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知战的分析
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想象力练习，但“认知战”的概念正在战略思维中获得动力。但是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战争方式？还是只是新瓶装的老酒，心理或影响力行动或信息战？
这个概念中有一些有用的东西。认知战争是一种多学科方法，结合了社会科学和新技术，直接改变理解和决策的机制，以破坏对手的稳定或瘫痪。换句话说，它旨在破解人类大脑的启发式思维，试图赢得战前的战争，这与法国国防参谋长蒂埃里·伯克哈德将军的战略愿景相呼应。
利用对手的大脑取胜：一个老问题
战争一直涉及思想，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将其定义为“一种旨在迫使我们的对手实现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同样，埃尔韦·库陶-贝加里提醒我们，战略是“冲突环境中智力的辩证法”，其中每一方都试图预测对方的反应，以获得优势。
诚然，战争不仅仅是意志和智慧的辩证法，因为组织和技术也很重要。然而，根据军事历史和战略思想，詹姆斯·佐丹奴断言“人脑已成为21世纪的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战略辩证法中，对大脑的行动一直是结构因素。
模拟或欺骗的操作与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包括利用对手的感知来欺骗敌人的意图，能力和策略。Jean-Vincent Holeindre在他的《La Ruse et la Force》一书中解释说：“狡猾在战略史上强加于人，不仅是一种基于模拟和欺骗的战术程序，而且是一种激励战略规划和适应不确定性情况的智力品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首先是“另一门科学”，其目的是获取甚至操纵对手的大脑。认知一直很重要，正如埃姆斯电报事件所说明的那样，德国总理俾斯麦成功地诱使拿破仑三世发动了一场不明智的战争。俾斯麦在威廉一世发表国王的电报时，自愿删除了一些软化的语言，特别是省略了德国退出西班牙王位候选人资格，从而挑起了命运多舛的普法战争，最终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
利用虚假信息来获得对对手的优势，这在战略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据说丘吉尔曾告诉斯大林，“在战时，真相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应该总是由谎言的保镖来照顾。长期以来，信息作战已被纳入更传统的军事行动，以在传统的作战领域产生效果。
例如，英国的肉馅行动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欺骗，以说服轴心国最高统帅部，盟军将入侵巴尔干半岛和撒丁岛，而不是电影“从未存在过的人”中描绘的西西里岛。1944年，虽然希特勒似乎正确地猜测盟军最终会在诺曼底登陆，但“坚韧行动”同样旨在说服德国。千军队认为，在加莱海峡可能发动另一次袭击。出于同样的原因，颠覆也是冷战期间东西方辩证法的核心。
这三种观察，战争总是意味着意志和智慧的辩证法，战略是“另一门科学”，信息是提供战略优势的武器，为战略思维的认知战争方法提供了信息。
数字和社会转型放大的重新竞争
认知战的新势头承认了当前战争的数字和社会变革，这增加了传统信息作战的规模和受众的范围。目标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决策者;它们还可能成为政治和军事决策者。
更广泛的人群也容易受到大规模的操纵，并可能被用来影响国家决策。数字革命通过增强多对多通信和大幅增加数据流，加剧了信息领域的竞争。此外，信息时代以牺牲经验为代价，向壮观人物颁发了病毒式溢价。用哲学家布鲁诺·帕蒂诺（Bruno Patino）的话来说，“真理让位于合理性，反射让位于反思”助长了现实的巴尔干化，这反过来又为恶意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操纵和影响的温床。
为了应对这种动态，大卫·隆费尔特（David Ronfeldt）和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最近主张在美国采取更全面的信息战略，以更好地考虑“数字信息革命带来的集体智能形式”的出现。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美国战略的本质现在应该强调“武器化的叙事”，作为“在思想领域”获胜的关键决定性因素。毕竟，叙事是大脑用来处理和组织信息的启发式方法，以便“理解”给定的上下文并创造意义。因此，它们是认知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冲突性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战略家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信息战或心理战，现在将认知战视为“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终极领域”。同样，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创造的所谓“新一代战争”（New Generation Warfare）一词，强调灰色地带的活动，模糊和平-危机-战争连续体中的界限，直到这些类别不再有意义地区分开来。
从此以后，零日就是每一天，正如新的三联画竞争-争端-对抗所强调的那样，这是法国国防参谋长战略愿景的核心。有鉴于此，竞争是“战前”的一种战争形式，其中战略恐吓、网络作战和叙事战起着重要作用。法国武装部队部2021年1月的战略更新也将信息操纵作为我们的对手实施的混合战略的关键要素，这可能导致一种颠覆形式，以影响，瘫痪或混乱为目的。
与此相呼应的是，2021年10月20日，在巴黎提出计算机化影响力控制的军事学说之际，武装部队部长弗洛伦斯·帕利（Florence Parly）确认，虚假，操纵或颠覆的叙事是一种武器，如果明智地使用，可以让竞争对手在不战斗的情况下获胜。
总而言之，面对数字革命放大的新的战略竞争，反对武器化叙事和认知侵略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需要一种更广泛的方法，认知战争，结合所有领域的社会科学和新技术，在信息，叙事和人脑的层面上同时运作。
通过利用竞争性大脑功能进行认知战争
认知是指控制推理，情感和感官体验的机制，这些机制使我们能够理解世界，形成世界的内在表征，并最终在其中采取行动。因此，它是决策过程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此期间，我们的大脑将不同的功能带入竞争：我们的直觉启发式，可以快速动员，但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以及我们的逻辑策略，它们在能量方面更慢，成本更高。这就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所说的系统1（启发式）和系统2（推理）。
虽然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近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他的理论在描述决策方面仍然有用和有价值。对于卡尼曼来说，它需要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功能之间进行仲裁，这可能涉及抑制我们的直觉，以免成为我们偏见的牺牲品。
奥利维尔·豪德（Olivier Houdé）将我们大脑的这种抑制和执行控制的机制描述为系统--这种机制允许在智能回路中进行干预，被认为是“一种在注意力和抑制之间适应的能力”。
认知领域的冲突性旨在战略性地利用这些相互竞争的功能和认知偏见，这些功能限制了不同行为者的理性，以引起表征的扭曲，改变决策，从而导致次优的战略演习。预期的效果不仅限于对信息的控制，而是扩展到对大脑本身的执行和仲裁功能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框架超越了信息战领域：根据信息采取行动只是对提供认知的数据采取行动，而认知战争则试图对认知本身的过程采取行动。目标不仅是根据个人的想法采取行动，还要根据他们的思维方式采取行动，从而限制他们的行为方式。
在法国武装部队和北约的支持下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中，法国认知研究生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ognitique）提供了对认知战争决定因素的见解。结合硬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强调神经科学是推动这一努力的关键。
根据Bernard Claverie和François du Cluzel的说法，认知战应该增强进攻性网络战，信息战和心理操作之间的协同作用，并且可以概念化为：
“利用技术改变人类目标认知的艺术，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他们的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那些负责避免、最小化或控制预期效果的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那些可能的控制已经过时或为时已晚的人的知识。
然而，这种方法不仅是技术性的：它满足了人类自治团队的新要求，这应该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的精度和速度，同时提高人类智能的敏捷性和创造力的十倍。
迈向适应冲突认知维度的指挥结构
认知战本质上（但不完全）与指挥和控制行动有关，以实现决策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确定三条工作线。
第一个问题是需要防范我们自己的个人和集体认知功能障碍。这需要尽可能地了解和识别认知偏差，这些偏见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的前提。根据法国哲学家让·德奥梅松（Jean d'Ormesson）的美丽公式，“思考就是首先反对自己。正如已故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解释说的那样，“决策者倾向于将传入的信息融入他们现有的理论和图像中。
误解对手的想法或价值观，假设他会像我们看待自己一样看待我们，以及更普遍地蔑视他者，都是冲突关系不稳定的强大因素。除了个人之外，官僚机构也容易受到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所说的“群体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在背景上相似，并且当这个群体与外界意见隔绝时。
群体思维导致忽视替代方案，使其他群体非人性化，并最终导致“精神效率，现实测试和道德判断”的恶化。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于对冲我们自己个人和集体的“认知错误”至关重要，需要对自己进行持续的质疑和盘问，并辅之以社会和心理方法来解决冲突。
此外，有必要将自己从乌托邦的理想中解放出来，即完全理解仅靠技术就能实现的战场。事实上，技术手段并非总能驱散战争的迷雾。相反，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掌握信息流，数据的可用性更大，就会产生“更多雾”，并增加复杂性，损害军事效率。
此外，在用于使未来可预测的算法或数据库中也可以找到偏差。它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认知失调。因此，正如Jon R. Lindsay所解释的那样，在信息实践中，组织的质量必须优先于技术解决方案。对于军队来说，指挥和控制的基本素质恰恰在于人与系统之间的平衡整合，以便在复杂的战争中保持清晰。用法国作家布鲁诺·帕蒂诺（Bruno Patino）的话来说，哲学之光绝不能为了数字信号而熄灭。
第二道努力路线涉及防御永久性的信息攻击和对手对我们的认知偏见的机会主义利用，这可能会限制或扭曲我们的决策过程并使我们瘫痪。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了解我们军队所属的社会的脆弱性。
在2021年4月国会听证会上，美国研究员赫伯特·林（Herbert Lin）强调了三个挑战。第一个问题涉及行为者的有限理性。我们对矛盾和耸人听闻的叙述或“认知治疗”的偏好，以及我们系统性怀疑的倾向，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阻碍了我们的判断。第二个与我们的社会有关：“思想的自由市场”也伴随着邪恶的替代事实和假新闻，在一个因技术而加剧的后真相世界中。
更成问题的是，竞争对手可以利用机构和外国信息边界之间的漏洞来故意传播恶意叙事。这三项挑战既涉及社会，也涉及军队。因此，认知战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多域的和全政府的方法，促进网络和信息领域之间的更好整合，以保护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信息。在严格的军事层面上，我们的指挥和控制架构必须保持足够的弹性，以利用新技术，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自动化难题和认知失调。
认知领域的进攻性战争构成了努力的第三轴，即使它提出了不应回避的伦理问题。赫伯特·林（Herbert Lin）在听证会上饶有兴致地评论说，国防部施加的道德约束导致了一个悖论，即“获得杀害恐怖分子的许可比对他们撒谎更容易。
真正的进攻性认知战争的进行不应该没有仔细的伦理考虑，但它也必须在战略上是连贯的。因此，认知战的挑战之一是通过首先模糊对手的认知来恢复战略中的狡猾和惊喜。因此，指挥和控制结构的组织必须不断发展，以促进包括网络和信息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影响更好地整合。例如，美国陆军创建多域特遣部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包括一个I2CEWS（情报，信息，网络，电子战和太空）营以及防空和战略火力营。
迈向新的作战领域？
认知战不是一场革命。它包括影响对手的决策，制造混乱，并最终瘫痪他的行动以赢得胜利。同样，这本身也不是实现战略优势的灵丹妙药，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现不佳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不仅仅是新瓶装旧酒，旨在将信息战，进攻性网络行动和心理行动融合在一起。
它承认技术突破和战略竞争的更新，强调恐吓，影响和操纵，甚至在“战前”就胁迫对手。这是否意味着有必要创建一个新的作战领域？不一定。主要的努力应该是更好地将认知战整合到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行动中，否则，盟国确实应该继续进一步探索这一主题，但更有效地将其纳入当前的联合全域框架。
认知战已经受益于可用效果大小的质变，现在可以同时针对多个受众，对对手产生战略效果。这是一个挑战，现在必须更有效地加以处理。为此，法国国防创新局最近启动了一个名为MYRIADE的项目，以探索与认知战相关的新技术。在战略层面上，整个政府的努力是必要的，以确保决策和达到足够水平的集体“认知安全”，这意味着需要一个受过更好教育和准备的人口，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武器化的叙述和其他认知攻击。
在军事层面，要“战前取胜”，我们需要抵御认知攻击，并准备通过允许自己依次对对手的大脑采取行动来反击。更具体地说，指挥和控制必须更好地适应多域战争的认知维度，将人类判断和数字技术和谐地结合起来，以便能够在不感到惊讶的情况下出其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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