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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有军衔吗?
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后
各级干部曾有过军衔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〇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均为中将;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〇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一二〇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开国中将廖汉生将军曾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队的标准,也给八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封了一些军衔。我担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只是在准备对外联络用的名片上印着‘上校副团长’几个字。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一套。”
看来,当时八路军一些干部为了工作需要,确实印了带有军衔的名片。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八人参加这次会议,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一二〇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欧阳毅(以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 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少数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佩戴过军衔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军需处长郑重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中,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上级派我担任支队军需处长,并发给缀有少校军衔的胸章佩戴。”
伍修权将军回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此外,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由于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本文转自“中国军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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