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著名海商汪直，为何被朝廷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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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值为何会被朝廷诱杀？
前些年，一则“日本人为明朝汉奸汪直修墓”的新闻，引爆了国内互联网。随后不久，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青年教师，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在找到了汪直的墓之后，将刻有汪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此举让本已沸沸扬扬的，“日本人为民族败类修墓”事件，再添波澜。
汪直，又名王直，号五峰，是明朝徽州歙县拓林人（今安徽歙县）。在日本，汪直是受人敬仰的英雄人物，自称五峰船王，有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之意。在中国，他却是官方正史里的“倭寇”汉奸，是该遭唾弃的民族败类。
日本人为汪直树立的雕像
《明书·汪直传》记载：“（汪直）自少落魄任侠，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宗信之。”意思是汪直从小就不是官府眼中的良民，而是标准的民间“好汉”。汪直少年时便认为：“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可见，汪直早已经是个心怀异志之人。
不过，汪直有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在明朝中后期，阶级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正所谓有人生在罗马，而有人生来骡马。很不幸，汪直的出身就属于后者。在那个年代，明朝南方有千千万万个汪直。而他们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或者只是为了混个温饱，都会将希望寄托于大海。
最初，朱元璋对大海的厌恶，也许只是因为被他击败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部，在舟山群岛起兵造反。但是这个偏执的皇帝，后来通过一系列政令构建出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通俗来说就是“片板不得入海”。海禁最严时，甚至沿海的居民在近海捕鱼都算非法。
中国海上贸易自古就很发达。有学者考证，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了海上贸易活动。《国语·齐语》有言：“越裳献雉，倭人贡畅”。汉朝时，甚至有通过海路与罗马交往的记载。
到了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海上贸易更是空前繁荣。南宋初年，市舶司的年收入“动以百万计”。南宋末年，市舶司的年收入更是达到了二百万缗（每缗一千文，即一贯钱），而当时南宋的财政总收入也不到一千万缗。可见在当时，海外贸易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如此巨额的贸易，在明朝被明文禁止了，自然是极为不合理的。因此，虽然官府不做海上贸易，但是当时民间，却有不少人铤而走险。
总之，在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汪直与乡人朋友来到广州，开始做起了走私。当时汪直的走私生意，主要是把中国的丝帛硝黄等违禁物品运到日本等国。而这些国家远不如中国物产丰富，因此倒卖这些违禁品的利润，往往有十倍百倍。这让汪直看到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前景，之后的五六年间，汪直一直穿梭在各国之间，所获巨万，是一名真正的“海商”。
然而在海上不仅有海商，还有海盗。甚至很多海商也会兼职做海盗。所以当时的海商大都会“成群分党”，结伴而行。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汪直投入徽州同乡许栋部下当头目。三年后，首领许栋被官府（朱执）击败逃走，汪直被推举为新的首领。嘉靖三十年，汪直先后击败了多位海商头领，一举成为当时最大的海商头目。
嘉靖帝
这时候的汪直虽然羽翼丰满、势力极大。然而总体上，还是可以算作海商的。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开始从农业经济中分离，江南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当时，仅仅是丝织品、茶叶、瓷器等常规货物，往往都能在海外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而广大劳动人民，也是迫切需要海外市场的消费，来让他们养家糊口。
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却阻断了这一进程。在官府被走私者渗透成筛子的年份，海外贸易还是可以通过走私来实现的。但是当政策收紧，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获得商品时，以汪直为首的海商，就只能下狠手了。这时，抢劫就成了海商们的主要进货方式；这时，汪直已经从海商蜕变为了海盗。
值得注意的是，汪直虽然做了海盗，但是一方面抢劫的目的性较强，只是为了“进货”。另一方面往往以官家大姓为抢劫对象，因为一来官家大姓往往“藏货最多”，二来汪直的队伍中大都是来自沿海地区的贫苦百姓，他们深知百姓之苦，因此极少劫掠。
因为以上种种，汪直虽然做了海盗，但是此时在民间却名声不差。当然了，因为坏了不少沿海大姓的好事，所以在官面上，汪直已经是“奸民”了。
对于汪直的海商和海盗身份，一般来说是争议不大的。接下来关于汪直究竟有没有勾结倭寇，才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倭寇，以及明朝倭乱的本质。
提及明朝历史，倭寇就不得不提。倭寇入侵的时间甚为长久，“几与国相始终矣”；倭寇入侵的空间甚为广阔，“江淮以南，无地非倭””，甚至明朝的都城之一南京，都曾出现过被一小队倭寇“围城”的景象。
“倭”，本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称呼。倭寇，顾名思义，就是来自日本的海寇。然而称呼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倭患”中确实有“真倭”的存在，但是不能以偏概全。
真倭寇
嘉靖倭乱爆发后，参与倭乱的成分颇为复杂。其中有心心念念、坚持反明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后人，有专业走私商人，有越狱下海囚徒，甚至还有沿海大姓。来自日本的“真倭寇”，在数量上并不多。
《倭变事略》载：“官兵利于斩倭首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为中国人也。”同样的记载，在归有光的《论御倭书》中也有。甚至戚继光之所以下定决心，从义乌矿工中招人训练戚家军，也是因为他之前率领的部队太过顽劣，有杀中国人冒充倭寇领赏的事例。
戚继光
那么汪直和真倭寇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汪直从一开始下海走私，就和日本建有联系。后来海禁政策收紧时，汪直甚至带着部下前往日本萨摩州，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由于汪直的实力过于强大，因此虽然强占了日本领土，但是畏威而不畏德的日本人不仅不仇恨汪直，反而很尊敬崇拜他。这时候的汪直被推举为“五峰船主”，自称“徽王”，后人也有称之为“五峰船王”的。
汪直虽然与日本交往甚密，但是从始至终中，都是占据相对强势的地位的。所以很有可能，汪直并不是为“真倭寇”带路的汉奸，甚至“真倭寇”只是他雇佣的打手而已。那些被冠以“倭乱”的抢劫，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汪直在以他自己的形式去对抗官府、逼迫官府让步。既然当时大明朝的子民都畏惧倭寇，那么汪直就索性雇佣一批倭寇做打手，甚至自己带人假扮倭寇，以便行事。
汪直的死，则更能说明他和倭寇的不同。从嘉靖三十三年开始，胡宗宪就一直劝降身在日本的汪直。在这期间，汪直及其部下积极配合官军，使得“两浙倭渐平”——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汪直本人也一再强调，只要朝廷不再坚持海禁，而是“互市”，允许正常的海外贸易，那么他完全可以率部归顺大明。后来，汪直因此受骗被捕。哪怕在狱中，汪直也希望能上书皇帝，以求互市。
然而和封建官僚、以及利害相关的沿海大姓相比，汪直还是过于天真了。尽管有胡宗宪力保，但是汪直还是被处死了。而他那一套互市的言论，终究也没有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在汪直死后，走私生意没有终结，只是利益更多被沿海大姓、士大夫分走了而已。
倭寇侵扰范围
回顾完汪直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在大明朝廷的官方视角里，汪直是一个勾连倭寇的民族败类。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在汪直的手上，是有着累累血债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
但是另一方面，汪直又是一个强大的海商盟主。他不仅为东亚诸国带来了繁荣，而且对于海商群体和大明朝南方部分百姓来说，汪直也算是做过好事的。因此，以大明朝民间视角来看，汪直又成了一个亦正亦邪，梁山好汉式的人物。
“当世道足够崩坏，坏人也会体现出一丝正义性。”这实在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所以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大明朝能够正确对待海外贸易，不搞一刀切的海禁，还会有“五峰船王”汪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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