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术业有专攻”，在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法律问题往往和技术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不具备专业技术背景的知识产权法官来说，要准确快速把握各类专业技术要点、查明技术事实，并非易事。
那么，案子还怎么审下去？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深圳在知识产权案件诉讼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在全国首创“全流程嵌入式”技术调查官工作模式，大大增强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深圳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提供支撑。
技术调查官是个什么“官”？具体是干啥的？今天播出的深圳卫视《先行》，为你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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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们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这位是技术调查官。”在深圳宝安沙井一家自动化设备生产车间内，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助理范钰玲与技术调查官符健娴，正在开展一宗大型机械设备专利纠纷案件的证据保全工作。符健娴用娴熟的专业技术语言，与企业技术人员胡工进行着专业的交流，确保技术保全工作准确无误。符健娴，一名来自广东茂名的“90后”。2年前，她从机电技术教育专业毕业后，在职校成为了一名专业基础课的教师，主要负责机械制图、数控类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原本的教师工作朝九晚六，安安稳稳，当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和专业几乎毫无关联的司法工作者。一个偶然的机会，符健娴看到深圳法院在招聘法官助理。她留意到，在岗位的后面还有一个显眼的括号：技术调查官，需要的正是她这种具备机电技术专业背景的人。正是这一个附加条件，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有了试一试的打算，于是报了名。不过，当时她还是很纳闷儿：法院为何需要技术调查官作为法官助理呢？经过层层考试，符健娴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录取短信，得知包括她在内的4人已经通过考核，成为了深圳法院首批专职技术调查官。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却没想到能够顺利通过。这让符健娴兴奋不已，但是很快，她又多了一些担忧：自己既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又没有实操经验，我能够胜任这份严肃而神圣的职业吗？刚刚上岗的时候，符健娴的状态曾一度跌入谷底。特别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她临时被调派去了快审团队做法官助理，需要暂时调离技术调查官的岗位。当着领导的面，她直接就哭了。“一方面，刚刚接触技术调查官的工作，需要时间适应，本来就比较有压力，不太知道要怎么融入团队；另一方面，就是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法学背景，我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缺乏信心。”符健娴坦言，在双重压力下，当时自己“有点绷不住”。和符健娴一样，另一位技术调查官蒋浩，也面临着相同的困惑。毕业于长春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蒋浩，最初从事手机通讯行业，拥有近5年的工作经验。都说“隔行如隔山”，这次彻底的“职业转型”，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谈及初入行的感觉，他几乎和符健娴一样：陌生、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另外，深圳知识产权法庭这边的案件数量非常多，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蒋浩坦言。在法院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兰诗文说：“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调查官刚进入法院的时候，会出现茫然和不自信。我们会进行统一的培训，法官也是把自己以前总结的经验、常规的方法和措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技术调查官，互相学习、合作来更好地完成工作。”万事开头难。法官和技术调查官这对新搭档，是真正地“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摸索磨合，一边开展工作。好在有“师傅”带路，符健娴很快就适应了工作节奏。在多次“试错”后，她终于摸清案件堵点，最重要的是，她弄清楚了法官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己的专业能提供什么价值。有一次，她发现自己经手的一个案件中，有部分关键技术没有保全完整，于是她连夜写了上千字的视频解说，出了一份初步的比对意见书，上交给了主审法官。“后来法官反馈很满意，说明我写出来的技术比对意见，他是能看懂的，整个技术流程方案，他能够快速地梳理下来。”符健娴满意地说道。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法官祝建军说，如果没有技术调查官，仅凭法官去解决技术事实，肯定会耗费比较长的时间。“有了他们的技术讲解，再由法官做出法律判断，能让法官的判决更有底气。”“技术调查官是做什么的？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帮助法官，对于技术类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提供参考意见，理解案件的技术事实，帮助法官把控案件的走向。”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蒋筱熙说。“从深圳知识产权法庭长期未结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从2020年开始，积压的几乎全部都是技术类案件。”蒋筱熙说，尽管法官们都已经是“阅卷无数”、“身经百战”，但是对于知识产权法官来说，技术难题始终是让人头疼的“硬骨头”。因为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是法律问题与技术问题交织，技术问题的判断直接关系到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实的查明，是决定了当事人的创新成果能否得到支持的一个关键。
为应对前沿复杂的技术难题，2020年，深圳法院尝试在知识产权案件诉讼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并制定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和工作手册，开始探索技术调查官工作。深圳中院在全国首创了“全流程嵌入式”技术调查官工作模式后，在调查取证、勘验、保全、庭审、调解、鉴定、合议等诉讼程序，全流程都需要技术调查官提供技术支持。不过，好在蒋浩也逐渐适应了法院的工作节奏，并在厚厚的眼镜背后，训练了“金睛火眼”的本领。有着软件工程专业背景的蒋浩，理所当然地被分到与软件信息行业相关的案件中，深圳的信息行业发达，这类案件占比自然是“大头”。“我们可以进行现场编译，编译出来之后，把这个程序和被动性的产品程序，拉出来固件程序，再进行比对……”这天，在宝安区一家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企业，蒋浩正在现场开展关键技术的证据保全工作。他正与原告企业技术工程师进行技术确认，由于该企业自主研发的软件专利受到同行侵权，因此，这样的技术确认更需要技术调查官的“火眼金睛”，因为一旦出错，就会影响到企业后续的技术研发和市场经营业绩。在庭审现场，审判长将技术比对环节交由技术调查官蒋浩“主持”。蒋浩和双方当事人在法庭现场进行源代码的编译、比对。不到1小时，蒋浩便将侵权事实呈现在当事人面前。有了蒋浩的“参谋”，审判长据此判定被告构成侵权，双方当事人也息诉服判，未提起上诉。这样的结果得到了原告企业负责人王洪涛的赞许，“我们很多项目都是比较急的，希望能尽快结束这个案件。由于技术调查官的引入，就能使整个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率，得到更多保障和快速提高。”得益于蒋浩比对的技术事实、证据事实清楚，原告就软件侵权纠纷提起的其他七起维权诉讼，后来以调撤方式结案。原本至少需要两年才能审理完的案件，用时仅仅两个半月，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避免权利人虽然赢了“官司”，但输了“时间”、丢掉“市场”。负责该案件的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蒋筱熙表示，在没有开庭审理之前，只是在技术事实的质证比对阶段，技术调查官就已经完成了代码编译和代码比对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技术调查官是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同时进行的，所以大家都很信服，他们为什么后面的案件愿意调解，这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很明显，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案件的审结，技术调查官发挥的作用比我大得多。”在知识产权案件诉讼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中央关于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用的重要要求，也是深圳落实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的重要事项之一。有了技术调查官的参与，有效提升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自招录技术调查官以来，技术调查官全流程参与案件624件，出具比对意见178份，对技术事实提出的专业意见采纳率超过90%，平均结案周期缩短了43.8%。深圳司法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先后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一批典型案例”、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之一，被国家发改委向全国推广。深圳技术调查官符健娴表示，她最真切的感受就是，虽然自己不是在一线做研发创新工作，但每次看到自己的技术知识在办案中发挥作用，企业的知识产权得到了保护，她就知道自己也为国家的创新发展做出了贡献，感觉很满足。
记者 / 沈卫卫 李祥菲 周一义 陈楠 李皓鸿 李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