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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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号文件提出了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具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主要政策措施。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并造成经济衰退的特殊时期，国务院出台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的政策性文件，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国际国内双重影响的重大政策。展望未来十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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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年第19号，以下简称国务院19号文），文件提出了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具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主要政策措施。这一文件的出台不仅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度陷入困境的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今年是国务院19号文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目标的实现年份，今年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的经济衰退、中美日益复杂的战略博弈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使得未来中国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定，让越来越多的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影响。今年还是国家和上海市编制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关键年份，在这个特殊年份重新回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文件的形成，简要评估文件实施成败，对展望谋划未来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举措，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启发。我作为时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牵头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和文件出台后前几年的具体实施，自然有不一样的体会和感受，值得通过此文分享给大家。

一、文件起草的工作布置

2008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上海考察调研，我工作所在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等部门领导陪同。在调研考察期间，基于上海市由于成本上升和周边江浙地区制造业迅速崛起的竞争挑战，上海市原有的制造业竞争优势逐渐丧失，部分制造业企业从上海转移到江浙地区，部分制造业新项目甚至直接放弃上海，这使得上海的经济增速面临下降压力。通过现代服务业替代，强化上海在全国和长三角地区的龙头老大地位，在此基础上稳定上海的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温家宝总理考察调研过程中，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希望国务院能够制定专门文件，支持上海市加快发展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温家宝总理对上海的这一构想和建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考虑到这些工作事关金融业和航运业等相关产业的不同政策领域，涉及到诸多国务院相关部委的政策协调，温家宝总理将牵头研究起草文件的任务交给了陪同他调研考察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

张平主任回京后，专门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朱之鑫副主任（兼任中财办主任）一道将这一任务布置给了我工作的财政金融司。我意识到这是一项重要工作，且时间紧压力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充满信心地接受了这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这项工作对财政金融司而言，也是难得的一项带有综合协调性质的重要工作，有利于锻炼队伍、增长知识。当然，我也知道这一安排并不同寻常。如果只涉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个领域，按照国务院部门职能分工通常应该由人民银行牵头，由于涉及到航运中心建设等超出金融领域的跨部门议题，自然落到了具有“小国务院”绰号的国家发改委身上。在国家发改委内部也是如此，因为按照发改委内部司局职责分工，涉及区域政策和规划的职责主要在地区经济司，可是考虑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相关政策大量涉及财政金融等专业内容，这一任务既没有交给负责区域政策和规划的地区经济司，也没有交给负责航运发展的基础产业司，而是交给了我所在的财政金融司。

接到任务后，我随即开始研究提出工作方案，组织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同事组成的调研组赴上海调研，并听取上海市发改委、金融办等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在调研时我发现，上海市已经为这次国务院文件的起草，做了充分的事前准备，我知道这是上海人做事的风格。周波（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发改委主任，现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领导的上海市发改委和方星海（时任金融办主任、现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领导的上海市金融办，为调研组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关于促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具体建议和基本材料，这些材料对最终形成国务院文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和“一行三会”、财政、税务、交通等部门，组成了部际联合调研组赴上海进行调研，进一步听取有关部门意见，并实地考察参观了上海的众多金融市场机构、航运机构、港口等，听取市场专业机构对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考察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时，时任交易中心领导谢多不仅为调研组做了全面、专业的业务介绍，还介绍了交易中心在外滩办公的建筑，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的历史和建筑特点。华俄道胜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这栋1901年开工、1905年完工的百年建筑还是中国第一栋装备了电梯的大楼，内部装饰至今看起来依然富丽堂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上海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分管相关业务的杨雄副市长、屠光绍副市长高度重视，分别会见了文件起草和调研组成员，并同大家一期交流了对主要举措建议的看法。

二、文件起草的主要政策难点和政策要点

起草组经过几次调研后，开始起草国务院文件。文件起草过程与我在规划司起草五年规划一样，需要对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梳理，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涉及到目标描述的合理性、重点任务的相关性和与政策举措的可操作性。由于很多政策措施都涉及到对现行制度的改革、金融产品和监管创新、税收优惠、重大航运基础设施项目等，需要与相关部门进行复杂的沟通和协调，一些政策举措在取得一致意见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沟通协调和讨价还价都是不可少的工作。发改委干部在遇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分歧时，一般都敢于应对、善于协调，而不是从原有立场上简单后退以谋取一致，这是文件最终还能在一些重大改革创新举措上取得一致的工作基础。我个人觉得这也得益于发改委作为一个综合部门，经常要处理类似问题时积累的经验。记得我刚进国家计委工作时，入职教育的第一课就有前辈官员教育我们说：你们进了国家计委，处理问题时都要站在总理的立场上来进行考虑，把自己当成总理。这一要求使得发改委干部在考虑问题时能够更多抛开部门利益或局部利益，用更开阔的视野的更高的站位来持有立场、协调立场。

国务院19号文值得解释和展现的主要任务和政策话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目标。在确定目标期为2020年以后，如何描述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颇费周折的讨论话题。横向比较全球各大国际金融中心，其本币与其他货币之间无论是经常账户合适资本账户都是可自由兑换的。而当时，我国只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资本项下本分项目可以自由兑换、部分是有管理的兑换，但总体看我国资本项下还处于不可自由兑换的状态。关键是起草组成员和成员单位，尚无法判断到2020年我国到底是不是能够实现资本项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设定和发展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跨境国际金融业务的市场规模以及国际机构的参与程度也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经过起草组成员和上海市方面的深入沟通交流，最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出发，侧重于国内和上海市能有所作为的重点，提出了到2020年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国际化程度较高，交易、定价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流动自由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和监管等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

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则围绕港口设施能力、港口服务体系、辐射服务范围、国际化运营环境等方面，提出了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与国内其他港口合理分工、紧密协作的国际航运枢纽港；基本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快捷高效、结构优化的现代化港口集疏运体系，以及国际航空枢纽港，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基本形成服务优质、功能完备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营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环境和现代国际航运服务环境。

二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根据文件参与方的共同讨论和交流，文件首先明确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围绕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加强金融机构和业务体系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等主要方面，提出了比较详细的发展任务和政策举措。其中，许多政策举措涉及到金融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涉及到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制度的改革，这些措施虽然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配，但实际上涉及到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改革和创新，具有国际和全国性影响。恰恰是因为如此，这些创新和改革举措经过了参与起草的相关部门来来回回的艰难讨论和争论，形成共识花了不少时间和周折。主要任务和举措包括：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发展外币债券等债券品种、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推出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属类大宗产品期货、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建立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转板机制、积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产、企业年金、信托计划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扩大境外投资者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比例和规模、扩大国际开发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稳步推进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发行人民币股票、探索上海与香港的证券产品合作、吸引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推进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培育和吸引具有综合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控股集团。鼓励发展各类股权投资企业（基金）及创业投资企业。积极拓展各类金融业务，推动私人银行、券商直投、离岸金融、信托租赁、汽车金融等业务发展，有序开发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开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为企业并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大力发展电子交易，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健全为市场交易服务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统一高效的现代化金融支持体系，加快发展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在上海建立我国金融资讯信息服务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加快制定既切合我国实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税收和法律制度，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金融纠纷审理、仲裁机制，探索建立上海金融专业法庭、仲裁机构。以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为载体，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促进信用信息共享。

三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举措。文件围绕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完善现代航运发展配套支持政策、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等五方面，提出了主要任务和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在政策举措方面，涉及到税收优惠的部分政策举措一般都带有前提条件，表明了国务院财税部门对税收优惠的谨慎态度，不少都是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后才形成的勉强一致。主要任务举措包括：整合长三角港口资源，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竞争有序的港口格局，加快洋山深水港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内河航道、铁路和空港设施建设，优化运输资源配置，适当增加高速公路通道，大力发展中远程航空运输；促进与内河航运联动发展，加快江海直达船型的研发推广，推动洋山深水港区的江海直达，大力发展水水中转；充分发挥上海芦潮港集装箱中心站及铁路通道作用，做好洋山深水港区铁路上岛规划研究，提高铁水联运比例；降低国际集装箱中转成本，鼓励我国外贸集装箱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转运；大力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运经纪、航运咨询、船舶技术等各类航运服务机构，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延伸发展现代物流等关联产业；进一步拓展洋山保税港区功能，发展北外滩、陆家嘴、临港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充分发挥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船舶交易和运价信息发布功能，加快建设全国性船舶交易信息平台和船舶交易市场。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形成便捷高效的长三角区域及长江干线港口、航运信息交换系统。将中资“方便旗”船特案减免税政策的执行截止日延长至2011年中。对注册在洋山保税港区内的航运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注册在洋山保税港区内的仓储、物流等服务企业从事货物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允许企业开设离岸账户，为其境外业务提供资金结算便利；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探索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管理制度，鼓励在洋山保税港区发展中转业务。加快发展航运金融服务，支持开展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积极发展多种航运融资方式，探索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为航运服务业和航运制造业提供融资服务。允许大型船舶制造企业参与组建金融租赁公司，鼓励金融租赁公司进入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和发行债券。积极研究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航运企业等在上海成立专业性航运保险机构。对注册在上海的保险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积极研究在上海先行试点从事国际航运船舶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开发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允许境外国际邮轮公司在上海注册设立经营性机构并提供国际航线邮轮服务业务。鼓励境外大型邮轮公司挂靠上海及其他有条件的沿海港口并发展为邮轮母港。研究建立邮轮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保险、信贷等方面开设邮轮产业专项目录。

四是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以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文件怎么会有制造业发展的内容？这是因为文件起草完成后提交国务院审议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当时不少观点认为这是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结果。国务院领导在审议文件时认为上海应该汲取美国的教训，在强化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制造业的发展，应该重点加强产业升级，加快附加值更高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按照国务院领导指示，文件起草组会同上海市发改委，以现有制造能力为基础，以调整、优化和提高为方向，以研发、创新和增值为重点，以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为目标，研究增加了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着力提升汽车、装备、船舶、电子信息等优势制造业的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和战略产业；优化发展精品钢材、石油化工等基础制造业；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和服务能力。支持从事软件研发及服务、产品技术研发及工业设计服务、信息技术研发及外包服务、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等业务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创业投资企业加大对先进制造和先进技术服务领域初创期企业的资本投入。

三、文件颁布后的宣传和实施

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并造成经济衰退的特殊时期，国务院出台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的政策性文件，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国际国内双重影响的重大政策。为了做好文件的宣传并扩大影响，我委与国务院新闻办联系，希望专门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主要政策目标和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不仅非常支持，还创新性地将此次新闻发布会安排在上海而不是按惯例安排在北京举办，这也是国新办首次在北京之外的地区举办这样的新闻发布会。

经过有关参与方的充分准备，2009年4月29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在上海召开了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分管财政金融司的刘铁男副主任、上海市分管航运和先进制造业的杨雄副市长、分管金融的屠光绍副市长共同参与，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考虑到文件的实施涉及多个部门，文件专门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服务的实施要求：建立健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机制，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加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经国务院同意，成立了由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交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上海市政府等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的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省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上海市和有关部门对文件的实施和部际协调机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权力支持。经商有关参与部门，省部际协调机制确定了年度滚动推进的工作计划机制，年初提出本年度的工作计划，明确年度工作重点，年中进行调研评估，对难以落实的年度工作进行跨部门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年终进行年度总结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在我个人看来，这一年度滚动实施的工作机制是有效的。2012年中，我转岗到发展规划司任司长，工作重点转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编制，最终脱离了这项工作。在规划司工作时，时任上海金融办主任的郑杨还专门到我办公室沟通过一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三五”规划的设想。后来，由于国家发改委承担了太多的类似部际协调机制，这一工作机制在精简清理时被取消了。目前，涉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推进工作，已经由人民银行牵头在负责推动。

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城际之争

中国的一线城市，都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构想和目标，城市之间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是一种客观存在。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定位和目标后，最敏感的自然是已经成为著名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恰恰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文件起草时就已经对上海与香港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提出要加紧与香港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我们也十分清楚，由于香港具有自由贸易港、货币自由兑换、实施英美法系，以及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超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尽管如此，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是有香港记者对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提问。2009年下半年，我应外交部驻港公署邀请赴港就中央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举措向驻港外国新闻媒体进行全英文介绍和交流时，也有海外媒体继续关注这一话题。在港期间，香港金管局主席陈德霖先生约我小范围餐聚，饭间专门询问了我有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背景和政策导向，我回答了他关心的问题并阐述了上海产业结构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强调沪港两个城市之间在金融领域具有优势互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广阔空间。我2006年赴港宣讲国家“十一五”规划时就结识了陈德霖先生，印象深刻。应该说，陈德霖先生是一位非常专业但又对大格局有着很好把握的特区政府官员。

北京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有力挑战者。记得在文件形成过程中还有人专门说过：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是要有足够多的金融机构总部，有足够多的信息。在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主要聚集在北京，最重要的信息也都在北京，在中南海里面，上海不具备这些条件。言下之意是，北京更具备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早有出处。早在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就说过，中国在金融方面要取得国际地位，首先靠上海。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成我国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北京在自己的发展定位中，不好直接将北京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只好用了“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回避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北京市金融局书记霍学文是我南开大学研究生同学，为了促进北京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可谓是专心致志、操碎了心。他知道我在牵头负责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相关工作后，有一次曾半开玩笑地批评我作为北京市市民只给上海办事不给北京办事，让我无言以对。北京市如今虽然面临疏散非首都功能的压力，但依然不放弃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还在副中心开展了国际化绿色金融中心建设等新的金融发展努力。

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成就

从国务院19号文件发布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1年了，应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的各项任务和举措都取得积极进展。但实事求是地说，仍然有一些涉及到不同领域的改革举措，还没有真正落地并产生效应。如何对文件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和和信息掌握范围。但从媒体已公布的资料看，我们大致也能判断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

从整体地位看，上海毫无争议地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集聚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全球金融基础设施最完备的城市之一，我国金融产品最丰富、金融机构体系最全面、金融发展环境最佳的城市之一。按照英国智库Z/Yen集团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海首次晋级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第四位。从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看，截至2019年底，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已经达到1933万亿元，是2009年的7.7倍；从金融机构数量看，2019年持牌金融机构达1646家，较2009年增加了660家；从产品定价影响力看，随着新增期货产品的扩大和定价机制创新，“上海金”，“上海油”和“上海铜”等期货市场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价格”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期货产品数量还在不断扩容。从外资金融机构入住来看，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加快，野村东方国际、摩根大通已经成为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贝莱德、路博迈、富达国际三家外资私募机构在申请设立外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已有90多家跨境资金池落地上海。从交易市场开放看，“债券通”“沪港通”“沪伦通”顺利推进，原油期货、20号胶等人民币定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相继对境外投资者开放，低硫燃料油期货也将成为又一个国际化能源期货品种。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进展。

从总体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呈现了逐步开放、稳扎稳打、注重实效、安全可控的开放发展之路，基本实现了2009年国务院19号文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在世界最佳连接港口排名、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集装箱吞吐量、机场旅客吞吐量、船队运力五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最近在上海举办的国际航运中心成果展，全方位展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的详细进展，应该说令人醒目。在先进制造业方面，文件提出的转型升级方向和重点，基本上与上海过去十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成效是结构性吻合的。2019年赛迪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排名中，上海继续蝉联冠军，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上海在高端制造、汽车船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以及AI等产业方面的进展和优势。

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未来十年

展望未来十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和高度。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到2030年时大致会达到150万亿人民币左右（年均增长4%左右），如果用当年价衡量应该在180万亿元左右，届时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比重会由目前的16%左右上升到20%左右，金融市场规模也会获得相应的提高。尽管今后一段时期国家会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但只要国际环境不发生逆转性大变化，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依然会保持稳定并不断深入，贸易和投资导致的资本跨境流动规模还会进一步上升，重要资源产品的交易规模和国际交易参与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从高质量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维护国家全球化利益的角度看，中国会更需要用全球视野在进行市场化资源配置和必要的战略配置。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具有战略意义。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化程度，需针对存在的差距和短板有重点地开展工作。

一是进一步改善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建设。内外部环境建设特别是软环境建设，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要条件。实事求是地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国际排名中不少指标名列前茅，但这些领先指标主要与我国经济和金融的体量巨大、排名靠前密切有关。但在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如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程度、国际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接轨、国际投资者市场参与度、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度、国际资信获取便利度、国际化人才聚集度等，上海与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具有明显差距。对这些差距，要在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基础上，按照难易程度，有重点、有时序地通过进一步开放和改革逐一加以解决，这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是加深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香港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自由市场制度、司法独立制度、金融机构体系、国际金融机构聚集度、国际化人才、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依然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化资源配置、以及国际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和人民币资产的桥头堡。上海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与香港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加深在市场联通方面的合作，通过产品设计和创新，把香港市场的国际投资者通过必要的产品和制度安排，引入到上海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投资，从而提高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参与程度。与此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扩充完善“沪港通”产品和制度安排，扩大内地投资者参与香港金融市场投资的规模和渠道。通过沪港金融双向合作，加深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体化程度。当然，如果环境和条件许可，上海还可以继续加强与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

三是提高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对外投资、资产配置的功能将进一步加强，海外投资人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也会逐渐上升。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最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具备基础进一步完善各种条件和安排，成为全球人民币资产的配置中心和人民币资金管理中心。因为从目前市场规模看，境外市场各类主体共持有大约接近7万亿元人民币资产，且主要分布在上海和中国香港，而且上海有更高比重。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跨境投资和贸易规模，特别是人民币海外投资和双边贸易结算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上海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通过产品设计创新和交易、托管、清算、监管、流动性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国家间协调，进一步成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配置中心，为分布在全球各地对人民币资产感兴趣的各类投资人提供便利，让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境内依托当地机构、适用当地法律、使用当地语言、接受当地监管，就能便利地购买、持有和交易人民币资产。在上海从事经营活动的国际投行和金融机构，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产品和制度创新，更好扮演人民币资产面向不同国家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分销商角色。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专门设置的央行上海分部，可以进一步强化并丰富在上海的服务、监管、调控和保障功能，更好保障上海人民币资产和资金配置管理中心的功能。■

文章来源于“财新网”

作者系徐林，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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