是个京剧演员，参加政协不够资格”。这句话显然饱含对京剧、对京剧演员、对梅兰芳深深的不屑。毛泽东知道此情后，很不高兴，他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然而，毛泽东此举的目的是“在团结的基础上取教育、改造的政策”。梅兰芳最终得以参加了政协会议，但他作为京剧演员，和京剧一样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
很显然，京剧以及京剧演员的地位在解放之初仍然是低的，是不能和解放区的革命艺术家并列的。
另一方面，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之前，也就是梅兰芳刚刚恢复演出的第三天，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曾经亲往戏院观看梅戏。演罢，梅兰芳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据说，当时蒋介石对梅兰芳说：“你是爱国艺术家，今天可称幸会。”临走，蒋介石又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上款是“兰芳博士惠存”，下款是“蒋中正”，正中是四个大字：“国族之华”。
内战爆发后，梅兰芳在进行营业戏的同时曾三番五次接到当局以各种名义发出的演出邀请。1946年10月，他更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及筹募中正文化奖学金，参加了在上海天蟾舞台举行的“全沪名伶盛大京剧会串”。只一个月后，蒋介石在获悉国军攻占张家口、中共晋察冀军区机关撤出张家口后，极为兴奋，立即发布不久之后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并安排了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尽管这场京剧晚会到底是庆祝张家口被攻克，还是庆祝国民大会即将召开，谁也无法说得清楚，但梅兰芳参加了演出是事实，又有他曾经被蒋介石接见过，还为蒋介石祝过寿，这一切都成为梅兰芳日后频遭非议的原因所在。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梅兰芳并非来者不拒。据说蒋介石曾经两次邀请梅兰芳，一次是赴日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演出，一次为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演出，均遭拒绝。梅兰芳之所以为蒋介石祝寿而唱戏，还是听从了周信芳的建议，而早已与共产党暗中有所往来的周信芳是奉周恩来的安排力劝梅兰芳参加的。周恩来看得出蒋介石祝寿是假，笼络社会名家是真。蒋介石也知道周恩来在文化界的号召力，便请周代邀包括梅兰芳在内的名家，想以此试探共产党是否还买他的账。周恩来看穿他的心思，又有借机在蒋面前显示共产党在知名人士中的威信，这才请周信芳去请梅兰芳的。
然而，这一切又有谁说得清楚，又有谁相信，特别是在解放初期那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于是，梅兰芳自然是要被考验的。
一年半之后，梅兰芳的入党问题总算有了眉目。这次，梅兰芳接受了批评，认认真真地毕恭毕敬地亲自重新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经过了数个废寝忘食的日夜，一份全新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入党申请书摆在了支部书记的桌上。可以说，这份申请书倾注了他对党的全部感情。1959年3月16日，梅兰芳加入共产党。7月1日，一代京剧大师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拳头在庆祝解放10周年的日子里，梅兰芳又与儿子绍武双双被评为文化部的先进工作者。
颁奖大会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那天早晨，梅兰芳笑吟吟地招呼绍武：“走，我们开会去。”说得家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不难揣测，在全国解放到梅兰芳去世的这十来年间，有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梅兰芳更是作为国家主人得以参政议政，他自然有被尊重而扬眉吐气的满足；另一方面，梅兰芳这个名字是和京剧和戏曲和艺术密切相连的，他是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然而环境拖拽着他不得不越来越靠向政治，而离他钟爱的艺术越来越远。当他头顶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之后，他不得不为它们付出代价。于是，他身不由己地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并在会上作千篇一律的讲话和报告。他还得完成各项政治任务，比如出访维也纳、苏联、日本等地。他又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上山、下乡、到部队、奔前线，广泛为工农兵演出。对于演员来说，实践自然也是需要的，但对于像梅兰芳这样的大艺术家而言，日复一日地重复性表演，无异于极大地浪费资源，于己于国又有何益呢？
自抗战初期梅兰芳编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后，20多年来，他再也没有一部新戏问世。除了抗战八年暂别舞台和解放前三年政局混乱外，解放后的10年间，他也未能拿出新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要论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实属无奈。没有时间是一个问题，恐怕更重要的还是在一个说话都得小心的时代，在经历了“移步不换形”的风波后，梅兰芳深知编排一出新戏必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可以这么说，新戏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梅兰芳为了政治不得不牺牲了他的新戏。这是时代所致，梅兰芳迫不得已。
当新中国迎来10周岁生日时，戏曲界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竞排新戏作为献礼，有历史戏也有现代剧，一派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灿烂景象。梅兰芳也顺理成章地有了创排新戏的理由，压抑在胸中的对艺术的激情，终于可以释放，他激动万分。
然而，经过近十年的政治磨砺，他已不再对政治完全茫然无知，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创排新戏与从前是不同的。作为献给祖国的寿礼，也作为庆贺他入党，这部新戏要反映出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由衷热爱的心声。因此，早已摆在他案头的《龙女牧羊》，就不是最合适的了。在颇费了一番踌躇后，他选中了《穆桂英挂帅》。
从他自身来说，他在《穆柯寨》《枪挑穆天王》等剧中已经接触过穆桂英这个角色，深为她爽朗热情勇敢且富反抗意志的性格所折服，也在不断演出中与这个角色结下了深厚感情。再者，此时他已65岁高龄，已经微微发福的身材不再适合演一些大姑娘小媳妇，而演《穆桂英挂帅》中的年纪已经不轻的穆桂英是再恰当不过了。同时，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也正能体现他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奋斗精神；从客观上说，这出戏的主题固然是表现穆桂英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从侧面反映出的为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品质，对于刚刚经历过反右斗争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抛开政治性不谈，在艺术上，《穆桂英挂帅》这出戏不仅称得上是梅兰芳老年的代表作，更是他的经典之作。也许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发自肺腑的热爱，也许是他穷尽毕生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也许是积聚在心中的能量的总爆发。总之，这出戏展示了他的全部艺术才华，也是他舞台生活50年的集中体现。
1957年夏，瑞典舞蹈促进协会主席海格尔先生受国际舞蹈协会之托为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章而专门来到北京。这枚荣誉章以圆形白色大理石制成，约三寸小碟大，上面雕刻着一位正在回旋起舞的美女，恰如梅兰芳在舞台上塑造的如嫦娥如天女般的曼妙形象。按照该协会的章程，只有在艺术上有高度造诣的人，方可得此殊荣。据统计，成立于1931年的国际舞蹈协会曾经颁给世界各地13位艺术家荣誉章，梅兰芳是第14位获此荣誉的艺术家。
授章典礼在瑞典驻华使馆举行，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他认为国际舞蹈协会将这样一枚荣誉章颁给中国的一名京剧演员，实际上是高度评价了中国艺术，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荣誉。梅兰芳在致答谢词时表达了对国际舞蹈协会的感激之情，并表示今后定更加努力。然而，上苍只留给了他仅仅4年春秋，便残忍地截断了他继续辉煌的征途。
梅兰芳有高血压病，他曾对人说，只要能上台，一场演出下来，他的血压保准正常。对他这样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他是不是一直渴望终老在他无限热爱的舞台上呢？想必一定如此。所以，1961年7月，当他终因心绞痛而不得不住进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时，他一心挂念的还是他的舞台、他的新戏和他的工作：为庆祝建党40周年，他又在准备一出新戏，剧本写好了，唱腔也编好了，只等着他去排演；新疆有一条铁路落成了，约他去参加庆祝通车典礼，火车票都买好了，等等。太多的事让他放不下心，他也有太多的心愿等着去完成。
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恩来听说梅兰芳住院，立即赶到北京阜外医院探视。他坐在梅兰芳的床边，一边给梅兰芳把脉，一边说：“我懂一点儿中医，你的脉象弱一点，要好好静养，好在你会绘画，出院后可以消遣。”梅兰芳哪里是个想着消遣的人，他着急。周恩来安慰道：“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国内外都可以去嘛。”随后，周恩来轻责医生：“你们平时只注意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像梅院长的病，应该早就发现。如今，你们一定要用心护理。”临走前，周恩来又对梅兰芳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看你。”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1961年8月8月凌晨4点45分，梅兰芳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发急性左心衰竭，遽然而逝。仅仅在前一天的晚上，他的精神状况似乎不错，还笑着安慰夫人福芝芳：“这几天我已好多了，你也不要太操心了，你有高血压病，不要来得太早，要在家多休息，要多保重身体。”然后，他让长子葆琛送母亲到病房对面的休息室去休息。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便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67岁。
《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均在头版发表了大幅讣告，并刊登了由周恩来等六十多人组成的由陈毅担任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国内外的唁电多达近三百封，除了国内的，还有来自苏联、越南、德国等数十个国家。郭沫若、田汉、萧三、邓拓、陈叔通、叶恭绰、王昆仑等更赋诗作词，痛悼一代艺术大师。
8月10日上午，北京各界两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隆重的梅兰芳追悼大会，由陈毅副总理主持，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梅兰芳的亲属表示慰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致悼词，高度称颂梅兰芳光辉的一生。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中央和北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周扬、夏衍、林默涵等外，还有苏联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国际友人。
梅兰芳去世后，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口楠木棺材作价4000元卖给福芝芳。这口棺材原本是给孙中山预备的，因为孙中山去世后用的是苏联送来的一口水晶棺材，所以它就一直闲置着。
几年前，梅兰芳就和夫人福芝芳商量好百年后要葬在香山碧云寺的万花山，那儿已经长眠着他的夫人王明华。如今，他去了。福芝芳按照他生前遗愿，嘱咐孩子们将他安葬在万花山。王明华的棺木在他墓穴的右侧，左侧是福芝芳的寿穴。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准备为梅兰芳修建墓地，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参加设计制图。然而，未及正式施工，“文革”开始了，修墓一事暂时搁浅。“文革”期间，当造反派、红卫兵扛着工具冲向万花山试图挖掘梅兰芳的坟时，却因为墓前尚未立碑而始终找不到坟的准确位置而无奈作罢。直到1983年，梅葆琛关于修缮梅兰芳墓的报告得以批准。墓地最终采用的是梅葆琛的设计：“汉白玉墓碑高2.5米，宽1米，被镶嵌在墓后的虎皮石弓形围墙的中间，在墓碑前正中间安置长方形花岗石墓头，四周是一朵四瓣花形的梅花。”这朵四瓣花形的梅花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梅氏兄妹四人，一人一边陪伴在父亲的身后”。（梅葆琛语）
梅花虽落香犹在。在梅兰芳身后，他的弟子们如同一团火炬中迸出的无数颗火星，各自在空中划出多彩的轨迹，将梅兰芳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京剧艺术传承下去，引向未来。
自1919年梅兰芳收第一个弟子程砚秋始直到他去世，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收徒多达百余，其中他最喜爱的弟子之一便是早逝的李世芳。少时的李世芳有“小梅兰芳”之称，他在1936年拜梅兰芳为师后得恩师真传，进步很快，当年即当选为北平的“童伶主席”，不久又与同为梅兰芳弟子的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获选“四小名旦”。梅兰芳迁居上海后，为向上海观众介绍李世芳，梅兰芳多次和李世芳合作《金山寺》。显然，梅兰芳有意提携李世芳日后能够成为他的接班人。然而天不遂人愿，1947年1月5日，李世芳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正在中国大戏院后台化装的梅兰芳闻此噩耗，差点儿晕了过去，他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反复打电话到飞机场追问，直到确信后，竟难抑伤痛大哭不已。从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不愿意演出《金山寺》，担心触景生情。为悼念李世芳，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连演了六场义务戏，将所得悉数交给了李的家属。
相貌真正酷似梅兰芳的是他花费心血最多的女弟子杜近芳。杜近芳的一张饰演虞姬的剧照极像梅兰芳，以至梅兰芳自己都错认了，还以为是自己年轻时的剧照呢。杜近芳拜师后，一度丝丝毫毫模仿梅兰芳，生怕有一丁点儿的不像。梅兰芳以齐白石的话“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教育杜近芳，鼓励她创新。带着先生的教诲，杜近芳1956年第一次在国外演出《霸王别姬》就获得空前成功，更赢得了“东方皇后”的美誉。
梅兰芳偏爱杜近芳，让其他弟子不无“嫉妒”。言慧珠就曾笑言：“我们都是‘追’先生，而对近芳，则反过来，先生‘追’学生。”其实，言慧珠也为梅兰芳所钟爱。她在演出梅剧《洛神》后被人认为“没有梅先生那样的仙气”，她便去求教梅兰芳，让先生传授“仙气”。梅兰芳笑道：“仙气哪能言说道明，它只是一种修养。”言慧珠心领神会，便按着先生的指点细细揣摩《洛神赋》，又到博物馆去看《洛神图》古画，从文字和图画里下功夫研究，逐渐找到了“仙气”。
梅兰芳的一双儿女梅葆、梅葆玖姐弟则继承了乃父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以及爱戏如命的艺术热情，葆是在重疾缠身、人生的尽头还想着要重返戏台；葆玖则可谓艺术的长青树，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戏台上，延续着梅派艺术的生命。
梅兰芳逝世迄今已经四十多年，可伴随着对京剧这一国粹艺术的深深眷恋，人们对这位京剧史上的巅峰人物也总难以忘怀。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这二十多年来，每当梅兰芳的诞辰或忌日来临，以京剧大餐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纪念活动便会喧然开场。1981年，为纪念梅兰芳逝世二十周年，京沪举行了演出活动；1984年，北京举行了梅兰芳九十诞辰纪念会；梅兰芳诞辰一百周年时，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目不暇接；在2004年梅兰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到来之际，全国各地纪念活动也早已开始酝酿。梅兰芳的纪念日及纪念梅兰芳，已经成为京剧的盛典、戏迷的节日，也就是民族的节日。
如同梅花暗香袅袅，梅兰芳对后人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决不仅见于有组织的纪念活动，也决不限于蜂拥而至的热闹，在此之外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有时倒更能说明其影响，其魅力，其意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映了一部描写京剧艺人生活的名为《霸王别姬》的电影，导演是名导，男女主角也都是红极一时的演员，该片曾获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可是在国内上映却遭来许多指责，缘自影片中的一些情节，片中人物说的一些话，乃至男主角的名字与片名等等，都使人以为张国荣饰演的虞姬角色其实就是梅兰芳。且不论人们指责的对不对，影片这样拍好不好，单从编导以梅兰芳为模特进行创作来看，也说明今天的人对梅兰芳及其生活仍然有兴趣，仍然想探究。
南京的一位著名小学教师去世了，报上登出讣告，称她是“讲台上的梅兰芳”。
诸如此类，梅兰芳就是在这些不是地方的地方，使人们在本与他没什么关联的事情上面联想到他，他对社会的影响之巨大、之深长，委实在于此。
梅兰芳在临终时，是否回想起两个月前的那一场演出？那是他在中关村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穆桂英挂帅》，那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演出。只有短短两个月，他便与喜爱他的观众阴阳两隔。也许正因如此，他可能是笑着离世的，因为他终老在舞台上。
有人说，梅兰芳属于历史，他随历史远去。但是，由于梅兰芳与中国京剧，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气节民族美德，甚至与人类所具有的不断创新变革的精神之间有着紧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他又属于现实。
梅兰芳这个人属于中国，而“梅兰芳”这个名字却属于全世界。
转自：京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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