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实录）
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9月6日-7日在北京举行，本届主题为“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来自国内外数百名政经大咖、精英与会发表演讲。以下精彩演讲的实录整理。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深”的
2019年9月6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以“如何增强中美互信”为主题的演讲。
首先，我很荣幸能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讲话。无论何时，我都会认真对待这个机会。但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我更加有责任为增进中美互信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
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电影场景。这部电影叫《火星救援》。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前前后后已经看了三遍。如果您还没看过这部电影，那么先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2035年，由马特·达蒙饰演的一名美国宇航员其他宇航员一队被派往火星执行太空任务。正当达蒙和同事们探测火星表面时，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席卷而来。这场沙尘暴有可能掀翻火箭，导致宇航员们无法离开火星。在沙尘暴中，达蒙和同事们走散，同事们认为他已经殉职，于是便离开了火星。
电影《火星救援》
这就是《火星救援》这个电影名字的由来——达蒙被困火星，在救援火箭到来之前，他必须自己种植粮食来解决如何在火星上生存的问题。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这样一个场景：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迅速组装了一枚火箭，为被困的宇航员运送食物。但是由于组装过程过于仓促草率，救援火箭在起飞后不久就爆炸了。制造一枚火箭需要很长时间，正在NASA忙于寻找另一种解决方案时，镜头突然切换到中国国家航天局。
中国的两名高级航天官员正在讨论中国可以为被困火星的美国宇航员提供哪些帮助，以及如果中国政府提供帮助，将会引发政治、外交和财政方面的哪些影响。在电影里，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准备秘密发射一颗火箭助推器，实现火星之旅——但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因此，如果中国航天官员保持沉默，就没有人知道他们其实能够为被困火星的美国人提供救援协助。
这部电影就此变得有意思起来。
为了不让困在距离地球2.49亿英里的火星上的马特·达蒙饿死，中国航天官员自发开展了国际协助救援合作。在中国与NASA的共同努力下，载有补给的火箭成功发射，与将达蒙留在火星上的美国宇航员成功实现太空对接，使他们能够返回火星进行救援。
电影中，来自中美航天管理部门的官员会面
这个计划当然成功了，影片最后，观众们看到中美两国的航天局领导并肩而立，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庆祝这次救援任务的成功。一篇评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充分证明了外太空合作可以促成的利益与友好。”
这个想象中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我，而且我知道许多人也深有同感。
据报道，在美国的多家影院，观众们看到影片结尾中美两国齐心协力实现了对这位美国宇航员的救援后，情不自禁地开始鼓掌。这部电影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导演让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合情合理、合乎逻辑，让人不禁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这样呢？这样一来，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把《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精神重新注入现实的中美关系里。
很多人都知道，我一直主张中美两国是“一个经济，两种制度”。中美两国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两大最重要支柱。尽管两国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但我们的经济命运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想想看：中国目前持有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票据和债券，约占外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务的27%。中国持有的这些债务能够帮助美国将利率和抵押贷款维持在较低水平。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价值为5390亿美元，这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或缺的影响，也让美国消费者得以在沃尔玛等商店购买到更便宜的T恤、网球鞋和苹果手机等产品。美国芯片和电信软件巨头高通公司则既是华为的产品供应商，也是华为的竞争对手和华为的客户！华为手机运行的是谷歌的安卓系统——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因此，华为能够与苹果和三星形成三足鼎立的状态。
目前大约有3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其中有许多人将留在美国或回到中国，从事与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一脉相承的工作，成为科学家、医生或技术人员，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如果没有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中国就无法充分发挥潜力，对于美国来讲也是同理。
但当下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技术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自《上海公报》签署以来空前激烈的时刻，这已是人尽皆知。
这场分歧被称为“贸易战”。但其本质却要深刻得多。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内容。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这是一场“信任之战”。我将对此做出以下解释：
中美两国一直同时充当着经济伙伴和竞争对手、技术伙伴和技术竞争对手，甚至是地缘政治伙伴和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复杂身份。这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例。
在某些问题上，我们意见一致，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努力。例如，《巴黎气候协定》是在中美两国达成四项双边协议之后才签署的。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双方一直存在分歧和竞争，比如南海海事规则。
然而，在过去30年里，中美关系中一直有足够的“信任”，也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从而确保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不会失控。
换句话说，中美两国一直能够保证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种“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正是我的老师多弗·塞德曼所界定的一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携手崛起，而如果是“不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就会让双方一起倒下。
现在，中美两国技术和经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要继续保持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就需要为中美关系注入全新的信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对21世纪经济史的见解。
技术逐步发展，每一步都倾向于某种特定的功能。我认为，大约在2000年，由于光缆价格的大幅下跌，一组倾向于“联通性”的技术汇聚在了一起。我们突然能够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实现联通，由此一来，联通变得快速，几近免费，易于实现，并且无处不在。联通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突然间，我可以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触到的人，他们也可以接触到我。我给那个时代起了个名字。我当时的感觉是，“世界是平的”。
大概是在2007年，另一组技术汇集在一起，使世界变得“更快”。
通过这组技术，我们只需一次点击就可以完成大量复杂的任务。我们消除了很多东西之间的摩擦。只需点击一下优步、滴滴或来福车，我就可以呼叫出租车，为出租车导航，支付车费，和出租车互相评价打分。
这一切只需要简单的点击动作就能完成！复杂的事物现在变得迅速，几近免费，简单而且隐形。这种技术进步是在价格暴跌的推动下发生的，即计算和存储价格的暴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007年前后。
我相信，2007年是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那一年，史蒂夫·乔布斯推出苹果手机。那一年，脸书向所有拥有注册邮箱地址的用户开放其平台，就此走向全球。那一年，推特开始独立运营，走向世界。也是在那一年，爱彼迎诞生了。
那一年，威睿上市，这项技术实现了任何操作系统在任何计算机上都可运行，也从而实现了云计算。“云”也是在2007年诞生的。Hadoop软件也在这一年推出，实现了100万台计算机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从而为我们提供大数据。
亚马逊也是在2007年推出了“Kindle”电子书阅读器。IBM在这一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认知计算机“沃森”。比特币论文在这一年书就。网飞在这一年首次推出流化视频。IBM在这一年将非硅材料用于微芯片，从而扩展了摩尔定律。2006年末，互联网用户突破10亿，这似乎是一个转折点。2007年，人类基因组测序的价格暴跌。
这一年，太阳能和从致密页岩中提取天然气的“水力压裂法”开始蓬勃发展。世界上最大的开源软件库Github于这一年面世。第一家拼车网站来福车于这一年推出。戴尔电脑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曾于2005年退休。2007年，他决定最好还是回去工作。
是的，200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所有这些创新的影响下，世界不仅变平了，还变得“更快”了。
今天，我们又向另一个平台迈进了一步。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智能”。
这项进程则是在新一轮价格暴跌的驱动下发生的，那就是传感器尺寸的大幅缩小和价格的暴跌。现在我们可以把传感器，也就是“智能”，放进任何东西里，比如冰箱、汽车、烤箱甚至衬衫里。
你的车可以自动运行，你的冰箱可以自己储存食物，你的衬衫可以与你的医生交谈。这是一个无需发生接触的世界。“这一切都是通过传感器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对话实现的。某天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告诉我30分钟后在办公室有个约会，而我与办公室之间的车距是35分钟。这让我无需任何操作就能变得更加智能。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一个平台将会是什么？我相信在世界变平、变快、变智能后，接下来会开始变得更加深入。
设想一下，如果你的衬衫里面植入了传感器，就可以测量你的身体功能，并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通知电商平台，在沃尔玛为你购买食物，然后用全自动车辆或无人机将食品运送至你的冰箱，并在冰箱再次发出缺货通知后重新为你进货。这就是我所说的“深”。
对我来说，“深”是今年的年度词汇。
你是否注意到，我们正在用“深”这个形容词来描述越来越多的事物？深化思维，深度研究，深入学习，深度医学，深度监控，深度伪装。每项事物都在变深。
这种变化趋势正在成为全球化，尤其是中美贸易和技术关系中最大的挑战。
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可以将中美贸易情况概括为：美国从中国购买T恤、网球鞋、玩具和电子产品，中国从美国购买大豆和波音飞机。
如果美国只是从中国大量购买玩具、T恤、网球鞋和电子产品，中国只是从美国购买更多波音飞机和大豆，这一切就都是平衡的，贸易差异也是可以控制的。
但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且本身已成为一个技术强国。
中国开始从向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销售T恤、网球鞋和玩具转向销售高科技用品，而这些高科技产品正是美国和欧洲也正在对外销售的——比如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
我完全赞成这种转变趋势。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中国成为这些领域的技术竞争对手后，将会促使创新加速，价格降低。
但这些都是我所谓的“深层技术”——它们将会深深地植入你的房子和基础设施里，深入渗透到工厂和社区里。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美国官员会发出疑问：我们如何能在我们的城市和家庭安装华为5G基础设施。我们能够相信中国政府不会用它来监视我们吗？当然，中国也会对美国技术提出同样的疑问。
现在，全球化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但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来安装并从对方那里大规模购买这些技术。
两国目前都有科学家在对方的国家深入开展医学和技术项目的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提到电影《火星救援》。它向我们表明，当中美双方彼此信任时，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甚至可以成功拯救火星上的一个人。
中美两国学会相互信任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合作，如果两国的科学家无法在对方国家的大学里发展研究，人类进步将因此放缓。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的老师多弗·塞德曼喜欢强调：“信任是唯一合法的药效增强剂”。如果能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走远、走快也就无从实现。
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和美国来讲都是如此，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技术创新者要如何建立更多的信任，才能共同享受这个深度技术时代，并分别从中受惠？我们如何才能使虚构电影《火星救援》中所描述的合作精神成为中美之间的日常现实？
首先，我认为需要设立一个由中美商贸、技术、贸易和军事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用来解决问题，并让对方了解最新的想法，从而建立信任。我认为两国总统应当每月定期通话，互相知会最新的想法和顾虑，以此建立信任。
但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能够并且将会制造和出口与我们相同的技术。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双重用途”而自动运用冷战时期的安全标准来反射性地禁止这些技术进入我们的市场。我们必须创造途径，让企业能够赢得我们的信任。我们不能对中国的电信公司说：你们不能在我们的市场上竞争，因为你们的技术可能具有双重用途。我们需要对“双重用途”的概念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重新思考和定义。
而中国必须意识到，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技术强国，如果中国希望其它国家的市场对其完全开放贸易准入，就不得不向外国的竞争对手完全开放中国市场。如果中国想要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上自由竞争并取得胜利——我认为这是应该被允许的——中国也必须做好准备，接受自己的公司在自己的市场上竞争并失败的可能。
以上是使中美两国和两国经济之间的信任水平能够达到全新高度的一些方法。
中国和美国是真正的“一个经济，两种制度”。我们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正因如此，两国都变得更加繁荣，全世界也因此发展得更快。但随着双方关系不断深入，达到全新的信任水平势在必行，所以我们需要立即投身于这项关于如何改善信任的大课题。
只要我们想做，就没有什么事是我们不能一起完成的。《火星救援》就是最佳例证。
李稻葵
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金砖国家经济前景为全球经济带来希望
李稻葵：感谢卢迈副理事长邀请我来到这里，我3月份的时候就参加过这个会议，当时我作为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还是只有两个月的身份，现在我要代表新开发银行来跟大家说一说我的观点。
其实特别简单的两点，一个就是对于全球经济的金砖国家的考量，实际上这个是比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的考量更加乐观。另外一点就是新开发银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通过合作以及创新，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不同，对于我来讲，在过去四年其实新开发银行的工作非常好，这就是因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理念。
首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全球经济的前景。
说全球经济的前景就必须要说到金砖国家，因为现在金砖国家已经占有43%的全球经济增速，在未来5年增加到50%。
2018年，金砖国家占有33%的全球GDP，42%的全球人口以及43%的全球外汇储备以及28%的财富500强公司，金砖国家经济体是一个很大的势力，我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前景的时候一定要讨论到金砖国家，这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去1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形成合力的。在金砖国家的这些贸易增加超过10%，而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增加大多数情况也就是不到6%。因此我想说的就是金砖国家在经济周期当中，在过去这10年是发展得比较好的，而中国的贸易也是越来越与全世界交融。
另外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全球经济现在面临一些挑战，当然还有反全球化的一些趋势，但是在金砖国家来说，我们更多的就是有一些结构调整、结构改革，比如说巴西新的政府现在就需要有一些养老金的改革。在未来的2-3年之内，巴西人的这些养老金制度就会有更深入的改革，而且税收制度也会更加减化。俄罗斯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国家福利基金，也希望能够在石油价格的周期和波动的过程当中去保护俄罗斯的经济。当原油价格下降的时候，他们也希望能够给政府带来一些收入。
印度的税收改革已经做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受到影响。关于中国我们已经听到好多人在说了，一直在进行改革。南非是缺电的，这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南非政府要把国有企业、电力企业分开，分成三个不同的企业，也就是发电、传输电、配电，这样就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对于经济的改变，因此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能够保持继续的增长势头，就像过去10年当中，也就是大概5.4%，这是未来的经济增长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G7国家只是1.9%，因此金砖五国有非常好的情况，可以面对全球的经济挑战，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
第二点，金砖国家现在在通过合作来投资基础设施，通过新金砖银行来进行投资，因为金砖银行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金砖国家，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聚合起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获得了国际的信用评级AA+，是比美国的国债低一个子级，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双方在多个国家之间合作的时候，它的结果要比各个国家单打独斗更好。
第二就是我们的创新。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国家体系，我们在评估贷款的时候不是用同样的标准，而是说每个国家需要达到一个最低的标准，如果超过这个标准的话，你就可以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里面的跳水一样，不是每个跳水运动员要做同样的动作，而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动作的难度等等来进行打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体系的优点。第二个就是本地的资金和融资，我们可以发本地的货币的债券，这样可以避免这些发债国家的汇率风险。另外通过这两个改革，新发展银行在过去的一两年已经贷出了75亿美元的贷款。这个实践实际上在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或者是世界银行用了十几年才达到这样的贷款规模。
最后总结一下，主要是两点，第一点，金砖国家的经济前景为全球经济带来了一丝希望，我们不像10年前的情况那么糟糕。第二点，新发展银行也向我们显示了通过合作和创新，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应该继续这个趋势。中美之间的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解决，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解决。谢谢！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中国GDP在2033年将会赶上美国GDP
刘遵义：首先，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卢迈副秘书长、李伟秘书长、马建堂先生邀请我到这里。
我们其实都听到了“不可预测性”以及“不确定性”在今天被提及很多。我也想要跟大家说，确实我们现在路很难走，但是我想说一下长期的前景是怎么样的，我希望最终还是乐观的。
如果大家有一个比较负面的预期的话，我们肯定要做出一些举动来应对这种未来的前景，因为我也同意刚才发言人说的，我们要降低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罗伯特·霍马茨刚才说了互信非常重要，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重建互信，我们一直都倚赖于货币政策，我觉得货币政策可以做出的也只是有限的。
从长期来看，贸易其实在增长，从1900年开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在全球GDP的占比都在增长。过去10年当中，全球GDP和全球的贸易也基本上是增速一致的，贸易当然非常重要了，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这样。
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拿1970年和2017年做比较，可以看出增加了16%。中国对贸易的贡献是增长了10.1%，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中国的增长，现在大概还是6%的GDP增速，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GDP当中的占比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对世界GDP的贡献几乎是1/3，我们还要考量中国的内需以及中国想要从全球的进口，我也想要强调两点，如果大家想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两点特别重要。
一个是储蓄率，中国人的储蓄率非常高，如果储蓄率高，你可以去投资，你不需要外商投资，你自己就可以投资，你也不需要太多的外国援助。另外，过去40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一直都是发展领先，发展主导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公路、铁路等等，这些其实也会带领发展，这些是中国的经验，你会发现第一年你有一个高速公路，你会发现第三年的时候一个公路可能就不够了，得三条高速公路才够，这是领先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投资模式，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这辆马车可以跑得这么快的原因。
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政府或者是公共部门要进行投资的主导。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的，未来会怎么走呢？中国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中国的GDP增长、增速比较快，可能未来还会再继续5%、6%这样的增速。日本的GDP增速在过去几年真的是已经很低了。我也做了一些预测，关于美国和中国的GDP增速，大概到2033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可能会追赶上美国的GDP，但是说到人均的时候，区别就比较大了，即使在2035年的时候，这个区别非常大，中国的人均GDP还是美国人均GDP的1/4，所以我的估算就是让中国的人均GDP要追赶上的美国人均GDP，我觉得可能得到这个世纪末才能发生。
还有一方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新的参与国家，他们能够参与到世界经济当中，我们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新的参与者，有很大的GDP增速，还有对于世界贸易的贡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参与者，我觉得印度、印尼、非洲国家都可以是这些新的参与者，我也非常希望我们有一个南亚自贸区，这样的话就可以不仅仅在这样的一个南亚地区有经济增速，还可以对于世界的GDP增速有所贡献。
还有一点我认为经济全球化，还有贸易可以帮助每一个国家，但是在每一个国家之内，肯定也有赢家，也有输家。所以每一个经济体的政府就必须要去照顾这些输家。我们看一下美国、英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政府其实没有做出太多的举动，去保护或者去照顾这些经济体之内的输家。
在未来的走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我希望是友好的，当然这已经是新常态了，因为现在贸易冲突可能只是未来两国相互交融的一个体征和表现。我们需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互信，但同时我也觉得对于全世界，包括中国、欧盟，继续秉持WTO的原则，支持多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现在在考虑“三零战略”（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我觉得如果所有国家都想要这样做的话，我就真的认为可能全世界的贸易和全世界的GDP会有一个新的篇章，虽然可能有一些乌云，但是我觉得全球未来的愿景还是有希望的。谢谢！
宁高宁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八连问”：谁从全球一体化得益更多？
自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企业有了很多观念上的困惑。我今天想从企业的角度说一说中国企业的困惑和希望得到的解释。
第一，过去我们推崇全球经济一体化，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好的吗？我们还要不要？从企业角度来看，不管是从过去贸易比较成本角度所说的贸易投资交换，还是人员自由流动，历史证明：过去30年，一体化给全球带来了繁荣。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例，加入该组织的成员经济体过去30年的GDP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近两个百分点，同时企业的成长性与回报率都高过非经济一体化区域的企业。
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谁受益了？发展中国家确实融入了市场，得到了发展。但是发达国家更为受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高端、附加值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单位GDP能耗减小、环境变好、低端产业迁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得到了发展，这也是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应该说获益是共同的。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某些人绝对贫困了吗？实际上，绝对贫困是不存在的。因为发达国家目前人均所占用的资源，不管是食品、能源、住房空间等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加大不仅是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更是因为产业自动化、人工智能、教育，包括种族歧视和政策。
第四，贸易顺差是占别人便宜了吗？大家一说顺差就不好意思了，觉得是占便宜，其实，顺差或逆差并不一定是哪个好哪个不好。顺差一方面给他国供应了更多商品，同时消耗了自身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给他国提供了消费的条件，也打击了他国通胀。所以，贸易顺差不是占了便宜，更不是意味着多少贸易顺差就是拿了别人多少钱。我们要看到，有贸易顺差后，积累的外汇又去买美国的国债，降低了美国的利息，从这点来说实际上利润可能是亏的。因此，我倒希望中国贸易逆差，中国人借了很多钱，全球都是拿中国的货币来平衡贸易。现在来看，贸易顺差不过是找了一个劳动力干活的权利，我不认为是占了便宜，而且不会持久。
第五，人民币减少干预就会升值吗？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会。前段时间，人民币因为贸易争端在贬值，实际上通过货币自身的调整，调整了自身的贸易平衡，这是一个均衡的过程。
第六，WTO规则还要不要遵守？目前贸易规则，特别是企业遵守的规则是WTO所带来的，WTO的规则、多边贸易的规则、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贸易之间的规则还要不要？各国协调发展的概念还要不要？这个对企业来讲也非常重要。
第七，GDP、GNP和人均的概念到底哪个更重要？目前大家一说就是GDP的增长有多快，从GDP来看，中国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一算GNP就很小了，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外资和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产生的GDP，特别是算人均就更小了。统计学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改过来，中国应该多说GNP、多说人均，多说中国在世界上所占用的资源（包括食物、房屋、教育、医疗）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差得很远的，这一点必须不断地被大家认识到。
第八，贸易战能增加一国的财富吗？答案是：不能。我昨天在上海听说有美国的企业因为中美经贸摩擦搬来中国，而且还有几个，为什么？因为美国的企业一定要来占领中国市场，它不会待在美国，会搬到中国，想想经贸摩擦贸易的关税是谁来支付了？谁承担了？谁创造价值了？是不是因为经贸摩擦使得企业把生产基地搬走了？这样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大量发生，过去有发生，因为以前随着成本的增加，中国成本也在增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目前企业里面，比方说中化集团所有的出口到今天为止并没有付多少关税，为什么？因为这个供应链是切不断的，没办法替代的。相反，你也可以把产品出口到欧洲，把欧洲产品出口到美国，但并不能解决贸易争端，特别是不可能仅通过把产业搬回去来解决问题。总之，贸易争端不能通过双输来解决，或看谁伤得更重来解决。
我还有好几条就不说了，通过贸易来讲，通过不能双赢，通过双输，通过看谁伤得更重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后面还有十几条呢，不说了，谢谢你们。
中国经济的韧性和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未来十年要争取实现中等收入人群增倍目标
刘世锦表示中国2020年基本可以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未来十年我们的目标应设为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翻倍，从现在的大约4亿人增长到8到9亿人。
刘世锦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长主要源于低收入群体，而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则是缩小收入差距。那么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呢？刘世锦谈到了两种方式。第一种自古便有，那就是所谓的”劫富济贫“，通过税收等方式把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但刘世锦认为把富人变成穷人以后，穷人并不会变富有。相反，抑制了社会中最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
刘世锦更倾向于第二种方式，即首先通过推动市场要素改革等措施，打破社会中交通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的存在的部分垄断。其次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才的流动性。最后就是要加强职业培训，让劳动力更具活力和韧性。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黄育川表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中国的增长在放缓，但是和其它同类国家相比还是高的。而且中国的增速更加稳定。其它国家的增速波动性非常大。有人曾质疑中国的数字，因为看上去实在太稳定了。事实上在长期的趋势来看，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增长这么稳定，就是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国家内部的东南西北的区别其实是互相可以抵消的，因此它的整个增长的速度是比较稳定的。
黄育川表示中美之间的增长并不是非常互相依赖的。从2009年开始，美国的赤字变得很大了，人们问这是不是中国引起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并没有改变很多。因此，如果你要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中国的顺差引起的，这其实应该是被质疑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是很大。其实它们的方向反而是相反的。中国的顺差在2004、2005、2006、2007、2008年开始变得很多，但是看一下美国的赤字，正是这个时期它的赤字变少了。在过去的20年，可能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它们发展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你不能说它们是互为原因的。
黄育川认为中国需要技术投资，需要创新。可以说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创新性的国家。中国投资很多、补贴支持高科技的产业。它是不是有任何成就呢？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真的很不错。高科技产品生产和GDP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年极大地增长了。
朱云来
美国禁止中国产品的后果会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朱云来表示货币总量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到90年代到2000年代，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如果1949年物价是“1”，现在就是“8”左右。中国统计里特有的一项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数据在2005年以后，我们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国家储蓄总额。
朱云来指出中国经济的质量一直在迅速提高，与1952年生产能力相比中国现在的生产能力提高了45倍，也就是说现在一个人能生产过去45个人生产的东西。因此美国跟中国贸易战或者断绝贸易，它很难找到替代，比如禁止中国的轮胎进美国，结果他的消费者最后买单，因为你从越南、巴西买的轮胎比我们贵，质量还没我们的好。
谈及收入问题时，朱云来认为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你会发现货币太多了以后，其实是影响分配的。中国现在全国调查统计收入40万亿，每年涨大概6%、7%，跟GDP差不太多，略低一点，一年大概新增加2.4万亿。
但是我们一年新增加的货币M2，一年至少增加10万亿。这10万亿的增加跟收入增加2.8万亿，差了好几倍。所以，它实际上货币除了宽松货币的政策貌似帮助企业成长，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进入了通胀效应。总而言之，我们如果不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如果动不动就是用钱去救企业，整个世界经济都会出问题。
杨文钧
KKR集团全球合伙人
到2024年中国可支配收入将达5万亿 超过美国
杨文钧表示中国的经济正在向服务和消费驱动来转向，中国有着最庞大的千禧一代的人群，有3.3亿千禧一代的人群，相当于美国整体的人口。更有趣的一点是，这一代千禧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在中国的消费力会进一步提升。KKR预测，到2024年中国可支配收入会超过美国，会达到5万亿元。就因为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是非常有韧性的。
杨文钧指出中国制造业正在不断的技术升级。2007年苹果推出了第一部iPhone，那个时候已经在深圳生产了。当时大部分的附件却是从国外进口的。大家都说中国是制造工厂，它其实只是做低端的装配，然后再出口。而在2018年，iPhone10X，除了微处理器之外，大部分的元器件都是在中国采购，可以看到中国技术的升级，基础设施也在升级。
除了制造业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公司，很了不起的独角兽公司，阿里巴巴、腾讯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科学等这些领域，都已经挑战，甚至是在引领这个趋势的发展，已经超过了西方的那些公司。
杨文钧表示坚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和耐性。相信现在市场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可能会是一些阵痛，但是这并不会改变长期的趋势，中国将打造一个更加强劲、更加健康的经济增长。
陈煜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中国成功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
陈煜波指出，经济的数字化或信息化的转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ICT驱动的信息化转型，我们的华为、联想中国就诞生和成长于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中国过去25年所经历的互联网驱动网络化转型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他指出，基于数据，中国应该是从2017年的春节以后，真正进入了所谓的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时期。
陈煜波强调，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硅谷，是有完全不同的逻辑起点和逻辑路径的。我们发展的逻辑前提是“四化”同步，我们没有走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就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西方或者硅谷更多的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进入了信息化，就此他指出，中国的互联网“收割了工业化和数字化两波红利。”此外他表示，“中国政府成功的将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
“中国在每一个边远的山村都能够很轻易的用到4G的信号”，他表示，我们过去说“要致富先修路”，现在数字经济的路就是数字基础设施。最后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数字人才在全球的吸引力处于净流入，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发挥了他们非常聪明的智慧，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政府打下了很好的数字的基础设施建设。
彭文生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数字货币提高效率同时或致贫富差距
彭文生指出，数字货币的机遇是提高经济效率，而挑战在于加大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的差距。他对私人部门的稳定币或者电子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进行比较，指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如果主要目的是取代现金，以此目的为出发，他表示替代现金宏观影响微乎其微，可能会增加我们支付的便利，但是支付利息影响就大了，是否付息，是流动性资产还是支付手段尚存争议。
而电子货币从稳定币的角度来讲，一开始是没有影响的。而支付下一步的发展就是金融，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发信贷，信贷创造货币，这就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一个方面是，支付利息可能导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而另一个方面可能会挤压现有的体系。但彭文生表示，对银行来讲挤压他们的利润“可能是好事情”，会改善金融的结构。
斯寒
全球移动通讯协会大中华区总裁
未来的15年，5G的经济贡献将会达到2.2万亿美元
斯寒表示，从4G开始我们可能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一个手机，而且很多手机都是非常智能的手机。在这几年当中，移动产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每年都是数量级的增长。目前整个移动产业对于全球GDP的贡献是4.8万亿，同时产业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了5100亿。她指出，在未来的15年，5G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贡献将会达到2.2万亿美元。5G跟每一个行业，跟整个数字化经济的转型和升级都是息息相关的。
夏伟
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他本身经常不符合逻辑
夏伟：谢谢！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当国家经历一些压力的时候，当政府经历艰难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赖其他类型的沟通的一些渠道。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一个人文的项目，是1975年。我们不能说我们提升了中国的劳动力，但是我们还在上海的机械厂进行了一些工作，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们有交流，我们就能够促进了解，大家也都更喜欢彼此。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经历困难的这些经历，可能都会看到人文交流之间做得不够好的这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交流，需要有激励机制，需要让这样一个人文之间的交流变得活跃起来，因为当交流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机制，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戏剧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的悲剧，这个悲剧就是一个沟通，其实我们在英语里面有“沟通”这个词，中文里面并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交流，我们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
在1992年之后就出现了变化，在美国连续有七位总统他们都支持这个概念，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的机制都是要有更多的沟通，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去解决冷战时期遗留问题的机制。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很惊讶地看到从尼克松之后每一个总统都非常努力，甚至克林顿上任之后，1989年之后，他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理念，即使历史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总统遭到了非议，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最终做得并不够好。因为两国之间没有办法很快地回应彼此。
中美和平相处，需要有很多的交流，政府、宗教、民间团体在学界都需要更多交流，需要有改革，然后不断地磨合差距。
特朗普他本身经常不符合逻辑，但特朗普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争端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互惠互利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美之间有人文之间的交流，但是这个人文交流的机制并没有很好地建设起来。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来做的，因此我们双方都需要强化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中国已经在想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接触和合作，因为我们要看我们的备选方案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合作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敌对，也就会有更多的分裂。当然最后我不一定会显得特别乐观，人文之间的交流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并不足够。谢谢！
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新经济往往不到合适的融资支持
巴曙松表示去年的4月份香港交易所做了一次重大的上市制度的改革，改革的重心就是“怎么样支持新经济”。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香港市场从一个原来主要是为传统经济融资的资本市场，一跃成为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生物医药科技的创新融资中心。
巴曙松表示研究发现，新经济有很多特点，往往不到合适的融资的支持，最典型的就是生物科技。香港交易所在设计新经济上市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把上市的门槛，竖的这条线向左移，移到它最需要钱的这个时期？我们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不要盈利要求，不要现金流，也不要业务记录，只需要有一个产品通过一期临床，不反对你进入二期临床，市值到15亿港币，再加上几个基本的条件就可以开始上市。
我们看到2018年香港的IPO总额是全球的第一名，在第一名融资额的构成里边，新经济在香港市场首次作为主要的力量，差不多占比接近一半，而以前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总而言之，为新经济融资，首先要深入地观察新经济的不同产业的产业特征，它对金融需求跟传统产业不一样的一些风险收益特征，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地调整我们的金融体制，调整我们的金融产品。
唐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
中国市场的特点是钱很多很多 但“长钱”少
唐宁表示中国的钱很多很多，但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长钱少”，一般都是半年的钱、一年的钱、两年的钱，支持一些传统经济的一些项目、一些企业，是非常如鱼得水的，抵押担保类的。新经济的企业，科技创新、高风险、周期较长，研发的时间需要较长，企业十年磨一剑，如何能够有“长钱”给中国的科技创新？
第一个关键点是天使投资。第二就是VC风投。但是长钱从哪里来？唐宁认为非常好的是一种母基金的形式。因为中国有大量的资金还是通过个人投资者的方式参与到科技创新类的投资，如果个人投资者很多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主，来自于传统行业的，他们做房地产、制造业、进出口等等，创造了财富，多少财富呢？一百万亿。
中国的高净值、超高净值200万不到的人是掌握着100万亿。如果这100万亿财富之中的30%到50%投入到科技创新，就是30到50万亿的资金，但是这个钱一定要是长钱，但投十年对于投资者来讲风险也非常大。因此母基金的形式就应运而生。
张斌
证券与养老保险方面没好的金融工具让百姓投资
张斌表示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仅从经济角度去看，我们关心两件事：第一，如果我们讲生活过得更好，我们需要消费的升级，这是进行时。还有一个未来时，如果我们想生活过得更好，我们存的钱能够实现保值和增值。能做到这一点，从经济意义上是对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保障。
从消费升级的角度去看，放在30多年前，我们的消费主要的目的是要吃饱肚子。如果放在90年代，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的消费最主要花在家用电器、食品包括服装。30多年前我们要吃饱肚子，90年代到新千年的第一个前十年我们要吃好、穿好、家里的电器要买齐。
2010年以后，最近这十年，特别是2012年以后，我们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过去还买很多家用电器、食品、服装，到了最近这十年，这些方面的支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平均支出。我们接下来的消费升级总的特征是从制造品向服务的消费升级。
从储蓄的角度看，张斌表示2006年中国当时一个家庭平均的金融资产不包括房子，股票、债券、社保、养老金，各种各样的钱放在一块儿，一个家庭平均有多少钱呢？有6.5万元人民币。那是十多年前。放在2017年，中国平均一个家庭的金融资产达到30万。放在十多年前，对一个家庭来说，多元化投资是少数家庭的事，但是放在今天，储蓄存款的多元化投资是的多数家庭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到现状很不让人满意，为什么？国际的标准，银行存款、证券资产跟养老保险这一块的钱各占1/3。我们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的银行存款类的金融资产能占到60%多，是我们的居民部门非要把钱存在银行吗？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的证券投资方面、养老保险方面没有好的金融工具，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提供给我们。
张维义
美国信安金融集团亚洲区总裁
新兴市场都会面临政策难落地的问题
张维义表示今年7月份中国政府宣布了11条，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又要面临着所有的新兴市场都会有的问题，那就是宣布了这个措施，并不代表这个措施就落地了。经常中国官员会说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怎么落地。
我从上海的机场安检总结出三个看待市场的小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自由化，不管你是开小门还是开大门，它都还是自由化。但是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门打开，这样的话会有更多人出去。第二，如果排的队太长了，官员就会过来，从这儿到这儿你不需要安检，你过去就行了。简单来说就是，有可能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市场突然就开了，然后它又关住了，你就卡在那儿了。第三，如果你比较北京机场和上海机场，北京只有两个机器是开的，但是从来不会有人排队。你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机场，为什么他们的情况这么不同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自由化是非常不稳定，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吴思康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打造国际创新中心 发挥粤港澳战略优势
吴思康：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我跟大家一起谈谈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理解，这个文件发布了很久，可是这个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谈谈我对它的理解。
我想主要讲三点：
第一，为什么说这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讲到纲要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三个亲自”，是因为总书记在他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分管港澳工作，所以对湾区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谋划和部署，比如说2009那他提出开发了横琴岛，包括深圳建前海，关于横琴岛的开发，他前后讲的话是一致的，这是服务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包括前海他也说，前海就是服务香港的，这是支撑香港的发展，不是就这个城市讲这个城市，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实际上他关于粤港澳合作发展做了很多讲话，规划纲要应该说基本上就是总书记在各个场合讲话的一个大的汇总，所以为什么讲这是总书记的“三个亲自”。
第二，对这个《纲要》的理解，我觉得要把握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纲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我们上面写的第一句话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比较大局，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表了文章进行研究，但我们是从一个地方、一个区域的角度，从《规划纲要》的布局来看，可以看到它的前言是交代了整个文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所以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短句，都与港澳有关，所以它充分地体现了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这是整个《规划纲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在这个文件里面出现的这四个城市，都是这个区域里面的中心城市，它们出现的频率，香港是出现得最高的，澳门是第二位，深圳和广州都不及它们的一半，这就说明这个文件的核心价值。
其次它的核心思路到底是什么？就是下面涂红的16个字，极点带动，极点指的是深圳香港为一极、广州佛山为一极、珠海澳门为一极。带动轴带，轴带指的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辐射周边协同发展，核心讲是广深港发展轴，现在明确是广深港澳走廊，辐射周边协同发展。
这个文件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战略核心我们跟京津冀还有长江经济带做了一些比较，我们的核心是发挥粤港澳的优势，推动科技产业的创新，提出了5个战略定位，我们认为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全球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没有讲经济中心、贸易中心，根据我们国家目前国内外的形势来说，利用港澳开放的优势，利用粤港澳过去的开放的优势，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学创新中心是最重要的定位和目标。
《规划纲要》的主要政策点，号称是七大任务，第一条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要讲了四个方面：
一是构建开放性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也就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围绕打造这个创新走廊，会出台一系列的促进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创新跨境流动的政策举措，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在陆续地出台，包括一些税收的政策，打造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平台，包括建设国家综合科技创新中心，这个现在已经在下一个文件，示范区的文件里在明确，以深圳为主争取建设国家综合创新中心。还包括了港深创新区域，在河套划了四平方公里的地方，打造了一个深港创新的合作区，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包括优化区域的创新环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过去我们的财政资金是不能过河的，以后港澳的机构是直接申请我们这边的资金的。等等有一系列的政策。
第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其中交通是一个基础性的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交通布局进行了重新的谋划。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桥很多，实际上就通过这个桥改善了整个时空的距离，比如说我们到珠海、到江门会新增加很多通道，使得整个区域的连接，交通的布局通了以后，来改善整个区域的资源和要素的分布。
第三，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讲湾区，其实是一个区域经济的概念。生态文明就是通过这个区域的协调合作来推进生态共同体的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出台了很多港澳同胞在广东地区、珠三角九市发展的教育的、医疗的、社保的政策，叫优质生活圈是拓展了港澳同胞在内地发展的空间，带动“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开放。
最后是搭建了一个合作的平台。大概这四个方面，一个是前海、横琴加上南沙，还有福田深港创新合作区。
张晓蕾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总裁兼董事长
预测到2035年大湾区人口会达到1亿，人均GDP会达到5万美元
张晓蕾：谢谢侯部长感谢各位，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代表渣打银行参与大湾区的讨论，我是在座的唯一的做银行的，我的谈话中也多讲讲金融在大湾区方便的看法。
刚刚侯部长给了几个部门，包括萧女士提到的我们大湾区跟其他几个湾区相比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一样，竞争优势又是如何？我是很同意，其他三个湾区的特色明显，比如说纽约湾区的金融属性，硅谷湾区的科技属性，和东京湾区的产业属性，我们大湾区是集三者之大成，甚至更多，广东的高端制造业产业群，香港深圳的金融产业、物流产业，以及我们深圳的科技的特点，可以说把三个湾区的特色融会贯通为一体的一个很特殊的湾区，也就是说未来综合发展的潜力，可以说更大。
还有一点提到人口，这是未来世界竞争的核心的竞争力，高质量的人口以及一个合理的增长其实是很重要的。湾区今天是6800万人口，我们的预测是到2035年人口会达到1亿，人均GDP会达到5万美元。这会是一个非常高速的经济和人口的共生的增长。这也注定了湾区不仅在它现有的条件下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以及未来的人口红利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主动促进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 吸引全球投资
张燕生：我做了一张PPT，首先非常感谢，我们会发现第一张片子也是补充了刚才建光首席经济学家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题目的投资在过去的3年是持续下降的。也就是说去年的全球直接投资只有1.3万亿美金，远低于危机前。另外一个方面，去年全球是1.3万亿美元，中国是1350亿美元。上面的数据是过去的4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吸引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什么时候超过了100亿美元，是1992年，什么时候超过了1000亿元？是2010年，去年是1350亿。刚才建光首席经济学家讲到了，下一步中国明年1月1日开始的《外商投资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到位，和今年6月底出台的3个负面清单以及在市场准入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我们相信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负面清单管理和国民待遇上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因此我们期待下一步在全球直接投资比较低迷的形势下，到中国投资的外资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浪潮。
我们说外商到中国投资，新的浪潮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可以看到，就是过去外商投资中国70%是制造，现在外商投资70%是服务，尤其是生产性服务和工业服务。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下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的变化就是用强大的工业服务来改造传统的制造、先进的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步中国将采取措施，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内需市场，也会吸引全球的研发投资、技术投资、信息投资、资讯投资等等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核心的问题看我们的投资环境做得有多好。
还有一点，ODI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什么时候超过的100亿？2005年。也就是说可以看到过去的40年，1992年我们的FDI超过了100亿，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金是在2005年。什么时候超过1000亿，2013年，去年是将近1300亿美元。当前的投资环境和当前的贸易环境与世界经济的环境，我们说期待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化？原产地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因此中国会采取措施，主动地促进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通过原产地多元化形成对美国的投资。
第二，左边的片子讲的是过去的40年我们的贸易结构是什么样的，前30年代工贴牌是主要的，最近10年自主的知识产权是主要的。广东什么时候完成了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呢？2016年，比全国要晚8年。从这个角度来讲，右边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看看国际环境一个是全球化在倒退，一个是全球治理面临着分裂，另外一个方面区域化的趋势非常地明显。
最后一张片子我们想谈一下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下，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会出现什么变化？如果我们考虑上一轮的投资和产业的布局是在IT革命条件下推动的，IT革命形成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形成了国际工序分工的体系，这一轮呢？我昨天从广东调研回来，在广东看到什么？我看到佛山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两家进入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一家房地产商在做建筑机器人，他下一步做建筑机器人的工程师将有1万名，5千中国人、5千外国人。另外一家小家电企业在做工业机器人。当机器人在中国替代传统的劳动力，那么它对全球的投资格局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又出现由国际工序分工开始转向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这些东西不但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产生根本的影响，而且对未来的全球投资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谢谢！
马修·埃科斯
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副总裁
直接对外投资极大推动国际经济发展
马修·埃科斯：谢谢您沈博士，很荣幸今天下午可以和其他各位嘉宾一起在台上分享我们的一些看法。
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作为通过开放式的贸易商品的自由流动带来的共享繁荣，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是直接受益的一家企业，因为我们也是在全球有很多的对外投资的，我们在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运营。我们的商业模式是比较独特的，是本地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有各个地方的瓶装公司和分销伙伴。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不管在哪个地方运营，可以创建大家共同和共享的价值，希望可以让所在的企业、所在当地的社区和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的增长很好地证明了全球直接对外投资在过去如何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国际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给很多的跨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增长机会，也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了很大的发展。贸易的交流实际上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在文化上、在包容性方面的交流，投资的交流也可以带来产品、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交流，这也帮助我们塑造了现在世界的格局。如果没有过去的变革和发展，我们今天很多人并不会坐在这个会场里讨论这个议题。
可口可乐公司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是一家总部在美国的企业，但我们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有运营的。我们的董事长是英国人，前董事长是土耳其人，其他的高层有爱尔兰人，负责研发的主管是中国人，这也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汇集了全球的人才在我们的公司。
今年5月8日我们刚刚庆祝了第133周年，公司成立了133年周年，我相信我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饮料制造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整合新的供应链，我们不断和地方的合作伙伴合作，为当地和当地社区带来价值。
我们的饮料产品都是在当地生产，也是在当地进行销售，也是在当地进行消费。
现在我们在全球提供超过500个品牌的4300种不同的饮料产品，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推出了600多个新的产品，其中超过250个产品是无糖或者是低糖的，其中400多个产品是果汁、茶类产品。可口可乐正在成为一家全球的全品类饮料公司。
多年前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品牌、一个产品，到现在我们在全球的运营得到了全球认可。其中有两个是源自中国的，其中一个就是果粒橙，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很骄傲地可以说，可口可乐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是座落在上海的。
当然在我们庆祝133周年的时候也要反思和回想一下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们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国家，在过去的40年，我们在中国投资超过了130亿美元，现在在整个中国有超过45家生产工厂，雇佣了超过4万的本地员工。我们的中粮可口可乐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了在全球最大的地方性的瓶装生产企业之一。
在中国我们所提倡的口号是“我们关心、我们在乎”，这是我们深植到我们企业的价值观，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贯彻这个价值观。我们感谢政府为优化商业环境所做出的工作和努力，这样的话，像可口可乐公司这样的企业就可以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也得到受益。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新的《外商投资法》得以推动，很快就会实行，还有很多自贸区的建立，尽管前路有挑战，但我还是想再次强调我们致力于在中国的发展，在过去，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成就，我们也会立足于中国，不光是见证了过去中国的发展，也希望在未来，今年是中国建国70周年，也希望在未来的70年与中国一起繁荣和发展。谢谢大家！
陈林龙
香港银行学会副会长
香港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陈林龙：感谢大家的坚持，我待会儿给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5分钟左右，回答一个问题，外资直接投资钱从哪儿来。我准备的幻灯片比较多， 准备了37页，可是时间不说了，我挑重点的。我开始准备了四大块，一块是国际的情况第二是政策因素，第三是谈谈香港的优势，第四是如何来做，前两个也不说了，我直接从第三个开始说。
钱从哪儿来？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我听了也很惊讶，实际上，中国内地的外商投资从增量来看，有66.6%是从香港进来的，也就是2/3从香港进来，存量来看54%是从香港过来的，这个数字可以体现到香港在我们FDI的过程中还是很重要的。
再下来一个就是资金怎么过来的，有几条渠道，一条渠道是通过银行来，第二是通过证券，第三是保险，第四是基金。简单说一下，香港银行是什么情况？香港银行业有24万亿的资产，中资银行占36%的分量，数字是比较大。
证券行业是什么情况？中资在香港的证券市场是567的概念，香港的上市公司50%是大陆的，市值67.5%是大陆的，交易量79.5%最近高一点是大陆的，所以证券市场是大陆很多公司都去香港融资的。
财富这块，香港的财富总量是24万亿，62%是非香港的投资者，这里面的财富管理24亿，2/3是投资于亚太区的，保险行业这块香港保险的优势很明显，保险的密度和保险的渗透度都在全球和亚洲是第二名、第三名，占得很高。
基金PE这块比较重要，香港是亚洲第二大私募基金市场，总量达到了1500亿左右，这个量比较大，徐司长所做的绿色基金，这块很多都投进来了。金融机构怎么来支持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机构投资外商FDI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个方法是结构性融资，我不细说了。还有是通过上市募资，今年上半年香港的IPO，一共是68宗，募集了将近700亿港币，大部分是大陆企业。
还有债券，中资企业在香港发的债已经达到了8434亿的量，这是一个很大的量，也就是说很多的企业通过香港融资，这些资金将来也是很多都回流到大陆。这张幻灯片是回答各种金融服务。
最后一张是关于金融企业在FDI投入中国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些产品创新和风控的环节。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比较简洁。谢谢大家！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英国脱欧或将对中国发展产生利好影响
冯仲平：英国脱欧对英国来讲变成了罕见的政治危机，我非常同意前面两位英国政治家说的话，我认为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最严重的政治危机。2016年卡梅隆首相决定举行脱欧公投的时候，他首先不相信会出现多数支持脱欧的结果，更没有想到会出现今天的脱欧乱局，卡梅隆的继任者，今年7月刚上台的首相显然低估了脱欧引起的脱欧进程之艰难。只要爱尔兰和白爱尔兰的边境问题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案，硬脱欧不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也许英国到了需要一个政治家站出来支持第二次公投的时刻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新选举，让选民重新来决定我们国家是留还是走，或者是走要怎么走。
脱欧对英国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严重的。人们对经济、贸易方面分析很多，英国离开了欧盟，必须和欧盟重新谈判，以何种方式进行贸易，进入欧洲的单一市场，我们说的脱欧其实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分手，分手以后还要确立和欧盟新的关系，脱欧是两个进程，现在第一个进程都完成不了，如何脱欧。实际上脱欧之后，必须决定和欧盟什么新的关系来出现。
英国还需要同世界其他的国家展开贸易谈判，包括日本、中国等等。英国脱欧还可能引起苏格兰与英国的关系举行新的公投，北爱尔兰也可能因为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出现硬边境出现暴力冲突，英国的国际地位将因为脱离了欧盟这个重要的合作平台而受到消极影响。
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多的英国议会和议员反对无序脱欧，或者根本反对脱欧，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上诉的风险和严重的后果。英国脱欧未来如何发展，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同意今后几周、几个月可能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今天的会议讨论一个问题，欧盟的前景如何？我讲讲个人对欧盟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第一点，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将是不会逆转的，所以英国的脱欧证明对欧洲一体化很大的打击。英国脱欧历经3年，在英国发生的一切事情，也让其他欧盟国家看到了英国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离开了欧盟面临的问题更多，原先主张脱欧的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等等欧洲国家出现的明确政党领导人都悄然放弃了要求脱欧的政治诉求，因为他们目睹了离开欧盟太难了。这些政党的口号，我认为也由离开欧盟改变成了革命欧盟，过去说离开欧盟，现在说我们只想改革、改造欧盟。
欧盟十多年来经历了不少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频繁发生的恐怖事件，导致了民翠主义等等主义在欧洲各个国家兴起和蔓延，进而让欧洲一体化变得是十分艰难，但是我认为欧盟不会解体。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改什么呢？欧盟当前及外来的经济前景，经济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欧洲一体化的初心在70年前，欧洲人搞一体化，是为了实现法德和解在欧洲建立和平。那么今后欧洲的政治家、战略家需要想办法找到推动欧盟经济增长、繁荣和就业的办法，这可能会成为今后欧洲一体化的新的动力。
目前欧盟正在重新定位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建议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通过合作来赢得共同发展。
今年3月12日，欧盟发表了对华最新的政策文件，这个政策文件，也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个文件是第一次欧盟把中国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进行了细的划分，称我们中国是合作伙伴、谈判合作、经济竞争对手，最后认为是制度对手。我个人觉得尽管中欧之间的竞争面在上升，但是，合作将对中国、对欧洲是有利的。
我觉得中国看欧洲，看欧盟，前面两位讲到说，对中国人来说，欧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当我们想起来欧盟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它的单一市场。比如说像英国脱离欧盟，也许后面还有其他的国家也会脱离欧盟的话，那么这样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到欧盟去做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大家想起欧盟的时候就想起它的大市场。还有一点，英国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也没有人能阻挡，这是英国人们自己的选择，到底是留在欧盟，还是脱离欧盟，那么，我觉得对英国来说，脱欧之后，英国和中国可以签自贸协定，现在和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签自贸协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是有任何的权力来签署自贸协定的。中国和挪威签了自贸协定，因为挪威不是自贸成员，和冰岛签了自贸协定，报道不是欧盟成员。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对中国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谢谢！
吉乐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
英国脱欧后 爱尔兰或成最大输家
吉乐：女士们、先生们，首先还是想感谢主办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讨论，我是德国人，在中国工作的德国人，为什么我要就这个问题来发表我们的看法呢？我听了前面几位发言人的发言，我也意识到，中国有一个做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和谐的讨论。我也想在这个和谐的讨论当中加一个和谐的声音。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脱欧派的话，也许我们会有情感上的一些因素了。
除此之外，我自己的发言也没有每天去跟踪脱欧最新的新闻来改我的是发言的内容，我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一个德国人的视角。
当然也不能代表德国的立场，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德国人，一个欧盟公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未来会不会由于英国脱欧削弱欧盟的实力。首先要有一个免责的声明，最重要的双边的关系，毫无疑问不是英德关系，也不是英欧关系，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注意到了。欧盟在多大程度上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当中，它有发言权吗？中国美国未来关系的走向会塑造全球秩序，这是我要发表的第二个观点。
当然，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双输的情况，我看不到在竞争当中，谁会最终成为赢家。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从政治方面会丧失一些政治影响力。在全球谈判的实力也会被削弱。英国的官员非常的聪明，过去几百年当中，德国人一直知道，在政治关系当中不要和英国人较劲，起码到1809年之前都是这样，我们也非常艳羡英国官员的一套做法，他们在国际谈判当中，确实是非常具有实力的团队。
当然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肯定也是一个输家，爱尔兰可能是最大的输家。第二个大输家当然是德国。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像一些细节就略过了。英国是德国海外第三大市场，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德国是英国第二大的对外出口市场。这两个国家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会深受影响，双输的关系，双方没有一方获益。
第三点，今天下午讨论的内容和上午讨论的内容有类似，英国党政政府和美国党政的政府有共同点，谈关税的问题，所谓的后贸易，专家已经提出了，欧盟贸易协定当中，货物的贸易其实占很少的一部分，在整个贸易体量当中，涉及到关税的货物贸易只占很小的比例，现在是在当现代化的世界当中。欧盟与加拿大的FTA，我们有160页的协议，我们和新加坡之间签的自由贸易协定，有1600页。在这1600页的贸易协定当中，只有10页只是关于关税的，在贸易协定当中，贸易协定主要涉及是国内的监管问题，采购、补贴、还有安全的规章制度。当然还有合规的要求，这些才是贸易协定当中的主体。所以我完全赞同奥立弗·莱特文先生的意见，在合规的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国内的规则，包括采购、标准、规范等等，其实世界在这种国内的规章方面，几乎是一个扁平的世界，很多国家在签署和谈判现在的这些贸易协定的过程当中，大家在标准规范方面已经没有差异。如果新一届英国的政府上台，来讨论和谈判就像奥立弗·莱特文说的，很有可能谈出来的东西，和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些规则，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包括怎么进入欧盟市场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觉得你好像脱欧之后，就能够收回控制权，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像这些脱欧派，天天就是叫嚣这样的理论，我是不赞同的。还有一点，未来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欧盟和中国之间未来道路该怎么走，还有欧美之间怎么走，更多是关于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谈判，那么在午餐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现在正在进入非常负责的，像自动驾驶、工业4.0、网络安全、物联网深入变革的世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发现还是要携手合作，才能避免全球治理的崩塌，全球治理不能只靠中国或者是美国来塑造，目前全球治理不太完善，必须本着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倡导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欧盟的参与。
欧盟我们愿意做伙伴，愿意倡导新的国际治理的秩序，我们知道欧盟在中国有欧盟商会，我也希望英国的这些企业，不要退出，我们在北京的欧盟中国商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你可以来推动中国国内的一些规章制度的改变，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改变欧盟的规章制度。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减税降费有三种类型 最易操作的方法是靠内需
刘尚希：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我简单谈一点看法。大家都非常关注减税降费，怎么样去看待减税降费？怎么样去评判减税降费？减税降费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会有不同的结论。按照常规，分析减税降费，做了什么？减了多少税？刚才冯部长也列举了一些数字，再对比一下相关的指标，对标减税降费取得的效果，投资怎么样、消费怎么样、经济增长怎么样，一般按照这样的思路评判减税降费，理论上最常见的分析框架，是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减税降费有多大的成熟效应。它带动了多少投资，带动了多少消费，拉动了多少GDP的增长等等，一般都是这么分析的。
我觉得今年从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恐怕又是偏颇，这与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关。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周期性一说，说是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一说，主要是结构性的因素，结构性问题。我认为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当前处于转型升级的观念时期，爬坡过坎的重要的节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具体一点说就是结构怎么样升级的问题。从传统的结构要过渡到一种适合于现代发展阶段的结构。因为现在资源约束、环境约束、老龄化的约束、劳动力的约束等等这些约束都在增强。传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的路越走越窄了，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面临的约束，条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了，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结构才能支撑进一步的发展。
在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内生出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现在世界上有特朗普是不确定性，大阪峰会的时候提出说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那在我们国家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及其整个国家都在转型的过程中，内生出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不确定性就会放大，那么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来说，难以作出准确的预判。
未来前景怎么样，我该怎么投资，我该怎么选择产业，这对企业来说都变成了难题。对企业来讲，既要维持生存，还要发展，很显然，这种面临不确定性比以往多得多。在以前的那种条件下，对企业选择也有难度，但难度没有现在这么大。现在企业选择的难度更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前大得多，不仅要面对市场领域微观不确定性，还要面对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
还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还有加上政府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比如政府政策不协调，部门之间政策的打架，这也会带来不确定性。还有整个风险上升，监管的力度都在加大，各个方面都在从严，这种从严也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叠加之下，对企业来说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形成明确的预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当指向哪里呢？毫无疑问指向的应当是稳预期。中央提出六稳，落脚点是在稳预期上，怎么样稳预期、怎么样引导预期、怎么样管理预期成为了当前宏观政策的重心。再按照传统需求管理的思路，按照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制定政策和调整政策，我认为无法应对当前多层面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的政策重点在稳定预期，减税降费也得要转向稳定预期。
简单归纳一下，减税降费可以有三种类型，一个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一种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还有一种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三种不同类型的减税降费要求是不一样的，最容易操作的就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只要减了就行，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政策就算成了，因为政府少收了，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内需自然就扩大了。降成本的减税降费，难度稍微要大一点，要有更多的针对性，对市场运行的情况，对产业的结构得有更多的了解，否则降成本的减税降费精准性、有效性就比较差。
过去习惯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然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又转向降成本的减税降费，“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个就是降成本，这些年财科院不断进行降成本的大型调研，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在进行研究。现在仅仅满足于靠内需降成本实施减税降费已经远远不够，应当转向稳预期的减税降费，稳预期的减税降费难度是最大的，减税降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年实施的减税降费，靠向稳预期的角度。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要求减税不能是在税基上做文章，打一个比喻就是做包子，不透明，必须是从包子做比萨，摆在明处，才能有获得感。在税基做文章，转向更多在在税率上做文章，这样的减税更多在税率上做文章。比如说增值税基本税率一下降3个点，这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降税率就不需要在税基上减税，税基上减税往往有期限，3年、5年到时候再说，本身存在不可预期性。降税率降下来了，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6%降到13%，不会说是3、5年，降下来估计就降下来了。透明度、可预期性、稳定性这些方面看比其他大得多。这种情况下会根据这样的税收政策的安排，企业做他的考虑，研发、投资，创新这些方面比以前应当说可预期性大大增强了。
所以从这点来说，今年这一轮的减税降费比以往更具有引导预期的作用。引导预期的减税当然很自然也具有靠内需降成本的效应。所以，我们现在的减税降费，转向稳预期，这是当前需要重点深入研究的。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分析框架，老一套的理论再去琢磨怎么去减税降费了。
现在减税降费的力度是超大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上半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只有0.9%，6月份的税收收入负增长，个人所得税的增长是负的30%多。这样的负增长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是很少见的，带来了大量财政的压力，地方财政的压力尤其明显。政府过紧日子，财经是紧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应当说力度很大。但是，我们是从一季度宣布，10月份增值税开始减税了，效果还会不断的显现出来。至少这种减税降费给我们心理上面的获得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但是一季度、二季度的经济，比较一下，下行了0.2个百分点。当前的宏观政策应当说采取了很多重头戏就是减税降费，但是，还没有起到遏制经济下行的态势，当然还有外部的因素叠加在这儿。这就说明怎么样进一步稳预期，增强企业的信心，尤其在增强企业它对未来预期利润的可预期性，这方面怎么样更多的下功夫。想到这个又想到减税降费了，其实影响企业未来利润预期的，不仅仅是税后费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转化而成的风险以及成本。其实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越来越高的成本。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不确定性能带来成本？比如，家里装防盗门，防盗窗，这是不是成本，这就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在经济领域，类似这样的不确定性转化的成本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会计准则里头有减资准备，不确定性越大，成本会越来越大。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要从政府方面采取措施应对。这已经不断提醒我了，我讲的也有不确定性，只能讲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陈志武
香港大学教授
在今天的中国，更应该减少各种政府开支的问题
陈志武：刚才大家听到了刘院长，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的湖南口音比我要好多了。湖南人在中国，过去这些年越来越少看到的大的背景之下，一个下午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多听一些湖南话会非常的新鲜。
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很多，特别是刚才刘院长说到了，对减税降费所做的举措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呼吁了很多年，今年上半年终于看到有一些实现，特别是在个人所得税这方面，今年头6个月下降了31%左右，跟去年同比，特别是小微企业，刚才冯部长也说到，很多的小微企业的税务负担下降，是100%的。这些举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今天想讲的三点的第一点，肯定今年上半年的政策举措，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高，特别是在贸易摩擦的挑战之下，终于把盼望了很多年的减税降费变成一个现实。
我想讲的第二点，尽管今年上半年成就很好，也看出来政府的决心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管怎么说，今年财政税收总的财政收入跟去年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几，税收的增长只有0.9%，不是一个负数，比以前熟悉的10%、8%，比GDP增长速度更高的，我们习惯的常态来讲，0.9%增长是很少，但至少企业总体面对的税负，老百姓面对的税务负担总体没有减少。当然这就让我们想到，政府的决心很大，而且刚才刘院长说到了，我们希望对未来的减税方方面面的预期，尽可能最好是能够稳定下来。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想讲的第二点，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税务负担，到底有多严重，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也可以跟其他国家，跟相对比较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做一个对比，到底是不该下降，还是有很多的下降的空间，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听我这么一说，好像我马上准备讲半个小时一样的，不是这样的。简单举几个数字：
一个是我们总喜欢说的康乾盛世时期，乾隆中期1866年，那个时候，全国的财政收入是4900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北京200万个左右工匠的年收入。乾隆时期一年的各级政府的开支花掉200万个北京工匠的收入。
今天我会给大家一个相应的数字。讲今天中国的数字之前，我们跟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做一个对比，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是3.3万亿美元，加上各级地方政府，刚才说3.3万亿美元是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把各级政府的财税收加到一起，7万亿美元，去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6万美元，两个数字相除的话，去年全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税收的收入是相当于1.6亿美国人的一年的收入。
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可能有个印象，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实际深比起我们原来的乾隆政府来说，美国是很大的政府。今天的美国要花掉1.6亿美国人一年的收入，乾隆朝才花掉200万个北京工人一年的收入。
今天我们在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在1995年的时候，以城镇居民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作为一个基数的话，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财政收入是相当于1.5亿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到2018年18万多亿财政收入了，相当于4.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4.7亿的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来支配全年的财政收入，比美国的1.6亿要大好几倍。以农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一个基数的话，去年财政收入是13亿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些数字来看，减税的空间、降费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我们希望政府的决心能够坚持下去，尤其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今年是因为经济下行的压力特别大，这时候被迫之下，我们愿意去减税降费，万一哪一天，经济稳定下来了，尤其是经济重新增长势头又上升很多了。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降费的决心要重新上升了。所以我是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最终要实现刘院长说了，要把减税的预期稳定下来，单纯靠经济下行压力上升带来的这些降税的举措还不行，经济有时候下降、有时候上升的势头很强。为了稳定把更多的收入，更多的钱留在企业，留在老百姓家里、手里面去花，达到这样的长期的效果的话，我们必须得在一些体制上做很多的相应的改革，否则的话，随时加费的势头会回来。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要点。
下面讲第三点，谈到减税降费，肯定不可避免的必须得要回答，同时讨论的问题是财政开支，收到这些钱是怎么花的？我们讲到财政政策，第一个反应到底要加税还是要减税，没这么简单的。除了加税和降税之外，政府的开支到底该怎么做，政府开支的结构上是不是有很大的调整的空间。尤其政府开支的总量是不是可以下降一些。所以我们不只是加税，在今天的中国，更应该减少各种政府开支的问题。
说到政府财政怎么花的问题，总是没办法忘记，08年10月当时在巴西圣保罗有一个周六，正好坐了一个出租车，随便开到哪里都行，想要更全面了解一下圣保罗，圣保罗的街道是不平的，巴西公路怎么那么差，司机跟我说，“我们的政府一有钱就想到把这些钱怎么样多回馈给老百姓，几百美元或者几千美元，不是把这些钱用来做基础设施，把公路改好。”我说我们中国正好是相反的问题，政府一有钱就想到要做基础设施，又要修更多的公路，更多的桥梁，盖更多的房子。司机便说，“所以，看来中国政府比我们的政府要好。”时间到了，就讲到这儿，谢谢！
简世勋
汇丰集团高级经济顾问
很多西方国家已陷入长期的紧缩 生活并没变好
简世勋：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我和李教授讲的内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尤其是过去10—15年的发展，如果想想过去20、30年的话，全球经济是双赢的，比如说中国增长的非常快，印度增长非常快，似乎大家都从中受益了。不同寻常的是在西方，在过去10—15年当中，生活水平的提高的速度比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慢了很多，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多变成了政治问题了。
很多西方国家似乎已经陷入了长期的紧缩，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政治家的这些承诺，并没有实现。比如说教育、养老和医疗以及国防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增加。那么，过去的10—15年当中，西方国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放缓，尤其是看可支配收入和财富增长的质量。即使说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即使说这些穷人变富了一些，或者说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可能问题不大，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这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经济增长本身比较慢的话，实际上穷人不仅是相对变得更穷，绝对也变得更穷了，西方经济当中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基尼系数或者是收入不平等，我们讨论这些指数有没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区域的不平等，尤其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不平等，一个国家区域之间不平等，在过去几年当中不平等是越来越严重的，这也是在西方，我们看到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在欧盟内部，在欧盟内部，可以说有一些国家，比平均水平要更富有，有一些国家要比平均水平更贫穷，进一步看的话故事可能没那么有意思。
我们还要看这个国家内部的各个不同地区，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地区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可能是非常好的，在国家内部的另外一些地区，经济是非常糟糕的，在过去20—25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会有一些特定的区域，那么他们可以说是欧洲的脊梁，他们发展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这个铁幕。
在欧洲也有一些地区，威尔士，英国的北部，意大利、希腊的南部，在他们的排名当中，在过去10—20年当中，是不断的下降的。这些地区他们落后了，我觉得民粹主义在这样的地区更容易获得他们的支持。未来不愿意走向全球化。我们看到了一个后果，意大利、英国也是这样，英国闹的脱欧的事情。脱欧有可能英国打破不同的区域，有些区域是落后的地区，而且恰恰是这样的人，他们愿意退出欧盟，他们觉得欧盟是他们自己经济困境的噪音。
在美国有些地区也是一样，过去10—30年当中，美国的房价有涨有跌，如果看看美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西部加州这样的州，房价在过去20、30年当中是猛增的，美国的其他的地区，所谓的东部内陆的州，他们的房价是长期下跌。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就像50、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说，美国有所谓的内部的人口的迁徙，美国人可以从贫穷南部的州迁徙到北部的州像底特律，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像大型的车厂来生产。
现在没有这样了，现在在美国房价差这么远，他们也没有办法流动，这是房价的插曲。这也导致了一些企业的诞生，50、60年代的时候，在北部雇佣南方的一些人的企业，更多还是一些工矿企业。现在的市值更高是谷歌，他们不需要雇佣很多人，这些人是聪明人，他们愿意住旧金山的湾区看自己的房价上涨，其他地区不能承受这个高房价也不可能迁徙过去。现在大家在探索新的政治的蓄势，全球化是所有人受益，为了有一些地区是落后，他说全球化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怎么解释他们落后？
其中的一个解释，我们的技术，技术可以说改变了很多的工人，特别在美国、欧洲，他们在工薪方面的议价能力下降了，像谷歌这样的企业，他们非常成功，挣了很多钱，他们只雇佣高教育的人口，50年代的时候，西方很多国家，他们的教育的水平，其实都已经打败像中日韩这些国家的学生，他们在15岁要打败西方同龄人，数学、物理、科学的知识。
我们看社会流动性和地域的问题，特别在美国看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人在美国是落后了，他们没有办法摆脱家庭的背景。西方的政治家，特别有一些有政治偏见的政治家，他们觉得这么多的问题，没法解决太难了，技术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不能挥一挥魔法棒，这个技术一夜之间就上升了。我们就找出新的政治的蓄势，这种政治的蓄势，就是说全球化是罪魁祸首，其他的人们是他人导致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这样的政治蓄势，基本上改变了西方对全球化的态度。全球化在过去40、50年当中，大家说全球化我们要消除各国的边境和壁垒。现在看到，大家又想重新修筑这样的边境和隔离区。非常感谢！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全球化的发展会不会带来loser，肯定会
张晓晶：谢谢王所长，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论坛，我就直奔主题，贸易摩擦最大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中利益分配不太合适，至少是说美国人觉得吃亏了。所以，首先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就有了，一开始李教授也提到。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中心外围的理论，全球化收益的分配。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吃亏的，二战后很多是发达国家起来了，发展中国家是受损的。中心外围理论，在那时候占了中心的地位。中心外围理论讲的是发达国家，处在无论是制定贸易规则也好，全球治理结构设计也好，还是说它在价值链的中高端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受益的，它不是受损的。这样的格局从二战以后到今天，有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刚才提到的那几条，主导全球治理的规则，处在价值链的高端，没有改变。
美国吃亏论又是怎么来的？我提一下李实老师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著名的大象图，这里面讲了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球化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什么样的人受益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受益？什么样的人受益了？我们看A点，98—08年，这10年，整个收入增长达到80%左右，A点是谁？我们要搞清楚，A点是中国以及其他的新兴的经济体，中国为主。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C点，C点是全球最富裕的1%的人，他们的增长70%多，最倒霉就是地下80%的，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全球范围内的国别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一些国家的内部收入差距在扩大，包括中国。原因是什么，提几条：首先，全球范围内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刚才有教授提到了《21世纪资本论》讲到了这样的故事，全球的劳动份额都在下降。第二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在提高。AI等等，替代劳动的能力，越来越强当然会出现第三种情况，你的收入分配很容易导向了资本，再加上一些国家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政策，是轻资本的政策，资本的份额就在上升，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看美国人为什么觉得自己吃亏了？在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消失了。最高的这个是收入，1%的人群收入增长了218%，从1978到2016年，中间的一部分就是只增长33%的，看这条线是大概收入在21分位到81分位的收入水平，其实就是他们的中产阶级，这么多年就增长33%，其他的是增长了2倍多。当然他们觉得这个不行了，当然也是他的选民觉得不行了。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要说在全球化过程中，是不是他们真的吃亏了，这有一个大账，不是我算的，有一个研究报告，90—2011年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才80欧元，美国540，还有更高的像日本1400，德国1240。
所以，算大账的话，从国别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是没有吃亏的，但是，它把世界上全球化的大饼拿回去以后，这个红利的分配出现问题了，它没有把全球化的红利很好的分配给美国的国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所以这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没有吃大亏呢？或者说根本没有吃亏呢？
第一它处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第二制造业岗位是流失了，像苹果。但是新兴跟科技有关的产业仍然不断的扩张，包括特斯拉等等，第三美国跨国公司的收益，美国享有全球廉价的商品，还有美国获得的中国的还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资本的支持，他可以借用国外的杠杆，还有其他的资源，还有一条可能被忽略的，发达国家在享受着全球发展中国家给他提供的产品，这里面的产品是产生了很多污染的产品，而这些污染是在发展中国家留下来了，产品是到了发达国家，他也享受了这个好处。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是污染的赤字国。算了一个大账能够发现，其实美国根本没有吃亏。
但是全球化的发展会不会带来loser，肯定会，跟市场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市场机制会带来loser，不要市场经济，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对发达国家来讲，应该怎么办？应该更好的自己的家庭作业，把国内的分配收入搞好。作为发展中国家，像中国，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呼声，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国际上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叫尊重趋同理论，按照特朗普的逻辑是你比我发展更快，是不是比我分配更多，发展更快前提是后发国家必须要向先发国家很好的学习，学习和发展是后发国家能够解决不平等的根本路径，今天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学习的权力和发展的权力呢？特朗普的做法，教育交流、合作研发包括技术扩散都在设置各种障碍，我要断绝你学习的权力，甚至扼杀你发展的权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这样的呼声，更多的技术、教育、人才的交流，更多的扩散，知识产权保护也是重要的。美国它的知识产权保护都应该逐步的取消。
最后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现在全球化讨论中，一定要尊重和保护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力、学习权力，谢谢大家。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的产业政策没有带来多大竞争优势
白重恩在发言中表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有很大优势。但事实上，过去的41年里，中国很多政策措施是在经济非常不发展的情况下采取的，当没有公路、铁路、机场的时候，需要政府的能力来动员，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他表示，中国的产业政策没有带来多大的竞争优势。“其实有时候产业政策是被逼的。你不卖给我东西，我只能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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