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历史学人才培养要体现“人文关怀”| 师说·名师访谈

编 者 按

10月中旬，教育部高校历史学教指委委员齐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围绕历史学教材的建设规划进行了深入研讨。期间，《师说》栏目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

谈及历史学人才培养，他强调要体现“人文关怀”，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做学问，他强调兴趣和坚持的力量。他主动关注社会热点，冷静地分析考古学的“冷”与“热”，他说，我们需要有一批研究“无用之学”的人才，需要培养一批“转译者”，也应该让考古资源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他分享了自己在考古路上的一些趣事，虽然辛苦但乐此不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的魅力。他主张审慎看待“热”起来的博物馆事业，希望博物馆能走出同质化困境，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他也相信，有一批有情怀的人去做“火种”，和“领路人”一起，会更好地助推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教师

杭侃

杭侃，1965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源流运动”发起人。主要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宋元考古、佛教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

 历史学人才培养要体现“人文关怀” 

杭老师您好，我们想先向您请教几个和本次研讨会相关的问题。对当前国内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您怎么看？您认为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历史学专业人才？

 

过去我们说“文史哲不分家”。现在我们对历史学的界定，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认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整理（历史）资料，整理这些资料就需要有一些专门之才。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的历史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相关表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现在对历史学的认识是有所局限的，局限在于我们培养的是一批处理史料的学者。我觉得这当然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还是体现“人文关怀”。

我们学历史的人看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有些人对我们历史学科的认识，也是认为学历史的人看问题可能更通达一些。最近新闻里有提到，一些学生对生命不够珍惜，有人评论造成悲剧的根源在于，这个世界都是在教他们怎么成功，却没人教会他们怎么接受失败和平庸。我觉得，不是这两个对立面的问题，而是说你应该怎么去看待人生、看待这个社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些就比较通达。

在我看来，文史哲是通的。有一次我在院长致辞时说过，“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都需要通过一个窗口去看待世界，这个窗口可以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也可以是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其实，这些学问都在研究人，只是看大家自己更喜欢通过哪个窗口研究。”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这段话收录在《永远的校园》一书里，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人文学科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从自己喜欢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不管是从考古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角度。你选择哪一个角度，可能就对应到具体的学科分类，但是选择哪个角度依据的是你自己的喜好。我们整个人文学科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关怀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是培养出来一批知道怎么处理史料的人。

教指委的工作本身也挺有意思，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困惑。我们真正知道现在的学生在想什么吗？我们这一波人在说应该要怎么去学历史，但现在年轻人的语言、思维方式我们不一定都了解。这中间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所以说，如果我们都不了解现在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困惑在哪，我们怎么去教他们？历史学教指委这次的议程主要是讨论教材，但在人才培养的大的框架内，我们的课程、教材怎么回应学生的需求，怎么去对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等，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

杭侃教授在 “历史学教材建设规划”研讨会上发言

（黄沅玲摄）

让考古资源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刚刚您谈到观察世界的角度的问题，在今年高考期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社会上关于考古文博专业“冷”“热”问题的讨论的？

 

今年有一个湖南的小女孩钟芳蓉，还有一个江苏省苏州市文科状元赵文浥，两个人正好都考到北京大学了，报的都是考古专业。可能社会大众对于她们的选择会比较吃惊，但我们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挺正常的，我们学院录取“状元”也不止录了一次。从我们老师的角度来说，什么事情都得有人做嘛。在北大还有“一个人的专业”，像古生物学专业，连续几年只有一个学生。

前段时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不要以‘有用’或‘没有用’来判断一个学科。”实际上，国内外很多高校都有这样一种共识，我们需要有一批研究“无用之学”的人才。有很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里的一些学科，一开始可能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像这种学问，也得有。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层次就是不管这些学问是“冷”还是“热”，首先得有人去研究这些东西。我们对新闻里说的那些事儿没有过多关注，其实过分关注也不利于她的成长。当然我们后来也有讨论，假如说这个女孩儿上了两年学之后，她对考古学不感兴趣了呢？我说，不感兴趣也很正常。大学跟高中不一样，到研究生阶段更不一样，有些学科到博士阶段就没几个人搞（研究）了，但在高中阶段，同学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学科的分支，这是需要我们将来多培养的。我们当然希望，不管这项事业是“冷”是“热”，后面都有人来做。历史学教指委就是要指导这些学生更好地去学习历史专业，这是我们的职责。

第二个层次，我们说考古学突然“热”起来了，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件马上就能“热”起来的事情。它的“冷”不像想象中那么“冷”，它的“热”也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的那么“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做学问不是搞群众运动，也没法搞群众运动，它需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我觉得，考古文博专业还是得有它“冷”的方面，不能我们这么一说就把冷门学科变成“热”门学科了，否则容易误导学生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总之，我们还是要冷静地去对待“冷”和“热”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考古文博专业本身并不需要培养那么多的人。比如说考古发掘，我们的遗址面积是有限的，特别是大遗址，全国也只有几百个。就是再发掘，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人，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考古团队。再者，“所有的发掘其实是一种破坏”，对吧？我们现在讲究的是，用更少的面积去获得更多的古人活动的信息，这是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所以我说要冷静地看待考古学这门学科，一所高校也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力量、师资队伍等实际情况去调整专业设置，而不能因为它“热”了就无限制地扩招。这是它“冷”的一面，我们要有“冷”思考。

但它也有“热”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应该只是少数学者躲在象牙塔里研究的纯学问，我们应该把这些文化遗产当成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可再生，它需要让更多人知道它的价值，去研究它的价值。我们需要有这样一批人，能够让这些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甚至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那样就“热”了嘛。关键是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能够在“冷”和“热”之间进行转化的这种人才。

考古学家正在工作

考古要沟通行内行外

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吗？

 

我举几个例子。现在不是很多人都经常去博物馆看展嘛，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过一位老先生，穿着燕尾服，太引人注目了，听当地人介绍，每一次大展览他都来，看的时候他也不理人，看完就走。在国外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就觉得看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这个过程中汲取营养。

再比如，我们为什么认可日本设计师的设计？因为他们的现代化程度高，同时又保留了很多传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艺乙曾主编了日本美学家柳宗悦的《民艺论》中译本，系统介绍了日本民艺运动，它倡导保护发扬日本传统手工艺，将简洁与实用作为美的标准，强调美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理念影响了日本很多设计师，他们都很注重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也有一些论述，他曾经谈到他不太满意中国的设计，他说“关键是我们的设计师没‘根’，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够。”

再比如，我们为什么觉得BBC的纪录片拍得好？他们关注个体，也知道怎么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同时又能展现出他们的专业和深度。当然，这里面有标准化、投入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考古文博界，有多少人擅长和社会对话，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或者能够给公众适当的引导？我们缺乏这样的人才。现在有不少游学机构，有的游学机构是挺下功夫的，但是也有的游学就是瞎说，游学队伍现在质量参差不齐。

要做好这个，还是要培养一大批在“冷”和“热”之间可以转化的专业人才。推荐你们看看《读书》杂志的一篇文章，是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在1996年写的《槛外人说槛内事》。当时包括葛兆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等在内的一批学者，他们在做一件看似知识普及的事情，就是想沟通行内行外，考古是需要知识的普及化的，但这个涉及很复杂的转换，需要深厚的功力才能做到，这就需要“转译者”。

但是这种人才很难培养出来，为什么呢？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体系下，我们没有培养这种“转译者”的教育机制和课程设置。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说教育这件事情急不得呢？我们的一套教学体系或者一项政策出来，一个周期至少是四年，教材就更难编了，而且教材还有滞后性。所以我们还没有把这类人才的培养纳入我们的教学体系，去给他们设置专门的课程。

像观众心理学、传播学这些课程，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了解这些。但在国外是有的，像是让学生拿起摄像机，或者是现场模拟采访，等等。经过这样的训练，我们的学者可能更知道怎么去表达，怎么去跟观众沟通，甚至有能力应对现场出现的各种状况。

我想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对学生做这方面的培养，或者开设专门的课程。据我了解，现在我们能够开得出这些课程的高校很少，即使开了，也没有摸索出一套比较成体系的课程。这里面受老师的影响也很大，一般来说，老师自己研究的是什么方向，他在教学上自然也会侧重那个方向，是局限于学科内的。而没有说在“冷”“热”之间培养一批人。

所以我觉得，考古这个专业还真是要慎重发展。不是体现在人数和规模上，而是要通过课程设置等环节把人才培养工作做好，做好了才能真正满足我们社会上对“热”的这部分追求。

大英博物馆内部

东京博物馆内部

真的喜欢就不叫做苦

对有志于从事考古工作的学子，您会给出什么建议？

 

对于年轻一代学子来说，学考古首先是要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光是考古，做任何事业都一样。我们有很多同行把考古当成事业在做，也有很多考古文博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因为自身不同的原因进入到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也可能一做就是很多年。所以说，慢慢培养兴趣就好。

当然，社会提供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现在肯定跟比我们那个年代好多了，就说交通条件，好的遗址一般都比较偏。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师生在山西天马曲村发掘的时候，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进城去洗一趟澡。现在硬件条件改善太多了。另外，我们当然希望，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工资高一点、待遇好一点、名额编制多一点。

实际上，当社会上所谓“热”的部分热起来的时候，会更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条件也会因此而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我们老在说“好的循环”和“坏的循环”，“好的循环”就是各方面慢慢都往上走，反之就是都往下走。我也希望考古文博“热”一点，但同时你要冷眼看，知道哪些方面需要“冷”，哪方面需要“热”。

考古工具

您认为我们“热”的不够的方面还有哪些？

 

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积极呼吁，希望增加一些基层文物工作者的名额。包括我的师姐樊锦诗，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她一有机会就帮基层的文物干部说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我们基层过去有很多的“老文物专干”，他们做这项工作几十年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可能不高，但他们对文物有着朴素的认识，就是“我是干这份工作的，我得守好家”。可是前几年连这都守不住了，基层机构改革把这些人改没了。

您和考古打了多年交道，这期间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我的经历都很普通，只能说有些机会挺好的。我本科毕业后就分到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去了。当时我在河南参与了中小型石窟的课题调查，可是调查完了报告写不出来，后来就又去北大读书了。到了北大，宿白先生看了我写的东西，说佛教考古我已经入门了，但还得拓宽知识面。

我们作为学生是比较着急的，想着要尽快出点成果，所以我还是想做佛教的题目，这样可以快点发文章。但是老师有他自己的人才培养方法，读硕士的时候，我被调过去参与三峡城址的考古项目。那个地方比较偏，大家对它没多少认识。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老大不愿意，因为还是觉得做佛教考古容易出成果嘛。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每一个县我都走过。当时因为怕资料丢失，就在晚上多抄一份寄回北大，另外一份就带在身边，还好都没丢，后来就有了我的硕士论文。这件事我印象还深的。

后来，我也慢慢琢磨出一些东西来，比如看到一些地方的榕树是长在墙上，树根也是在空中的，我就知道这可能是有古城墙的地方，比当地人还了解。你问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自己在当地生活，也不一定知道老城墙在哪里。当时的街道也很简单，虽然也没有摄像机什么的，但都记在我脑子里了。

我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一些好玩的经历。有一次在小三峡，因为水流太急，船直接撞上了崖壁，还好有惊无险。我还参加过黄河小浪底工程淹没区淹没前的文物调查，去的头几天还挺兴奋，但那时候做调查还是很艰苦的。我们去的时候都没什么人了，晚上没地方住，在地上垫块布就躺下了，有时候能睡上水泥做的乒乓球台就不错了。吃的，就是自带干脆面，偶尔碰到几个当地老百姓，想找人家买几个鸡蛋还买不着，给擀点面撒点葱花，能吃上一碗面就很好了。一不小心还可能就碰到不知名的毒虫，给我们咬得一个个指甲盖大的包，很痒又不敢挠。我们身上只带了紫药水但它也不止痒，想拿开水烫又没开水。最后怎么弄的？等太阳出来，我们用晒热的岩石往毒虫咬的地方一贴，用这个办法止痒。

你说苦吗？当时条件差是真的。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难得的人生阅历。这些年基础条件好了，再想有这种经历就很难了。

黄河小浪底

做学问要讲究方法和积累

这段经历跟您后来做石窟研究、蒙元城址的研究有关系吗？

 

只是说我比较能吃苦吧，但是跟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关系。我妈有次看到我的一张照片，觉得很可怕——那是我在河南鹤壁的五岩山石窟拍的，我用手扒着从这边的窟门到那边的窟门。其实没那么悬，洞窟前的崖面大概还有10公分宽，洞窟之间有窟门，没那么可怕，但如果从底下往上拍照片，整个人就像一只攀援的猴子。我妈看了照片就哭，她不敢想象，她儿子怎么去吃这个苦。但是说实在的，我们自己没觉得。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块儿出去比较高兴，爬上去又能看到不同的风光。

在五岩山石窟，最难的并不是测绘、调查和吃住条件，这些我们都无所谓。最主要是有的洞窟，人蹲下来够不着窟顶，但是站起来又顶着了，所以我们只能半蹲着搞测绘，这样就很消耗体力，长期下来受不了。不过那个时候生态环境好，晚上还有狼，到了晚上我们就借宿在破庙里头，用东西把门顶着我们也不怕。狼爪子就在那个门上抓，但是它也进不来。

做蒙元方面的研究有个契机，我1998年分配到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很有远见，他在1999年推出了“边疆”系列展览，第一个展览是新疆主题，第二个展览要做的是内蒙古，我正好赶上了，所以我做的第一个大展就是内蒙古的展览。那一年里，我去了内蒙古6次，《辽中京大明塔上的密宗图象》那篇文章，就是在那个时候积累的材料。后来又带着学生去实习、开会，对内蒙古有了更多的了解。

今年《蒙元城址考古二题》这篇文章发表，也是因为有多年积累。蒙古人虽然用的是中原地区的城址形态，实际上他们对“城”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说选址，我们一般会选在高一点的地方，但他们会选适合放牧的、水草丰美的地方，观念是不一样的。

这里不是为了强调一种学术观点，具体的学术观点都可以探讨，最主要的是看材料的方法和视角。不能说有这么一座汉式的城，我们就觉得全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对吧？那不一定。形式上的雷同，不代表它们就一定具有相同的性质。所以，咱们做学术研究，一是要讲方法，二是要讲积累。我们可能会接触到很多的材料，真正能写的东西却很少，但好处是什么呢？你接触得多了，了解的也会更全面一些。

五岩山石窟

杭侃教授在山西汾阳古城调查（采访对象供图）

 

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真的都没什么特别的。包括我导师，他说他这一辈子就是个教书匠，波澜不惊的。但这种波澜不惊，其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因为他一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还能够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心很静的学者，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不过是时代浪潮里的一叶扁舟。

谢谢杭老师。我们也想请您给同学们分享一下您的治学经验。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他的每一个选择可能也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像当年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力挽狂澜，成就了中国围棋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不是因为他是棋艺最好、最聪明的，贵在他能抱着氧气瓶，一个人扛了下来。他做过知青，吃过苦，所以有一篇文章写他和其他棋手比，可贵之处在于“没有人有他那样的经历”。做学问也是这样的，学者能做出特别了不起的成就的，往往都是坚持的力量。

事实上，你的每一段经历都会在你身上留下“烙印”。比如说我，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海博物馆而是留在北大，可能走的会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可能就是专心做考古，不会去考虑文化遗产，考虑你们提到的考古“热”不“热”这种问题。可能就是一头钻进考古学里，这样的学者大有人在，甚至有位老先生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做出来了就可以了，你看得懂、看不懂，是你的事儿。”我觉得不能这样。像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转译者”的机构，是要为社会提供服务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

基层博物馆应该承载乡村记忆

您刚刚说到博物馆是一个类似“转译者”的机构。那么请您为准备投身博物馆行业的同学们拓展一下思路，要做出一个好的展览，除了要有学术支撑，有启发性，还要考虑哪些必要因素呢？

 

你应该看过我的几篇文章，已经把我主要的想法说出来了。我觉得博物馆有它自己的一套发展逻辑，有自己的特点。博物馆也一直在变化，这个从不断变化中的博物馆的定义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博物馆与社会的接触比考古要直接得多。回到你说的问题，展览因为直接面向公众、面向社会，相当于博物馆系统的“前台”，但背后它是有一整套体系在运作的，这些工作都需要有人做，做展览只是众多工作中的一种。

我强调过展览不能只是传达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心智。我对博物馆的现状还有一点很不满意，就是现在的博物馆同质化太严重。博物馆要强调“博”，博物馆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博物馆从内容设计到陈列布置都越来越同质化。

我们现在很多展览还是那种“摆宝式”的，靠精品的堆砌。最近几年我带着学生在关注遗址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应该是地方保存记忆或者说成为当地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也可以说是资源活化的一个重要产品。我们总说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那到底什么是爱国主义教育？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乡土教育。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很多东西只是为了宣传，为了刺激眼球，觉得只要观众多了，这事儿就算是做好了，有效应了。其实未必。

所以博物馆也存在一个“冷”和“热”的问题，少数博物馆的“热”不能代表整个博物馆事业就做好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博物馆是门可罗雀的。我认为很大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基层，基层没“根”了。我曾经提过一个想法，我想多做一些县级、乡村级的博物馆，让它们发挥“当代祠堂”的功能。

祠堂在过去就是乡村的一个公共文化场所，我们的很多文化在祠堂是存“根”的，像是“乡村记忆”。我希望它能建成那样的一个地方——不只是靠好的文物，不只是发挥文化馆“吹拉弹唱”的功能，它要能保存乡土记忆，能起到现代祠堂凝聚当地人情感的功能，等等。

我一直想带着学生做，但是才开了个头，也不成功。不过这很正常，民国时期就有这么一帮人在做这些事情，包括费孝通在内，他为什么研究江村？他们也是意识到，真正的改变得是扎根农村。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一些大馆做得怎么好，那不是整个中国的博物馆事业。

如果是大馆带小馆，您觉得可行性大吗？

 

大馆与基层博物馆各自有各自的路，大馆也很难去带动这些博物馆。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的农村不能“空心化”，要破解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跟上，也要同步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我们的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生活，应该由哪些机构或者部门去为他们提供这些文化生活，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想，基层博物馆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类博物馆在日本叫作“乡土馆”。我们不同年代的人，出去不管多久，再回来看看的时候，发现有些记忆是可以留下来的。

再一个，博物馆不仅仅面向过去，更面向未来。中国博物馆行业的落后，不仅仅在于经济、科技条件的落后，很多时候在于理念落后。1882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个叫古德(Goode)的人有过一个提法，“博物馆不是古物的坟墓，而是新思想的策源地。”这个提法很先进。我在《博物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篇文章里面就说了，我不认为美国没有文化，它是有它自己的文化。说真的，十九世纪的人能有这种理念，可能我们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馆长都达不到。

峄山乡村博物馆

要“火种”也要“领路人”

那么您会不会鼓励这些新培养出来的文博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去解决现在基层太“冷”的问题？

 

我觉得，总得有一批有情怀的人去做“火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得有大学教育，能够培养出一些“领路人”。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往往是一项好的政策出来，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现在云冈石窟突然受到重视，政策上给人、给编制，但好的人才从哪里引进？总共就没几个人在研究这个。所以说大学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做好人才储备。

当然，这里面既有培养设计的部分，也有社会自然形成的部分。就像我现在说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超前的，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具体操作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说一下，考古文博专业看似是“热”了，但很多东西其实是热不起来的。

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它的力量还是很强的，首先是学科体系很完整，这也是北大一直以来的传统。再一个，大学不仅仅在于有大楼，关键是大楼里有没有大师，他得是能引领学术方向的。所谓引领学术方向，就是说要有学术定力，一所大学得有这么一批人。

北大就有一大批有定力的大学者，像这样的人越多，你这所学校肯定就越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学术氛围。像在北大，大家都喜欢去未名湖散散步，在这里心能静下来，师生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和交流。我们说校园的氛围、学者的品格、校园的文化都是相互成就的，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个人也受惠于此，而不是说简单挖几个大学者就可以马上把一所大学的水平提高上去的，现在的很多做法都是为了学科评估，但很多是短期行为。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从古代书院教育传统中汲取精华 

最后谈一点跟书院相关的，杭老师您对岳麓书院是什么印象？这些年来，书院一直在致力于现代复兴，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我之前来参观过岳麓书院。中国的书院历代都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它肯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汲取它好的、精华的部分。那么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过去我们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是分流派的，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学派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传统书院教育有它的长处，但一定要能和现代大学教育结合起来。比如我们的师生关系，那跟古代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时候就没有传统书院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亲切。

我来也想了解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岳麓书院有书院传统很可贵。一方面，要更好地把书院传统跟现代大学教育特点相结合；另外，也不能把那些传统简单化、符号化，要进一步挖掘它的实质。人才培养也是循序渐进的，希望岳麓书院在这方面不断摸索，不断总结，做得好，我们也希望推广。

岳麓书院大门（黄沅玲摄）

石睿 向松阳｜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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