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粤港澳大湾区能助推两岸统一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直新闻 Author 毛昱
直新闻按
从2017年到2021年，四年多来，“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如何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守“一国”之本，又善用“两制”之利，大湾区将如何助推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又如何使得港澳与“十四五”同频共振？这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近期，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对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助推作用做出深度解析。
在专访中郑永年表示，粤港大湾区对中国来说，类似于一个“内部版的欧盟”，不同的制度之间相互借鉴，不同地区深度合作，不仅能够助力区域的发展与和平，而且容易产生化学反应，催生一种新型制度。“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不能把它理解成平行发展，“一国两制”一定要融合起来，这是未来的方向。
郑永年认为，台湾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经济融合，来达到互相理解。因为如果交往太少，就会发展出各自的政治认同感，而社会经济的融合就可以来抵消掉地方政治认同的成长，“如果我们通过社会经济融合的方式能解决掉75%、80%的问题，把最后10%、20%留给武力的话，我觉得统一的代价就要小得多，牺牲就小得多。”
他还提出建立一个“南方共同市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把旁边两个岛包括进来，一个是海南岛，一个是台湾岛。通过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的交往，转化成为一种台湾年轻人政治上认同的变化。
在谈到深圳时，郑永年教授特别说到，因为自己现在住在深圳，所以对深圳发展的思考也多了起来。他认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城市，需要起到标杆作用。同时因为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双循环”的基础上，深圳应该以“外循环”为主，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圳要发挥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以下为专访的文字内容：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毛昱：您曾经撰文提到，大湾区最独特的特点，就是“一国两制”。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城市群，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在您看来，“一国两制”能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哪些优势，擦出什么火花？
郑永年：我们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这些是无异议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制度创新，而多种制度的互动、交融就可以产生新的制度。
日本的东京湾、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都处在一个国家内部，它们的融合较为简单，但同时也有它们的劣势，单一的制度只会产生物理反应。只有不同制度之间的融合，才能产生化学反应。
粤港大湾区就如同“内部版的欧盟”。欧盟有二十几个国家、许多不同的制度，它的融合是比较困难，但是一旦融合起来，就出现许多制度创新。欧盟的产生不仅仅保证了整个区域的和平，避免了像一战、二战这种国家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内部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脱欧以前的英国，它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德国又跟欧洲大陆的民主制度不一样。欧洲大陆的早期发展民主制度，跟现在的新兴的欧盟国家，例如波兰跟匈牙利又不太一样。欧盟内部不仅有很多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甚至连经济体制也不太一样。因此我觉得欧盟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这些创新都来自不同制度的自主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就有类似的特点。大湾区有中国大陆的制度，还有香港的制度。香港除了政治制度之外，其他的制度已经非常发达。还有澳门，澳门此前被葡萄牙殖民统治，它又是另外一套体系。如果我们能把这三种体系能结合起来的话，就有可能催生出一种新型制度。
我们去分析一下深圳。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世界的大都市只用了40年。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深圳能够取得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就跟不同的制度对照冲突融合有关系。它可以产生一种化学反应，产生一种新的制度。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毛昱：您在关于大湾区的报告谈到“用社会的方法完成国家统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郑永年：海峡两岸同属于中华文化，为什么大家有这种差异？台湾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经济融合，来达到互相理解。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了，大家都接受教育了，就更容易产生认同感。例如香港这几年所产生的问题，还是因为跟内地互动太少。如果交往太少，我们发展出我们自己强大的政治认同感，香港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认同感，台湾有它自己的政治认同感，这种分化的要素也在成长。所以我们要用社会经济的融合，来抵消掉地方政治认同的成长。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放弃武力手段，但是武力手段毕竟是最后一招。如果我们通过社会经济融合的方式能解决掉75%、80%的问题，把最后10%、20%留给武力的话，我觉得统一的代价就要小得多，牺牲就小得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毛昱：您在文章中谈到，粤港澳的整合是第一步，下一步是把福建、台湾也包括进来。能否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可能性？
郑永年：我早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南方共同市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把旁边两个岛包括进来，一个是海南岛，一个是台湾岛。海南岛是国家正在推进建设的自由贸易港，但它经济体量很小，发展有困难。如果海南岛能跟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话，将会给海南岛的发展注入巨大的动力。
同样，如果我们能把福建、台湾都包括进来了，也会为台湾社会的发展注入巨大的动力。台湾百分四十的贸易是针对大陆的。台湾它不是一个可以开走的“航空母舰”。美国人说它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只能待在这边。我们要有意识地把社会经济的交往，转化成为一种台湾年轻人政治上认同的变化。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毛昱：郑教授，我们现在聚焦深圳层面，今年2月深圳通过了《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深圳自身能从湾区发展中汲取哪些能量？
郑永年：我来了深圳以后，对深圳的发展也思考多一点。深圳要强化辐射跟扩散效应，因为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模式，现在有一点已经确定了，就是要以中心城市来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
到2020年，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一步就是要走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太重要了，西方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就是没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作为中心城市，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要起标杆作用。比如说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政策，都要扩散、辐射到周边地区。
对外，深圳一定要好好结合香港国际化的金融业、服务业。尽管我们现在说要建设“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但对深圳来说，还是要以“外循环”为主。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圳要发挥领头羊的角色。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毛昱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毛昱：近期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前海“扩区”。前海是一个深港在法律制度上和经济制度上合作的实验田。您认为未来前海的建设要如何抓住“扩区”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点，它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扩区”就是要让前海在深港融合、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说“一国两制”，“两制”不能理解成平行发展。如果两个地区平行发展，就没有交汇点，以后要出问题的。两种制度一定要融合起来。
不仅仅是前海，整个深圳能不能在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证法治的前提下，实现香港的制度呢？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就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则，香港的很多制度、规则，例如在金融业、服务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仲裁、知识产权，包括医疗体系上，它的制度规则都是非常先进的。不仅前海，整个深圳是不是都可以借鉴香港的体系？例如在医疗体系上，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我们自己的方式。但别忘了香港有两个医疗体系，“公营”和“私营”医疗系统，它的医疗体系的先进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在“一国”框架下，我们内地为什么不可以把香港的医疗体系拿过来用？
在教育方面，香港有5所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大学。要真正实现融合，香港的大学就是我们大湾区的大学，那么在教育规则上什么不可以对接呢？尤其是前海，我觉得特别需要解放思想。为什么不可以把香港的规则延伸到内地这边来？制度要互相渗透，互相对接，这样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