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人民币贬值趋势应该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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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
来源：澎湃新闻，实习生张家亮整理
9月22日，第112期鸿儒论道讨论的话题是《去杠杆背景下的经济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展望》，主讲者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全球经济幸运地迎来了新的增长周期，中国经济基本面一扫之前的悲观情绪，增速逐渐稳定。这其中供给侧改革中出现了哪些成果，中国经济出现了哪些新的增长点，接下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譬如与地方债务相关的地方政府建设项目的事权如何限定。下文为演讲实录，未经讲者审订。
这两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关键词，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短期五项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产能、补短板，其中我觉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三个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我想通过探讨四块内容来说这些问题，第一，简单介绍一下当前经济；第二，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包括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四，对未来经济到底怎么看，到底开辟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政策取向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0月份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了这个概念，我当时也去参加起草了这个报告。去年7月份，领导人请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当时我也参加了，20多个人在中南海里座谈，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经济领域做了一次总结。第一，我们提出新常态的理论；第二，把新常态作为理论框架，我们提出来利用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政策的主线，一个框架。五大发展理念在“十三五”规划里面提出来的，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围绕这样一个政策框架，我们采取了很多政策。比如在区域发展政策上，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在对外开放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上我们搞了工业2025等等一些理念，生态发展上我们也有些理念。这是我们过去在总结这几年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政策取向。这个政策取向有很多内容可以包在里面，但是我认为去杠杆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去杠杆如何做？有三点。第一，稳中求进，2012年提稳中求进，到去年把稳中求进作为一般工作的政策。第二，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有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有三个底线是不能破的，个人理解第一个是扶贫，解决扶贫问题，解决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比如棚户区改造；第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我给大家简单理理这个政策框架。新常态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十八大后，在2012到2013年研究当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中国从2013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要放缓一点，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概念。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主要的机遇是中国经济进一步三期叠加，这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有一段时间，政策从应对2008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比较正常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理论上是消化前期政策，但是要消化多长时间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世界经济复苏很缓慢，即使2012年美国财政经济复苏，全球贸易增长也非常慢，欧洲还在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发展也不好。这个时候消化前期政策的扩张难度就比较大，我当时认为应该找一个新理论概括，覆盖三级叠加的概念。在2015年4月份领导人到河南兰考考察的时候，把这个新常态的概念提出来了，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个人总结有四个特征，第一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第二结构要优化，新常态的根本特征是人均GDP到了八千美元以后，居民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消费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是非常深刻的问题；第三转型过程当中动力是什么，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可持续创新；第四转型过程当中有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所以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新常态的概念，2014年就出来了，2015年4月份提出了这个概念，用新常态替代了三级叠加。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2015年是经济受重挫的一年，年初股票市场上升很猛，7月份有一轮股灾，到了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带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外资出逃。我们原来有新常态的理论，也有五大发展理念，同时也提出来要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微观经济要活，拖住三个底不能出问题，为什么实践过程当中出了这么多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政策需要做一些调整，去应对这个局面，股灾、人民币汇率等，背后原因是为了保增长速度，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实际上过于宽松了。当时我个人觉得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财经组了一个班子，针对当时出现经济增长下行的局面，股市、汇率市场出现的问题，中短期之内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时我们认为要从宏观调控上解决一些问题，财政货币政策和改革的政策要做一些调整。当时我们认为主要的矛盾就出在这个结构上，老百姓不需要的你产能严重过剩，老百姓需要的你满足不了。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从改革的目标设定、力度上，在过去30多年没有一个报告超过它。它的基本思路、基本路径、大路径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报告。当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目标不是五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中短期的目标，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提的，在中短期之内解决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2015年10月份只提出三去一降，没有一补，到了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把一补加上了，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保障需求稳定。“三去一降一补”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国企改革，解决僵尸企业，这背后我一直认为就是去杠杆的事，要想去杠杆，僵尸企业必须退出来，中间还有一些别的，债转股等等具体政策。
2015年底去杠杆的概念就出来了，真正开始去杠杆是从2016年8月份，短期市场利率往上涨，到今年4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去杠杆。
在总结这段时间，有一个大的政策框架，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新常态的理论基础，五大发展理念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核心是杠杆问题，处理好平衡关系成为调整宏观政策非常重要的思路。去杠杆还有一些改革问题，但是宏观调控政策在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今年的经济还不错，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就不错了，刚才说2015年经济下得很快，7月份稍微慢了一点，8月份又慢了一点。看到我们这个季度GDP数据以后，去年年底我们预计到今年一季度会不错，没想到二季度也那么好，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对今年的经济判断包括在去年制定政策的时候，心里就不那么慌了。从2008年刺激上去以后，经济开始往回落，不断往下走，到年底讨论经济政策的时候讨论得非常充分，但是你想到在制定政策时第二年的经济还要降，这时候制定政策是什么心态？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要把杠杆去掉，但是明年速度说不定还要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如何调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的看法就非常多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放松了，不用争论了，把政策稳住，今年一季度会不错，但是我们没想到它比去年四季度还要高，那时候的主要判断是库存起来了，供给侧改革有点效果了。
今年这个形势还不错，经济稳住了，稳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从统计上来说，中国短期统计是生产法统计，生产法统计中有生产要素在里面，最后变成生产统计出来了，这个过程怎么看都不错。因为工业稳住了，产业结构也在调整，高技术行业在增加，新兴战略行业在增加，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在增加，比重不断上升，这块大概占到12%，整个GDP在6%-7%，这块比工业快出两倍。但是从需求角度去看是不是这样？从投资收益率、降杠杆的角度来看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些角度的忽略导致最近在经济上种种的问题。
目前的经济增长，从需求上来看，产业结构在调整，但会发现有些问题，内需在下降。有人把内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政府起作用，例如房地产，我认为政府在里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房地产比预期好，而且还稳在这里不动，但是房地产的价格居高不下，我个人认为房地产属于严重泡沫，从2012年开始三级叠加，要消化前期政策，然后房价涨上去了。所以下决心想办法去杠杆，但是去的过程要小心。
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长比较快，但消费增长慢，零售额慢下去了，GDP支出法核算的消费也慢下来了。个人理解这就是新常态的结果。传统行业不消费还是不消费，想消费的可能还没有，产能问题没有解决掉，不要认为收入快了消费一定跟上去。但是有两个指标往上升，是没有想到的，第一个是成品库存，去年开始往上走；第二个是出口，去年是负的，今年一下子到了13%，到8月份略慢一点。用统计局的算法，拿掉库存、进出口的影响，今年的GDP上半年应该在6.2%左右，比去年慢。也就是说，稳住经济，房地产起了作用，但是近半年时间GDP往上走，我认为边际性的影响，核心是库存和出口。
我觉得今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稳定了，上升了，主要原因有五个。
第一个原因，2015年股灾以后经济下行，人民币贬值以后资本在外逃，需求在下降，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的问题更加严重。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除了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大环境不变以外，还要补一些东西，稳住经济，补在哪里？任何一个国家短期内要补，就要补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想办法稳住房地产，政府手伸出来的话，它的作用是非常快的，2015年下半年我们采取了很多政策。2015年下半年发改委搞了一个专项建设基金，发出来财政贴息90%，成本非常低，而且可以做资本金，有了资本金，就可以贷款。两万亿杠杆率5倍，按3倍杠杆率来算就是8万亿，8万亿基建就开始起来了，2016年基建抑制地方政府的购买，但基建还是发展得很快，这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5年3月30日刺激房地产，2016年房价涨得太猛了，10月份开始采取措施。现在房价刚开始有点松动，但是不是真的跌下来了，市场上的人都不太相信。按我们的说法，环比不能超过2016年的10月份，超过了不让卖，本来从2015年开始要实施去杠杆的政策，但2016年实际加了一些杠杆。效果很好，把经济稳住了，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是房地产价格涨得非常猛。
第二，政策供给侧改革确实起作用了。2016年2月份两会结束，供给侧改革写到文件里面就要实施，主要采取了行政手段，中国只要采取行政手段一定是限制产量，产量一下价格就会涨。所以PPI从2012年3月份连续54个月同比下降，2016年2月份环比开始涨，9月份同比开始往上涨。价格涨肯定要加库存，库存周期那时候就起来了，库存一加一般加上一年，所以我们当时预计到今年上半年库存还会发生作用，经济会往上拉。
但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就是出口。今年我认为中国经济上升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去年 39 38537 39 15289 0 0 2836 0 0:00:13 0:00:05 0:00:08 2938央经济工作会议，当时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讲现在全球都是黑天鹅，不是一只两只，而是一个黑天鹅湖。美国大选刚选上去一个总统，大家认为不靠谱，现在认为挺靠谱的。法国开始大选，荷兰大选，德国大选，选上来的往往都是民粹主义者，反贸易自由化的，这些都是不确定性。所以在去年我们就没有定外贸的指标，只是提出来GDP6.5%左右。世界经济温和复苏，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过去五年有两件事情，所有宏观经济学家都是说不清楚的。第一件事情，从1945年二战以后全球化开始深入发展，一直到2008年、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跟贸易有关系，只要全球经济增长1%，贸易增长就是1.5%。我们搞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全球化加速，贸易增长和GDP的增长应该是同步的，接近1是比较合理。但过去贸易增长比全球增长要快，比如WTO的一些制度设计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全球怎么分工？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分工，产品质量差不多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垂直分工，我生产低端的，你生产高端的。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收益是出口，中国全球贸易增长更快。到了八、九十年代，互联网、机器人开始发展以后，叫产业链分工。产业链过去是产品分工，我生产纺织，你生产汽车。现在在纺织品里面，用产业链给它分开，把一个产品里面高附加价值的让发达国家生产，低附产价值的转移到中国来。分工进一步深化，贸易增长就更快了。但是，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发达国家劳动力涨不上去，因为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过去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是互补关系，现在不是替代关系了，机器人本身就是人，所以大家现在研究到底未来怎么办。这个趋势持续以后，到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的价值链分工基本上分到大概最细的时候，这意味着贸易增长速度下来了。
即使这样，GDP的增长跟贸易增长也应该从过去1.5倍往1倍转，但不能低于GDP，恰恰过去连续五年的贸易增长速度都低于GDP了，我们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现在全球GDP3%，但是贸易量增长2%。由于深度产业链分工的问题，速度会慢下来，但是不一定慢这么多。
我个人的解释，这一轮中国实际上是搭了美国、日本的快车，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预期到这些国家的经济那么好，出口的上升对于中国就有一定的持续性，因为这是外需拉动。这里面供给侧改革、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起了作用，这是贸易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当中国经济慢的时候，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好起来了，特别是日本经济一好，还带来另外一个效应，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资本不再外逃了。原来我们预期欧洲不好，日本不好，美元要升，美元升人民币就要贬，现在反过来了，美国的经济没有欧洲好，欧元开始升了，欧元一升美元贬回来。这个时候千万别去刺激房地产了，赶紧搞改革，速度不会太慢。
宏观经济学还有没有解释清楚的，过去这几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不快，但是发达国家失业率非常低，日本失业率3%，美国失业率降到4.3%了，即使欧洲的失业率还比较高，超过9.0%，但是已经降到过去五年最低了。在失业率下降的时候我们看到CPI不涨，工资不涨，一年两年失效，这么长时间失效怎么解释？
这两个经济学现象有联系，我认为核心的联系就是人工智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器变成人了，你想要加工资，我马上就用机器人替代，工人不敢加工资，不加工资物价涨不上去。既然机器人这么重要，就开始投机器人，设备投资就起来了，美国、欧洲、日本相当一部分制造业都在投资机器人，中国当然也在搞人工智能问题。
第五个理由跟中国特殊的放管服有关系。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说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是美国的4倍，是否成功不知道，至少都在创新创业。当然创业也不容易，有一年座谈会科大讯飞老总去了，他说创业不容易，他说：“我们那一年全国大学生创业的典型选了十个，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而且当时那十个在大学里就有发明。”
我认为这五个原因是过去这段时间经济上升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五个原因在未来发展还在不在？是否持续？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会出来一些新的要素增长呢？出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水平去了，产业链分工基本结束了，贸易增长和GDP增长的速度很可能回到1：1了，如果全球性增长3%，贸易就是3%，中国不可能突破这个数字。现在涨得太快了，去掉人民币汇率升值大概还有8%、9%，按贸易增长算应该是增长水平的2倍。
我赞成中国在一个新阶段，或者叫一个新平台，从过去10%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降到6%左右的速度，中间也有一些小周期波动在里面，但是那个周期就叫新周期？它新在哪里？没有。只说是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里面的结构在变化，至少服务业、旅游、教育、文化、科技服务这些服务业在起作用。新产业里面，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这些产业在变化。但是过去改革开放30年，每个十年结构都在变化。
在中国我认为有四大问题，再长期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这个在中国永远存在。我认为中期，比如三五年左右必须解决四大问题。
第一，全部是跟经营风险有关系的。国企改革，去杠杆，核心是提高投资率，供给侧改革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文化监管同样也是问题，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没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写得非常漂亮，国有企业改革三个目标，管资产，混合所有制，激励，说得很清楚，怎么做？
我个人认为联通的改革方案应该还算可以，国企改革先改革有示范效应的，改革难度非常大，要处理很多问题。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慢，大量资本进到那里，民营企业拿不到钱，导致资金紧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带来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要往下走。
第二，房地产，我认为这个泡沫还要涨。房地产的产业机制在哪里？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到现在，已经不能动弹了，涨了老百姓有意见，跌也不能跌，跌的话会出问题。现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在减少，盈利水平还可以，大概不良资产里面最大一块是钢贸，经过八年时间基本上处置完了。如果房地产价格跌了怎么办，曾经做过压力测试，很多银行说如果跌20%就会有问题了，房地产价格跌20%还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是宏观政策怎么做。房地产的长效机制说来说去就是土地制度，供求关系，土地制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到底怎么改。二，税制，物业税到底搞不搞；三，投融资制度，建立独立市场，还要解决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中国城市化还没结束，青年人是相对的，总是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如果发展租赁市场，谁来提供租赁房子，没有产业基金能行吗？要把经营市场投融资的制度建立起来。最低的收入群体如何保障，年轻人刚毕业买不起房子怎么弄，租赁房还有一定的市场在里面，现在我们正在研究。
还有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都知道怎么做，但是往这个方向做的时候有难度。我们年年都说房地产到了关键时刻，年年都还过去了，但是老百姓不一定满意，现在的房价还要不要再涨，我不知道上海怎么样，北京金融街25万，最近降了一点，反正跟纽约比不贵，比日本的东京要贵得多了。北京人均GDP一年1.7万美元，东京大概六万美元，这个房价还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的思路，一拖又得拖多久？经济不行是不是又要靠房地产拉？我们也在提这个概念，要鼓励买房子的话还要把首付降下来。
第三个问题，地方政府债务。绝大部分因为建设，经济增长投资里面一大块是基建建设，如果包括电力，就要占到投资总额大概25%，如果不包括大概占到22%。连续这三年加在一起，累计投进去了25万亿左右。25%是通过PPP，境外的民间企业投资，还有政府预算，每年大概有三万亿不到，把这两块减掉，剩下的这些钱不管是专项建设基金杠杆杠出来的，还是用融资平台从银行借出来的，还是发债得到的，政府最终是要还的。
我个人认为把这两块全部减掉余额剩下将近20万亿，我们以前搞过一次审计，那时候叫债务置换，各个地方把所有债报上，报完以后给你置换。这三年又累计了多少？差不多这个数字，这里面不全是政府的债，速度每年至少20%，甚至还要快，财政预算支出的钱每年增长速度很慢，因为财政收入降了。我自己估计应该每年在30%，如果这样的速度不去解决就麻烦了。怎么解决它？第一，这些项目投下去有没有必要，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这些项目有一问题，最近大的基建事权基本在市县两级政府，中央政府搞不清楚，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东西，我只是转移支付。这个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有段时间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事权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用来解决老百姓需求结构，从吃穿变成住行需要解决的，修电、修路、修管道。
现在进入新常态，人均GDP八千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是需求结构转型必要的。现在旅游、养老、休闲这些事权全都在市县两级政府，市县两级政府有事权没有财权，主要是转移支付。它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融资平台，先把这个钱弄出来，二是想办法卖地，地的指标中央管，地的指标给你了，就要把这个地卖高价，房价就更不可能跌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怎么划，给市县什么样的事权，谁来监督他干这个事，这是最难的问题。其次，必须给地方政府找到财权。地方政府在国外收的就是三个税，第一环境税；第二资源税，当地卖资源的钱可以给当地政府花；第三是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征收我觉得箭在弦上。但是把税给地方政府，很多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债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好，上世纪七十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全是跟债有关系，最近穆迪公司也不断地敲击我们，我认为它可能看到了中国的债务问题。
第四个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原来预计人民币可能还要贬，所以开始管起来了，资本项目管制，管起来当然人民币就稳住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美元指数开始贬了，现在看法完全不一样，对美元走势的判断非常重要。
现在一般的解释是说美元贬还是因为欧元、日元，欧洲、日本的经济比预期的好，也就是说日本、欧洲的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美国可能要缓慢地缩表，这些国家可能也会跟上。还有一种解释说超过90%还是强势美元。今年国有企业亏大了，因为去年预期人民币要贬，很多人都换成美元了，或者美元不结汇。最后很多企业家跟我们说，今年10%的利润白干了，怎么能挣10%？拿着人民币年收益率买理财也有5%，你一说人民币要贬，结果人民币升了5%、6%，一进一出就是11%，所以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判断和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是有关系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异口同声说人民币要贬的。
我觉得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应该还在的。我害怕的是，你要管住人民币汇率，但又管不住，导致资本大量外逃，这个时候还不如让人民币汇率在适当管制的同时，让人民币汇率波动到一个均衡水平上去。因为中国是大国，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大国贸易或者大国经济，一个大国汇率对它不是那么重要，小国必须盯住，但对于大国，汇率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货币的独立性才是最重要的。在稳杠杆或者降杠杆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往下降，唯一好处利率水平高一点，汇率贬的预期会稍微小一点。
一旦基建投资降下来，房地产投资会降下来，出口恢复到4%左右的平衡状态。现在制造业会有非常快的增长，因为产能还没有完全除清掉，真正要除清还是要靠供给侧改革，把去杠杆去到一定的水平。去杠杆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一定要踏踏实实。亚洲金融危机那几年那么好的条件，加入WTO，房地产、汽车起来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从轻纺工业往重工业转化，从1997年转到2003、2004年也有6、7年时间了。这一轮转型比那一轮艰难得多，一旦新的动能起来了，经济再往上发展就有基础了。
下一步的政策到底怎么弄？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放弃，但是方法要变。去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去产能这块，行政手段副作用太大。中国有市场手段，但是国企不是一个真正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没有办法用市场手段。
我们今年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就这么几个标准，环保标准、能耗标准、安全生产标准、质量标准、技术标准，有的地方又增加了水的标准，超过多少不给你批。环保手段也带来一个问题，价格还是在往上涨，但是这个办法比行政手段好得多，它必须公平公正公开，但是这个力度大小很重要。
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毕竟空气质量要求不一样，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些政策还是要坚持，货币政策不会松下来。今年供给侧改革把PPI拉上去，但是CPI没有涨。下一步一旦用环保手段，中下游的行业也有环保问题，比如造纸、养殖，养殖环保问题很厉害，还有人反映不让养鸡、养猪了，规模小的关掉了，有的干部说恨不得在鸡屁股后面戴个口罩，确实污染比较重，下一步可能会经历到这步。这意味着有些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会往上一点。另外上游价格上升连续一年多了，它总要往下游传导，商业成本过高以后，再撑就不行了，要往上涨。
个人觉得到了明年，PPI和CPI之间这个剪刀差就没了，可能PPI、CPI都接近宏观调控的3%的目标了，往上走了，这就意味着在去杠杆的同时，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
房地产一定要调控，一部分资金肯定要出来，到底去哪里，当时我们说今年的股市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资金会进来，利率会往上走一点。现在有人讲股市涨到现在，是不是涨得过高了，我不太清楚，但是大的逻辑是这么个情况。还有一块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肯定还会宽松，但是到底宽松到什么程度。刚才说的市县两级政府事权给多少，那些基建项目是不是都该干，也需要有一定的举措。今天可能讲的这些内容不一定对，有问题可以再交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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