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铁骑一度在欧洲一度远达多瑙河流域，前锋探马赤军甚至一度深入到了捷克乃至意大利北部。然而，这些骄傲的战绩都是世界性蒙古帝国所取得，他们与后来的元朝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古代中国的疆域鼎盛时能有多大？这一问题始终为历史爱好者所热议。作为雄踞欧亚大陆东端的农业文明，华夏大地的疆域变迁一直受到所处地理环境的巨大限制。我们的东方是浩渺无垠的太平洋，南方则是湿热难耐的热带森林，北方更是朔风寒彻的蒙古与西伯利亚高原，我们的祖先在这三个方向的扩张总是受制于海陆阻隔与纬度气候差异，无法取得实际意义上的领土拓展。如此情形之下，一路向西，向欧亚大陆的最深处探索，似乎成为了他们最为实在的选择。最先在传统中原之外的取得实质性拓展的无疑是汉武帝刘彻。张骞开通西域之后，天山南北的绿洲国家与中原产生了持续性的商业与文化互动。汉王朝的军队在与匈奴争夺塔里木盆地的过程中逐渐在当地修筑堡垒并屯田驻守，并于公元前60年左右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这一军政机构，对玉门关以西的西域地区进行行政与军事管辖。这个意义上说，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也就决定了当时中国的西部疆域界限。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
汉王朝对于西域诸国的管辖主要是以羁縻形式为主。西域都护府设置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汉书·郑吉传》中所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不过，汉王朝对于西域各国的羁縻程度仍然有所差异，汉朝疆域的界限应当是处在汉王朝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地区。西域都护府建立前后，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南岸乌孙人就成为了当时汉朝统治的西北部屏障。汉武帝时期开始，汉王朝就先后下嫁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于乌孙君王。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乌孙昆莫翁归靡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解忧公主之子）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叛绝匈奴”，达成了十分坚固的反匈奴政治同盟。因此，乌孙所处的伊犁河流域直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当时汉王朝的西北疆域极限。巴尔喀什湖，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
后来的汉朝西域都护校尉陈汤，便是从乌垒城出发，经过乌孙赤谷城（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捷克），征召乌孙军队随行，远征都赖水（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河）附近的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斩杀居于康居城东界的北匈奴单于。以此来看，哈萨克斯坦中部的碎叶河流域（楚河）已经是汉王朝行政管辖之外的陌生之地。
西南方向，疏勒城（新疆喀什）以东的塔里木盆地明确属于西域都护管辖无疑。需要考察的就是汉王朝在帕米尔高原及其西部的影响力。首先，位于喀什与中亚交通孔道上的捐毒国（新疆乌恰县以西）与休循国（中亚吉尔吉斯之萨雷一塔什）皆与乌孙同种，属于西域都护府羁縻管辖控制下的国家。在帕米尔高原之外，西汉王朝的控制力也同样存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汉军围攻中亚大宛国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东南城市卡散赛）40余日，最终迫使该国献名马而归降，乃至册立大宛贵人中过去对汉亲善的昧蔡为大宛王，从而使得大宛国臣服于汉朝在西域的军事权威。汉代大宛国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一带），也就表明汉代西域的西南部可控边界，基本为费尔干纳盆地外缘向南连接帕米尔高原一带。相较于汉朝对西部边疆的开拓，唐朝可以说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从太宗至高宗，自武后以至于玄宗，唐王朝都在西域保持着较为旺盛的存在力，存在一个动态伸缩的西部疆域。公元648年（唐太宗驾崩前一年），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设立，安西都护府由西州的交河转移到了龟兹国所在地，这时唐朝才算是基本控制了今天天山山脉以南的南疆地区，也就是当年汉朝西域都护府的基本盘面（但三年之后就因为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的反叛而仅保留吐鲁番、哈密一带）。使唐帝国西部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事件发生在唐高宗年间。公元658年，以苏定方（隋唐演义中害死罗成的奸贼）、程知节（程咬金）为统领的唐朝军队全力出击。唐朝军队重新收复南疆，并且奠定了在庭州（北疆地区）的管辖体系。同时，唐朝军队还充分发挥了投诚唐朝的旧突厥贵族号召力，利用阿史那步真与阿史那弥射两位突厥将军统领西突厥部落，使得西突厥“十厢部落”先后归顺（这些部落主要集中在今天伊犁河与楚河流域，分为五咄陆部与五弩失毕部）。
唐朝也部分借鉴了旧突厥的重骑兵经验，
使得大唐骑兵作战能力突飞猛进。
此外，唐朝在此战曾经一直追进西突厥败兵进入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城），但是在获得阿史那贺鲁后即撤兵。这时唐朝在西部的疆域西北方向上伸向了中亚内陆地区，理想状态下应当已经翻越碎叶河（楚河）进入了药杀水（今中亚锡尔河）中游一带（我们熟悉的谭其骧般地图则将之这一西北疆域绘制到了雷翥海一带，也就是咸海）。正是在同年，西方的阿拉伯帝国将领爱弥儿统兵渡乌浒水（今阿姆河）北上，严重威胁着河中、乌浒水域诸国的安全（锡尔河以南、阿姆河沿岸的中亚各国）。另外，当时的波斯王子俾路斯以波斯极东省份锡斯坦 (sejinstan)的首府疾陵(zareng)为根据地（今伊朗国土东北角的托博勒城），谋求复国。就这样，来自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在中亚出现交锋之势，中亚诸国为保生存，必须选择依附一方。相较于兼容并包的大唐，大食国的军事侵略与一神教宗教扩张令西域诸国十分恐惧，因而皆纷纷投庇于唐，要求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版图。在唐军击败阿史那贺鲁的当年，从锡尔河以南直至阿姆河流域的大部分中亚国家（包括今天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地区）纷纷遣使者求封，唐朝军队并未越过帕米尔高原，便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中亚大部分国家的效忠。中国古代称葱岭，历代这里因为生存环境险恶，人口稀少，向来都是封建王朝影响力扩长的极限。二年之后（661），位于今天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地区吐火罗诸国同样请求唐朝册封，唐朝派出使者王明远为吐火罗道置州使，深入阿姆河以南。于是，这位唐朝使者靠一人之力册封了16个都督府（月氏都护府、天马都护府、悦般都护府等），一口气就将整个阿富汗地区纳入了唐朝领土。正是在这时，当年波斯王子俾路支也接受唐朝册封，因此他在伊朗东部的根据地锡斯坦也就成为了唐朝的领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朝疆域西南部可以达到伊朗的原因。不过，唐朝对波斯与阿富汗以及中亚地区的名义占领巅峰状态，在维持了不到一年后就因为吐蕃入侵西域而宣告消失。此后唐朝历代在西域的活动范围基本在这一框架之内，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塔里木盆地是唐王朝统治的基本盘，而曾经短暂领有的中亚、阿富汗等地区则陷入了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拉锯战之中，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唯一固定据地为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的疆域便再也没有恢复到彼时的巅峰状态。汉唐之后，想必众多历史爱好者都会将蒙古人建立的大元推上中国历代王朝西部疆域巅峰。确实，在公元13世纪中叶的两次西征的过程中，蒙古人的铁骑一度在欧洲一度远达多瑙河流域，在横扫波兰与匈牙利王国之后，蒙古人的前锋探马赤军一度深入到了捷克乃至意大利北部，在亚洲，旭烈兀麾下的精锐骑兵甚至攻陷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乃至饮马地中海。然而，这些骄傲的战绩都是世界性蒙古帝国所取得，他们与后来的元朝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首先，我们熟悉的大元是忽必烈所创立的中原化蒙古国家，忽必烈建立的政权在一开始就遭遇了以阿里不哥为首的蒙古本土贵族的反对。在忽必烈经过王位继承战争（1260-1264）打败竞争对手之后，蒙古帝国的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原本经过忽里台大会进行可汗选举的正统性彻底瓦解，包括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在内的其他四大藩王属地实际上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另外，这些政权不仅独立，甚至与元朝建立的中央政权相敌对，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窝阔台汗国海都叛乱，不仅一度得到了察合台汗国与钦察汗国的支持，更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包括蒙古高原、中亚与高加索在内等多个蒙古权贵相互厮杀的战场。由此可知，元朝时期的真正领土实际上仅仅是忽必烈所辖的大元实际控制领土，并不包括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所统辖的新疆与中亚地区。大元的西部疆域界限，实际上也就是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到玉门关一线。如果说汉唐时期古代中国的西部疆域仅仅能让我们作为遥远过往之谈资的话，清王朝的西部疆域则直接奠定了我们祖国今日西部边境的轮廓。清王朝真正进入西部边疆的时间较晚，主要是由于包括塔里木盆地与北疆草原在内的大片地区，从明朝末年开始就归属于蒙古准噶尔汗国管辖。这个以北疆伊犁草原为基地的蒙古政权，曾经一度向南占据塔里木盆地乃至于青藏高原，向西则摧毁了统一的哈萨克汗国，在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百年时间里始终是清王朝的西北第一边患。1755—1757年，乾隆皇帝趁准噶尔汗国内乱之际派遣军队彻底剿灭了准噶尔部残余势力，并顺利平定天山南部的“回部”，将天山南北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此时，中亚的哈萨克汗国因为准噶尔的灭亡得以免除东面的威胁，从而萌生归附清朝之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9月，哈萨克中玉兹汗阿布赉派遣使者七人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见，在朝见的表文中，阿布赉做出了这样的表示：“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化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唯大皇帝睿鉴。"随后不久，哈萨克大玉兹汗同样前来朝贡，表示“臣愿竭衰驽，奋勉自效，永无二心”。哈萨克中帐与大帐汗位于今天哈萨克的中东部地区。在乾隆皇帝的默许下，哈萨克牧民迁移到楚河、塔拉斯河、巴尔喀什湖南、阿勒泰、塔城与伊犁等原准噶尔牧地放牧，成为了清王朝的边民，归属于伊犁将军的管辖。自此之后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在西北方面的实际控制区域便大致控制在斋桑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沿线，即原准噶尔汗国后期与哈萨克汗国的界限一带。政治影响则可以延伸到哈萨克草原中部一带。在帕米尔高原一线，清王朝同样实现了较为有效的统治，伊犁将军属下的喀什噶尔地区囊括了今天喀什地区以西的绝大部分帕米尔高原地区（相当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东半部地区），将国界线推到了帕米尔高原西侧的中亚一侧。从汉至唐、再到清，中原王朝在西部边疆上都进行了经年累月的政治与军事开拓过程，祖先们的努力最终为我们今日的国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的综合影响，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的军队能够进入塔里木盆地，对天山南北实行有效控制已经艰辛异常，再进入更加遥远的中亚则更多是远征类的军事威慑。这种军事威慑下形成的羁縻统治不仅缺乏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没有经济上的延续力，更没有文化上的向心力。因此，汉唐与大清这样强盛的王朝大多也只是能勉强保住塔里木盆地及天山北麓，短暂且尝试性的进入中亚深处。其实并不是他们无心扩张，而实在是力有不逮。尽管很多我们曾经熟悉的地名今天已经成为了他人的国土，但我们在怅惘之后，要做的便是更加珍惜今日的每一寸国土。因为，在那些黄沙与冰雪覆盖的土地下，有先辈的血气，也有我们民族的骨气。[1] 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 . 薛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