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情报工作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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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俄罗斯发源于公元9世纪的留里克王朝。862年，留里克攻占了诺夫哥罗德，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公国。882年，诺夫哥罗德公国攻占了基辅，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1240年，蒙古军攻占基辅，此后200年，俄罗斯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1480年夏，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蒙古军队，俄罗斯从此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进入16世纪以后，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完成了领土的统一，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在维护王权和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沙皇俄国的政治情报工作

在世界诸大国中，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以国内安全情报为重点，这与俄罗斯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俄罗斯统一的过程中，原来各公国的王公贵族臣服于莫斯科大公，但还享有许多特权，由王公贵族组成的“贵族委员会”把持了政权，不征得它的同意，大公既不能颁布法令，也不能处理重大的司法纠纷和外交事务。1547年1月亲政的伊凡四世改组了中央国家机关，加强了沙皇的中央集权，但是大贵族仍然保持相当的实力，他们伺机背叛沙皇，甚至里通外国。伊凡四世一方面用酷刑打击大贵族的反叛行为，另一方面推行“特辖领地制”，企图彻底铲除贵族分立势力的根基。1565年，伊凡四世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警察组织近卫军（Опричнина,Oprichnina），以对付向皇权挑战的封建领主。近卫军向伊凡宣誓效忠，而伊凡也把被废黜的贵族产业赏给近卫军将士。由于沙皇的统治并不稳固，对皇权的威胁始终存在，而秘密警察也就成了沙皇维护皇权的手段之一。1654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成立了枢密部门，统一领导情报工作。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外，沙俄的阶级矛盾也十分突出，频繁的农奴起义是俄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始于1667年的斯杰潘·拉辛起义（The Revolt of Stepan Razin）席卷整个顿河——伏尔加河流域，沉重打击了沙皇政府。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后，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但阶级矛盾依然尖锐。1716年，沙皇彼得一世首先立法，为情报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在沙皇尼古拉执政期间，俄罗斯发生了700次起义。尖锐的阶级矛盾使沙皇政权意识到加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秘密警察的生存培植了肥沃的土壤。

此时的秘密警察组织还不是常设性的机构。秘密警察组织帮助沙皇对付叛乱的贵族，但其过大的权势往往成为皇权的威胁。尾大不掉的秘密警察使沙皇如芒刺在背，不得不取消了事。但是，维护皇权又离不开秘密警察，所以历代沙皇都建立自己的秘密警察组织。如近卫军在伊凡四世去世后被取消，彼得大帝在当政15年后又建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公署”（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йПриказ），该组织在彼得去世4年后被取消，继位的安娜皇太后在两年后建立“秘密调查署”。1826年7月3日，为了对付“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尼古拉一世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帝国办公厅第三处（Third Section,Imperial Chancellery），负责人是本肯多夫伯爵（Count A.K h.Benckendorff）。第三处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谍报网。1833年，一位美国使节曾向总统报告说：“根本雇不到一个不是秘密警察成员的佣人。”本肯多夫每年要向沙皇提供一份《公众舆论概览》，名称是《俄国的士气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公众舆论之于政府，就像地图之于战时的军队总司令一样重要。但是，第三处的控制只限于首都和几个大城市。1880年8月，第三处被解散，沙皇另外建立了国家警察部（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e）。

警察部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常设的安全机构。它下设中央特别部（ОсобоеОтделение)和安全处（Special Department,Osobyi Otdelenie），负责调查政治犯罪。最初安全处仅在各大城市建立办事处，后来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重要城镇，这些机构合并称为政治侦探局（Охрана,Okhrana）。秘密警察渗入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秘密警察的眼睛，所有的信件都被拆检。在圣彼得堡，甚至有一家专门商店为秘密警察提供昼夜化妆服务。1903年彼得·司徒卢威曾评论道，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基本差别在于政治警察无处不在，连沙皇制度的生存也依赖于它。

与传统的安全机构不同，中央特别部出现了较明显的职能分工。它下设4个业务处。对外处在境内活动，从事对嫌疑分子的日常监视工作，对内处负责渗透革命组织，国外处在国外活动，主要集中在法国、瑞士、英国等俄国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较集中的地区，中心处负责掌管双重间谍。

中央特别部不仅在国内从事监视活动，还把其监视的视线延伸到境外。中央特别部对外处在沙俄驻法使馆设立了办事处，其谍报网遍布西欧各国，监视这些国家的俄罗斯移民。为了挫败反对势力的活动，对外处还努力渗透各移民组织，从内部破坏移民反对沙皇政权的努力。

沙俄时代的谍报工作对布尔什维克影响很大。西方情报史研究者认为，苏联谍报机构对其对手的渗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模仿了沙皇时代的谍报技巧。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的作者德米特里·加甫里洛维奇·叶夫谢耶夫对沙俄政治侦探局（Okhrana）的谍报技巧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认为，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它还必须不断地学习资产阶级情报机构的经验和技术。

二、沙皇俄国的军事情报工作

进入近代以后，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工作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俄罗斯另一支重要的情报力量。由于俄军在反法同盟战争中战败，获取拿破仑的政治、军事计划成为俄军的首要任务。1810年M.沃尔孔斯基提交《关于法军总参谋部内部机构的设置》的报告，受此影响，陆军大臣巴尔克莱·德·托利将军在陆军部设立了秘密事务调查室，1812年1月，该机构更名为陆军部特别办公厅，其职能为在国外搜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略情报，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搜集战术情报，揭露并遏制敌国的间谍活动。同时派出了驻外武官，以搜集关于“外国军队数量、机构、装备和精神状态；关于要塞和军用物资的储备情况；关于优秀将军的能力和优点”等各方面的情报。特工车尔尼科夫（Tchernikov）成功获取了拿破仑侵略俄国的计划。A.切尔内绍夫发回了“拿破仑已经定下决心，将对俄开战”的情报。到1812年夏天，俄军情报机构成功获取了法军预定进攻的准确时间、数量、主要部队的驻扎地、法军将领的特点等机密情况，并在敌方控制区建立起情报网络。但这些情报没有对作战计划的制定产生影响。战争中，一位化名弗格上校（Colonel Figure）的俄国特工穿梭于战线之间，把获取的机密情报送回俄罗斯。在但泽，他竟然被当作法国军官，受命把一份机密情报送给拿破仑。在俄军的反攻作战中，谍报侦察、战俘审讯与截收敌方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1815年，陆军部特别办公厅解散，其职能转入参谋本部军需总监局第一处，负责分析来自外交部的情报资料。1836年，陆军部再次改组，陆军总参谋部设立三个局，情报职能由二局（军事学术局）承担。由于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俄国陆军部长D.A.米柳亭开始了一场改革运动，建立了隶属于总军需官的参谋组织，下辖一个负责情报搜集的小组。1856年7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第一部《谍报人员工作细则》。1863年9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总参总局条例与编制》，情报职能由第二局（亚洲局）和第三局（军事学术局）承担。军事学术局负责搜集外国的军事情报与军事技术情报，领导国外的军事谍报人员，领导军训考察队，搜集邻国边境地区的军事情报。1865年陆军部改组，第三局更名为参谋本部第七军事学术局，第二亚洲局更名为亚洲局。1867年1月，第七军事学术局编入协商委员会，主要职能是从事军事学术和地形测量活动。1867年3月底，该协商委员会改组为参谋本部军事学术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这是俄罗斯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中央机构。

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工作。战争开始前，总参谋部帕连索夫上校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从事谍报活动。他化装进入布加勒斯特，建立起活跃的情报网络，获得了关于土耳其军队的大量情报。奥勃留契夫（N.N.Obruchev）将军后来评论道：“有关土耳其军队的情报，从来没有像这次战争开始前那么详细：详尽到每一个营、骑兵连、炮兵连的位置。”

1903年，根据奥勃留契夫将军的建议，俄国陆军组成现代意义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下设第一军需部（First Quartermaster General Directorate）、第二军需部（Second Quartermaster General Directorate）、副官长办公室（Adjutant General）、军事联络部（Military Communications General Directorate）、军事地形部（Military Topography General Directorate）等五个机构，其中第二军需部设立两个机构，分别负责战争动员、军事统计及情报工作。1906年4月，俄军总参谋部再次调整，情报搜集机构与情报分析机构开始单独设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军情报工作的重点是德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军认为，出色的情报工作可以弥补俄国的落后。在招募间谍时，俄国陆军十分重视数量，认为数量可以弥补质量的不足。当时所有的军事情报都必须由军事教育委员会分析整理后上报总参谋长，但由于沙俄政府逐渐解体，俄军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也分散在几十个松散的机构里。这些机构很少就情报问题进行交流，更不用说协调和合作了。1909年，情报部开始出版一种名为《总参情报部手册》（СборникГлавногоуправ-ленияГенеральногоШтаба)的绝密刊物。1912年，俄军总参谋部模仿德军参谋手册，发布了《俄军野战勤务条例》（Instructions for Field Service of the Russian Army）。条例的发布使俄军在情报工作的概念化方面迈开了重要一步。根据这一条例，俄军把情报工作的总目标定位于获取敌人的实力和行动意图。

俄军的情报手段包括审问战俘、逃兵和当地居民，窃听敌人的电话，截译敌人的电报，但谍报侦察始终是俄军获取敌方情报的重要手段。1901年末和1902年初，俄国驻华沙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巴秋申上校（Batyushin）了解到奥匈帝国反间谍机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是一个同性恋者，于是对他进行了讹诈，胁迫他从事间谍活动。雷德尔向俄国提供了奥匈帝国在俄罗斯活动的特务名单，出卖了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第三号情报计划（Intelligence Plan3），以及战争爆发后奥匈帝国对付塞尔维亚的整个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匈帝国军队向塞尔维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但被塞军击退，伤亡高达50万。奥匈军队委员会认为雷德尔的间谍活动沉重打击了奥匈的军事力量，“将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据估计，“雷德尔要对其中20%~30%的伤亡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

但是，战前俄军的总体情报工作是失败的。俄国情报机构没有掌握驻扎在东普鲁士的德军的情报资料，根本不知道一旦俄军西进将面临何种威胁。他们相信，大批的“俄国压路机”（即俄军士兵）将一路西进，前往柏林，一路上将德军打得溃不成军。但是，“挨打的”德军又在哪里？俄军全然不知。在很多情况下，俄军对敌军和盟军的意图分析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

俄军情报工作的落后，与俄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人手不足、情报人员待遇低下、工作压力过大及技术装备过于落后有关，但更与当时整个世界落后的情报工作水平有关。战场上的失败促使俄军进一步改进其情报工作。到1916年，俄军在每条战线、每一个军团都建立了自己的情报部，以搜集和协调下属部队的情报工作。这一良好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爆发前夕。1917年底，由于总参谋部总军需部过于庞大，该部被一分为二，第一军需部负责作战问题，第二军需部负责情报工作，研究外国军事统计学，实施反间谍活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生的苏俄（联）面临着国内外敌人的压迫，情报机构充当了维护红色政权的盾牌，很快在国际情报舞台崭露头角。发达的人力情报工作使苏联掌握了德国发动战争的企图，但是拙劣的情报分析水平和情报工作的政治化使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情报体制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虽然掌握了全国政权，但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仍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1918年5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伏尔加河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叛乱。列强各国驻俄使领馆变成间谍活动和反苏阴谋的中心，英国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主力。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一度声称要取消秘密警察的列宁决定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ВЧК,“契卡”或“伏契卡”），用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1917年12月20日，契卡正式成立，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Felix Edmundovich Dzerzhinsky）出任主席。

1918年2月21日，列宁亲笔签署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号召人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保卫革命成果，同敌人作殊死搏斗。针对隐蔽战线上残酷的斗争形势，法令指出：“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这项特别法令很快就在全俄各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全俄契卡的权限得到了空前强化。可以随意抓人，未经审判可以处决案犯，成为一种地道的“红色恐怖”。此外，契卡在全俄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前线建立特别委员会，领导军事斗争中的隐蔽行动，重点侦察内部通敌、变节等反革命活动，同时还建立了边防部队。内战期间，契卡揭露和粉碎了西方情报机构一系列重大阴谋。1979年出版的一份克格勃历史材料这样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契卡’对阴谋家的粉碎性打击简直可以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媲美。”

内战结束后，为了适应和平时期的形势，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全俄契卡组织。1922年3月1日，契卡被正式解散，同时成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State Political Directorate,ГПУ)和民警机构。1923年苏联成立后，国家政治保卫局被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其职责是“团结各加盟共和国，共同努力，与政治、经济方面的反革命、间谍和匪徒作斗争”，在执行党和政府所赋予的特殊使命时不受行政与司法程序的束缚。

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Main Directorate of State Security,ГУГВ），隶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根里赫·戈里高里耶维奇·雅戈达（Genrikh Yagoda）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除国家安全总局外，内务人民委员会还设立了另一个专职总局，用来管理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民警、集中营和劳改营，甚至在一些重要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也设置了分支机构。

苏联情报机构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军事情报机构。1918年初，总参谋部第二军需部被改组为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该局有7个处负责搜集有关国家的军事情况，3个处负责反间谍工作，1个处负责军事谍报工作，另一个处负责公共事务。其中军事谍报处主管驻外使团人员，联系外国驻俄军事使团。理论上，军事统计局负责组织国外谍报侦察，但事实上它既没有秘密特工，也缺乏从事谍报活动的经费，其主要职能是情报分析。它下属的各个机构相互隔绝，互不协调。

1918年3月，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由托洛茨基担任主席。5月，最高军事委员会增设作战局和组织局。侦察是作战局的职能之一。最高军事委员会初期在游击队的基础上组织侦察工作，其职能由下属游击部队司令部侦察处承担。侦察处在敌占区和靠近前线的地带招募间谍，组织侦察，训练特工，从事反间谍活动。

1918年5月，由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改组而成的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参与指挥各个方面军的战役。作战部侦察处统一领导在苏俄境内开展的谍报工作及部队侦察工作，执行人民委员会的专门任务。

三个侦察机构没有统一领导，各个侦察部门的行动相互独立，也缺乏一个分析机构综合各个单位获得的情报。1918年6月，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指出：“当前几个机关同时开展情报工作，相互之间大部分没有联系，完全独立地接受某一项工作计划。由于上述几个机关在情报工作方面没有明确的职权界限，更没有对整个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已经明显暴露出并令人感觉到下列消极现象……情报工作缺乏统一领导，整个情报工作杂乱无序、毫无系统性的特征显得异常引人注目。“6月，军事委员会批准设立跨部门的侦察与反侦察事务委员会。7月5日，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侦察与反侦察勤务总则》和《军区司令部谍报侦察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各个机构的活动范围和管辖权限。全俄总司令部军事统计局承担平时和战时在国外进行战略谍报侦察的任务。最高军事委员会侦察处负责在分界线地区组织情报侦察，组织部队前线司令部的谍报工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受命对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势力进行侦察，同时承担在乌克兰、芬兰和外高加索地区（当时均在德军占领下）的侦察任务。

为了满足作战的需要，1918年6月13日，红军成立东方战线登记部（Registrupr Registration Department），负责东方战线的军事情报工作。东方战线下设5个军和伏尔加区舰队，这些部队都设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对同级参谋部负责，并接受上级情报机构指挥。随后，其他各条战线也按东方战线的形式，成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隶属于同级参谋部的军事情报组织在全军团以上部队建立起来。

军事情报组织通过谍报侦察、部队侦察和航空侦察等手段获取情报，它的出现威胁到契卡对情报工作的垄断地位。1918年7月10日，契卡枪杀了东方战线参谋部的所有成员，成立仅27天的东方战线登记部成员也遭到杀害。军事情报机构的谍报资源全部由契卡接管，其情报搜集的重点转向为契卡服务，军事指挥机构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使红军走向了崩溃的边缘。1918年11月5日，列宁签署法令，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登记部”（Registrational Directorate of the Field Staff of the Republic,RU），负责领导和协调各条战线的军事谍报活动，契卡人员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诺夫（Simon Aralov）担任部长。登记部由军事监察处（反侦察处）和谍报侦察处组成。11月5日成为俄军情报机构的诞生日。12月9日，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军事处和登记部军事监察处的基础上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在陆军和海军中同反革命与间谍活动作斗争”。1919年6月19日，通过《登记部条例》。根据该条例，登记部是中央秘密谍报侦察机关，由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登记部设陆军谍报处、海军谍报处和战时书报检查处3个机构。1920年元旦后编成动员处、行动处、情报处和总务处4个处。

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由于情报极度缺乏，红军惨遭败绩，迫使苏俄领导人更加关注谍报工作。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认为谍报工作的组织是军事机关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一点在波兰战局期间暴露得特别清楚。我们盲目地向华沙进军，遭到了灾难性的挫败。考虑到已经形成的这种国际形势，我们身处其中，必须将我们情报工作的问题提到应有高度。只有严肃的、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才能使我们摆脱盲目的意外行动”。登记部被重新定义为“深层次战略谍报侦察的独立机构，是其下属谍报侦察机构的核心管理机构”，负责获取一切必要的情报，就各国军事领域、外交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进行研究，查明敌对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计划和意图，预先确定潜在的敌人。

1921年4月4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取代原登记部和作战部的侦察部门。命令规定，情报部是军事情报工作的总部机关。情报部长就一般性问题对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长负责，谍报工作直接对司令部政委负责。在组织结构上，情报部下设部队侦察处、谍报侦察处、信息统计处和无线电侦察处。情报部负责组织国外战略谍报侦察，搜集公开来源情报资料，获取技术装备，组织情报欺骗，领导军区和方面军的情报侦察活动。在1926年9月的改组中，情报部被改组为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定名为总参谋部情报部（ГРУ），即“格鲁乌”。它虽然是总参谋部的下属机构，但可以直接向国防委员会报告工作，其分析报告甚至可以绕过总参谋部，直接提交给国防委员会和政治局。

除总参谋部情报部，各军区还设立侦察处，独立从事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的侦察工作；领导驻外谍报机关，招募、训练不同级别的间谍，为其提供合法证件和装备；在敌人后方组织侦察活动。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谍报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成立伊始，对外情报工作就是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由于对德战争并没有立即结束，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了解敌方动态。1918年1月，契卡工作人员阿历克谢·弗罗洛维奇·菲利波夫被派往芬兰，调查当地的政治形势，了解驻扎在芬兰各港口的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官兵的情绪。菲利波夫报告了芬兰政府准备中立的立场、俄罗斯海军官兵的骚动情绪、无政府主义者向当地渗透，以及芬兰舒茨科尔分子准备攻打维堡要塞等重要情报，并说服海军上将拉兹沃佐夫投靠苏维埃政权。这使原本对间谍活动心存疑惧的捷尔任斯基意识到了谍报活动的价值。捷尔任斯基很快成了用间的行家里手。到1918年初，谍报侦察已经成为契卡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

国内战争爆发后，契卡一方面通过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渗透从内部挫败反革命分子的活动。1918年12月19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执行局通过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军事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监察局（军事反间谍机关）联合工作的决议》，决定组建契卡特别处（Special Section），搜集人力情报，打击陆海军中的反革命和间谍活动。1919年2月6日发布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条例》规定，特别处领导和组织在国内和白区的谍报工作。

1919年12月契卡召开了特别处处长会议。会议指出，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受国外的领导，“白匪的各个中心可以在国外随心所欲地、不间断地、系统地活动”，契卡有必要把战线延伸到国外。

1920年春天，特别处成立了国外科，在国外建立情报站的问题被列入议事日程。国外科工作细则规定，在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苏维埃各驻外代表处必须设立情报站，每个情报站包括1名站长，1~2名助手，只有使团团长才知道谁是情报站负责人。在那些与苏俄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要派遣秘密特工。1920年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发布组建契卡国外处（In nostranyi Otdel,INO）的第169号命令，任命达维多夫（Yakov Davydov）为国外处代理处长，接受特别处处长明仁斯基的领导。命令还规定，契卡各机构与外交部、外贸部、中央疏散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以及外国的联系，只能通过国外处进行。此外，国外处还一度控制了军事情报机构的驻外谍报力量，双方的驻外谍报力量一度合并，成立联合的特情组，接受契卡与军事情报机构的双重领导。这种格局维系到1923年。

国外处是苏联第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它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前身。最初只有一名处长、两名助手，设有办公室、签证室、驻外站等机构。第一任处长达维多夫是一位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工作人员，但国外处驻外情报站的工作条例则是第三任处长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塞尔（Mikhail Trilisser）制定的。特里利塞尔是一名老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制定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驻外机构条例》，规定国外处驻外站的主要任务是：查明在国外从事反对苏俄活动的反革命小组的活动情况，侦察所有针对俄国的间谍活动组织，搞清每个国家的政治路线及经济状况，获取相关文件资料。

国外处的境外站是其境外谍报工作的实施者。国外处条例规定，苏联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和商务代表处均设立情报站。谍报站站长在代表处里有官方职位，其身份只能向代表处的首脑透露。谍报站长每周要通过邮寄方式向总部报告一次情况。情报提供者必须用号码或假名表示。合法的对外谍报工作迈出了第一步。在那些与苏俄未建立关系的国家，国外处规定要设立秘密工作站。

与契卡相比，军事情报机构的对外情报工作开展得更为顺利。从成立伊始，军事情报机构就致力于成为苏联搜集军事情报的中央机构。到20世纪20年代末，军事情报机构驻外谍报机构的建立工作已经完成，总参四局不仅拥有合法身份掩护的驻外情报站，也有秘密的非法驻外机构。

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对开展谍报工作十分有利。滞留在苏俄的战俘有数百万之众，其中不乏狂热的共产党人。他们自愿加入红军，许多人成为总参情报部的间谍。他们无须培训，可直接派遣回国从事谍报活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这些人被派往世界各国从事政治活动，同时接受总参情报部的指挥。早期苏联谍报史上的著名人物，如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山道尔·拉多（Alexander Radó），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战后欧洲的贫穷和混乱使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极易传播开来，许多对资本主义失去希望和理想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为苏联服务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一本早期的格鲁乌招募手册曾这样写道：“如果你需要一名能为谍报活动提供设施的特工，比如说一名无线电情报员、安全房屋和传送点的主人，那就去物色一名身材颀长而漂亮但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或一只胳膊的男人吧。”此外，十月革命后流向世界各国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白俄也为总参情报部的派遣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国家安全机构和军事情报机构外，苏联（俄）的外交部和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积极从事情报活动。苏联（俄）的驻外使领馆以官方或半官方的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秘密的政治情报和外交情报的搜集，而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即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局都同苏联情报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将境外支部作为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工具及组织起义的工具，是共产国际20年代的典型工作方式。许多外国研究者把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称为政治情报机构。实际上，军事情报机构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委托给共产国际进行的，苏联许多杰出情报员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机构里开始自己的情报活动，尔后再转到总参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的。

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由国际联络局统一进行。该局设联络、拨款、文献和密码等处室，拥有完整的编制，包括合法和秘密的工作人员、信使、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假护照和假文件制作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在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秘密联络，包括传递情报、文件、指示和资金，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调派职员，等等。

共产国际国外谍报站的数量不亚于总参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但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的活动是独立的。1921年8月8日《共产国际国外部门、情报部代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条例》规定，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能同时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的全权代表，反之亦然。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无权在境外向政党和团体提供资金，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只能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寻求各国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国际代表有义务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文件禁止利用各国共产党员为苏联侦察工作服务，但事实上很难做到。1925年8月14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外交人民委员部、总参情报部、共产国际再次开会，决定情报部门的工作脱离大使馆，通过当地共产党来减轻情报部门的工作，驻外谍报网开展工作必须征得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如果驻在国共产党员转到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必须事先脱离所在的共产党组织。会议同时决定不全面停止与驻在国共产党的合作。

由于意识形态的敌对性，苏俄成立后始终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经济上的原始，技术上的落后，外交上的孤立，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始终有一种生存危机。苏波战争的失利表明，即便是一个中等强国，也能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倾覆，更遑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的不友好使苏联领导人相信，帝国主义国家迟早会对苏联发动战争。因此，查明战争威胁就成了苏联谍报机构最重要的任务。

苏联在立国之初，视英国为最大的潜在敌手，因此情报机构把渗透重点放在英国。1921年3月，英苏签订贸易条约，苏俄得以在伦敦设立贸易代表处，契卡国外处立即派员以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的身份，潜入英国活动。1924年夏天，苏联与英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外处立即在驻英大使馆的掩护下建立了情报站。

对英谍报工作很快取得突破。契卡伦敦站情报员格尔曼（代号B1）利用《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发展了一个谍报网络，其触角遍及英国外交部、苏格兰场、印度事务部、内务部等外交和安全机构。1930年，伦敦站特工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贝斯特罗列托夫招募了英国外交部密码专家阿尔诺，获得了大量的机密情报。阿尔诺死后，贝斯特罗列托夫又招募了外交部密码员约翰·金（代号“马克”），继续从英国外交部获得大量情报。

伦敦站最成功的渗透发生在剑桥大学。20世纪30年代，在经历了大萧条的英国大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背叛之风。一群青年大学生对资本主义充满了失望，对社会主义苏联却充满了好感，愿意为建设苏联出力。伦敦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大学生中招募了一批情报员，他们后来被称为“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其成员包括金·菲尔比（Kim Philby）、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Duart Maclean）、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和约翰·凯恩克劳斯（John Cairncross）。这些人后来均打入了英国情报与安全机构。其中，菲尔比担任了秘密情报局负责对苏谍报工作的第九科科长、秘密情报局驻美联络员，如果不是后来败露，他将是秘密情报局局长人选；麦克莱恩是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1944年5月被派往英国驻美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有机会接触使馆里的所有文件。他是外交部负责秘密情报局事务的常务次官人选；布伦特打入了英国军情五局，后来担任过女王的书画鉴定官员；凯恩克劳斯渗透了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这些间谍后来向苏联谍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两战期间国外处对美谍报工作也取得了突破。驻美谍报站依托美共地下组织，招募了不少特工，包括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在怀特任职财政部期间，财政部最具实权的官员中，至少有11名被发展成苏联间谍，怀特发迹的货币研究部成为苏联间谍的温床。

总参情报部在欧亚地区全面突破。1921年登记部在驻德代表团设立登记部国外办事处，取名为柏林领导中心。柏林中心全面搜集德国的外交、政治、军事情报，而且以德国为基地向周边国家渗透。20年代初期，柏林中心谍报网规模超过100余人。1924年柏林中心撤销，但依然在其他欧洲国家执行侦察任务。柏林中心的谍员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彼得罗夫与德国情报机构、外交部、金融界和工业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打着日本特工的旗号，招募了德国海军情报部长和一名英语翻译，从而获取了英国情报部门在维也纳针对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活动情况，获得外国情报机构关于海军和海军航空兵方面的文件。此外，除了纯粹的情报侦察任务以外，柏林中心还筹划了德军与苏军的秘密军事合作。

苏联情报机构很早就意识到德国和日本等战争策源地对苏联的威胁。1931年3月苏联破译了日本驻苏武官发回东京的电报，内称日苏冲突不可避免，日苏战争来得越早越好。1932年下半年，正在上海活动的格鲁乌特工理查德·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格鲁乌负责人别尔津（Janis Karlovich Berzin）亲自找佐尔格谈话。谈话中，别尔津特别征询了佐尔格对希特勒上台执政的看法。佐尔格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对法西斯主义有利的变化……法西斯主义在巩固自己的阵地，这会大大增加反苏战争的威胁。”别尔津对此大加赞赏，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的计划，打入他们组织内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所作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别尔津说：“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小组的主要任务。此外，你还需要了解我们的敌人——德国的计划。”随后，佐尔格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同时，格鲁乌也对西欧进行了大肆渗透。

这种未雨绸缪的工作态度为苏联争取了主动。到战争爆发时，苏联的谍报网络已经渗入目标国家内部。佐尔格谍报网成员可以参加近卫首相的早餐会，并能进入首相府的机要室；苏联派驻西欧的“红色乐队”（Red Orchestra）谍报网有多条渠道直通德军最高统帅部。在德国空军司令部、经济部、外交部、盖世太保内部，都有苏联的特工人员。他们是苏联最高统帅了解外部世界的真正耳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的谍报人员从各个渠道获得了“巴巴罗萨”计划的详细内容。

除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外，获取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苏联谍报机构的重要目标。1925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式将获取“外国科学技术成就”作为自己的情报目标。仅1924-1925年度，莫斯科用于获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情报的经费就达到2600万金卢布。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其航空业、化学工业以及大炮制造技术，3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都是苏联谍报机构的重要目标。从1926年4月起，总参情报部开始出版《军事技术通报》，阐述最新技术成就及其在炮兵、轻武器、装甲材料、军用化学、通信和电子技术、军事工程材料、空军、海军和军工领域的运用。1930年，总参情报部长别尔津的密友奥斯卡尔·安索维奇·斯蒂加任柏林特情组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德国共产党的军事机关M机关。该机构的B B处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包括在克虏伯康采恩公司窃取生产武器的资料与图纸，在德累斯顿窃取瞄准器资料，从容克公司获取生产飞机的资料，从豪夫公司获取生产强力炸药的情报。发达的科技谍报工作缩短了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

三、苏德战争前苏联情报工作的政治化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即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的影响下，苏联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情报体制。契卡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它有权随意抓人，未经审判可以处决案犯。此外，它还控制了军队情报组织，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契卡派出。国家安全机构派员执掌军事情报机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才宣告结束。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往往会带来个人崇拜，高度集权的情报体制也会造成个人专制。苏联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一般都位高权重，如契卡的第一任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与列宁齐名的革命家，斯大林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人雅戈达（Genrikh Yagoda）、叶若夫（Nikolai Yezhov）和贝利亚（Lavrentiy Beria）都是政治局委员。这些人对苏联的情报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受到斯大林宠幸的总参情报部长戈里科夫（Filipp Golikov）甚至可以不向自己的直接上司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报告情况，并有权决定哪些情报应该上报，哪些情报可以扣留。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情报体制造成了情报工作中一言堂的局面，谍报人员千辛万苦获得的机密情报被视为“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在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苏联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情报机构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2、30年代，斯大林曾动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监视反对派的活动。大清洗开始后，国家安全机关更是充当了斯大林消灭政治反对派的打手。国家政治保卫局罗织罪名，酿成无数冤假错案。更有甚者，斯大林甚至动用谍报人员，到国外清除政治反对派。1939年，斯大林决定从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内务部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被任命为该次行动的总指挥，内务部资深特工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Leonid Aleksandrovich Eitingon）被任命为一线负责人。艾廷根动用了在西欧、拉美和美国的特工，建立了三个特工小组，暗杀了托洛茨基。

在血淋淋的政治斗争中，情报机构也遭到重创，很多特工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叶若夫下令“立即消灭分支过多的谍报网中的所有成员”，许多长期潜伏在国外的情报官员被召回处死。在雅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内务部一、二级机关负责人中有18名被枪决，国外情报工作负责人斯卢茨基（Abram Slutsky）被毒死。在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之时，曾在他手下任职的122名高级官员只有21人保住了职位；从别尔津开始，总参情报部连续五任部长被枪决，所有处长和科长都遭到拘捕。“整整一代有理想、忠贞不渝和富有经验的侦察员就这样被消灭了，他们与国外谍报人员的联系中断了”。据统计，在整个大清洗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失去了70%的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在国外工作的谍报人员。在普罗斯库罗夫担任总参情报部长时，“因各种政治原因和业务问题开除了365人，又招收了326人，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情报业务训练”，苏联的谍报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更糟糕的是，“叶若夫恐怖”彻底摧毁了早期契卡领导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恐怖的氛围使那些坚守道德操守的理想主义者殉难了，而那些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小人却靠诽谤他人活了下来。一心为信仰而战的知识分子看到苏联体制的弊端，意识到苏联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类理想社会无可挑剔的典范。一种理想破灭的感觉油然而生。1937年，格鲁乌驻荷兰谍报组织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Walter Krivitsky）叛逃，1938年7月，内务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首席代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叛逃。特工叛逃一发而不可收。

四、苏德战争前苏联的情报失误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苏军一溃千里。在战争的头三个星期，德军在苏联西北方向推进400多公里，在西部方向推进400至600公里，在西南方向推进300多公里，夺取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全部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的大部地区，侵入俄罗斯联邦西部各州，进抵列宁格勒近地，威胁斯摩棱斯克和基辅。

苏联情报机构一直密切监视着德国的动向，并及时获取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重要情报。1940年7月9日，苏联驻德空军武官助理斯科尔尼亚科夫报告，德军正在东调，其中有不少机械化部队。9月29日，他再次报告，苏德关系正面临恶化，希特勒决定在春天用军事行动解决东部问题。1940年12月25日，苏联驻德陆军武官图比科夫（V.I.Tupikov）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阐述了希特勒的侵苏战争准备，勾勒了“巴巴罗萨”计划的详细情况，并说德军的入侵时间可能在1941年春。1941年3月14日，图比科夫又从一个德军少校处得知，德国的“政策已经完全改变”。这个德国人告诉他：“我们正在东进。我们要夺取苏联的粮食、煤炭和石油。到那时我们将不可战胜，能继续进攻英国和美国。”图比科夫立即将这一情报转呈莫斯科。6天后，图比科夫又报告，“巴巴罗萨”计划可能在5月15日和6月15日之间执行。这份情报由苏军情报部长戈里科夫上报斯大林，但认为爆发战争的时间将在结束对英战事之后，“关于今春对苏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作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

贝利亚和戈里科夫以斯大林的意见为依据来取舍情报，但斯大林并不是专业情报人员，其经历并不足以使其免犯职业情报人员也难以避免的判断错误。事实上，正是因为斯大林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了错误，才使得苏军没有避免德国的突然袭击。

首先，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德军的进攻时间。他曾仔细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领导人的失误长吁短叹，这在斯大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深信希特勒不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领导人的覆辙。1939年8月，当希特勒抛弃他一贯反共反苏的面目、急不可耐地与苏联接触时，斯大林吃准了希特勒的心理，来了个漫天要价，与德国瓜分了波兰，波罗的海三个小国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希特勒的慷慨让步进一步证明了斯大林的判断：希特勒不会两线作战。在彻底拿下英国之前，莫斯科将高枕无忧。这一想法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成为苏联情报机构的一个信条，凡是与此一致的情报即为真情报，而与此相悖的情报即为假情报，或者是“帝国主义阴谋”。

斯大林认为，在1942年以前，德国将无法腾出手来进攻苏联。苏联的一切计划都是按这一时间表安排的。如1941年2月12日制定的1941年动员计划预计要用一年时间组建300个师，空军预计于1942年1月1日作好准备，新式坦克、航空和炮兵技术装备的人员培训要到1942年底才能完成，新边界的筑垒地域也要在1942年才能完成。所有的计划都是以1942年为界的。

斯大林曾千方百计地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但没有成功。1941年3月，总参情报部和内务部驻贝尔格莱德情报站积极参与了南斯拉夫的政变密谋，推翻了亲纳粹的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希望此举可以拖延德国的战争步伐，延长德国与意大利在希腊进行战争的时间，巩固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地位。总参情报部副部长米尔施泰因少将亲自前往贝尔格莱德，给政变密谋提供指导，苏联外交部的阿拉赫维尔多夫也参加了这一密谋。借助外交部的帮助，内务部招募了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政变成功后，苏联立即与南斯拉夫新政府签订了互助条约。突如其来的政变确实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条约签署一天后，德军就入侵了南斯拉夫，在两周时间内，德军粉碎了南斯拉夫的抵抗。这大大出乎苏联情报机构的意料。4月18日，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签署命令，要求所有的驻欧情报站尽一切可能，改变谍报网和通信线路的工作，使其符合战时的要求。总参情报部也发出了类似的命令。5月，苏多普拉托夫签署了关于训练在欧洲的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小组准备参加战时情报工作的命令。

斯大林还企图通过向德国展示苏联强大的实力来威慑德国，打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念头，从而争取时间。在获悉德军举行了大规模的图上演习之后，斯大林命令向德国驻莫斯科武官介绍西伯利亚的军事工业实力，1941年4月，又让德国驻苏联武官参观苏联制造新式坦克和飞机的兵工厂。内务部柏林情报站站长向德国航空部和经济部吹风，如果德国与苏联发生战争，喜剧将变成悲剧。这些举措，如果不是出于特殊动机，在高度保密的苏联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41年5月，一架德国飞机竟然穿越苏联领空，降落在莫斯科狄莫纳体育场附近的中央机场。这一情景无疑向希特勒传递了一个真实信息：苏联的武装力量正处于极度松懈之中，起码在防空上存在着极大的盲区。这一意外让斯大林大为震怒，空军指挥官先是被撤职，后来又被枪毙。

其次，斯大林过高估计了苏军的实力。苏联本来就维持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在经历了慕尼黑危机、诺门坎事件、出兵波兰、苏芬战争几次动员后，苏联对其动员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动员体系臻于完善，兵员数额急剧扩张。到6月22日战争爆发时，西部边境苏军总人数达到430万人，装备有7133架飞机，大炮迫击炮59787门，坦克15687辆，包括1500辆的T34坦克和KV1型重型坦克。从兵力上看，苏军西部边境总人数是德军的1.5倍以上，坦克是德军的4倍以上，实力远远超过德国。这使斯大林在判断两军力量对比上相当自信。他认为这支力量将遏制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冲动。1941年1月总参谋长朱可夫报告，德军正在边境地区加强侦察力量。斯大林回答说：“他们害怕我们。”对德军在东线的集结，斯大林认为这是德国防止苏联先发制人的防守措施。6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在军事政治学院的演讲中说：“德国人正准备进攻我们，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来得越早越好，我们将拧断他们的脖子。“6月13日，朱可夫要求将部队调往西部边境，斯大林得知苏军在西部边境集结了149个师，当时就表示：“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部队。”

庞大的数字让斯大林得出了苏联军队强大的印象，但是，与数量上乐观的对比相比，苏军的实际战斗力并不能让人乐观。“大清洗”使拥有数百万兵员的红军共失去了3位元帅、13位军团司令、57位军长、111位师长和220位旅长，相当于一半高级军官被清洗。希特勒称大清洗后的苏军为无头的巨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每个师均不满员，许多步兵师刚刚开始编组和训练。武器生产的速度赶不上兵员扩张的数字，相当一部分兵团缺乏武器，缺乏足够的火炮、防空兵器和反坦克兵器，坦克部队也不具备编制上规定的坦克数。就情报机构而言，战前派出的大批谍报人员既没有经过足够的情报工作理论培训，也没有掌握无线电通信和联络技术。情报机构甚至不能向外派的谍报人员提供足够的无线电设备、电池和零件。

苏联拥有庞大的空军，但飞机设计粗糙，第一线的飞机中80%以上已经陈旧，其飞行性能不如德国战机，新式飞机刚刚生产，只有不到21%的空军部队改装了新型飞机。只有个别飞行团进行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而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人员不超过15%。飞机上的辅助设备质量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也没有雷达、定向和定位装置。飞机里没有通信设备，只有中队长才有无线电台，而且质量不稳定，飞行员只能通过信号弹和飞行动作来传递信号。空军部队之间的地面联络局限于电话与有线电报。

再次，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对以闪击战为特征的机械化战争形态并不了解，过高估计了苏联的广阔地域对闪击战的限制作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都认为，苏德战争将从边境交战开始，然后才会是大规模的入侵。因此，只要不给德军以发动进攻的口实，战争或许就打不起来，起码可以再拖一段时间。战争爆发后，即使是有着机械化战争经验的朱可夫也承认，他对德军发起进攻的规模、方式感到吃惊。这说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苏联军方领导人，实际上都没有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初期的主要特点，对突然袭击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基于这一考虑，苏联在开战前竭力避免刺激德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德国所需要的原材料，苏联竭力满足；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歌颂德军战绩，大唱德苏友谊。5月7日，为了抚慰希特勒，莫斯科甚至驱逐了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三国的外交使团。《真理报》发表文章，批驳德国报纸上散布的苏联将侵略德国的谣言，否认苏联将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5月1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见日本大使，说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谣言完全是英国和美国的宣传，德苏关系非常好。

在军事上，斯大林也摆出一付防御架势，不让情报机构在德国领土上活动，禁止苏军防空部队向飞越苏联领空进行侦察飞行的德军飞机开火，不允许边防部队进入阵地。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各边境军区都得到警告，要对行动不慎的后果负责。6月中旬，基辅军区司令M.P.科普诺斯建议将居民从边境地区撤出，军队进入阵地，但他被告知“不给德国人留下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至关重要”。6月13日，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要求下令让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但斯大林拒绝了。他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最后，阴谋理论使斯大林的情报评估出现失误。

十月革命后，内忧外患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使其总是用阴谋理论看待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立场。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在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谈话时，斯大林指出，“战争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殖民地和原料等方面贫困国和富有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对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我们乐意看到他们打得狠一些，彼此削弱。”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认为英国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把苏联拖入战争。任何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判断，都是英帝国主义的阴谋。这一先验的判断，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判断情报真伪的指针。

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谍报人员从各个途径搞到大量情报，证明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6月初，关于德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德国大使馆开始在地下室焚毁文件。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向苏联大使杰卡诺索夫透露了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的消息。斯大林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现在假情报都散布到大使一级了！”

战争爆发前，“红色乐队”最后报告了德军即将进攻的消息。这个情报对斯大林有所触动，但当他得知情报来源在德国之后，立即对情报表示怀疑。他对国外情报局局长费金说：“除了皮克（德国共产党领袖）外，其他德国人都不可靠，是吗？”言下之意是，这些情报来自纳粹党员和德国军官，很可能是德国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

6月21日晚上，一名德军司务长向苏军投诚，说德军已经进入出发地域，22日晨将发起进攻。总参谋长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报告，但斯大林认为，这个投诚者可能是德军为了挑起冲突有意派来的。当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等人要求所有边境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时，斯大林说，现在下这样的命令为时尚早，也许问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德军可能以挑衅的方式发起突然袭击，但苏军不应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使事情复杂化。后来这个命令虽然发出，但终因时间太晚，加上通信联络不便，苏军实际上没有得到预警时间。

当代

当代俄罗斯的情报工作可以分两个时期，即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这两个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情报体制也随之改变，但总体说来，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依然呈现出相当好的连续性，凸显了情报文化的传承性。情报工作在维护政权稳定、推进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俄罗斯当代情报工作概述

1946年，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成为两个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即内务部（МВД)和国家安全部（МГБ).1947年3月，为了协调对外情报工作，苏联成立了“情报委员会”（КИ），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全面指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兼任情报委员会主席，但实际工作由该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负责。表面上，情报委员会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但外交部对情报工作施加了巨大影响。莫洛托夫任命驻外大使为主任情报官，领导驻在国的谍报工作，但由于主任情报官并非职业情报人员，因此这种改组效果不佳，对外谍报工作一片混乱。1948年底，在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支持下，总参情报部率先脱离情报委员会，随后国家安全机构也取得了对外情报工作的监督权。情报委员会只剩下情报分析的职能。1952年情报委员会主席阿巴库莫夫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情报委员会随之解散，对外秘密情报工作重新纳入国家安全部领导之下。1953年3月15日，国家安全部被内务部吞并。贝利亚利用职权在内务部大换血，并擅自将内务部的几个师调到莫斯科“维持秩序”。贝利亚的咄咄逼人引起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疑惧。1953年6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及朱可夫元帅的支持下，逮捕了贝利亚。同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谴责了贝利亚及其“帮凶”，并采取措施加强党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有效控制。贝利亚事件结束了苏联情报机构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历史，导致了内务部的大改组。1953年9月，内务部特别处被撤销。1954年3月13日，苏联成立了形式上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实际上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КГБ,克格勃）。1957年，边防局划归克格勃管辖。这一格局，在苏联时期保持不变。

在组织结构上，克格勃大致分总局、直属局和直属处，其中，第一总局负责国外情报的搜集与分析，以及反间谍与隐蔽行动。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第八总局是通信情报局，是克格勃主要的情报搜集单位，另有边防军总局。

克格勃从它创建的那一天起，无论在机构设置、组织分工、人员编制、财政支出等方面，还是在活动的手段和规模方面，都居世界首位。全盛时期的克格勃规模达几十万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州、区一级均成立了克格勃组织。

20世纪70年代，总参情报部共设有16个局，负责情报搜集的共有4个局、若干独立的方向处，分别负责西欧方向、美洲方向、亚洲各国、非洲和中东方向的谍报侦察。情报部五局又名战役战术情报局，负责领导各个军区和海军情报部的工作。海军情报部还下辖4个舰队情报局。以上情报搜集机构由情报部第一副部长主管。

除谍报侦察外，格鲁乌还从事电子侦察，该职能由其六局承担。该局的军官列入驻外情报站编制，负责截获和破译驻在国的信息。部署在苏联领土上的各电子侦察团，以及各军区和海军的电子侦察勤务处也由六局领导。截收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六局机关，六局根据这些信息准备每天的情况汇报，编入情报部的《每日情报综合报告》，同时送至情报部情报勤务局，供分析研究之用。

格鲁乌另设有航天侦察局，利用卫星搜集情报。苏联的第一颗侦察卫星于1962年4月26日入轨，卫星在轨运行3昼夜。1962年12月发射的“宇宙12“号侦察卫星在轨运行时间为8昼夜。在珍宝岛冲突期间，苏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10颗照相侦察卫星送入轨道。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每年发射的卫星达30余颗。

格鲁乌的分析机构包括6个局、一个情报研究所、海军情报勤务局和各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情报勤务处。格鲁乌的基础则是遍布各个集团军和军区的侦察处和情报部，以及隶属于这些部门的特种部队。

1991年夏，苏联政局风云突变。8月19日，由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实力派人物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总统戈尔巴乔夫，接管了政权。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政变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变者的优柔寡断，也由于市民的反对，政变没有成功。

随后，苏联政府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大清洗。1991年8月26日，戈尔巴乔夫任命原内务部长瓦季姆·巴卡京出任新一届克格勃主席，彻底改组克格勃组织系统。10月22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被撤销，在其基础上建立跨加盟共和国安全局（МСБ）、苏联中央情报局（ЦРУ)和苏联保卫边境委员会（КПО）。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明斯克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11个原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召集会议，宣布苏联解体。克格勃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分支机构被各共和国接收，俄罗斯接管了联盟情报机构的大部分财产，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契卡的传统遭到毁弃，捷尔任斯基的头像被推翻在地，俄罗斯人用种种行动表示了自己与旧传统的决绝。

在8·19事件中，叶利钦与西方领导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使得叶利钦政权一开始就具有亲西方的色彩。叶利钦幻想通过全盘西化消除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融入西方阵营，成为西方的和平伙伴。这一战略对刚刚起步的俄罗斯情报工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工作全面收缩，不再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对手。1991年12月，苏联情报机构领导人瓦季姆·巴卡京把装在美国大使馆新楼里的“获取情报用的专用技术手段的技术资料”交给了美国人。所谓“获取情报用的专用技术手段的技术资料”，实际上就是前克格勃装在美国大使馆里的窃听器位置图。巴卡京认为，向美方提供窃听器的图纸，可以向美国表明俄罗斯的诚意，而且，这些窃听器有许多已经被发现，因此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俄联邦对外情报局将其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减少一半，关闭了30个国外情报站。1991年，“在冷战结束——终止情报机构之间对立”的口号下，俄罗斯情报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正式关系。

然而，如同俄罗斯西化战略没有奏效一样，俄罗斯情报工作的调整也没有换来西方情报机构友好的回应。美国情报机构不相信俄罗斯情报机构释放的善意，也没有放弃对俄谍报活动。它们利用俄情报安全系统相对衰弱，经费不足，开发、研制新技术设备乏力，反间谍侦察与安全保卫能力削弱的机会，趁虚而入，不断加强对俄情报搜集。一些东欧国家情报机构利用过去与克格勃的亲密关系、对俄情况比较熟悉的优势，也纷纷向俄派遣人员或在俄境内招募间谍，充当西方国家的代理人，以换取早日加入北约、欧盟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入场券。据俄罗斯情报安全机关公布的数字，在2000年中，受到俄情报安全部门监控的外国间谍就有400人。

无情的现实教训了俄罗斯人，叶利钦时代后期俄罗斯开始修正过于亲西方的政策。2001年12月18日，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明确指出，外国情报人员在俄的情报活动是俄罗斯当前面临的重要威胁。打击恐怖主义，同外国情报部门作斗争，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同年12月20日，普京总统在参加俄罗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者日庆祝晚会时指出：“情报机构是俄民主政府自然、必需的组成部分，而当前国家安全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权和自由、打击恐怖主义、同外国情报部门的侦察活动作斗争。”

二、俄罗斯当代情报机构

当代俄罗斯情报界包括负责对外情报事务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VR），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俄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FSB），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负责警卫总统的联邦保卫局等。

（一）对外情报局

在俄罗斯情报与安全机构中，对外情报局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脱胎于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机构，于1991年12月3日被改组为苏联中央情报局，1991年12月18日，叶利钦发布第293号总统命令，接管苏联中央情报局，并将其改组为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现在，对外情报局是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直属总统领导，其总部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亚谢涅沃，编制员额为1.2万人，其中大约1000人被派往国外工作，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驻外使领馆等外事机构。

在克格勃系统内，第一总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精华。由于其工作对象和范围主要在国外，因而远比那些工作重心在国内的第二总局易被民众接受。1996年1月10日，叶利钦签署《对外情报法》，确认包括对外情报局在内的4个机构具有对外情报职能，从而确立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框架、原则以及控制。

对外情报局的职能是向联邦总统、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提供情报以助其作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决策，在安全领域推进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促进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俄罗斯的安全提供军事——技术支持，亦即搜集外国的先进科技情报。

对外情报局由三个独立的局和三个部组成。S局负责非法派遣，T局负责科技情报的搜集，K局负责对外国情报机构的渗透，监视居住在国外的俄罗斯公民。I部负责分析和分发由对外情报局搜集的情报，出版《每日动态》，评估重要的国际动态，提供给决策者。A部是克格勃原积极措施部，负责计划和执行积极措施。所谓积极措施即西方情报界的隐蔽行动，包括颠覆、破坏、暗杀和准军事行动。R部负责评估对外情报局在国外的活动。从情报的职能上看，它是一个情报指导部。另外，对外情报局附属的对外情报学院负责培养对外情报局的特工。

除了上述独立的部和局之外，对外情报局还有11个按地域划分的部门，它们构成了对外情报局的行动核心，负责监督对外情报局驻外站的活动。驻外特工大多有外交身份掩护，主要从事情报搜集，承担积极措施。对外情报局另有一支特种作战部队“旗帜”（Vympel），以执行反恐怖行动。

对外情报局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每天向总统呈报一份国外情报摘要。它还会列出各种对策性建议，并直言推荐它所看好的对策。普里马科夫在担任对外情报局长时，几乎每年都要公开谈论该局的任务。1993年11月，普里马科夫发表政策声明，认为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直接影响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这一观点与俄罗斯外交部大相径庭，在俄罗斯国内受到广泛好评。1995年12月21日，在纪念契卡成立75周年的仪式上，普里马科夫再次宣布，北约的扩张将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那些主张北约东扩的国家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搜集它们的情报是对外情报局的关键任务。

（二）联邦安全局

俄联邦安全局为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直属总统管辖，其总部设在原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大厦内，成员约有7.65万余人，局机关人员1500人。下设反情报部、宪法保卫暨反恐怖部、经济安全部、边防军事务部、组织人事部、情报分析预测暨战略计划部和军事反间谍局、调查局等部门。

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它脱胎于克格勃第二总局。在克格勃序列中，如果说第一总局是苏维埃之剑，那么负责国内事务的第二总局就是苏维埃的盾牌。维持国内治安、把持不同政见者驱逐出境或送进精神病院、为来苏联访问的外国人设套并招募他们充当间谍、防止外国情报机构的渗透，都是第二总局的职能。它与苏联平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可能不与第二总局发生关系。

第二总局历史上以使用性间谍而臭名昭著。它擅长通过性讹诈，强迫来苏联访问的外国人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它的性间谍，男性称“乌鸦”，女性称“燕子”。前者长相平平，但擅长勾引那些在外交与安全机构供职、掌握一定机密的情场失意女性；后者美貌如花，目标是那些来苏联短期访问的外国人。20世纪50年代，第二总局曾向法国大使馆发动凌厉的进攻。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中将亲自出马，制订了周详的计划，组织“燕子”和“乌鸦”向法国大使馆发动进攻。结果，法国驻苏大使莫里斯·德让（Maurice Dejean）和大使馆的副武官路易·吉博被克格勃的燕子俘虏，而德让的夫人则成为克格勃乌鸦的猎物。最后德让被法国政府召回，路易·吉博被迫自杀。

8·19事件后，第二总局成为俄罗斯民众冲击的主要对象。1991年12月3日，巴卡京肢解了大一统的克格勃，把第二总局、第三管理局等部门改为苏联跨共和国安全局，并自任局长。12月19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决定撤销苏联和俄罗斯安全机构，把它们改组为统一的俄联邦安全与内务部（МСБиМБД），但这一举措遭到最高苏维埃的严厉批评，引起了俄罗斯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宪法法院也认为该部门的建立不符合宪法，应予以撤销。1992年1月17日，叶利钦重新设立俄联邦国家安全部（MБPФ).1992年6月13日，叶利钦下令将边防军列入安全部编制，在安全部内成立反恐怖局，国家通信部门也重新接受安全部监督。1993年12月，叶利钦下令成立俄联邦反间谍局（ФСК），替代原国家安全部，联邦反间谍局没有侦查任务。1994年12月重新设置侦察行动局。1995年4月，叶利钦签署了《俄联邦国家安全局机构法》，将反间谍局改组为国家安全局，并扩大了机构的权限和实力。此后，联邦安全局的权力和规模越发膨胀。2000年2月7日，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其他部队、军事单位机关中的联邦安全机构（军队安全机构）条例》。该条例规定，除俄罗斯正规军外，还将在联邦边防军、联邦政府通信和信息局、内务部的内卫部队、铁道部队、民间防卫部队、技术和工兵部队、公路建设部队、征兵和动员机构以及战时成立的特种部队内部，分别设置联邦安全局的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统一由联邦安全局第三局（军事反谍局）指挥，负责发现并监视各种危险倾向，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9·11事件后，俄罗斯专门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紧急行动侦查局，负责收集和分析有关反恐方面的情报。

2003年上半年，普京总统颁布命令，将联邦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部分部队、联邦边防军划归联邦安全局管辖，使其成为仅次于国防部和内务部的强力部门。此举便于各情报安全部队的统一指挥，便于加强相互间的协调，避免不必要的重叠，从而有利于提高其工作效率，更好地适应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的需要。2004年7月11日，普京签署命令，再次重组联邦安全局，将跨共和国安全局等多个部门纳入联邦安全局指挥之下。至此，联邦安全局已恢复了克格勃时期的大部分功能。

（三）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源于前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为俄联邦武装力量情报机构，直属总参谋长领导。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参与未遂政变的总参情报部（格鲁乌）基本上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改头换面成为俄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成为俄联邦最具实力的对外情报机构。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设局（直属处）、处（室）、科三级建制，共16个局、一个研究所及若干直属处。其中第一至第四局为情报搜集局，分别对欧、美、亚、非洲与中东开展情报活动；第六至第十二局为情报分析局；情报资料研究所负责公开来源情报资料研究；人事局负责人员升迁和调动；行动技术局负责谍报装备；行政技术局负责外汇和物资；通信局负责通信联络。此外，情报总局还有不少培训间谍的学校和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

三、俄罗斯当代的情报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对克格勃曾有一个评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秘密工具。它可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它远不止是一个秘密警察机关，也不止是一个情报和反情报机构，它还是一个颠覆、幕后操纵、暴行和恐怖活动的工具。它是苏联在冷战中进行扩张的一种侵略工具。”撇开杜勒斯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和意识形态偏见，他对苏联情报机构的评价是准确的。苏联的情报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充当了苏联对外扩张的工具。

（一）维护苏联国家安全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苏联之间爆发了冷战，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与西方情报机构勾结起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主要情报来源。中央情报局和秘密情报局在联邦德国慕尼黑设有流亡者接待中心，从中物色合适的对象。一些反政府武装分子，在接受简单的谍报工作训练后，便通过空投、偷渡等方式潜入苏联，搜集情报，组建反政府武装，与苏联政府军展开游击战。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有4万人之多。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言：“我们对喀尔巴阡山简直是毫无办法，因为在每一个小树丛的背后，在每一棵树的背后，在每一个拐弯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有遇到暴力袭击的危险。”

维护国家的统一是苏联情报机构的重要任务。《克格勃机构反谍报活动要则》明确规定克格勃必须同外国民族主义反苏中心的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制止外国组织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支持苏联领土上的民族主义分子。

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以东德卡尔斯霍斯特克格勃总部为基地，搜集与英美情报机构接触的难民情报，调查英美情报机构的招募对象、受训情况和派遣情况。克格勃还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派出假流亡分子，打进英美情报机构的流亡者接待中心，物色相关情报对象。潜伏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在战后担任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科的负责人，能够提供西方越境特工的名单，并查清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及家庭住址。从1949年开始，他担任秘密情报局驻美联络员，参加了英美情报机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渗透行动的策划，他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这些行动的计划。1951年菲尔比奉调回国，还向自己的控制人提供了3个间谍小组共6名间谍即将前往乌克兰的情报。这些特工在踏上苏联领土之后，即落入苏联安全机构手中。他们或被处死，或被逆用为双重间谍，向英美情报机构提供假情报，使更多的特工和武器弹药落入苏联边防军手中。参加过这些行动的德国情报官员彼得·卡普斯塔后来说：“渗透计划显然从一开始就泄漏了。多数发送设备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们的粗心大意葬送了许多人的性命，他们以为他们在为自由而战。”到1950年2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游击队已经消失，立陶宛的游击队也只剩下5000人。到1954年，苏联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活动基本被平息，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不得不中止派遣。苏联情报机构还使用暗杀手段对付在西方活动的民族分离主义领袖。著名的乌克兰民族分离分子列夫·列别德和斯蒂芬·班德拉先后被暗杀。

（二）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除了在欧洲与美国直接对抗外，苏联情报机构还在亚非拉等中间地带与美国展开了全面争夺，成为苏联对外扩张的急先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亚非拉国家赢得独立。出于对殖民主义的仇恨，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很自然地对社会主义苏联产生了亲近感。大量苏联特工以技术人员和顾问的身份，来到这些民族国家，控制了其党政军警特大权。他们干涉对象国内政，并伺机造成内乱。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克格勃墨西哥城情报站就在墨西哥招募了不少能够影响墨西哥政策和制造混乱的特务。1959年，它收买了劳工领袖德梅特里奥·巴列霍，举行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使墨西哥的铁路系统陷于瘫痪。克格勃特工以苏联文化专员的身份与墨俄文化交流协会接触，在墨西哥的大学里活动，物色潜在的招募目标。对那些有间谍潜质的青年大学生，克格勃以提供奖学金到苏联留学为诱饵，与他们接洽，使他们能到苏联的卢蒙巴大学留学，接受颠覆训练。1963年夏天克格勃特工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涅奇波连科招募了法夫里西奥·戈麦斯·索萨，并使之到莫斯科受训。此后两年间，有十余名墨西哥人到莫斯科、平壤接受颠覆方面的训练。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召开前，克格勃利用它所掌握的墨西哥情报员，在墨西哥掀起了一场动乱，但被墨西哥当局平息。1968年12月，受训完毕的戈麦斯等人回到墨西哥，准备在墨西哥发动一场游击战，把墨西哥变成另一个越南，但他们在刚刚发动一两次袭击后就被墨西哥警察发现，克格勃的图谋没有得逞。

20世纪70年代末期，阿富汗接连发生了三次军事政变，达乌德、塔拉基、阿明三位政府首脑先后死于非命，原因就在于有克格勃的插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克格勃又以阿富汗为据点，开设特务训练班。由克格勃第一总局行动处的耶·华莱克斯基少将主持在阿富汗设立了三个“外国游击干部训练基地”，分别训练俾路支族人员、巴勒斯坦离心分子和不丹、尼泊尔人，受训者高达2000人以上。

（三）缩短科技差距的捷径

冷战期间，为了限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美国于1949年11月组建了“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总部设在巴黎，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根据“巴统”规定，成员国准备向受限制的国家出口受控货物和技术时，必须向“巴统”提出申请，并且只有在“巴统”所有成员国政府一致同意后，该出口国政府才能签发本国的出口许可证。苏联阵营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

为了打破巴统的禁运和封锁，苏联情报机构想尽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打着假旗号进口。苏联在荷兰、奥地利、瑞士、加拿大、芬兰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掩护公司，与目标公司洽谈进口技术问题，走私西方的先进技术装备。从1945年到1948年，苏联通过行贿和征募西方人，将不少战略物资从西方运到苏联。为了适应转运的需要，格鲁乌在法国警察控制下的海关建立了秘密的转运网络，后来这一组织扩展到法德、瑞德、德奥、瑞奥和意奥边界。80年代苏联曾试图获取美国VA X11/782计算机系统，这套系统对生产军用电话的集成电路和生产能够用于改进飞机、导弹以及弹头的瞄准和系统的集成电路硅片至关重要，苏联谍报机构通过设在南非的掩护公司订货，这批货物在1983年11月在瑞典被查获。格鲁乌以直属外贸部负责转运事务的“希都”为阵地，从事转运事务。1983年，共有141名“希都”官员因从事非法转运而被西方驱逐出境。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情报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对外侦察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秘密获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情报被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来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总参情报总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据代号为“永别”（Farewell）的T局特工维托洛夫（Vladimir Vetrov）披露，1980年，军事工业委员会曾3617次下令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和研究设计试验。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有61.5%来自美国，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自日本。根据窃取的科技情报，苏联仿制了美国空中预警系统、美国“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IBM计算机系列、SS20导弹的设计等。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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