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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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来源 地球知识局
自开埠后的一百多年至今，上海一直都是中国大陆毫无争议的经济风向标，也是除东京外，远东地区最繁荣的大都会。这座大城市在普遍倾向农业经济的中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它为中国大陆的商业而生，并一直承担着面向世界的商贸职责。
但伴随着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不断进步的交通、通信技术，中国对上海这个对外窗口的依赖越来越低，不仅在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发达的大城市，中部城市的实力和话语权也在稳步提高。在中国经济宏观去中心化的浪潮中，上海的身影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上海在这一轮新的变化中面临怎样的挑战。
上海的自然垄断
上海开埠后，很快成为了晚清中国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城市。超过八成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将总部设立于上海。沦陷前，上海的金融体量远在香港之上，是除了伦敦和纽约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债券和股票市场。
1928年的上海外滩
在工业时代，一座城市的经济潜力，无外乎参考以下几点因素：交通便捷程度以及通达度、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以及气候等自然条件。上海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工商业传统和气候条件都具有相当的优势。
襟长江，带太湖，控苏南而引浙北，上海的地理位置优越，境内众港口也能满足巨大吞吐量。相比华东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即是是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也望尘莫及。长江中下游由此成为了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重点地区。
但若沿袭旧路，商品从广州十三行入关，再运往目的地，只会无端增加交易费用（无论是从交通成本还是交易周期的时间成本上，均是如此），故不可陈陈相因，在华东直接进行外贸方为上策。这是上海在中国现代工商业建设早期崛起的必然条件。
广州十三行的欧洲洋行，1805
所以被迫开放口岸，对上海而言，简直是安危相易。峰回路转之间，只消十年这里便代替广州成为最大的对外贸易窗口。民国二十年开始，大陆超过五成的对外贸易在上海完成，多达一百多条的海上航线，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远东航运中心。华商洋庄纷纷汇聚于此。
再加上民国时期的经济活动受到较少的政府干预，自由度高，像上海这样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城市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完全包揽了中国的早期工商业市场和对外口岸。
1930年代的南京路
新中国建立，尽管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大规模调整，中国的经济格局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改革开放后，以上海为中心，覆盖江浙沪地区的长三角地区重新启动，仍然凭借这一巨大优势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合理性可见一斑。
毕竟是拥有开瓶器组合的大城市
但在自身条件并未变化的情况下，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却发生了“衰退”。
二十一世纪的首个十年，在省级行政单位中，上海的经济总量从第七名跌出前十，并在人均产出上，被天津和北京超越。经济增速更是鼓衰力竭，位列大型城市之尾。
而与此同时，呼之欲出的是大批地区中心城市的崛起，例如：华中的武汉，华南双子星的广州深圳和西南的重庆成都等等。这些城市在金融，贸易和制造方面，正在逐步瓦解着上海的垄断。这也象征着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去中心化”。
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仍优势巨大
但后来者并不简单
低信息与交易成本
在通讯不够发达的年代，获取类似价格和供应量等市场信息的能力，在竞争中尤为关键。
举个例子，某年春天美国南部大旱，导致后半年的棉花产量不足。由于是发达的对外口岸，棉花供应量不足的信息会通过商人的口耳相传首先到达上海。上海本地市场上的棉花原材料和棉纺织品的价格，于是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市场上涨。
同时，商人们及时做出提前囤货居奇的判断，下游加工厂商也能由此最先估算出今年合理的生产规模，以此调整雇佣工人数量和开设生产线的数量。
若商人把交易处设立在远离交易中心的其他城市，例如北平或者天津，讯息的传递会延迟一段时间。等他们听说了棉花短缺的消息时，市场上的棉花早已被在上海的商人们抢购一空了。
正是因此，为了提升商业竞争力，企业将多数交易和结算都移到上海。这一举动带来的连锁效应是惊人的，贸易需要的借贷、抵押和担保等复杂商业手续需要专业机构代理，银行业的跟进势在必然。
1923年至1955年期间作为
香港汇丰银行在中国上海的分行大楼
股市和债券市场的时效性比实业更强、更加追求集中效应以求减少讯息费用，自然越发青睐消息灵通的上海。而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强大的金融融资能力助长了上海周边的工商业发展，实体经济和金融的繁荣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这让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撼动。
然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讯息费用不再高不可攀。无论是股市，债券还是期货，只需点开网页，即能获得相关的实时商业讯息；无论身处何处，每个人通过网络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这导致了讯息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的直线下降，商人的肉身聚集不再有必要。
“王伯伯，侬哪能长远不来交易所啦？”
“儿子帮吾买了手机，懒得跑了。”
毫无根基，如今却与上证体量相当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印证了这一点：在深圳和上海获取讯息的费用大致相等，但若干年前深圳的租值远低于上海（包括地租等其他固定成本）。既然能够在深圳完成相同的金融交易，何必要选在交易成本更高的上海呢？
另外，讯息费用囊括的还有搜寻成本和议价成本。设想，在旧时的传统交易中，商人需要带着自己的“觅价”挨家挨户去咨询。如果像上海一样商业足够集中，那么他只需要跑“南京路”一条街就能足以掌握到基本的市价和商品信息，并通过“讨价还价”作出交易。反之，如果在武汉，商人可能必须从武昌跑到汉口，在离散的商业经营点之间反复奔波，深受体力之苦。一座商业集中的城市令商人搜寻的议价成本大幅下降。
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但如今，这些交易行为都可以用现代通讯代劳，成本几乎为零。在哪里进行交易已经不再重要。
宏观的交通成本下降也是上海丧失优势的一大助力因素。
近年来，国内大建高铁网，天堑变通途，各大地区中心城市被快速列车串联了起来，火车的中程客运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航空事业也蓬勃发展，让国内长程客运变得极为紧密。现今内陆的武汉、成都、重庆和西安等地，纷纷建造了和上海同一吞吐量级的机场、车站，让部分商业向大陆纵深处迁移成为可能。
然而虹桥枢纽还是规划最合理的枢纽
上海的城规底蕴仍在
不过，这种加速去中心化的趋势也有赖于各地政府对交通事业的政策补贴。在铁路运输常常入不敷出的中国，如果以纯市场化的方式运营铁路，随着票价的上升内陆的交通劣势还不能这么轻松地得以弥补。
在这个建设强度之下
上海的枢纽地位被内陆中心快速追赶
日趋饱和的商业规模
从另一个角度也能得上海商业必然外迁的结论。结合“边际生产率递减定律”：当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某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到了一定量，单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平均产出将会下降，这样单位产出的成本将会上升。
把上海看作一个整体，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加大了商业投资额，其平均产出将会下降，投资回报率走弱。（实际上，边际生产率先提高，当投资额高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边际生产效率才会走弱，甚至为零。而在上海，投资额显然已经超过了这一数值）。
各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
可以认为和其他的回报率基本持平
具有整体的可比性
换句话来说，当投资额超过了一定数值，就代表了上海的商业规模已经饱和，再大的投资也无用武之地。为了理解边际生产率下降的产生，这里权当因为投资增加，商业更稠密集聚，导致在上海进行商业行为的租值暴涨（地租和固定税收固定成本的上涨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最终抬升了边际成本。
局限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上的一条重要假设。因此，无论是聪明的工业资本家还是睿智的商人，都会将人力和物力应当转向其他地域进行投资，以求更高的回报。内地城市的边际生产率仍是上升阶段（追加投资量后，平均生产率会提高），商业规模远谈不上饱和。若投资武汉，长沙等新兴市场城市，将会得到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也正是雪铁龙，本田等外资厂商，忍痛放弃上海，不得不投资偏离市场中心的城市的原因。
最近也有在武汉新建工厂的打算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和纽约，很有几分相似之处。同样携带着庞大的经济腹地，背靠长三角和新英格兰的广阔市场；同样坐拥良港，交通便利，以贸易发家；又同样商业氛围浓重，各为国内金融业中心。只是纽约起步更早，所处的市场也更为自由，某种程度上讲，上海是纽约的缩影。
那么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会被其他城市所取代么？
可以观察到，二战后，以洛杉矶为代表的西海岸遍地开花，影响到了纽约的话语权，但纽约经济金融中心地位从未被动摇。虽然经济总量相对全国总量的占比有所下滑，但华尔街没有外迁，纽约也仍然是全球美元结算中心。
参照纽约的历史，上海这座城市接下来将会渐渐淘汰所有制造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等高端服务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或者区域总部城市。
幸运的是，上海有足够多的高校和人才吸引力，来供应这些极度依赖人才厚度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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