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形势雪崩，大多数人却根本没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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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绝大多数人还在为2017年中国经济6.9%的超预期增长弹冠相庆的时候，经济学家马光远却被2017年的人口数据惊呆了：
2017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
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曾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过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200万。
峰值没有形成，面临的却是人口塌陷式的下滑。
无独有偶，人口学者梁建章日前也撰文称，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你能想象得到，出生人口雪崩，到底会有多恐怖吗？
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
从某种层面上讲，中国过去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其实并无显著特别之处，一言以蔽之，可以理解为：在体制上松了绑，辅以巨大的人口红利。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出，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1971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明确分水岭。以1971年为分隔线，中国人口增长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大力实行计划生育之前，1959至1961年是一个极特殊阶段，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但自1962年开始，中国进入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时期。这8年中，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时间净增人口1.57亿。
如果给予人口出生与GDP增长17年的周期间隔，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几乎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正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进入高增长轨道不是偶然的。17年正好是一代人长成的时间，正是因为从1962年到1970年连续8年的高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才为后面30年提供了足够的劳动适龄人口——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秘诀。
对于勤扒苦做的中国人，只要他还年轻，能干得动活，同时放松一些捆绑在他身上的体制束缚，他就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GDP——最新的案例是西班牙。这个南欧国家因为议会选举没有任何政党达到多数，导致在8个月里是“无政府”的，但其GDP增速达到了3%，是欧洲平均水平的2倍。7月份最新民调，只有2.3%的西班牙居民认为没有政府会是个问题，西班牙著名经济学家Gabriel Calzada 如此评论：2016年上半年，是过去几十年来西班牙最美好的时光……
而改革开放，正是对束缚在这些人口身上的绳索做了松绑。
1971年，中国开始全面计划生育，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政府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被迅速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自此一路下滑，从1971年的23.4%，一路不回头下滑到2015年的4.96%，而生育率（妇女一生生育的子女数量）也从1990年开始连续25年低于种群正常更替水平（保证种群不萎缩的生育率），人口“青黄不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整体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而中国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GDP增速脱离双位数区间，恰好也就是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的2012年开始的——某种意义上讲，这绝非偶然。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司
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日本在1990年进入这个拐点，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衰退与疲软。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有人告诉你：人口问题将是中国未来面对的最大噩梦，中国人口可能永远也到不了15亿，而且在迅速老去，你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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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年中国人口跌至6亿？
我们中的大部分或许应该庆幸：自己不太可能活到2100年。不然，你会看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中国：人口消失一半！
联合国人口署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预计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出现倒“V”型反转，在低生育率状态下加速下滑跌破10亿至6.13亿。在不到百年时间里，从人口大爆炸反转为人口大坍塌。
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分为低生育率、中等生育率、高生育率三种方案，来源：联合国人口署
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认为，即使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也难以超过8亿。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低预测值（6.13亿）比较合理，而中预测值（10亿）严重高估，更不要说高预测值了。
对于这一雪崩式的人口大萎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绝不可能！看看城市多拥挤就知道中国人口太多了！
现实告诉我们，人口问题一点也不乐观。
首先是人口绝对数量自然增长的逆转。即使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来推算，中国人口也将在2030年开始负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年后数据为推算
如果这种人口负增长叠加快速的人口老化，这种“双杀”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就是噩梦。
从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结构最年轻的时候是1964年，当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4%。而此前的1963年正是中国人口生育率最高的年份，一个妇女平均要生好几个孩子。而1964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持续“变老”的进程中，老龄化曲线一路向上。
2005年，IMF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一生所生子女数量）假设，推演出中国100年人口结构触目惊心的变化：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资料来源：IMF
IMF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中国生育率的假设实在太乐观了：不谈2015年抽查出来的那个很骇人的数字，就按照2016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7，远远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2.1。
这还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开放以后的结果。
要知道一直以生育率低为代表的瑞典生育率就是1.7，因为生育率低人口已经连续45年负增长的德国，总和生育率也有1.5，而要维持一个国家的长久正常的发展，总和生育率必须超过2.1，也就是俗称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这种低生育率将导致两个直接后果：整体人口的急剧萎缩和整体人口的极度老化。
世界银行对2014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真实反映了这种令人绝望的变化：
2014年中国人口年龄分布结构 来源：世行
我们再对照一下GDP增速已经超越中国，未来这种超越将是常态的印度的人口结构（见下图）：
2014年印度人口年龄分布结构 来源：世行
典型的金字塔型，堪称完美。
按传统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7%，即表明进入了老年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是：2015年中国13.74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1.43亿人，占比10.5%。
把时间轴拉长：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1982年仅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1%，2010年为8.9%，2014年为10.5%，老龄化呈加速上升状态。
不难发现，中国老龄化包揽两个世界第一：老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老龄化速度世界第一。
相比日本44.6岁的平均年龄，平均年龄36.7岁的中国也许还不算老气横秋，但相比平均年龄26岁的印度，我们真的还能那么自信：我们只是在蛰伏，21世纪还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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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雪崩，到底有多可怕？
必须承认，低生育率对中国未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大部分人的想象。
新生人口减少，中国面临的是问题是人口结构得不到优化，老龄化挑战日益严峻。
人口学者姚美雄判断，中国未来人口将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构扭曲状态。可想而知，中国未来将面临的养老压力、劳动力短缺压力以及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活力不足，反过来也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在梁建章看来，低生育率将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中国城市长期实行“一胎化”，农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会选择生二胎，因此执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个儿子。中国曾有“独子不当兵”的传统，很多国家也对独子从军有特别规定。但长期的生育政策导致独子成中国兵员主体，这将影响中国的战争潜力和外界对中国战争意志的判断。
长期低生育率还会恶化财政收支而挤压国防经费。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军力，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状况也在改变中国边疆的地缘政治形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的“闯关东”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目前东北出生人数持续萎缩，生育率远低于周边的朝鲜及俄罗斯，就算稳定在现有水平，最终也只能保持当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发展低迷。
而人口兴衰论学者则认为，人口剧减将会导致中华文明衰微。
在历史上，中国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相对较低的生育率已经让中华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200年中不断萎缩，从四个文明中人口最多降为与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并将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过。
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曾断言，“人口即命运”。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
即使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但如果无法显著提升生育率，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将变得微不足道，中国的分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简单来说，伴随着这种出生人口雪崩的大概率，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属于中国的世纪，可能就此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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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废除计划生育，还能做些啥？
上文提及的可怕后果是不治之症吗？
是，也不完全是。能改善或者延缓这种状况的唯一救星是——生育率。
正常来说，当下的中国，即使没有大规模战争、瘟疫、自然灾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2个孩子才能保证种群的世代更替——而中国生育率已经25年低于这个更替水平。
为此，马光远呼吁，尽快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在他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看到，即使废除了计划生育政策，面对生孩子的种种顾虑，也未必能够逆转人口下滑的态势。
原因不复杂，长期生育限制、生育成本高、生育观改变导致的民众整体生育意愿走低，这种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现实短时间里很难得到逆转。
现代化过程中，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与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而这种下降抵消养育的规模效应也将不断自我强化，恶性循环。
基于此，梁建章建议，要为孩子减税和补贴。
梁建章称，在养老社会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在社会道义上也是公平的。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
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因此，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比如，受到长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为日本社会的难题。而根据今年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措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这个消息给深受低生育率困扰的日本社会透出了一线生机。
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税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特别关注；该法案会对中美经济互动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中国是否也需要减税成为财经界的热点话题。
不久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降至21%；而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
梁建章认为，应对美国减税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减免养育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短期可以提振中国的内需，长期有利于提升过低的生育率，进而维持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
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
此外，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财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整理：石叁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延伸阅读：
高层智囊七年前的预言：人口红利消失与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
来源：2011年5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导读
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不愿意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非说不可的话，我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现象。如果这样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低估它的危害，而且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我们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红利消失密切相关。
蔡昉先生是国内最早注意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学者，他七年前的旧文， 至今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表1：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迅猛
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到现在已过20年。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人们以前说，东方人喜欢生儿育女。但他们后来发现，日本人生得比谁都少，老龄化速度比谁都快。于是他们改口说，中国人喜欢生儿育女。他们又发现，现在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中国人也不一定必然生育多。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很低，已经多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
表2：生育率的最新国际比较
注：这里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它首先表现为老龄化--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图3：加快的人口老龄化
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老龄化一直是在较快的上升趋势中。大概在2015年之后，上涨速度会明显加快。到那时，劳动年龄人口会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而且将迅速上升。图3中的老龄化数是联合国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的估算。如果按照更低的生育率进行估算，结果会更令人惊讶。
老龄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发达国家都老龄化了，也没有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如果国家发达了，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支撑老龄化社会，使得老有所养。问题在于，我们是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时即将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3%。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也就是说，我们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老得多。
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人口红利下降。
人口红利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且不断上涨的时期产生的，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充分供给，劳动要素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人口抚养比低，并且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因而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将人口抚养比的倒数作为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
我们和国外的研究者都做过计量，从1960年代中期起，抚养比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少年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很长时间不提高。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在一个计量研究中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115个百分点。当时我们用的是1982-2000年的数据，在那个期间，中国的抚养比下降了大约20%。那个研究的结论是，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中，有26.8%来自于抚养比的下降。或者说，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增长是来自于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大概在2013年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不再降了，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的抚养比迅速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图4：用抚养比变化度量人口红利
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许多人（尤其是人口学界的）怀疑我是在宣传生育政策改革。因此，一些人口学家不赞同我的意见，他们说人口红利还可以长期保持。但是，许多是通过媒体发表的观点，而不是学术文章。他们认为，当抚养比较低时，即使抚养比上升，也仍然存在人口红利。因此，从2015年中国抚养比上升到2035年，在长达20年时间里，我们都能收获人口红利。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还不用急着调整生育政策。
实际上，我计算人口红利也不是为了说明生育政策要调整。我当然赞成生育政策调整，但我主要是关心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很紧迫。
图5：人口红利还有多久
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者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因此，前述观点是不正确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短缺。受此制约，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加，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当年克鲁格曼、刘遵义批评"东亚模式"的一个理由。那时他们不知道存在人口红利，所以认为经济增长应该符合新古典的劳动力短缺假说。因此，他们认为所谓"东亚奇迹"是假的，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一样。
但是，如果存在人口红利，那就意味着劳动力不是短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就不成立，因此资本报酬不会递减。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相应地，人口红利要发挥作用，必须和资本积累过程结合起来。在刘易斯早期经典文章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讲资本积累过程，讲劳动力无限供给时，资本能积累多少，二元经济增长能保持多长时间。
资本积累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斜率为正的一条线：资本积累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假设，人口红利曲线和资本积累曲线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度。在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点之前的某一个时点，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强；在这之后，人口红利的作用会迅速减弱。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资本积累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的作用较早地消失；而当资本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作用消失的时间较晚。中国是储蓄率高，资本积累较快的国家，资本积累曲线是K′的可能性更大。
图6：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律
图7：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和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很好地诠释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转变，并且可以把刘易斯理论与增长理论连接到一起。
200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符合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型：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劳动力可以不断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这时我们只需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
接下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不愿意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非说不可的话，我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这时劳动力仍然有剩余，但只有当工资高于生存水平时，才能吸引到更多劳动力。前面已经讲了工资上涨的原因。随着工资上涨，在沿海地区，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时人口红利还在，尚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两台机器，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刘易斯转折点已过，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更加紧缺，因而资本替代劳动的程度加深，资本报酬递减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三台机器。劳动者们要使用这么多机器，必须提高体力、智力，改善机器和劳动者之间的匹配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进入到所谓新古典经济的世界，劳动力短缺的假设成立。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克鲁格曼请回来，让他给我们提建议。而在人口红利尚存在的时期，他的预测是不准的。
图8：人口红利的国际比较
图9：劳动力短缺
图8显示，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2015年降到最低点，之后迅速提高。日本在1960年代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在1970年代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日本特殊的地方是它在抚养比低点上维持了20多年，到1990年以后，它的抚养比才开始上升。而中国的抚养比在到达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韩国和泰国跟中国一样，也是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而且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而韩国比中国人均GDP高很多，泰国也略高。比中国收入水平低的越南和印度，低抚养比还可以持续很多年。要到几十年之后，印度的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与富国比，还是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或穷国相比，我们的人口结构看起来都不是太有利。
因此，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的基础的。换句话说，目前的劳动力短缺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和人口现象。
联合国去年承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今年或者明年，他们就要更新他们的人口预测。他们的结果很可能跟我们的一样。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之前--在图9上显示的是2026年--达到最高点，只有14亿多一点，根本不可能到15亿。到达高点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就迅速下降。在这之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为负，因为有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为正。图9分城乡的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显示，因为考虑到迁移，农村每年新增量是负值，他们转移到城市了，保障城市目前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为零。在这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从2003年开始，一直都是这样的趋势。我们看图10，粮食、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普通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各行业农民工的工资也持续上涨。如果我们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的涨幅高达20%以上。
图10：几个部门的工资上涨情况
这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一个方面。目前大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基本上是停留于现象层面，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清楚它的机理。有一篇文章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它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富裕国家获益比较多，经济表现比较好；穷国获益也比较多，经济表现比较好；而处在中间的国家经济表现比较差。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但并不难理解。
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比较优势，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但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最典型的富国是美国，它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面有比较优势，并且非常明显。它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引领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我国曾经是低收入水平的典型，我们1978年时人均GDP是300美元。在低收入水平时期，我们可以用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最便宜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可以打败任何竞争对手。《共产党宣言》有一句话："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说的不是中国，但用在我们身上再合适不过。相比之下，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的国家比较优势就不明显。
图11：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先老是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变了，劳动力变得短缺，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这在短期内还不会立刻显现，但趋势是清晰的。未富是指我们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未富先老意味着，我们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图12：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靠什么增长？
世界银行的高路易做过相关研究，他估算了中国经济在几个时期--1994年以前、1995-2009年、2010-2015年、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我借用他的研究，并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剔除掉，突显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1994年之前，就业增长拉动GDP增长了3.3个百分点，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三分之一；1995-2009年，降到只有1个百分点，已经很小了，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九分之一；2010-2015年"十二五"时期，进一步降到0.2个百分点，已经微不足道；到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就业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为负。这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判断完全一致。
如果我们要维持经济增长，那就要靠其他因素填补就业增长贡献的减少。我们能靠什么填补呢？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我们的增长源泉是什么？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投资，提高资本密集程度，让资本劳动比提高。如果未来投资不可持续，我们能靠什么？我们应该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
我们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日本大约是在1990年失去人口红利。它的私人投资因此下降。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就加大了投资，于是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提高。政府舍不得让企业垮台，舍不得进行创造性的毁灭，其结果是造成了一批僵尸企业。因此，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资本产出率迅速提高，这意味着资本使用效率在下降，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很差。
日本是一个坏经验。韩国的情况怎样呢？有人认为，韩国正确地解决了企业问题，保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认为，现在下这个判断还为时过早。韩国的人口变化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是到2015年人口总量降到最低点，韩国也是如此。因此，韩国能否成功应对高收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它2015年以后的表现。韩国至今还没有遇到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处境与日本大大不同，因此，现在我们还不能因为韩国没有犯日本同样的错误就认为韩国是成功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我最近看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研究，其中一个是Eichengreen等人做的，他们指出，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1.5万美元时，经济增长会减速。他们的一个结论非常重要，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可以解释经济减速的85%。另一个是，摩根斯坦利王庆等人做的，他们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是一个关键点（他们称之为"魔幻数字"），之后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是当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减速，还是在我们收入仍然较低时减速。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受害者。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现象。如果这样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低估它的危害，而且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我们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红利消失密切相关。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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