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新风口”在这，不能再忽略了！

固安城市核心区鸟瞰实景

“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面对疫情影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今后5～10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初步估算，今后10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为全国经济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世锦说。
　　
从城市化发展规律看，都市圈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空间现象。“都市圈既是城市群的核心，也是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本文转载自瞭望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23日，原标题为《都市圈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原文首刊于《瞭望》202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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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时代加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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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的出台，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提出，标志着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新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本身的形态与规模，也推动着中国“都市圈”时代加速到来。
　　
据华夏幸福研究院研究，城镇空间都市圈化至少带来三方面显著特征：
　　
一是人口向都市圈集聚。2010～2017年，30个核心都市圈人口净增长8442万，占全国新增城镇化人口总规模的66.3%。未来这一趋势仍会持续，都市圈人口“质量红利”将进一步凸显。
　　
二是区域产业融合加速。都市圈的产业空间按价值链，出现“三二一”产业的逆序化分布。
　　
三是城镇体系逐渐成型。都市圈空间通过通勤体系形成整体网络，外围节点型城市加速发展。
　　
在刘世锦等专家看来，如果把都市圈发展仅仅理解为扩大需求、调整产业和人口布局，那就低估了其应有的潜能和意义。基于都市圈特征和未来趋势，都市圈被认为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投资的主要发源地和承载地。
　　
接受采访中，顾强对本刊记者表示，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圈”的发展，通过“圈”与核心城区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具体体现为六个“有利于”，即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有利于职住平衡，有利于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改进居住条件，有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有利于带动创新和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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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短板待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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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但都市圈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撰写的都市圈发展报告指出，我国都市圈发展主要存在五方面问题：
　　
发展不均衡，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外围城市联系不紧密；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资源过度集中，城市结构急需优化；都市圈发展同城化水平较低，缺少有效协调机制；都市圈发展标准体系不健全，监测和评估手段匮乏。
　　
“一个成熟的、高质量的都市圈具备空间体系结构合理、基础设施有机耦合、公共服务匀质均等、产业逆序梯度分布、治理机制开放包容等特点。”顾强指出，以发展水平为例，与国际成熟都市圈相比，上海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仅为东京都市圈的一半，地均GDP产出最高的深圳都市圈为每平方千米1.7亿元，远低于大伦敦区的14.8亿元和东京都市圈的6.6亿元。
　　
在均衡性方面，顾强说，中国都市圈与国际相比，差距并不在核心区，而主要在于微中心和节点城市上。东京都市圈50万～100万级（人口）城市5个，20万～50万级城市18个，5万～20万级城市84个，而北京周边城市，相应数字分别为2个、7个和8个。
　　
因此，将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发展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体系和范畴，促进都市圈空间体系结构的集约化和合理化，是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也指出，城市群内部要有梯度合理的城市结构，如果超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大城市，城市群内的协同能力就会受到制约。
　　
“都市圈并不是要让大城市更大，而是要强化其辐射带动作用。”肖金成对本刊记者表示，都市圈的建设，要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要素集聚功能，通过功能互补、合作共赢、一体化发展，让周边的城市和周边的地区发展起来。

3

构建共赢共享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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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都市圈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需大力破解都市圈发展存在的发展不均衡、内部联系不紧密等问题，构建都市圈协同与融合的体制机制。
　　
都市圈的建设，包括新基建的投入等，资金需求巨大，不可能完全靠政府。业内专家指出，应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形成都市圈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从当前实际看，都市圈开发建设融资渠道收窄，亟需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受访专家认为，通过PPP模式、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新区新城建设，可以降低政府负债风险，完善都市圈城镇体系，提升外围地区城镇化水平。
　　
结合企业自身探索，顾强表示，华夏幸福是都市圈建设实践者与创新者。华夏幸福2002年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固安县创新探索产业新城模式，与政府紧密合作，探索形成“自我造血、激励相容、增量取酬”的开发性PPP机制，社会资本通过规划设计、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建设、产业发展和城市综合运营六大专业化服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如今，固安产业新城形成了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优美的环境和高品质的生活配套，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和创业者。
　　
对于都市圈的发展，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表示，都市圈的规划不能重新回到叠床架屋、金字塔式的逐级强制化管制，而是要走另外一条路，即明确游戏规则，放权给市场更多空间，形成多元要素共建、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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