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则不难发现，在安徽省三百年的省会之争中，合肥确实是一个“命运眷顾的争气孩子”。
作为安徽省的省会，这几年来，合肥赢得了一个江湖绰号：霸都。相对于帝都、魔都等语义明确的代称，霸都给人的感觉却是存在多重解读空间：到底是霸气，还是霸道，甚至是霸占呢？得看具体的语境而定。
不过，最近几天，合肥借着一条新闻彰显了这座霸都的霸气。在一个刚刚公布的中国城市划线榜单上，合肥晋升新一线城市，与成都、杭州、武汉、南京、苏州等并排。
数据显示，2019年度，合肥的GDP突破9400亿元，排名全国城市第21位，与广东东莞、山东济南等城市体量相当。而合肥的真正发展，也就是这十年左右的时间。
若用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则不难发现，合肥确实是一个“命运眷顾的争气孩子”。
太平天国势力最盛的时候，咸丰皇帝给曾国藩连下七道谕旨，有时前后仅隔一天。帝国半壁江山失守，尤其是江南财赋之区沦陷，咸丰急得跟狗一样，几乎丧失了理智。他认为，江浙一带就是帝国的呼吸道，江浙丢了，帝国也要断气了。所以，他给曾国藩的谕旨，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保卫苏州，保卫常州，保卫无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曾国藩似乎打定主意要违抗圣旨。他迟迟不行动，继续把湘军主力屯在安徽。他跟皇帝的观点不一样：皇帝认为江浙很重要，曾国藩认为安徽更重要。1853年，太平军拿下安庆，这是清王朝失去的第二座省城。到1860年，咸丰连下谕旨之时，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虽然无法率军夺回安庆，但他始终以敏锐的眼光盯着这座战略之城。咸丰调不动曾国藩，却也毫无办法。除湘军之外，举国已经找不出第二支劲旅可与太平军相抗衡。他不仅未将不听话的曾国藩革职，还给他升官，让他代理两江总督。意思也很明白，你曾国藩要履新就要到苏州去，不能再窝在安徽了。曾国藩接受了新职位，却没动身赴任的意思。不过，他内心还是很高兴的，所以给咸丰上了一个奏折，详详细细地跟皇帝阐述了他的战略意图。在奏折中，他说，湘军已兵临安庆城下，挖掘长壕深沟，若撤围而去，就前功尽弃了。而围安庆的目的，是要断太平军的羽翼，不仅当前关系淮南全局，将来也是克复金陵的根据地。咸丰一听，觉得挺有道理的，这才没有催促曾国藩赴任。186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围城之战，湘军终于打下了安庆，城内太平军全军覆没。此前，在太平军占领安庆的八年里，安徽的省会临时搬到了庐州（合肥），而曾国藩则常驻祁门。湘军夺回安庆后，曾国藩立刻把他的大本营挪到安庆，并奏请将省会迁回安庆：安庆古称重镇，若省会改于庐州，非惟于皖南鞭长莫及，亦距江较远，无从设防……
战争时期，当以军事为重。安庆扼守天京（南京）上游，顺江而下就能直扑南京。况且，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一座省会，意义比一座普通城市大得多。所以曾国藩力促安徽省会迁回安庆。曾国藩在安庆一住4年，将安庆打造成彻底剿灭太平天国的司令部。与此同时，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拉开中国洋务运动的序幕。在这一情势下，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空前绝后地对整个帝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但这只是安庆的回光返照，在随后的安徽省内城市之争中，它连省会的地位都不保，更不要说在全国有何重要地位了。在晚清，安庆是安徽省的一哥，集安徽省城、安庆府城、怀宁县城于一身，三位一体，牛气极了。安徽是在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建省，此前一直与江苏同属江南省。建省之后，需要自己的省会。从安徽省的定名，两字分取自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就能知道这个年轻省份当时的中心所在。
建省后，安徽巡抚、按察使先后入驻安庆，表明朝廷事实上已经认定安庆为安徽首府。但吊诡的是，三套领导班子只来了两套，主管钱袋子的安徽布政使一直寄居在邻省的江宁（南京）。此外，主管教育的安徽学政也不在安庆，而在靠近江宁的太平府治当涂。事实上，当时反对安庆当省会的声音还挺大的。主要反对意见认为，安庆的地理位置过于偏西，难以控制全省。这的确是安庆的软肋。即便到了晚清，从安庆到皖北，走陆路的话，需要翻山越岭，十分不便；一般只能走水路，沿长江东下，到南京再转支流或运河北上，进入皖北。走一趟下来，没有半个月搞不定，相当费劲。安徽布政使一直在江宁办公，正是图此地往安徽省内各地，比在安庆便捷得多。但一个省的主要领导长期异地办公，终归不是办法。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下定决心结束安徽省级官员多地办公的局面，这才使得安庆成为机构健全的省会。此时，距离安徽建省，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可见，安庆这个省会当得真够窝囊的。安徽民间传说，安庆被确定为省会，是清朝重臣、安庆桐城人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人极力争取的结果。这个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庆自身的条件不够硬，要通过“关系”上位，因此并不具备不可颠覆的地位。最早对安庆的省会地位构成威胁的，是同处于长江岸边的芜湖。契机源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温州等4个地方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回望晚清历史，那些发展得好的城市，无一不是由通商口岸起家。芜湖也不例外。第二年，芜湖设立海关，正式对外开埠。这是近代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大江南北的进出口货物，大部分都会聚于此，很快就在全省的经济格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当时大清帝国的红人李鸿章，也相中了芜湖。他奏请清政府，将原来设在镇江的米市移到芜湖。一般的说法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有商业利益，所以他会为芜湖站台。总之，城市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治强人的加持。这一点在安徽各市的轮番崛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张廷玉、曾国藩捧红了安庆，李鸿章则为芜湖加油助威，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他也为自己的家乡合肥锦上添花。传统社会里，粮食是整个国家最大宗的交易。芜湖米市开张后，很快就跻身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一度还高居榜首。开埠+米市的双重利好，一下子把芜湖的地位拉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清末民初，芜湖已经取代安庆，成为安徽的金融中心，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安徽经济首埠。即便在全国，芜湖也排得上号。一份全国城市国内贸易总额排行榜显示，1934年，芜湖排第13位，在长沙之后，厦门之前。▲1934年海关统计国内贸易总额（单位：千元）前15名城市，转引自章建的博士论文。同一时期的安庆，根据时人的观察，经济衰微之势已然十分明显：“其地虽号省会，且为沿江商埠之一，但商业不盛，市面冷落。”究其原因，安庆的市场份额，绝大部分都被邻近的通商口岸九江和芜湖夺走了。在当时，外省人说起安徽，口中蹦出来的第一个城市一定是芜湖，而不是安庆。作为口岸城市，芜湖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省会安庆。▲安庆名刹迎江寺，简直是这座佛系省会的隐喻。图源/摄图网真要算起来，芜湖在明清两代都是江南商业名镇，它在近代的崛起还是有迹可循的。但这个“程咬金”，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新贵了。这个“程咬金”，正是位于皖北淮河中游的蚌埠。它的三板斧就是：火车，火车，火车。对中国来说，这么长的历史，城市发展的风口其实就是两个：
以清末民国为界，之前的风口是水运（包括漕运、海运等），背靠大江大河大海的地方，都发展得不赖；之后的风口是铁路，成为铁路枢纽的地方，大多飞黄腾达了。一个地方若兼有水运之利与铁路之利，处在近现代社会经济的转型风口，猪都能上天。我们之前讲过，郑州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会（戳我），全在于卢汉线（现京广线）铁路的一次偶然性选址。蚌埠的崛起，则几乎是郑州的翻版。清末，一条连通南北大动脉的铁路线正在修筑中，等到全线修通，大清已经亡了。这就是1912年通车的津浦线（现京沪线）铁路。津浦铁路自北向南，斜穿半个安徽。安徽近代交通有个最大的问题——省内长江、淮河、新安江等水系都是东西向，导致南北向的交通十分困难——从皖南到皖中，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更不要说皖北了。津浦铁路的建成，一下子弥补了这个交通缺陷，对安徽的发展堪称有再造之功。这一铁路与淮河形成一个斜的十字交叉，交会处正是此前数百年默默无闻的淮河渡口小镇蚌埠。以此为历史分界点，蚌埠从以前仅有百余人口，被称为“七户半”的小地方，一跃而成为皖北第一重镇，仅用20年时间就发展为安徽省内人口逾十万的三大城市之一。地处铁路重要站点的蚌埠，经济发展模式被概括为八个字：以商立市，盐粮起家。淮盐和粮食转运，是蚌埠发展的两大宗。而蚌埠达到政治地位的顶峰，则不得不提民国军阀倪嗣冲。1913年，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倪嗣冲慧眼独到，一下子就盯上当时刚刚起飞的蚌埠。结果，他没把安徽督军公署设在省会安庆，也没设在自己的老家阜阳，而是设在了蚌埠。军阀混战时代，控制交通枢纽，就能呼风唤雨。倪嗣冲据守蚌埠，就像张勋长期占据徐州，眼光可谓同样老到。你也很难说是蚌埠成就了倪嗣冲，还是倪嗣冲成就了蚌埠。总之，倪嗣冲督皖的7年里，口碑极差，但他就是屹立不倒。而蚌埠也在倪嗣冲进驻之后，一夜成为重镇，对省会安庆的地位构成极大威胁。最疯狂的时候，倪嗣冲将安徽省政府的全部机关都迁至蚌埠，导致安徽省会出现一个奇葩的现象：安庆有名无实，蚌埠有实无名。虽然后来迫于压力，倪嗣冲将省署回迁安庆，但随后的继任者都深得其“以军领政”的真传，一直捧着蚌埠。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前期两任安徽省主席方振武、石友三，也都长驻蚌埠，导致人们习惯称蚌埠为“临时省会”。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安庆的省会地位才逐渐稳定下来。
1930年代，安徽又建了两条铁路，分别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前者带旺了合肥，后者给芜湖锦上添花。至此，安徽省内的“新贵”一个个沿着铁路线排开：芜湖是安徽经济首埠，蚌埠是皖北首埠，合肥是安徽的中坚力量。这让安庆更显边缘和失落。在铁路成为省会之争重要砝码的时代，安庆一直没有一条铁路建设成功，这让它怎能坐得稳一哥之位？一直蓄势待发的芜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向省会发起了冲刺。这也是芜湖最接近问鼎安徽省会的一次。当时，关于芜湖设市、省会由安庆迁至芜湖的声音，此起彼伏。芜湖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人虽在蚌埠，但对省会迁至芜湖一事，还是全力支持。究其原因，芜湖相较安庆、蚌埠等城市，商业更为发达，人口更加聚集，有利于打造成全省模范区，作为安徽的门面拿出来。国民政府要推进现代化建设，安徽如果继续把安庆当成门面，就显得有些寒碜了。正如历史学者谢国兴所说：安庆的城市发展，依恃的是全省行政中心及文教机构荟萃两种条件，工商业附生于城市，而不是工商发展造成城市的兴起，如果比照市镇的传统性及非传统性之分，安庆无疑是传统性浓厚的都市。
相比之下，经济优势是芜湖的王牌，这是“老大难”的安庆以及以军事重镇出名的蚌埠所不能及的。国民政府规定，设市的条件是人口达到20万。当时，芜湖的人口是17万余人，比安庆、蚌埠多了五六万人，离20万的设市标准仅一步之遥。不过，随着方振武被解职和扣押，再没有人出面推动省会迁移之事。安徽省给出的理由是，芜湖人口不够标准。虽然以后芜湖反复申请，但在省会之争中终究棋差一招，遗憾错过。▲1930年代，安徽主要城镇人口分布，转引自章建的博文论文。还记得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安庆保卫战吗？当时曾国藩以一人之力保住了安庆的省会地位，但在七八十年后，另一场战争使得安庆再次沦陷。
1938年，安庆被日军攻陷，安徽省会被迫搬到了大别山区的立煌（今金寨）。与太平军攻陷安庆时不同的是，安徽的主权者这次并不打算把省会再迁回安庆。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战争期间对合肥县长表达了战后将省会迁往合肥的意向。李品仙的理由是这样的：合肥位居全省中心，不像安庆偏于南部，指挥皖北有所不便；安庆城内起伏不平，也不易建成现代化城市。
果然，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便由立煌直接迁到了合肥。自安徽建省以来，将近280年的省会之争，至此画上句号。许多人早就料到安庆会被取代，但很少人会猜到最后由合肥担任了终结者。复盘合肥的上位史，最重要的是抗战这一特殊时期，让和平年代牵涉面甚广、难以实施的省会搬迁，变得容易了。在日军的蹂躏下，安庆以及芜湖、蚌埠等省会角逐者，早已满目疮痍。大家都是一样“烂”，合肥的区位优势反而得到极大的彰显和加分。合肥的区位，正如李品仙所说“位居全省中心”，一举缓解了此前的省会偏安一隅的焦虑。在水运时代，合肥虽然不像长江、淮河边的城镇那么有优势，但在铁路时代搭上淮南铁路的快车，使得它很快跃升为连接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重镇。到抗战之前，合肥已是全省第四城，随时可以接替安庆上位。此外，省会除了讲实力，讲区位，还要讲知名度。晚清民国以来，合肥人才辈出，李鸿章及其淮军，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极大地提高了合肥在全国的名声。可见，合肥真是一座天选之城，凭借着这些机缘巧合，一举实现了芜湖和蚌埠努力了那么多年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将安庆取而代之。如今，合肥早已稳稳当着安徽一哥，一点儿也不像曾经的安庆当得那么窝囊和没有存在感。它在省内的首位度不可撼动，2019年度的GDP不仅高居全省第一，而且超过了第二至第四名（芜湖、滁州、阜阳）三市的总和。一个城市巨无霸，就这样炼成了，网上人称“霸都”。只是，安庆、芜湖和蚌埠，回首往日荣光，或许唯有一声叹息。
参考文献：
1.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2.章建：《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3.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4.范习中：《近代安徽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以芜湖、安庆、蚌埠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李强：《倪嗣冲与民国初年蚌埠城市发展》，《蚌埠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6.王鹤鸣：《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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