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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执灯者，是光绪帝。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弱势的君主，担起了他注定要失败的重任。
1898年，为戊戌年。清帝国27岁的年轻君主爱新觉罗·载湉，试图从慈禧太后设置的守旧派大臣重重包围之中挣脱出去，维新变法，一展宏图。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皇帝下达了两百多道上谕，以每天1.7道的速度颁布，其内容囊括了人才的举荐、学校开设、工农学商、财税机制等方面。这场由年轻君主推动、新进维新派官员筹划的改革，在短时间内迅速展开。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以雷霆之势，叫停了这场为时百天的改革，再次“训政”，是为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
“政变”一词，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各国驻华新闻机构共同命名的。梁启超撰写了《戊戌政变记》一书，为光绪皇帝、维新党人申冤。政变，往往是阴谋配合军事斗争的行动，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玄武门之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明英宗夺门复辟，这类事件属于政变。就光绪帝与慈禧的权力关系而言，光绪帝凡有大事要决断，都要禀明太后才可实行。甚至维新派自己也很清楚，光绪帝处在无权状态。就激烈程度与权力更替而言，这一事件，达不到传统意义上政变当量级别。维新派的巨子康有为流亡海外后，声言他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并四处展示这份诏书。衣带诏称光绪帝在危难之中，请求维新派想办法以解君主之危。因康有为声言衣带诏原件已烧毁，所以这份衣带诏，在当时非但激起了一些波澜，也引来不少人的质疑。但就作用来看，康有为的衣带诏，着实坐实了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大逆不道”的罪名。维新派的激进态度与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也有一定关系，慈禧欲废光绪而另立新君，尽管最后慈禧的筹划未能完成，但光绪帝最后十年只不过是一有名无实的瀛台囚徒而已。总之，维新派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种种举动，反倒是把受软禁的君主推向了更为困难的境地。戊戌变法在后世的价值，多数是基于对维新派、光绪皇帝在晚清试图力挽狂澜的同情。它尽管昙花一现，但似乎是晚清腐朽黑暗且沉闷痛苦的国家中，难得的一道理想主义光芒。很不幸，执灯者，是光绪帝。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弱势的君主，担起了他注定要失败的重任。中国的封建王朝政治，走到末期，总有一些天命般的衰败之象，其中一个，即皇室的生育能力下降，导致继承人选择困难。皇权的继承问题，往往是帝国的动乱之源。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讲，解决动乱之源的首要办法，是优先解决继承人问题。但是，血统皇权继承制度最大的难题，就在于无法克服生育能力低下的问题。基于世袭本身的皇权制度，无法对抗遗传的宿命，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清末亦然。自1856年咸丰帝的懿嫔(叶赫那拉氏)诞下一名男婴之后，紫禁城在往后的五十年间，再无一声婴儿的啼哭。懿嫔在诞下男婴之后，即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位在皇后之下。而懿嫔所生的男婴也是咸丰帝唯一的子嗣爱新觉罗·载淳。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懿贵妃母以子贵，地位再度上升，与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一起并称皇太后。由于载淳尚幼，咸丰帝临终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处理朝政。咸丰帝同时留给皇后和皇太子(由叶赫那拉氏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规定赞襄政务王大臣所做决策、诏命需要内廷盖章方可生效，由此，内外朝相互牵制。很快，这个政治架构就被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的“祺祥政变”打破。赞襄政务八大臣中，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被判处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是年，改年号为“同治”。“祺祥政变”确立了一个新体制，即“两宫垂帘听政”。两宫，为东西两宫太后，因所居宫殿所在，咸丰帝之后钮祜禄氏称东宫太后，叶赫那拉氏称西宫太后。“垂帘听政”是晚清最后五十年政体的关键所在。祺祥之变后的同治、光绪两朝，其核心权力始终控制在两宫(慈安去世之后为慈禧独裁)。咸丰帝独一子，而同治帝亲政一年即夭折，无子，这就造成了继位问题。在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两宫太后立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为帝。按照礼法，载湉被立为帝，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皇位继承，在清代为父死子继，如无子，应从同辈中择人。载字辈的同治帝死后，应当由溥字辈承大统，但是当时道光帝一系，没有直系血缘溥字辈后人。所以新君就要从载字辈里选择。载字辈的选择面很宽，但是两宫太后选择了一个对自身最有利的继承人——醇亲王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两宫太后不立长君，其用意是要把“垂帘听政”体制延续下去，而载湉继位没有遭到反对，也在于“垂帘听政”体制已经运作了十几年，朝野皆后党。于是，爱新觉罗·载湉这个并不合理，却对两宫垂帘最合适的人选，入承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帝从其继承帝位开始，就注定是“垂帘听政”体制下的“弱势君主”。尽管两宫太后通过垂帘听政体制控制朝政，但这种体制的尴尬之处就在于，它被传统的儒家政治体系认为是一种临时性的政治架构。太后临朝，其客观原因是皇帝幼小，不能对国家大事有所决断，等到君主具备了学识与成熟的心智之后，帝国的权力就应该交还给皇帝。上述两宫在选君之际，排除了立长而立幼，是为延续垂帘听政的时间而采用的政治计谋，显露无疑。因垂帘听政为临时性制度设计，当权力无法延续之际，就需要确保权力交接的安全。由此，就必须对皇帝本人加强控制。而这种控制则是教育、规训与情感培育。就事实而言，慈禧相当重视对光绪帝的培养。戊戌政变后，面对外间的质疑，慈禧曾对瞿鸿禨讲她对光绪帝“苦心孤诣”的培养：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乎？试思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塌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唯恐不至，尚安有他？(瞿鸿禨《四种纪略》)
关于太后对幼年光绪帝的关照与爱护，也有慈禧女官德龄的佐证：光绪在起身之后，第一件使他高兴的事，就是看那些小太监们替他忙着准备早膳。而当他们在一路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总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和顺。(德龄《瀛台泣血记》)当然，关于幼年光绪帝，还有一种备受慈禧虐待的说法，似乎更符合戊戌政变之后的舆情需要。这一说法，主要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相对来说，翁同龢的日记中对光绪的描写，要客观得多。翁同龢担任帝师十几年，几乎逐年、逐月、逐日记录下了光绪帝的成长过程。帝师，意味着可以把自己执政的理念，灌输给统治者，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与荣耀。对光绪皇帝长达十几年的教育过程中，翁同龢强调孝道、帝德，他希望将光绪帝塑造成一个与康熙一样的伟大君主。翁同龢十余年尽心尽力的辅导，似乎也获得回报，光绪帝聪敏英锐，有成为圣君的潜质。除了典学之外，光绪帝还要参加“垂帘听政”，这种情形下，他是一个提线木偶式的人物，仅作为皇权的象征而存在。1889年亲政之前，光绪皇帝的存在，在大多时刻，只不过是垂帘听政体制需要皇帝这么一个摆设而已。1889年光绪帝已满18岁，按照礼制，太后理应归政。但大权仍在慈禧手里，翁同龢说：“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翁同龢日记》)所谓的“一切照旧”，实际上是和慈禧还政以前一样，不过皇帝可以决断一些寻常事，而疑难事，仍然是要请“懿旨”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覆灭，日军在东北攻占辽南，兵锋向山海关，在山东，日军登陆威海，对清廷首都北京形成了南北钳形攻击形势。甲午之战失败，是光绪亲政之后的大挫败。中国战败于日本，因素众多，有些是纯粹的军事技术方面的原因：北洋海军的军舰在射速、航速上与日本有代差；在陆军训练上，皖军显然也不够现代化；军事指挥系统的紊乱，也是失败原因。除了军事因素之外，决策层内部意见不统一，也是战败的一大因素。和战两派曾有迁都之争，主战派认为中国腹地纵深大，与日本长久对抗，将来必能胜利。这一动议，为光绪帝所肯定，却被慈禧太后否决了。迫于日本兵威，也迫于主和派压力，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失败，对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官僚阶层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震动，也对光绪帝本人触动巨大。新政是官僚阶层中有识之士的普遍诉求。1895—1898年，呼吁新政，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潮流。维新派在京沪等地组织了数十个名目不一的政治团体，其宗旨大体都与维新救国相关。同时，京津沪三地不同的新派报纸刊物也不断涌现。《中国国家历史》邮局征订套装（征订代码：28-474）正在火热进行，一套四本，一次性拥有全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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