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视野下的中日关系——写在中日建交50周年
作者：吹雪——中日关系五十年回顾
中日关系一直都是热门的话题，本月恰逢中日建交50年。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本文就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代日本内阁为视野，回顾下中日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建交前后的努力。
1949—1972 建交前的政经分离
新中国成立之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使得美中对立关系直接影响到了中日关系。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再加上1952年4月吉田茂内阁时期，日本与台湾省建立了“外交关系”，更激化了中日双方的矛盾。
在这种政治上对立的局面下，双方只得通过经济渠道来打开局面。
1952年4月，由苏联发起的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向日本政商界发出邀请。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吉田茂内阁与中国签订了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此协议的签订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日本的工商业界纷纷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吉田茂（中国国家历史配图）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利益，两国的外交关系终于在鸠山一郎内阁时期迎来了契机。
1954年10月，中国与苏联共同确认关于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表示可以与日本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因此，经日本红十字会“邀请”，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功访日。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代表团访日。
此后的鸠山一郎内阁因为“升级民间贸易为官方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也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而此时的中国也通过了最早的系统性的“对日政策总方针”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及和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尤其其中有一条基本原则“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此举也意味着中日双方都开始了“以民促官”的战略。
但是双方虽然在民间与经济上有来往，政治上却依然矛盾不断。
1956年4月5日，鸠山一郎在任自民党党首大会演讲中表达了3个意愿：
1.加强日美协作；
2.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
3.对东南亚各国支付赔偿。
而对中日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却被完全忽略。
甚至在1956年6月至8月，中国分3批对在押的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释放归日这种“对日友好”的行为却未被鸠山内阁回应。
而这种“政经分离”局面在之后的石桥湛山内阁上台之后被短暂的打破。
石桥是战前罕见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人士，战后的石桥也非常注重发展中日关系。美国方面对石桥组阁表现得相当冷漠，石桥在发展对中关系的政策中也被指责为损及美国的远东利益。
而在日本国内，反对石桥的势力在自民党内也一直存在。党内各大派系如岸信介派都在阻挠着石桥的政策执行，并且对内阁的人事安排大加干涉，以至出现了日本内阁史上少有的一幕，即内阁成立时，石桥竟一身四任：总理大臣兼邮政大臣、防卫厅长官、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等。
石桥内阁成立次日，便宣布对华外交政策：
1.积极推进对华贸易，并在与中国及自由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协商的基础上缓解巴黎统筹委员会所设的限制。
2.在自民党内设置新机构，统合民间对中贸易团体。
这样的政策很明显就是希望最大程度地恢复中日贸易。
可惜的是1957年1月25日，石桥在国内进行政策宣讲途中突发脑出血。不久就因无法继续履职而被迫辞去了内阁首相一职。
随后上位的岸信介内阁（安倍晋三外祖父）则让中日关系降到了低谷。1958年5月2日，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示会”，在会场，某右翼团体男子降下中国国旗，此举触怒了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对日本政府予以严厉谴责，并于11日宣布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流，而且让中国歌舞团也紧急回国。随后在5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与岸信介内阁完全断绝关系的文章，文章表示“我们对于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从来是分别对待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抱着友好的态度，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来源：日中关系40年政治卷15页）
1960年5月，岸信介内阁因在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条约而下台。
岸信介（中国国家历史配图）
高举“改变”旗帜的池田勇人上台之后，中日关系依然没有走出低谷。
周总理曾说：“池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墙头草型的，这种墙头草型，表现为在经济上摇向扩大交流的一边，政治上基本没有放弃“两个中国”的政策。”（来源：池田勇人政府对华政策研究1960-1964第三章第四节）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池田曾多次在国会演讲的时候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为此，池田内阁在任时期，为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962年5月，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和外务省制定了在对华贸易上采取延期付款方式的新方针。
1962年9月，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第二次访华，双方在会谈中决定在中日两国间建立联络机构。
1962年10月25日，日本高碕代表团访华。
1962年11月9日，中日双方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个人的名义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
而在政治事件中，尽管池田内阁很好地处理了“周鸿庆事件”，中日双方也多次以“围棋外交”打开了民间的交往。但日本反对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支持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讨论，这两起事件引起了中国对日本极大的愤怒。
1964年，因喉癌而躺在病床上的池田“指定”佐藤荣作（安倍晋三外叔公）为“接班人”。
佐藤荣作（中国国家历史配图）
但佐藤的上台却迎来了中日关系在建交前的最低谷。
1964年的11月21日，佐藤在国会的就职演说中提到 “对中国大陆，不改变政经分离的基本方针”，并表示将继续“维持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同时还拒绝了以彭真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申请。
此后的佐藤不仅派遣高官“访台”，甚至1967年佐藤出访东南亚和大洋洲时，特意对南越和台湾进行了访问，然后又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进行阻挠。
而且佐藤居然还连任了3届内阁首相，一直做到了1972年。
佐藤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低谷，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美国一致的外交策略。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美国重新审视对中战略，使得后来的尼克松访华成为了两国关系的转折点。而作为美国“看门狗”的日本，居然一直都浑然不知。在美国宣布“尼克松访华”决定的同时，佐藤内阁仍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对“中国双重代表”的提案。
最终日本国内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佐藤内阁，佐藤也因此黯然下台，而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组建新内阁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迈入正轨。
1972—1994 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1972年3月，田中角荣在与自民党议员田川诚一等人的谈话中表示：“如果我一旦取得政权，就立即恢复日中邦交……中国方面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4月，田中会见即将访华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表示如果他当选总裁，将请大平正芳任外相，尽力打开日中关系。7月，田中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会谈，在会谈中三人均表示：“我们要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为目标，进行政府间谈判。”会谈之后自民党内的另一“大佬”中曾根康弘也表示了赞同。
从这几处对话中可以看出，田中算是比较少有的“亲华派”，当选首相也得到了自民党内众多派系的支持。
1972年周恩来会见田中角荣（笔者摄于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1972年7月7日，以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日本新内阁成立的当天，田中就在记者招待会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机正在成熟”，“我要认真地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但是对于田中来说首先要做的是必须打破因佐藤内阁过去敌视中国所造成的外交困局和国内“右翼”的不满，因此田中内阁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8月31日至9月1日，田中赴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希望取得美国对田中访华的理解和支持。9月17日，田中又派遣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赴台湾，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解释。9月21日，田中、大平等内阁官员发布了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9月25日，田中、大平等一行52人抵达北京机场。
9月29日，中日两国签订《中日联合声明》。田中回国之后的11月8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决议》。11月13日，参议院通过《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决议》。12月16日，台湾驻日“大使馆”关闭。28日，日本驻台湾“大使馆”关闭。
（中国国家历史配图）
1973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正式开馆。3月31日，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到任。
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开馆。3月27日，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到东京就任。
由此，双方终于迈出了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田中本人在回国的当天，向裕仁天皇做了国政汇报，遗憾的是在自民党会议上则被要求切腹谢罪，随后又多次遭到了“死亡威胁”，后来还惹上了贪污的官司，最后不得不辞职下台。
接任田中的三木武夫虽然开创了8月15日（日本战败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但是在对中态度上还是继承了田中时代的政策。然而中日双方的外交关系还是卡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中国的立场是不承认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的“日华和平条约”的合法性，但日本单方面主张“日华和平条约”具有合法性而不肯让步。因此考虑到日方的立场，周总理提议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但是，邦交正常化时没有具体规定何时开始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所以在谈判缔结该条约前，优先进行的是《中日联合声明》第9项规定的实务协定。其中包括了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谈判，尤其是围绕1974年4月缔结的航空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的右翼对当时的田中内阁发起了猛烈“攻击”。
尽管如此，三木在上台1个月以后的1975年1月还是开始了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然而，谈判却始终陷入僵局。其直接原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三木内阁受到了苏联方面的压力。于是双方谈判于1975年9月中断，1976年年底三木内阁因为自民党内斗下台了。
接任三木的是福田纠夫内阁，但在其执政的两年期间，中日双方的政治交往鲜少，谈判几乎搁浅，直到1978年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1978年1月9日，新改组的福田内阁（此次改组中，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任官房长官）中的园田直外相访苏。他坦率地向苏联传达了三点：
1.日本外交的基础是日美关系；
2.日本没有打算与第三国联手与苏联为敌；
3.日本将自主判断决定日中关系。
至于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园田注意到苏联的抗议并没有超过预先设想，因而认为签订条约的障碍已扫除，时机已成熟。
1978年2月16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8月8日，园田外相访中，9日与黄华部长举行了外长级会议。会议中，黄华表示“原则上同意”日方在8月7日提出的第三国条款，即“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至此，一直以来的条约谈判最大障碍：霸权问题获得解决。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中国国家历史配图）
福田在任期间实现了邓小平的访日，邓小平访日期间还曾与裕仁天皇会面，这也算是中日关系有了进一步突破。
福田之后，大平内阁也是积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大平是第一个提出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首相。
中国曾多次接受苏联提供的贷款，但从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获得国家级别贷款还是第一次。对中国而言，引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尤其是政府贷款绝对是“抱有一死”的决心。而对于日本来说，第一次贷款给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不少人有“孤注一掷”的感觉。自民党内对能否与不同体制的中国达成协议，进行经济合作表示不安，还有人担心向拥有核武器的中国提供资金援助是否合适。
但是，最高决策者大平对于对华贷款一事基本上保持了积极的态度。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中日建交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大平从经济、地缘以及远东政治现实等方面出发，把中国看作地区稳定的伙伴。认为中国的现实路线将为东亚的和平与安定做出贡献，为稳定这一路线，有必要支持中国政治、经济。
继邓小平访日之后，大平也于1979年12月5日至9日访问中国，为中日友好做了不小的贡献。但不幸的是大平于1980年6月12日因突发疾病死于任期。
而中日最“友好”的时期应该就是宫泽内阁时期了。宫泽喜一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其执政初期实现了中国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主席访日和天皇夫妇访中，使中日友好关系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日本国内对天皇访中有过讨论，宫泽内阁中的外相渡边美智雄对实现天皇访中持积极态度。1991年11月30日，渡边外相针对天皇访中一事说:“中国不提往事，想要展开新的一页。宫内厅没有回应，我却认为是件好事。”另外在1991年12月2日的众议院答辩中，渡边表示“中国方面希望（天皇）一定实现访华，因为第二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
恰巧此时，中国的田纪云副总理访问日本，12月3日与宫泽首相会谈时，双方再次讨论了天皇于1992年访问中国之事。
渡边外相1992年1月3日访问中国，此时的渡边已经接受驻华大使桥本恕的建议，为天皇访中做准备，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在渡边外相热心的背后存有宫泽内阁的执政指导”。
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表示:“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欢迎天皇、皇后陛下在今年秋天到中国访问。”这应该是中方第一次正式提出在特定时间邀请天皇访华。对此渡边表示：“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日本政府将以向前看的态度，积极研究，促成实现天皇访华也是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使命。”
针对渡边的友善姿态，江泽民总书记向渡边表达了对日本政府邀请自己访日的感谢。通过渡边访中和江泽民访日来看，日本已经接受了天皇访中的意向，中国方面也表达了欢迎的姿态。
1992年1月7日，在与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宫泽首先传达了天皇访问中国的计划，获得了美国的理解。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访问了日本。4月7日，明仁天皇在皇宫会见了江泽民一行, 并设宴款待。江泽民则正式提出了邀请：“期待着天皇和皇后陛下对中国的访问。”
明仁天皇夫妇访华（中国国家历史配图）
邀请天皇访华是中日两国经过长期探讨达成的意向。双方本来商定于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时正式通报访华日程。但由于日本国内的政见纷扰，一直到8月，此事才有了定论。
8月10日，宫泽将自民党高层邀请到首相官邸。就天皇和皇后访华表明态度，强调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务必实现天皇访问中国。天皇访华的决定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同意。至此，关于天皇访中一事在自民党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8月25日，内阁发表了天皇将在10月23日至28日访问中国的决定，天皇通过侍从表达了“依据决定将要访问中国，我和皇后一起尽心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亲善而努力”的心愿。宫泽也在内阁会议决定后发表了讲话：“此次天皇访问中国，相信对日中两国国民间的友好亲善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与各位国民一起予以良好祝愿。”
日本天皇访问中国，不仅打破了中国当时面临的恶劣的国际局面，对改善中日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大增强了两国的交流与互信。明仁天皇积极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他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并对过去的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
1994年以后的中日关系
可惜的是，在自民党的内斗中，宫泽又被斗了下去。此后的中日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到了小泉纯一郎时代之后，双方更是爆发了“准军事冲突”。
小泉出身在一个政治世家，祖父小泉又次郎和父亲小泉纯也都当过内阁大臣。
所以小泉从政前，前两代人的政治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他。而小泉本人曾担任福田赳夫的秘书。之后小泉从出任秘书到当选众议员后期间，深得福田的重用与信任。这也成了他在政治领域淘到的“第一桶金”。积累了这些资本之后，小泉一路平步青云，到了森喜朗上台之后，小泉被推举为森派会长。2001年4月，小泉为竞选党总裁宣布辞去森派会长职务并退出森派。小泉当选内阁首相后，中曾根曾“鼓励”小泉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怎样孤立也都要去干”，希望小泉内阁能成为“第二次战后政治总决算”内阁。石原则“鼓励”小泉尽快组成“国家战略会议”，研究制定“日本国家基本战略”。小泉也确实没有辜负中曾根和石原的“期望”，他在国会答辩时公然表示一定要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可见，小泉的强硬外交正是其右翼政治派别的体现。
小泉在其任上以首相身份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次数已经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并且还反复强调“参拜靖国神社是个人意愿，中国政府不应该把‘个人意愿’当成外交问题处理”。其实也不难看出小泉的意图：在进行参拜的同时，保持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让参拜“正常化”。
这样的小心思致使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因为中国的崛起早就突破了战后日本人的“认知”，当这样的“认知”出现在两国关系中的时候，小泉和右翼势力能做的就是以参拜靖国神社为政治张目。
除了参拜之外，小泉还一直在为修宪创造条件。
2001年10月2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其中《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将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到国际公海以及“当事国同意的外国领域”，成为允许自卫队在战争期间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
到了2005年10月28日，自民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将现行宪法第九条改为“为了确保我国的和平与独立以及国家和国民的安全，保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的自卫军”。另在自民党的一份政策声明说：“本党将寻求在今年通过全民公决，为修宪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如此右翼的作风在当时的日本博得了众多选民和某些政客的好感，因此小泉在当时才能连续担任三届首相。
为何从小泉时代开始，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日本二战之后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80年代后半段开始，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小泉上台之后，借助中国发展的“东风”，经济开始实现了短暂的复苏。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整个国家都对中国产生了矛盾心里。经济上想搭上中国经济快车把日本经济从持续低迷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政治上又想通过各种渠道防止中国的崛起，以形成对华说“不”的态势。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国内政局逐步走向总体保守化以及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抬头，再加上中国经济以及军事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快，使日本国内开始蔓延“中国威胁论”。
日本对遏制中国是有战略需求的。再加上小泉内阁又是战后历届内阁中最为年轻的一届内阁，大部分官员都是在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这些政治家因为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所以在对华关系上不像老一代政治家那样带有一些赎罪意识，而是更加强调国家利益，而且更加情绪化。
这样的情绪也一直蔓延到了今天，在当前日本外交方针以日美为基轴的情况下，其强硬姿态就更多地表现在对华关系方面的不友好。因此，安倍也好，岸田文雄也罢，在对中国的外交上比小泉更强硬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军事表态”也将逐渐鲜明，因为有日本这样的“邻居”，我们也只能用强大国防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场景照（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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