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体：载不动许多愁

        这几年返乡书写的写作主体大多是这些“混栽了”的人：在农村长大，有农村生活的切身经历，通过升学来到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学位，具备多年城市生活经验，但是对于乡村又有着情感和现实都无法割舍的牵绊

“我也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无论是王磊光还是黄灯，在写返乡笔记时，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成为2015年和2016年最受关注的返乡笔记。

上海大学博士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是为在上海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而准备的演讲稿《近年情更怯》。而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则是为了一次学术会议所准备的论文，她还特意征求了主办方的意见，是否可以写的感性些。

经过互联网、自媒体的传播、发酵，他们的返乡笔记成为返乡见闻中的“爆款”。返乡笔记也随之成为学术界、大众讨论的热点，再次引起社会对农村真实境况的关注。

返乡书写

就是与现实、与生活的一次短兵相接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师、微信公众号“学术中国”创始人郭泽德在2014年就开始策划“博士过年回乡记”的活动。当时还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博的郭泽德认为，读博士的这些人有学术经历和知识背景，又因为只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回家，对乡村有种亲密又陌生的距离，因此同一个现象，这个群体的观察会跟生活在当地的人有不一样的视角。郭泽德把返乡书写的范围定义的更广，不仅农村，也包括城市。

当然，经过几年的沉淀，这个写作群体早已不仅仅是限于博士，“学术中国”发现，研究生、本科生的写作欲望更加强烈，今年“我的故乡：与费孝通先生对话”的主题收到了几百封邮件，记录着一个个外出学子、游子返乡的所感所想。

而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王磊光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家乡写一些什么东西，这是他生活的经验，不可否定。“今天的返乡叙事并没有退潮，反而是加强了，无数大大小小公众号、朋友圈、微博、论坛、博客，这类文章处处可见。”

如今，王磊光在完成《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书后，依旧时时关注着家乡的发展。“那是跟你有血肉联系的一个地方，出于本能，不自觉地就会有很多的关注，看到家乡发展、变化，这两年城镇化趋势实在是太快太快。”王磊光顺口提起家乡的变化，“有些问题变得更严重，当然也有好的发展……”

在完成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之后，王磊光专门发来了微信：同一个乡村有两种面貌：一个是供别人观看的，一个是自己生长生活的。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写作者来说，是我手写我心。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想法、观点、立场。

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讲述的是自己丈夫家乡中，生活在困顿挣扎之中的一大家子人。她既不贩卖痛苦，也不包装农村，“我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契机成熟，非写不可，不吐不快。褪去华丽的文字包装，返乡书写就是与现实、与生活的一次短兵相接，把最不堪的一面，最真实的一面用文字表达出来，不管不顾，把想写的写出来”。

为了这种存粹的真实和不管不顾，黄灯在写作的过程中认真地哭了两场。

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

最近她的新书《大地上的亲人》出版了，从婆家湖北丰三村到出生的湖南凤形村，再到成长的外婆家湖南隘口村，这本书选择为更多的人发声，50位亲人的命运流徙，何尝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写照，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正是他们模糊的面孔构成了大地上坚实、脆弱的庞大群体。

一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所提出的，在乡村读懂中国，黄灯认为，农村和城市是连在一起的，村庄发烧是因为城市发炎了，村庄呻吟是因为城市的疼痛，而如果村庄衰败了，那是因为城市已经病入膏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谭同学研究乡村社会多年，“如果饮上一壶酒，跟村里的农民深入地聊聊，你会发现他们说出来的话跟哲学家一样”。在他看来，乡村的变化，每个人都会有所体悟，只不过有些人没有足够的表述能力，或者即使写了，也很难被发现，但是谁的家园能在这股城市化的浪潮中逃离呢？

返乡书写的写作主体

大多是这些“混栽了”的人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引起广泛阅读、讨论之后，让黄灯惊讶的是，竟然有很多平时不怎么来往的同事给她打电话说，通过黄灯的文章理解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对黄灯说，“你写的就是我家的情况，我也是农村儿媳，你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

黄灯的丈夫杨胜刚，用黄灯的话说，是“典型的从农村很苦的环境中出来的文科生的性格，敏感、内向，对读书和精神生活有很高的追求”。

而更现实的是，因此形成的观念深入骨髓，杨胜刚撰文写到，“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这种真实的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印记尚且不能抹去一个农村贫寒家庭子女的内心沉疴，对那些出路日渐狭窄的农村孩子而言，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景观背后，有一个卑微的群体依然在艰难挣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底色”。

这种难以割舍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活上的。黄灯的婆婆在世时常常跟别人讲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他们两个在外面混栽了，很穷的”。在家人的想象中，两个博士，两个大学教授应该每月挣个十几万，因为村里的包工头每年就能挣上百万。

大概从2000年以后，黄灯回乡总有一种灰溜溜夹着尾巴的感觉，从前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已经越来越弱。“以前一个大学生的确是可以改变命运的，甚至是一家人的命运，但是现在读书的代价越来越大，回报却越来越小。”黄灯说。

不仅大学生没了地位，连沟通都显得充满障碍。跟别人聊文学，聊哲学酸得很，而别人的娱乐方式，他们又融不进去。郭泽德称之为丧失了在农村的社交手段，一群人吃完饭就去打牌了，想要聊聊农村建设，未来发展，关心者寥寥。这些在城市里侃侃而谈的文化人成为最没有话语权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邓啸林也是其中一分子，来自湖北京山县的邓啸林读到王磊光关于家乡的描述时，发现与自己的切身感受非常相似，“城市里的或者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就会比较少，因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这几年返乡书写的写作主体大多是这些“混栽了”的人，在农村长大，有农村生活的切身经历，通过升学来到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学位，具备多年城市生活经验，但是对于乡村又有着情感和现实都无法割舍的牵绊。

他们的返乡书写并不等同于乡愁，郭泽德认为，乡愁是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在掌握话语权之后发出的声音，有些小资文化的味道，但是返乡笔记是每个离乡的人都会有的感受。

黄灯的返乡并不是为了寻求乡愁一样的感情寄托，而是一种赤裸裸、血淋淋的痛。2006年，黄灯就曾写下《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彻底告别青春时代对乡村的浪漫叙述，“以前的乡村，尚有很多温馨的回忆，很多美好的画面，乡村是作为一个精神寄托的载体而存在的，而今天的乡村，在社会激烈的转型过程中，已是伤痕累累的问题载体”。

黄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祛除童年视角对乡村的美颜效果，现在看来，以前的乡村，确实是一个能被整体观照的对象，一个能自我生长、包孕精神和内在生机的场域，它可以孕育一个孩子，可以教养一个孩子，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能量场，可以让一个生命获得内在的自足和圆满。换言之，以前的农村人，他的生命价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观念来衡量，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观念。

而现在，一年到头，整个农村只有过年的那两个星期是最热闹、繁华的，等到人气散掉，农村的千疮百孔、家庭矛盾、留守儿童、老人养老等问题又重新显现了出来。

对于年轻一代，

也许不会有返乡的概念了 

1930年代，农学家董时进曾经说过：“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唯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

按照董时进的说法，这些返乡的写作者便是最好的知情人，而他们自己也认为，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黄灯说：“虽然我也不算是成功人士，但我算是占有文化资源的。资本分很多，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我们学文科不是没有用，我们的话语权，也是资本。那么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回顾一下，看一下身后的这个群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亲人，都是与我同呼吸、共命运，一起长大的人。”

然而，当这些人在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时，却发现有一批人正在失语。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和空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到县城读书，也有一部分年轻人从小跟随着父母外出打工，家乡对他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遥远。虽然是农民工的身份，却是在城市中长大成人的，他们整个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农村没有什么认同，更没有田间耕作的技能。

郭泽德希望“学术中国”的返乡主题可以持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也担心，对于年轻一代，也许不会有返乡的概念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家乡了，而乡村的问题，显然不会因为无人诉说而自然消失。

谭同学认为，虽然这些文章有些部分并不全面，甚至忽略了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但是也正是这些返乡笔记、这些知识分子的关怀，让人们看到当下农村真实的样子，意识到“三农”问题依旧存在，乡村建设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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