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奇迹与战略漏洞: 冷战时期的卫星侦察与美国国家安全
追求先进技术以扩大国家实力是冷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然，纵观历史，各国都试图利用技术变革来促进其国家利益，但这种现象的规模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冷战有别于其他时期。关于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如何试图利用科学技术来推进其国家安全目标，有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太空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美国试图收集其共产主义对手信息的方式。尽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公共太空竞赛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人们对于战略环境如何影响美国情报机构(IC)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以及最终如何不可磨灭地改变美国间谍活动的文化和性质的关注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论证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卫星侦察计划对一段时期内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以及卫星侦察计划导致美国情报文化发生哪些变化。
作者是亚伦·贝特曼是博士，毕业于约输 霍普金斯大学科技史系。此前,他曾担任美国空军情报官员,专门从事信号情报和战略侦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秘密开发了太空侦察能力，在铁幕后达到顶峰。此后不久，情报卫星将有关共产主义世界的绝大多数情报传送给军方和高级决策者。
冷战见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活动不仅大量利用技术进步，而且完全依赖于技术进步。由于太空侦察成为监视苏联的中心手段，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罗纳德·里根政府，冷战时期的总统都把保护美国进行太空侦察活动的能力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焦点。此外，与一些特定的盟国分享这项技术的成效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保守这一能力的秘密是白宫的首要任务，直到卡特总统承认这一点，以减轻公众对美国核查军控协议能力的担忧。
本文使用以前的美国和英国绝密文件来论证以下几点：
(1)美国对空间侦察的依赖在整个冷战期间显著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决策;
(2)发展维持空间侦察的技术知识库,重视在美国情报界内部培养科学领导力量;
(3)由于美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中唯一发展先进空间侦察计划的成员国,这一能力对其与其他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最后,随着白宫开始意识到空间侦察技术日益增长的脆弱性,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变得更加激进,最终导致白宫决定公开开发和部署空间武器作为一种威慑。
科学技术与美国国家安全
基本上，卫星侦察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冷战技术情报能力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由于他在战争期间担任盟军统帅的经验，他可以直接接触到德国“谜”通信的超级拦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杰出的数学家所实现的，比如二战期间在布莱奇利公园工作的阿兰 · 图灵。成为总统后，艾森豪威尔有先见之明地认识到，苏联提出了独特的挑战，而新生的美国情报界却没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这种情况促使他与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James Killian)合作，成立了技术能力小组(TCP) ，最终呼吁更多地依赖科学技术，以补充传统的情报收集间谍技术
1955年2月，贸易协定发表了一份绝密报告，题为“迎接突袭的威胁: 科学咨询委员会技术能力小组向总统提交的报告”根据艾森豪威尔的一位情报顾问的说法，这份文件“将成为未来三十年科学努力的圣经”这份报告强调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发展新的航空航天能力来监测苏联。TCP 的建议导致了 U-2高空侦察机的发展，从而推翻了“轰炸机差距”。即苏联在战略轰炸机方面领先于美国的想法，也助推了太空侦察计划，后者将极大地扩大美国的全球情报覆盖范围。
人们普遍重复的说法是，苏联用人造卫星(Sputnik)击败美国进入太空，而美国努力工作，最终在太空竞赛中超越苏联。苏联第一次进入太空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对于白宫、中央情报局(CIA)以及参加1957年国际地球观测年的许多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说，苏联的发射并不令人惊讶。在Sputnik之前，美国也在努力研究卫星和火箭。发射前发表了多篇文章，讨论苏联的地球卫星计划。然而，这一事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煽动了人们对苏联可能统治世界的恐惧之火。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57年10月发射后不久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只有50% 的人认为苏联的卫星“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声望”，61% 的人认为卫星“更有可能用于好的目的而不是坏的目的”历史学家沃尔特 · 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苏联击败美国(进入太空)表示惊讶。”这项民意调查回避了一个问题: 苏联真的打败了美国进入太空吗？如前所述，苏联肯定是第一个，但“垮台”意味着美国正在与苏联竞相发射人造卫星，而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人造卫星之前，美国无法这样做。
根据1957年10月8日白宫会议的解密记录，国防部副部长 Quarles 告诉总统，“如果使用红石火箭(美国火箭) ，一年或更久以前就可以绕卫星轨道运行。”他接着表示，科学咨询委员会认为“最好将地球卫星与军事发展分开进行。”总统和他的顾问描述了他们如何不把美国的太空努力视为“一个坠毁计划”，艾森豪威尔欢迎苏联确立了和平飞越太空的原则。因此，根据苏联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震惊于许多人，尤其是媒体对苏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超越美国的说法所表达的强烈愤怒。不久之后，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民对这件事如此激动。”。 在1957年10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试图安抚与会者，他解释说，人造卫星并不代表重大的技术进步; 它实际上是一块环绕地球运行的垃圾，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在场的许多记者并不相信。据《纽约邮报》报道，艾森豪威尔试图“掩盖美国的科学滞后”
在这一时期，对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批评是，他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理解，大型技术“第一”的心理影响，即使它们没有任何固有的军事或科学价值。解密的中央情报局备忘录显示，这位局长曾多次通知总统，如果苏联首先向太空发射卫星，其心理影响将是巨大而广泛的。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没有太空竞赛; 他不打算直接与苏联竞争威望。他主要关心的是秘密发
展先进的监视苏联的能力。美国的太空侦察计划绝不会受到发射事件的影响。相反，这是冷战初期战略需要的直接结果，是艾森豪威尔科学顾问的建议，以及总统承认科学和技术对于成功实施反苏间谍行动至关重要的直接结果。
1960年，U-2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被击落后(下面将详细讨论) ，太空侦察成为美国在铁幕背后的主要情报来源。太空情报资产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们还是通报美国政府最重要外交决策的核心机制。1960年以后，美国有关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的情报90% 以上来自侦察卫星。间谍卫星计划——第一个侦察卫星计划——为美国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在此之前，美国空军曾考虑部署10000分钟的洲际弹道导弹。 在给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 · 邦迪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亚历克斯 · 约翰逊说: “卫星侦察是我们保卫欧洲和部署美军的主要军事计划的基础
因此。”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保持美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从太空进行情报行动的能力是每一届总统政府的首要关切。
在冷战期间，实际上有两种太空努力正在进行: 阿波罗威望计划(及其前身)缺乏压倒性的民众支持，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秘密太空情报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前高级馆长罗杰•劳尼斯(Roger Launius)博士表示，“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调查也一直将航天计划排在联邦预算中削减项目的前列。”此外，他还说，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调查数据，“人们必须从这些结果中得出结论，美国之所以承担和执行阿波罗计划，并不是因为公众在20世纪60年代大声疾呼，而是因为它还有其他用途。”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个项目的实用性。当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发现美国政府正在花费400亿美元打败苏联人登上月球时，他说这个计划是“疯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