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三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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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口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变量，且人口流动相当缓慢，但短期观测人口流动的痕迹，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区域格局的细微变动。从2017年人口数据来观察，中国区域格局三大变化值得关注。

人口流动新特征——

从过去“向东”到如今“南下”

截至2018年4月中旬，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中，除云南外，30个省市区先后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数据。其中有24个省市区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下降的省市分两类，一类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或是受人口总量控制等政策因素影响；另一类集中在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常住人口明显下降，也沿袭了近年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宏观研究习惯按照东、中、西以及东北四大区域来划分中国空间格局。在这样划分的背后，其实存在若干原则，例如各个省份与东部海岸线的远近距离，二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区划。

例如东部地区主要是包含东部海岸线的省份，类似辽宁省，在出现“东北”区域划分之前，是归入东部区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则是与东部海岸线中等距离的内陆省份。长期以来，“东中西”的划分方式，能够脱离出省的范围，利用更加宏观视角，比较中国区域发展水平。

但若以“东中西”的视角来观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减，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长势头更加迅猛。

但假使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中国“南北”区域的大致分隔（由于新疆、西藏两区情况相对特殊，暂不考虑这两区情况），则会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广东、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明显偏弱。

因此，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或从“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异”。

更进一步，尝试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结构，根据常规的计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并对公式进行适当变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由此可以发现，常住人口的增减，受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两部分的共同作用。

计算结果表明，净迁移人口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广东、浙江、重庆、江苏、安徽、四川，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常住人口增量较多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则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在人口总量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人口的迁徙流出。而东北三省中，除吉林还有微弱的自然增长外，辽宁、黑龙江两省都面临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的人口数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东为例，根据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户籍人口首次双双突破1亿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后，自然增长约101.2万人，而2017年山东省常住人口仅增长约59.2万人，也就是说2017年山东省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超过40万。

其实山东人口流出很好理解，从地理区位上观察，包括江苏北部和山东全境的大片区域，被夹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都可能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

而反观山东省内，济南、青岛对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较周边省会城市明显偏弱。这种情况下，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或许要在“济青烟”发展框架下，进一步明确重点，防止再撒“胡椒面”，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或许才有人口的支撑。

城市演进——

东南沿海省份“双子星”的传统与变异

一直以来，东南沿海省内都存在“双子星”城市的基本格局，往往一个是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的行政中心，另一个则是省内的经济中心。自北向南，例如山东省内的济南与青岛，江苏省内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省内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省内的福州与厦门，广东省内的广州与深圳，省内两个核心城市共同支撑了省份发展。但就2017年人口数据来观察，省内“双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发展并不一致。

福建可以说是最为传统的“双子星”省份。从2017年常住人口总量来看，尽管泉州是省内人口增长大城市，厦门常住人口总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从增量上观察，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领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长人口和迁徙流动人口，则可以发现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净迁移极为明显，泉州反而出现人口迁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长贡献。

广东省内深圳和广州构成的“双子星”正开始“向外扩散”，形成区域高地。从常住人口增量以及迁徙流动数量来看，广州与深圳都排名全国前列。

广州常住人口总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远超广州，拆分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后，深圳人口流入迹象更加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临近广深两市的佛山、珠海、东莞等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而广东省内远离广深的城市，人口迁徙流出的迹象则极为明显。

江浙两省的“双子星”城市则出现了变异。在江苏省内，南京与苏州人口流动差别明显，并且人口流向出现省内转移。南京与苏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两位，但拆分后发现，南京是自然增长少、迁徙流入多，而苏州相反，自然增长多、迁徙流入相对较少。

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迁徙流入开始从前期的“苏南区域”向“苏中三市”转移，扬州、南通、泰州三个城市迁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苏中地区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机遇，尤其是南通作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存在接受上海辐射的可能，或将呈现一定的成长性。苏北地区的淮安、盐城、徐州显现出了人口小幅迁徙流入的迹象，但临近山东地区的连云港，则是江苏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宁波、嘉兴三市，成为省内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数量，要远超流入其他城市的总和。嘉兴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门户，也显现出了外来人口迁徙流入的迹象。

金华、台州、温州是人口出生大市，但人口流入迹象相对偏弱。温州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温州人口“大进大出”的现象较为明显，2011年就已经出现了人口的净迁出，在2014年甚至还出现了常住人口的负增长。

“向心流动”——

内陆人口“向心集聚、外围收缩”

内陆省份难以形成“双子星”的城市格局，省会城市成为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通过把省会及省内大城市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省内人口集中度指标，可以发现，内陆腹地绝大多数省会及省内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较2016年提升。

西安、郑州、长沙、武汉、贵阳和南昌等省会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较为明显，再把把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分解开，这六个城市表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这或许与2017年各个城市上演的“抢人大战”密切相关。

例如西安，陕西全省2017年迁徙流入的人口约4.2万，而西安迁徙流入人口约4万，除榆林外，省内其他城市均迁徙流出，表明西安在省内人口集中度的提升，主要是吸引外来人口的结果。

再如郑州，是河南省内几乎唯一一个人口大量净流入的城市。此外如贵阳在各省会城市中的人口规模并非最大，但省会集聚效应极为明显，常住人口增量和净迁移量远高于省内其它城市，也是省内极少数人口净迁入的城市。

在内陆腹地省份常住人口向省会集中的过程中，省内其他城市则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迁徙流出迹象。例如河南、湖南、陕西、贵州、湖北、安徽、甘肃分别有11个、8个、7个、7个、6个、5个、5个地级市呈现出人口迁徙流出迹象。

回避“铁锈地带”——

人口分化和集聚带来投资机会

全球有不少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取得繁荣，但这类的繁荣最终还是不能持续。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格兰小镇因为棉花而出现繁荣，但随着纺织技术的更新换代，后来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

铁锈地带（the Rust Belt）原指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美国东北部，如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大工业城市所在的地区在上世纪70—80年代由于工业急剧衰落、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增加而使闲置的设备锈迹斑斑。

中国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使得人口不断外迁。尽管政府部门早就提出了东北振兴的口号，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从近年来的数据看 ，不仅东北出现净流动人口外迁的现象，西北和华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现象。

即便那些区域板块的省会城市人口还在增长，但省内其他城市的人口却出现了净流出。例如河南、湖南、陕西、贵州、湖北、安徽、甘肃分别有11个、8个、7个、7个、6个、5个、5个地级市呈现出人口迁徙流出迹象。

综合来看，浙江和江苏下辖城市的人口净流出现象比较少见，在可获得的统计数据中，分别只有温州和连云港出现人口净流出。

2017年，国内四个直辖市中有三个出现人口净流出；而广东、江苏和山东这三个经济大省中，除广东外，山东人口净流出规模居然排全国第一，江苏的人口净流入量也非常之小。

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在可获得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居然有11个城市出现了人口净流出，且肇庆、汕头等这11个城市的人均GDP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广东省的经济差异化很大，其人均GDP水平也低于江苏、浙江和福建。也就是说，只有靠近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的城市，经济受益于都市经济的辐射。

因此，从人口净流入的角度看，似乎更应该看好“湾区经济”，如杭州湾湾区的上海、南通、嘉兴、杭州和宁波，或者粤港澳湾区的深圳、东莞、广州、珠海和佛山。即从过去认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板块：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把它们细化到“线”。

今后，我们或许应该再“从线到点”，如日本东京集聚了全国近三分之一人口，但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京的人口不增反降，但环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却不断增加，说明“点”作为发展极的辐射功能十分显见。

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日本大都市人口占比下降：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根据研究人口的梁建章、黄文政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国人口峰值将不超过14.2亿人，中国人口负增长可能在2021到2025年之间出现。也就是说，在今后3至7年内，中国将面临人口收缩或城市收缩的压力，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数量会越来越多。即一方面少数城市的人口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将减少。

有人统计，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每天约有80个村庄消失。未来呢？不知有多少不知名的的中小城市将变得荒凉。因此，的确没有理由过于看好国内大部分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房地产不同于普通商品，当前所谓的房地产去库存顺利，实质上只是房地产开发商去库存而已，仅解决了“转库存”问题，却为以后房产持有者的“去库存”留下难题。

因此，在中国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应该依据人口流向、产业和资金集聚的方向，依据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方向，配置一二线城市中未来有广阔前景的中心城市房地产；或依据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配置其他相关产业的股权。

那么，人口红利多中国经济有多重要？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如何解读: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有哪几个部分组成？有一个方面是来自于人口红利。

首先，我们分解了经济增长每年9.7%的增长速度是由什么构成的？最大的部分是资本积累。过去都说，这就是要素的投入，而且是物质资本的投入。但实际上它和我们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是有关的，也是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重要源泉。因为你的人口抚养比不断在下降，更多的人是劳动力，这样可以使剩余资本得到积累，变成投资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说你有资本来源投资，还要有回报率。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你积累了资本，投资了资本，不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因此我们也证明了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相当高的，因此资本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边的就好理解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同时新生成长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有更高的劳动资本的新生力量，不断改变劳动力的存量，因此红利资本也进行了改善，所以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除此之外我们说生产力进步的因素。很大一部分也是生产力低的转向生产力高的部分，无论是劳动生产力还是全要素生产力。在过去30多年里，我们总共有16.7倍的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其中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的贡献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中自己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累计效应。还有接近一半，40%多的源泉来自于一二三四产业中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力提高的顺序，不断地从生产力低的地方，流入到生产力高的部门去。全要素生产力也是如此。因此说这些都是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的。

至少在2010年之前，理论上推算出来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入了人口因素之后，我们得到大概是10%左右。同时我们看到，如果人口红利消失了的话，这个潜在增长率自然就会下降。这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

回到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把人口红利从一个潜在的经济发展条件，转变为真实的经济增长源泉，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过程非常庞大，历时很久，有很多内容要讲，我想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退出的问题，劳动力如何从剩余状态，从生产力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制变革。农村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把他的劳动力退出生产力低的部门，去重新配置的权利。这是第一步改革。

第二步改革就是流动的权利。随着制度约束不断地解除，农民过去叫生产队的社员，后来没有人民公社了，就是农户。他们转向全面发展，农民发展种植业，后来发展了乡镇企业，但是还没有离开乡村。后来又允许他们长途贩运农产品，第一次突破了地域界线。再后来他们可以到邻近的城镇去就业。直到粮票制度取消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周边的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城市，可以充分流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一是我们经过了30多年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大量的农民工进城，目前有1.7亿农民工，被国际上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农民工计入统计的人数越来越多，保证我们城市的劳动力继续增长。

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是靠农民工支撑的，但是即便如此，劳动力总量目前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些就业、这个产业结构是过去劳动力经济增长的支撑，这个新的变化很自然会导致我们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事实上问题在2012年已经表现了出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劳动力结构就可以满足了呢？我们不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比，我们只和目前要赶超的国家比，我们城市化和我们的劳动力调整，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看人口数字的话，农村16岁到19岁的人口马上已经是负增长了。16岁到19岁就是农村每年高中和初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别人进城打工呢？没有。我们务农的农民都是40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他们目前是不会再转移了，每年新成长，进到城市来的就是16岁到19岁的学生们，毕业了就进城。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游戏，它是真实的数，虽然不那么准确，大家可以参考。每年有大量的16岁到19岁的人要进城。这部分人有多少呢？目前还能有3600万。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们都进城了，别人都不变，我们每年应该有3600万的新增量农民工。但是实际每年大概只有几十万，就是接近于零增长。

那就意味着一定有相同数量的农民工回乡，哪些人回乡呢？40岁到64岁的人回乡的概率比较高。这部分人有多少呢？目前是7400万。意味着什么呢？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返乡意愿是50%。因为这部分人群，50%的返乡概率和百分之百的新成长劳动力进城形成了一个均衡。

这个均衡我们想不想打破它？是想让更少的人进城，更多的人返乡呢？还是想让更多的人进城，较少的人返乡？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叫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劳动力，靠资源重新配置，所以我们希望增加劳动力的净流量。

所以我们是加大返乡意愿还是让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十九大中也明确讲到，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们未来生产率的提高不再能够靠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的转变，越来越会集中到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这部分资源重新配置也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也会造成破坏，有一些人会造成摩擦性结构性的失业；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社会保护的力度。

文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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