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时隔58年，难道中印两国这回又要兵戎相见？
前言
本文以《接下来，印度还会冒险吗？》为题刊发于2020年6月24日《环球时报》公号“补壹刀”，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中印实力对比58年之变的警示
梅新育
这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对中国当然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好事，对印度则注定会是十足的悲剧。因为58年时光流逝，不变的只是印方主动寻衅滋事的做法姿态和中国远胜于印度的社会凝聚力、组织动员效率，已经天翻地覆根本巨变的是中印实力和国际环境对比，形势对中国远比1962年有利：如果说1962年的中国经济实力还在赶超印度的漫漫征途之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对印度已经拥有全面“碾压”式优势；如果说1962年的中国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拼搏而当时的印度则无此困扰，今天的中国则在新冠瘟疫这场全球“统考”中脱颖而出，迥出尘表；如果说1962年的印度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远胜中国，今天被公认为“基建狂魔”的中国从腹地到边疆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都超越印度不止一个层次，从而既赋予了中国在双方军事对峙一线充分的机动灵活，又赋予了中国更加深厚强大的战争持续动员能力；如果说1962年的中国正四面受敌顽强抵抗国际反华大合唱，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隐隐展现出全球自由贸易旗手和国际协作命运共同体主要推动力量的风采；面对这样的实力对比，印方主动对我军寻衅滋事，胜算何在？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之前一年，印度经济学家苏伦德拉·帕特尔发表论文，以严密无可辩驳的数学论证得出结论：30年之内，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人均收入就能超越法国，随后便可赶超美国。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并非全然妄自尊大，而是基于印度当时领先于亚洲的经济实力优势。
毕竟，根据国联统计，英属印度工业生产能力早在1913—1938年间就增长了139.7%，从而跃居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数十年战火连绵的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发展机会；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本土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其工业反而获得了“战争景气”的天降横财，中国则在全面抗战中山河破碎，最富庶国土全部沦入敌手，日军直到投降前一天还从国军手里夺取了一座城市。虽然战后印巴分治，但独立建国的印度继承了原英属印度殖民地91%的工矿企业，钢铁、黄麻、造纸等产业更是全部继承。
正是当时领先于亚洲的经济实力和从英印殖民政府继承的政治影响力，赋予了印度从国家领导人到经济学家们的干云豪气，使得尼赫鲁满怀自信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放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在1949年10月2日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相比之下，新中国起步时经济基础远远不如印度。根据我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的详细整理计算，当时印度主要工业品产量、产业结构、人均GDP等指标普遍高于中国50%以上，甚至接近10倍。比较1949年中印12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发电量，中国产量高于印度者仅有原盐、卷烟、纯碱、烧碱4项产品，其余纱、布、糖、原煤、发电量、钢、生铁、水泥、硫酸等9项印度产量均大幅超出中国。特别是钢，1949年印度产量几乎高达中国产量的9倍。[1]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朝野上下从未将印度列为自己“赶超”的对象，而是始终紧盯苏联、西方列强；但在实现“超英赶美”之前，开国领袖们不得不先从印度手里收复多项经济、政治、军事主权：解放军入藏，素称“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最初补给中相当一部分需从印度采购解决，在1952年4月6日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等机构的指示《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2]1954年4月29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署，同时互换照会，规定印度撤退驻藏武装卫队，并将其在藏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设备全部交给中国政府，中国由此收回了当初英国攫取的在藏全方位政治、经济、军事特权。1957年，新中国在藏区推行人民币，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西南广大地区扮演事实本位货币的印度卢比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内地居民赴藏经商须以银元兑换卢比的历史终结，中国从印度手里收复了西南金融主权。1962年战后，在数十年不懈“赶超”苏联与西方列强的进程中，中国顺带完成了对印度经济的全面、大幅度超越：197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全面超越印度。2008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一地位至今越发巩固。特别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其产出2013年就占到了全世界1/3，等于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印度制造业望尘莫及。1950年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2.85倍；[3]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GDP和人均GDP指标均为印度5倍左右。新中国1949年建立时铁路运营里程不及一战前夕英属印度的40%，1980年代后期，中国铁路、公路等主要基础设施运营里程全面超越印度，其等级于1990年代全面超越印度，今天已成中国“国家名片”的高铁与印度铁路系统相比更不啻天渊之别。
不仅如此，1962年开战之时，中国经济基础本来就大幅落后于印度，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这三年里，受灾耕地占耕地总面积比例分别为43%、62%和60%，粮食产量连续3年内递减，1961年粮食产量比灾前的1958年减少31%，1962年粮食产量虽比1961年高13%，但仍比1958年少22%。[4]
相比之下，在当前的新冠瘟疫这场全球“统考”中，中国牢牢掌握了远胜于印度的主动权，抗疫表现堪称全球标杆。我设定了“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衡量各国/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分别指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占总人口比例，以基准时点（4月16日24时）中国疫情数据作为判断各国/地区疫情是否严重的标杆，跟踪计算了7组107个国家几个月来的疫情数据；发现，截至北京时间6月22日，即使不考虑印度统计遗漏严重的问题，印度全民确诊率和全民死亡率两项指标也分别达到了中国的5.4倍和3.1倍。根据其快速发展势头，预计印度上述疫情指标7月份即可达到中国的10倍；此后会达到中国的多少倍，我不忍想象。是集中资源抗击疫情和恢复正在断崖式衰退的经济，还是主动寻衅滋事与中国打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印度面临抉择。其实，地理环境先天决定了中印之间本该和平交往；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成色十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尽管中印一旦开战我毫无疑问会坚决支持本国取胜，但对主动与印度重开战端并无兴趣，相信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一文中，我所敬佩的中国国宝级战略学者张文木就剖析了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印之间和平交往规律：“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境，究其原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守不住。”“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证。”
在实践中，1962年战争之前，中方为维持中印关系也堪称仁至义尽。即使在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就中国平叛等发表极不友好谈话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审阅中国外交部答复稿时仍然加写了近千字，称“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呼吁中印维持友好关系，后来以“《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为题载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5]今天的印度，是否会被体制弱点和狂热情绪绑架而重蹈1962年覆辙，让我们拭目以待。
[1]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36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2]《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6—2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3]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36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4]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表31—表33数据整理计算，第636—63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5]《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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