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在江南人骨子里的优雅精致与“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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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从根本上说，诗性文化是追求诗性生活的产物。古典式的江南生活，从本质上看，显然超越了生存意义的生活方式，也超越了节俭与奢华的悖论关系，成为物质条件与人文追求相互交融渗透的升华。江南环境优美，物华天宝，尤其自“晋室南渡”以降的数次大规模士族南迁后，江南著姓、缙绅明显增多，商贾阶层亦快速兴起，对生活提出更高要求遂成为引领社会的必然趋势。

古元画

“食不厌精”中的诗性追求
江南诗性文化特色，折射于衣食方面，不仅充分表现了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在追求“饱腹”之外的精美与风雅。清初叶梦珠的《阅世编·宴会》和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都对江南缙绅豪族宴客的场面有详尽描述，不仅一次宴席菜品多达百道以上，且道道美味；更重要的是碗碟器具之精致、菜肴果品摆放之考究，皆须满足口腹同时也要满足审美，堪称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在“吃”的方面最追求精美和诗意者，当是李渔。李渔既是著名戏剧家，也酷爱美食。他最爱食蟹，视蟹为“物中至美”“无一物可以上之”，故每年早早就开始做准备：每日省出几枚铜钱，积之用于秋日食蟹之需。在蟹的选择和吃法上，李渔认为“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这是说蒸蟹必须完整，不可分解之；“凡治他具，皆可人任其劳，我享其逸。独蟹与瓜子、菱角三种，必须自任其劳。旋剥旋食则有味，人剥而我食之，不特味同嚼蜡。……此与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同出一理。”（《闲情偶寄》卷五）在动手中，自有一种怡然之乐。
朱屺瞻作品
李渔还根据《本草纲目》“米能养脾，面能养心”的理念，亲定“一日三餐，二米一面”的食谱，并融合南北烹调，独创一套面条吃法：“北人食面多作饼，予喜条分而缕析之。……南人食切面，油盐酱醋等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味，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与未尝食面等也。予则不然，以调和诸物尽归于面，面具五味而汤独清，如此方是食面非饮汤也。”（《闲情偶寄》卷五）由此，李渔发明了“五香面”“八珍面”，前者借鉴北方口味，把椒末、芝麻屑拌入面中，再用酱醋、焯笋或煮虾的鲜汁等和面，辅以“拌宜极匀，擀宜极薄，切宜极细”的手工。八珍面的配料更为丰富，还要加入鸡鱼虾肉和鲜笋、香蕈等提鲜辅料，在这些琐细的手工中，李渔领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趣味和诗意。这些，并不代表李渔的奢侈，他并非豪富却能丰俭有度，以有限的资财能力追求诗意的最大化。
久居杭州的晚明文史学家张岱，对日常生活中一瓯一盏的重视亦臻于极致。在《陶庵梦忆》中，他记录了繁缛的牛乳制法：“乳酪自驵侩为之，气味已失，再无佳理。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鹤觞花露入甑蒸之，以热妙；或用豆粉搀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缚饼，或酒凝，或盐腌，或醋捉，无不佳妙。而苏州过小拙和以蔗浆霜，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之，为带骨鲍螺，天下称至味。其制法秘甚，锁密房，以纸封固，虽父子不轻传之。”一份牛奶，花样迭出，可见其对食物精细之用心。 

李渔、张岱的这种“食不厌精”的生活态度，在江南具有普遍意义，也带动了民间的生活品质追求。历史上，许多江南名人雅士都兼美食家与烹饪高手于一身。如长期为官江南、文名天下的苏东坡就是烹调高手。原本普通的食材原料，因为融入了创意、美感，便形成了与“只求饱腹“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味。无论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鱼，还是东坡饼、东坡酒，都广受追捧，成为当地名菜。苏轼对烹茶也极有研究，不仅发明了煮茶的提梁壶，对水质要求也极高。他那首《汲水煎茶》就说“活水仍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 ,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 ,松风仍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 ,坐数山城长短更。”在杭州知州任上，他不惜奔波数日只为赴惠山品茗会友，而留下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绝句更是脍炙人口。
陆羽、张岱也都谙熟茶的制作、保管、冲泡和饮用方法，对煮茶之水和瓷器也都有极高要求。陆羽对水的要求极高：“用山水（山泉）上，江为中，井为下。”而山泉又必须是新泉，须“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如不得已用江水，则须“取去人远者”；若用井水则“井取汲多者”，以保持水质新鲜。煮茶时“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张岱对泡茶的考究也堪称极致：“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自古，茶与文人的关系便情同手足，不离不弃，张岱甚至因离不开茶而与“茶馆”称兄道弟：“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取米颠“茶甘露有兄”句也。”
他还为此专作《斗茶檄》：“水淫茶癖, 爰有古风；端草雪芽，素称越绝。特以烹煮非法，向来葛灶生尘；更兼赏鉴无人，致使羽经积蠹。尔者择有胜地，复举汤盟，水符递自玉泉，茗战争来兰雪。瓜子炒豆，何须瑞草桥边；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内。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陶庵梦忆》卷八) ，在这些精心体味的茶道茶经中，渗透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逸趣和诗性追求。

这些文官雅士的讲究，基于饮食知识的丰富。江南人最爱“鱼”，做法吃法繁复多样，注重烹制。李渔的《闲情偶寄》，对此有细致描绘：





“食鱼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能事毕矣。然二美虽兼，又有所重在一者。如鲟、如鯚、如鲫、如腊，皆以鲜胜者也，鲜宜清煮作汤；如鳊、如白、如鲥、如鲢，皆以肥胜者也，肥宜厚烹作脍。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先期而食者肉生，生则不松；过期而食者肉死，死则无味。……鱼则必须活养，侯客至旋烹。鱼之至味在鲜，而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若先烹以待，是使鱼之至美，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待客至而再经火气，犹冷饭之复炊，残酒之再热，有其形而无其质矣。煮鱼之水忌多，仅足伴鱼而止，水多一口，则鱼淡一分。……更有制鱼良法，能使鲜肥迸出，不失天真，迟速咸宜，不虞火候者，则莫妙于蒸。置之镟内，入陈酒、酱油各数盏，覆以瓜姜及蕈笋诸鲜物，紧火蒸之极熟。此则随时早暮，供客咸宜，以鲜味尽在鱼中，并无一物能侵，亦无一气可泄，真上着也。”


对菜蔬也同样，竹笋、茭白乃文人最爱，“味美”之外还需“形美”，其莹白洁净之外貌令人喜爱。李渔将“山笋”视为蔬食“第一品”，对竹笋烹饪也极有心得：“素宜白水，荤用肥猪。”“茹斋者食笋，若以他物伴之，香油和之，则陈味夺鲜，而笋之真趣没矣。……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此类是也。以之伴荤，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独宜于豕，又独宜于肥。肥非欲其腻也，肉之肥真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但觉其鲜之至也。烹之既熟，肥肉尽当去之，即汁亦不宜多存，存其半而益以清汤。”（《闲情偶寄》卷五）

文人雅士如此钟爱烹煮，讲究餐饮，一是因为江南物产丰富，天下美食美物应有尽有；二是江南饮食中历来充满愉悦的享受性质，即便是民间小食也是如此；三是士大夫阶层的推波助澜，更增加了餐饮中的人文意味。
诗性生活，是华夏史上最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士人墨客受到的异化程度较轻，对生活的审美追求也尚未被残酷现实剥夺殆尽，与《闲居赋》中将“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是为“拙者之为政”一样，在现实生活层面，江南人在饮食上的精细雅致之诉求，亦可视为江南人文精神的另类标志。
在玩乐中寻求风雅诗意
在许多历史文献和笔记中，都可窥见江南人对游乐的热衷，因为气候宜人，所以无论清明踏青，还是中秋赏月，都被江南人演绎到极致，表现出极大的生活意趣。这种玩乐，并非简单的“游”或“玩”，而更注重“乐”，即注重给人带来愉悦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的意趣雅韵正是诗性文化的重要由来。
明代文学家、曾任吴县知县的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卷二）中这样描绘苏州的中秋之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部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缶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十数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销魂。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卒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明代文学家张岱笔下虎丘的中秋之夜，同样精彩纷呈：先是震天动地的鼓乐开场，作为序幕：“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然后，是演出的开始：“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至夜深人散，这时才是士绅阶层真正娱乐的开始：“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唯有点头。”（《陶庵梦忆》卷五）这种顶级艺术，必得在无车马之喧、无人声之扰的深夜方能听闻，也必得是属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
如果转入江南的那些“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园林，江南人的诗性追求则更加显露无疑。这些园林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之需，被打造得充满诗意和雅趣。叠石垒山，掘土成池，古木奇花，亭台楼榭，临水戏台，可谓美轮美奂，诗意盎然。环境不仅要美，更要雅，还要辅以楹联诗画和昆曲，无不突出“雅”的主旨。园林是固态的诗，鲜活的画，而昆曲则是可听可看可赏的艺术，在园林里宜坐，宜行，宜游，宜赏，也宜思。

江南人这种奢华而又充满雅趣的生活，受到来自北方正统文化的排斥与指责，被斥为“豪奢极欲”“有违孔孟”。据载，明代海瑞即将赴苏州任职，消息传来苏州富绅表现出了巨大恐慌，豪门大户纷纷将朱门涂成黑色，以降低吸睛度；而明代另一位清官况钟为官苏州时，更多次张榜严禁士民生活的奢华之风。但作为典型的江南人，苏州人骨子里却是不以为然的。苏州籍的思想家、政论家们认为，“商富则国富”，适度的奢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在生活起居中营造诗意
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饶和日常起居的用心，江南人的审美意识日渐细敏，因此，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最能折射出文化的诗性意味。
明代苏州人计成是造园高手，在他看来，“造景如同壶中日月”，他的《园冶》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本园林著作。《园冶》凝练地总结了江南园林造园的主旨要领，同时也把江南人的诗性追求推向了极致：园内小径需沿着松竹梅这样的清雅花木辟设，才能表现隐者逸志闲情；围墙要掩映在藤萝中使之隐约可见，屋架要高于树梢形成蜿蜒之感。依山登楼凭栏远眺，放眼皆成美景；信步竹林而寻幽静，醉心便在其中。屋宇宜轩昂高爽，窗户宜开敞明亮，便于接纳千顷汪洋的波光，收览四季烂漫的花信。梧桐树影布满地面，槐树绿荫洒满闲庭，河堤宜栽种柳树，房侧宜培植梅花，竹林里宜修建茅舍，让涓涓细流从旁绕过。

山峦叠嶂犹如锦绣屏风，门前高耸千寻翠景，虽皆出自人工却宛如天成。古刹庙宇在隐现于窗，如唐代李昭道的金碧山水画，用斧劈状石垒造峭岩，又如元代画家黄公望笔下参差雄伟山水画。可择佛教寺庙为邻，能常闻诵经之声，远山最适宜借景，双目可饱览青山秀色。远处道观紫霞缭绕，枕上可闻仙鹤鸣声；近看水中漂浮的白蘋红蓼，在矶石上与鸥鸟结伴同游。一湾清水也能消夏避暑，百亩园林岂只是为了藏春？驯养麋鹿可以游猎，养殖游鱼可供垂钓，夏日可凉亭饮酒，冬天可阁楼围炉，夜晚听雨打芭蕉，清晨看微风吹拂杨柳宛若舞女细腰。植几株修竹于窗前，栽几棵梨树于庭院，月色荡漾，秋风细碎，影乱琴书，吹皱池水。这样的诗情画意，又何止于日常栖居之需！

繁盛于江南的各种富于审美情趣的事物，晚明时，被苏州名士文震亨一概纳入“长物”之列，记录在了《长物志》中。文震亨是吴门四大才子文徵明的曾孙，而这本奇书正诞生于风雅姑苏。“长物”本意乃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纯属风雅之物。而文震亨却将这些并不实用的“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归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12类，一一品咂，缓缓道来，谓之“入品”，风雅之至。
明人宋诩《宋氏家规部》曰：“长物”是指“凡天地间奇物随时地所产、神秀所钟，或古有而今无，或今有而古无，不能尽知见之”的事物。而文震亨虽将“长物”说成可有可无的“多余之物”，但正是从这些事物上，更能深刻投射出江南生活的人文雅趣，其中积淀着江南文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趣。《长物志》就像一口取之不尽的古井，源源不断为后辈提供着园林设计、居室设计的理念与灵感。它以十二卷的篇幅，罗列了近两百七十个条目，大到庭园修造、叠石垒山，小至文具茶器，一瓯一盏，一吊扇坠，在深究细磨的笔致中，生活中的一切细枝末节，原来旨趣竟然如此不同，原来可以拿捏得如此精到雅致。“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需要精致的文房四宝，更需要一只精美的香炉；宾朋聚会，一壶茶，一桌友，畅叙欢愉还需要与之相宜的雅致茶具；一份闲适悠然的心情，则离不开雅致庭院，竹影扶苏、寒梅暗香……，那许多生活中原本平淡庸常的时光，在江南文人那里竟然定格为一种艺术的范式；而那些充满人生睿智与趣味的追求，也早已深入人心血脉，浸润成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文脉遗传。

这种对生活的精细设计，并非只有奢华，而是物尽其用。李渔就移居南京后，为宅邸设计了“梅窗”。那年夏天，因水患“淹死榴、橙各一株，伐而为薪，因其坚也，刀斧难入……。予见其枝柯盘曲，有似古梅，而老干又具盘错之势，似可取而为器者，因筹所以用之。”在他的设计下，残枝成为梅花窗扉之物：“取老干之近直者，顺其本来，不加斧凿，为窗之上下两旁，是窗之外廓具矣。再取枝柯之一面盘曲、一面稍平者，分作梅树两株，一从上生而倒垂，一从下生而仰接，其稍平之面则略施斧斤，去其皮节而向外，以便糊纸；其盘曲之一面，不稍戕斫，并疏枝细梗而留之。既成之后，剪彩作花，分红梅绿萼两种，缀于疏枝细梗之上，俨然活梅之初着花者。同人见之，无不叫绝。”（《闲情偶寄》卷四）从中可见，即便是枯枝废物，可能创造出诗意生活。相比北方出身的名相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苏洵《辩奸论》），可谓意趣迥异，有天壤之别。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江南人敏感细腻的心灵，培育了对生活品质的孜孜追求和对细节精益求精的审美趣味。从容而优雅的生活，闲适而冲淡的精神，对美的敏感与追求，是成就江南精美手工艺的文化之源。从苏州玉雕、扬州漆器、宜兴紫砂、惠山泥塑，到东阳木雕、南浔湖笔、龙泉青瓷、泾县宣纸……，江南可圈可点的工艺名品数不清也说不尽，而这一切与江南的传统和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关系。
这种对生活细节的考究，显示出江南人精神、审美层面的追求，它超越了基本生存之需，而充满了“更好”“更美”的精细雅致取向，也强化了精神享受的内涵，从而使生活趋于诗化、艺术化。在杏花春雨、粉墙黛瓦、荷叶田田的诗意生活中，实用和艺术在江南两相融合，达到了一种天然和谐的境界。 
江南人的诗意生活和经验，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多来自智慧与灵性，也来江南人自身对生活的善察善纳和萃取提升。在当下日渐功利又不乏俗气的商业化消费时代，江南文化的诗性诉求可以促进人们超越世俗功利的桎梏，提升品位与情趣，优化生活完善自我，为重拾华夏民族优美的人文传统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范式。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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