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从两场争论谈起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政府和市场的定位不是两个独立变量，只有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也就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才能导致有效的市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有效的竞争市场，这是理想目标，是基准点、参照系，但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可以做到更好。
目前中国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需要从产业政策更多地过渡到竞争政策，特别是在当前内外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市场化改革就显得尤其必要，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以下为完整发言：
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讨论产业组织与增长的重要会议，我是做理论经济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会议的主题是我一直关注的研究方向。主办方邀请我过来，当时说还有林毅夫教授等也来参会，希望我也来参加，一起讨论会议的主题，遗憾的是他有事来不了。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更确切的说，是关于竞争中性异常重要的问题，这里并不是说要否定产业政策，而是认为它们有其内在逻辑关系和谁为主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甚至从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以这么贫穷的起点出发，取得这么大的增长成就，到现在中国已处于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地位，怎么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也不为过。当然，中国在取得这样大成就的同时，也存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问题也是与经济学家的研究分不开的。我认为这些深层次问题是结构性、体制性及发展驱动方式转型滞后所引起的，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滞后所导致的问题。我认为，改革滞后从制度性方面的来看，是中国过去十年来经济增长持续显著下滑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科学地分析、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的决定性因素和导致问题的原因，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按照科学实验的本质内涵，也就是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不能总是将所有的因素都放在一起来泛泛而谈。因为把所有因素都混在一起谈的话，就无法弄清改革开放40年来到底是哪些主要的新因素导致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改革到底做对了什么？
过去70年来，政府都一直发挥了很强大的作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的稳定，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有的，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或因素时，要更多的用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控制实验的方法，找到新的差异因素。否则，就容易把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新的因素放弃掉，再又改回去。比如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就遇到了很大的瓶颈。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实际应用上，甚至我们对产业政策的认知方面就存在许多误区、误解、误导，这些误解可能是学者相互间误会了对方的观点，也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的过激。
如何总结经验与教训？无论分析还是解决问题，可按照这些年我一直提倡总结凝练的“三维六性”研究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也就是“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缺一不可。理论逻辑分析非常重要，否则往往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看不到有共同规律的地方，从而难以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结论。当然，如果一味地只是强调理论逻辑，忽视现实，弄不好就可能陷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的误区，因此我们也必须同时通过实践真知来检验理论或改革举措，哪些地方做对了。然而，只有理论和实践也不行，说不定会造成短视，因为短期最优不见得是长期最优，它们往往是很不相同的，从而历史视野的比较分析就会显得异常重要。所以，科学的经济分析离不开“三维六性”。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才有可能保证其结论或改革举措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
之所以强调“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是因为目前许多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影响了经济充分平衡的良性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例如，许多关于产业政策及其改革的建议就是如此，使得市场无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产业政策不是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任何国家都需要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也有功能和阶段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同时，对于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最近提出来的竞争中性政策及所有制中立政策。所有制中立政策可以视作为竞争中性的一个特别表现形式。
今天的报告主要围绕两方面进行：第一，如何正确看待产业政策作用？第二，为什么中国更需要竞争政策？我这里讲的就是竞争中性的政策，我后面会定义这个竞争中性政策的范畴。
我先从两场争论说起。对这两场争论，我认为媒体和学界都有夸大成分，或是为了吸引眼球，或者争论的双方都没讲清楚。两场争论：一是2002年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二是2016——2017年的关于产业政策及有为、有限政府的争论。这两场争论都曾论及产业政策和政府的恰当定位问题，当然第一次争论我没有写文章，但是与杨小凯教授私下交流很多；第二次争论比第一次争论更加聚焦，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触发了经济学界的很多思考和评论，我本人也参与进来了，写了多篇文章。我认为，这两场争论对于中国产业政策和中国的改革怎样去走，应该说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澄清和消除了许多误解误区。
第一次争论主题：到底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重要
先具体谈谈第一次争论，到底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对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林毅夫教授在2002年的时候认为：“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我认为，林毅夫教授的这段话本身没有错，因为特别是在要素驱动的早期，我们不能一味靠自力更生，通过简单的模仿，可以更快接近和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后发优势在要素驱动发展和学习阶段毫无疑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个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一味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忽视其基本制度环境建立对长远发展和创新的极端重要作用，就非常不可取了，特别是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迈进的角度来说，就不是简单的模仿可以解决的，仅仅靠后发优势弄不好就变成了后发劣势了。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从林毅夫教授上面的这一段话中，可看到他的观点有合理的方面，但忽视或至少没有强调与此同时的基础环境制度改进或改革，而无论从短期的还是长远目标来看这都是异常重要的。
杨小凯认识到了基础制度对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但一味强调忽视早期发展对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模仿的重要性，我认为也同样不可取。我这个观点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当时林杨之争的时候我就向杨小凯和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谈了我对他们之争的这个看法。他们谈到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呢？我认为都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杨小凯认为，“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同时“根据日本早期政府的产业政策，按当时的计算，日本是没有生产技术的外生比较优势的。但是它后天的私人部门抵制了政府的产业政策，从而实现了内生的比较优势。”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有它的一定道理，但是我认为也不全对，日本真正的经济起飞，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政策就是对教育行业的极度重视，才有了随后内生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
杨小凯认为，通过政府垄断加技术和管理的模仿来代替制度改革，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导致了沃森最早提出的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他意思就是后发国家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实质上也是肯定了后发是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取得一定优势要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从他的文章来看，他并未完全否定后发的优势，但是他更关注的可能是长期的问题，杨小凯在这一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出现的情况就证明了杨小凯教授的学术观点具有很大的前瞻性。
不难发现，两人在产业政策上，从他们的表述上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再看他们各自写的文章却并没有。我认为，二人并不是完全否认对方观点的，只是各自强调了一个事物的某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方面，但将事情做成做好，往往需要综合治理，也就是学习模仿和制度创新改进都是不可或缺的。进入2016年，在第二次争论中，林毅夫教授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而张维迎教授则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认为，“产业政策就像押宝一样，这个宝一般是押不准的，即使政府官员都廉洁奉公，没有任何私利，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比分散化的企业家决策更可取。”他将产业政策比喻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张维迎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鲜明和极端的，他基本否定了产业政策的作用，不能说全部。为什么说话做事一定要走极端，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呢？我在国内搞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做学院一级的行政，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说话和做任何事情不能绝对，不能走极端，我认为，明道和优术，战略和战术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争论主题：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争论
林毅夫和我本人之间关于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争论则是产业政策利弊之争的内涵延伸。林毅夫教授将有为政府等同于排除不作为和乱作为后的政府。我对这个定义是有看法的，我根本没有否定政府方方面面的作用，我后面会谈到，有限政府应该满足四个条件，应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政府。
将有为政府定义为排除不作为和乱作为后的政府的问题是，到底是事前有为还是事后有为。如果是按照事前有为来定义有为政府，就会出现大量好心办坏事的现象，比如计划经济就会出现许多好心办坏事的现象或结果，这也是张维迎教授最担心的地方，产业政策很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成功的例子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往往不多，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因为地方政府相对信息更容易对称；如果是事后有为的话，基本就在说政府做的事情都不会有误，这基本上不存在，谁做决策都不可能从不犯错，事后都是对的。所以在我看来，争论核心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政府有为的问题，而是政府有为的程度问题。比如我刚才讲的，日本的教育产业政策对日本的经济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另外，这也与学者自身的专业背景、学术素养和训练、研究范式是有关系的，比如杨小凯依循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宪政经济学，林毅夫依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依循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三个方面的经济学说对于产业政策的认知，我认为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乏偏颇或偏激之处，以及概念定义的理解差异。而我本人则秉承的是机制设计理论，在充分认识个体逐利的人性和竞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考虑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各种情形下市场失灵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在承认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现有实际情况下，如何使得国家目标和经济人目标一致对应的问题。
当然，讨论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定义，我看到很多争论实际上是由于对同一个术语理解的差异而引起的，导致了无谓争论。我下面给出产业政策的定义，按照我这么一个定义，可看出来产业政策的优缺点和必要性，以及什么时候是有效的。
产业政策一般指的是国家或地区指导产业发展方向的各种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法规。根据这个定义，按照实质性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致力提升市场功能的普适性政策（称之为功能性或软性产业政策），也就是具有普适性的功能性政策。另一类是提供对新兴行业和基础行业等的倾斜性政策（包括适度选择性或硬性产业政策）。如果能把这两个功能区分开来，就能清楚哪些方面应该有所为，哪些地方应该有所不为。为此，我的解读是杨小凯、张维迎反对的主要是第二种产业政策，强调的是政府替代市场做出的产业选择常常会带来低效、腐败等资源配置的扭曲。但他们的问题是走了极端，一概否认硬性产业政策的任何作用，并且没有将两类产业政策区分开来，忽视了第一类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也就是普适性政策的重要性，至少他们在定义上并没有体现得那么清楚，或者说是引起了别人对于他们所谈论观点的误解。
而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产业政策，我认为，其中一部分是正确的，特别是强调政府对于外部性的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毫无疑问的是，诸如教育、基础硬件设施等外部性产业是会影响到很多其他产业政策的领域，这些方面的政府有作为我认为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他的问题是在许多论述中只是强调第二类产业政策而忽视第一类产业政策，这容易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也就是过于强调政府的介入、干预、选择，易演变为政府主导市场。
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来看，由于政府很难改变个体的人性，也少有激励去掌握市场和经济人的具体信息，基于有限信息作出事先的产业政策规划和措施的平均水平确实不算高，且方差很大。换言之，就是常常会好心办坏事，从而要慎用第二类产业政策。其实，国内外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此点，现实中产业的发展往往是靠市场和民企驱动的。的确如此，世界上大多的创新驱动型产业多为民营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以及华为等都属于民营企业，国外更加如此。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排除第二类产业政策，这类政策是有一定的存在必要性的。一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和不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行业需要产业政策，特别是军工行业，那些投资大、回报低、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行业等。这其中也包括一条：教育行业，中国目前的教育还不属于市场型教育，不属于普适性教育，这对建设创新国家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政策你说它是产业政策也好，说它是政府的其他制度性政策也好，我认为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政府要制定制度或政策，充分重视其发展。
此外，中国这一轮的经济下滑，正与2008年开始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制造业投资所引起的产业过剩、房地产价格泡沫和地方债务违约等问题的影响后果开始恶化息息有关。也与过度运用选择性的第二类产业政策而忽视功能性第一类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市场化制度改革滞后高度相关，出现了“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重国富、轻民富”以及结构性失衡未得到根本扭转。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会导致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上面提到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问题。同时，我还认为这种政府主导和国企主要的发展方式也在一定程度，甚至在显著程度上导致国际上的反弹，出现了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论调。这当然不仅仅包括美国，还有欧盟等其他西方经济体都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了市场，由此不认同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果他们一旦采取封闭围堵，那么将会严重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拓展世界市场也会遭遇极大阻击等问题。
步入创新型阶段的关键时刻，更多的应该是结构性的体制改革
在步入创新型阶段的关键时刻，不应该一味地鼓励和提倡投资的产业政策,也不应该提倡用抑制投资的产业政策去产能,而更多的应该是结构性的体制改革，也就是政府应该简政放权,形成内在动力机制，由市场供需来决定哪些企业退出或进入，让市场中的各个企业自己决定如何发展、往哪方面发展的问题。
只有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转型、结构变迁及市场失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作用，硬性的产业政策也是需要的，但应该保持适度，保持慎用，市场化的制度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也就是我所讲的“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政府，才能导致有效的市场！在这些看法上，我和林毅夫教授是有较大差别的。林毅夫教授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看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维度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市场是否有效的根本决定性因素是在于政府的恰当定位选择，它是内生变量，二者并非相对独立的，政府定位才是关键性因素，影响着市场的有效性和社会的规范性。
在谈完第一点如何正确看待产业政策，接下来要谈的是为什么中国更需要竞争中性的政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中国确实推出了许多产业政策，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对于是什么导致这些政策的成功？我们要有清醒认知。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因于全能型政府向维护服务的有限型政府的转变
比如，中国推出的一些硬性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即第二类产业政策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步推出了第一类产业政策，才增进了市场的竞争性功能。刚才这一点我在理论逻辑上的分析与刘志彪教授的实证分析是一致的，他说中央产业政策很少，地方的产业政策很多，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央产业政策在主导方向性的改革，增加了允许地方区域性的竞争空间，才使得地方的选择性的、硬性的产业政策成功，也就是说第二类产业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松绑放权，让市场发挥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特别地，中国存在着高度的地方政府竞争，明智的地方政府会为了第二类产业政策的成功，而去竞相配套第一类产业政策。在到会前，我并不清楚刘教授会讲什么，但我们观点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也说明，即使没有交流，但只要基于中国实践、结合中国改革的具体现实，所获得的结论就会是相同的。当然，每个人的说话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同时，有些表达不清楚的地方，也可能会对观点的理解产生误解和偏差。比如我的一些观点就常常被误会，认为我谈有限政府就是认为不要政府，或者认为我一味地强调国有企业都不好、产业政策都不好，甚至给我贴上标签，认为我是新自由主义者，这些误会有可能是我在谈论观点时，没有能够面面俱到，把所有条件和原有情况都讲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归根结底不在于推出了多少产业政策，而是在于市场化改革大趋势之下竞争政策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及从过度干预的全能型政府向维护服务的有限型政府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或者说其定位取向也经历了极大的转变，并且是渐进式转变：比如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改革刚刚开始后，采取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型的经济政策；然后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统一；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倡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将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式的改革过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升市场功能的普适性软性产业政策，正是因为改革的实践真知告诉我们，市场化的改革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各种所有制相对公平、相对开放，渐进改进竞争环境而取得的，该环境的不断改进也带来了民营经济、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
面向未来，我们更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面向未来，我们更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正如十九大所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应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顺利实现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最后到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转型。
2019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此轮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这里面也涉及了一些我和林毅夫教授的争论，到底经济下滑的原因是结构性、体制性还是周期性、外部性的。当然双方的分析都是有依据的，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对方，主要争论的重点是哪一种才是主要因素。我认为，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关键是市场化的改革，是竞争中性的改革，是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能够处于同等竞争地位的改革。具体做法我总结了三条：
首先，应减少国有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赋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消除国企的资源配置扭曲状态，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当然，这里需要强调是，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国企，不要任何选择性产业政策，每一国家都需要国企和产业政策，特别是关系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稳定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诸如教育等，需要国有企业、公立企业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应该坚持中央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
其次，就是开放倒逼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倒逼出来的，我认为外界的倒逼更有作用，比如现在中国正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光靠国内的压力是远远不够的，开放之于改革的倒逼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这也是今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体现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市场一体化，而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尽管短期内达到“三零”困难重重，但我认为这应作为努力的方向，渐进有序地达到“三零”。从更长期的角度，靠政府的补贴来竞争，靠关税来建立壁垒是根本不现实的，会遭受到外界国际社会的反弹。所以我们应该建立竞争有序、更为开放的市场环境，或者更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市场的开放，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第三点，当前中国不仅要在国内实行竞争政策，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还要在国际上也充分推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政策，以增强内外政策的一致性，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里提到的“内外政策的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不能空谈自由竞争和地位平等，却在实际操作中建立壁垒。通过言行一致和不断努力，而建立毛泽东所提倡的统一战线以及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实质上也是一致的，也就是减少敌人，有更多的朋友，从而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CPTPP的可行性。
只有通过有序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当然，中国经济离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有很长的距离。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一味地靠选择性产业政策吗？显然不行，除了必要的硬性政策外，还需要更多普适的柔性政策，需要竞争中性政策。这样，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也不能靠主张产业政策、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而要靠主张竞争政策的有限政府。有为政府的行为边界是游离不定的，乃至是无限和无界的；而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行为边界更为清晰，是有限和有界的，只有如此才能导致有效市场和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二者都是和政府定位紧密相关的。想要真正搞好市场经济的，就必须划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所指的有限政府的界定中，“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也就是国家治理的能力；“有为”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主要是维护和服务）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处理是：社会能够自组织、自治理、自服务的，就应该放权给社会，政府不必大包大揽。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的作用实在是太小，真正好的社会，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治理。真正有爱的政府，需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过大的问题。长远来看，过大的收入差别，不平衡发展是会出大问题的，也不利于刚才刘教授所讲的内生的需求导致创新型社会。所以这里的逻辑是，必须要通过政府的恰当定位，来解决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独立的，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和好的、规范的社会都是基于政府的恰当定位的。我想引用两个例子：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概括得非常精辟：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这里可能会有人对我上纲上线，认为美国的总统言论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那么，再来看看十九大报告的文件是如何说的。
十九大报告文件对于怎样建立包容性的市场经济，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描述。报告中提出了有关“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建设目标，同时还提到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也符合我前面所讲的政府简政放权、让市场有效，体现政府的维护和服务作用。
这两段话基本对应了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行为特征，正好对应经济包容性、国家强制力（依法治国）和政府执行力及社会包容和谐性的提升，并点出了政府应回归到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上来。
总之，我的结论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有效的竞争市场，当然这是理想目标，是基准点、参照系，但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可能做到更好。中国目前离构成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还差得很远，需要从产业政策更多地过度到竞争政策，特别是在当前内外严峻经济环境下市场化改革就显得尤其必要，只有通过有序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地逼近有限政府这一理想状态，才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以上报告为南京审计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年会暨产业组织与增长会议主题演讲环节所作。原载公众号：上财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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