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百年辉煌•红色记忆”23期∣跟随贺龙下西南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蒲江文博、史志办、档案馆深入挖掘与利用文献、地方志等档案资料，以“百年辉煌·红色记忆”为主题开辟专栏，全面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蒲江社会的百年历史巨变。该专栏，紧扣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主线，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为经纬，生动鲜活地讲述了党在蒲江艰辛曲折却伟大辉煌的百年奋斗历程与丰功伟业。
此为第23期，推出的是西北军区警卫二团团长肖庆云关于贺龙司令员率第18兵团和第7军一部挥师四川，参加解放战役的回忆录。
跟随贺龙下西南
文/肖庆云
注：此文源自《回顾西南解放》（《党史资料》增刊，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
1949年11月，国民党残部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穷追猛打下一蹶不振。胡宗南、宋希濂集团分别龟缩到秦岭以南及川鄂边，妄图凭借西南地区负隅顽抗。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我军二野和一野一部举行了向西南的大进军。
我当时任西北军区警卫二团团长，跟随贺龙同志率领的第18兵团(下辖第60军、61军、62军)和第7军一部，翻越秦岭向成都进军。
贺龙在向四川进军途中
太原战役后，贺龙调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我团从晋绥随贺总调西安驻防。这时，部队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一面加紧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贺总把主要精力用于抓好西北工作外，还抽出时间深入各部队，检查落实南下的各种准备。
就在这年“八·一”建军节这天，贺老总来我团视察，并向我交代了部队下一步的任务和打算。他说：“西南地区的人民早就盼望着我们去解放他们。那里是蒋介石最后经营的一块地方，人民的生活很艰苦，情况也相当复杂。我们要作两手打算，一个是打，一个是和平解决。不管怎样，部队首先要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加强军事训练。另外，你们是警卫部队，还要学一点城市警卫业务知识，以后你们的警卫目标将是大城市。”接着，贺总还视察了团直的几个连队。
1949年11月下旬，进军西南前夕，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贺总和习仲勋政委作了入川的思想动员。部队里绝大多数干部是北方人，他们一听说要离开家乡，一些同志的思想上难免就会有顾虑。为使大家放下包袱，增加对四川情况的了解，贺总在动员中除详细讲解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外，还以自己过去在四川的切身感受向大家介绍了四川的风土人情。他说：“四川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那里人口众多，出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那可是块风水宝地啊！那里的生活也很有特色，就连喝茶都挺有讲究，叫‘盖碗茶’。”贺总幽默地学着摆茶碗、倒开水和喝茶的姿势，会场顿时活跃起来。贺总接着说：“四川的泡菜也是挺有名的，酸甜脆辣，味道鲜美。”说着，他咂了咂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贺老总不用稿子，讲起话来语言形象、很有风趣，大家都乐意听。在贺总的开导下，同志们的思想渐渐开了窍，都自觉地做好南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久，我团即奉命随贺总的指挥机关向四川挺进。
12月1日，贺总比我们先行一步到达宝鸡，我团乘坐专列随后跟进，于下午3时赶到。这时天气格外寒冷，北风呼号，大雪纷飞，四野茫茫，宝鸡市笼罩在一片雪海里。城本来就不大，街上行人又少，更显得凄清了。部队宿营后，我带着一个参谋到兵团司令部参谋处，见到向黑樱处长(他是我的表弟，其母是贺总的亲妹妹)，然后我们一块到贺总那里去。
宝鸡市人民欢送十八兵团指战员入川
贺总见我们冒雪而来，忙招呼我们坐下烤火。贺总一边帮我们拍打身上的积雪，一边询问部队行军和宿营的情况，我即作了汇报。吃晚饭时，贺总对我说：“现在车辆很少，决定你们团走路前进。明天部队就要翻秦岭，秦岭山高路险，要翻越过去有很多困难，你们回去后要做好思想动员，部队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临别时，向处长又布置：“今晚，你们团组织一个加强连半夜出发，明天早上五点前赶到秦岭担任警戒，控制公路两侧制高点，掩护大部队通过，防止国民党残余的骚扰。”其实，此时秦岭早已被我军占领，我18兵团主力正分三路入川，致胡宗南部仓惶南撤。
我赶回团部就立即组织了一个加强连，指定由一营营长带队，并向他们传达了命令、提出了要求。这时已到晚上十点多钟了，我叫他们抓紧睡一觉。但大家激动得谁也不愿睡，便提前做好准备，饱餐一顿就出发了。
第二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极目所见山山岭岭一片银白，真是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世界。为了争取时间，天一亮部队就起程了。战士们扛着面面锦旗，高唱着战歌，沿着川陕大道，浩浩荡荡地向秦岭进发。
秦岭本来就山高岭险，经过这场大雪，道路更加难走了，人踩在地上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由于气候严寒，行军人多，刚踩过的积雪很快变成了既坚硬又滑溜的冰层，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斗。有的地段还被敌人埋下的地雷炸成了一个个弹坑，走起来更不方便。然而，部队的情绪始终很高昂，战士们都满怀豪情，一路上歌声和笑声震荡着山谷。整个行程中部队战士你拉我扶，都在互相帮助着前行。此情此景，自是当年唐朝诗人韩愈所不能体会到的，无怪乎他过秦岭时只能吟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天马不前”的感伤诗句了。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部队吃力地向山顶攀登。忽然，后面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原来是贺总坐的吉普车开过来了，贺总还从窗口伸出头向我打了个招呼。车刚拐了个弯便碰上一段陡坡，旁边就是悬崖。由于车轮没有防滑设备，车身突然下滑，眼看就有摔下山涧的危险。我一见大惊失色，忙向前奔去。在这紧急的时刻，幸好有几名战士用身子将车死死顶住才避免了继续下滑的趋势。贺老总下得车来，亲切地望了望这几位战士，然后同大家一起推车。他一边推，一边和大家一块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将车推上了坡顶。这时，贺总才松了口气，并和每个战士亲切握手，还连声说道：“谢谢你们！”又对我说：“没事了，你招呼部队走吧！”我望着奔驰而去的汽车，想到这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首长，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忙鼓励大家：“同志们，加油呀！贺老总就在前面，我们快跟上去呀！”随着这喊声，整个部队更加精神抖擞，都加快了行军的步伐。
部队翻过秦岭到达留坝附近时，贺老总早就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了。趁部队休息的机会，贺总带我们去看了一下韩信庙。寺院掩映在一片森林之中，红墙绿瓦，雕梁画栋，风景清幽。庙内有座身着戎装的韩信塑像，目光深邃，手扶宝剑，于英武中透出几分文气，颇有儒将风度。贺总一边参观，一边对我们解释说：“这里就是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你们知道韩信这个人吗?”因我们随行的几人文化不高，历史知识贫乏，所以都答不上来。于是，贺总便向我们讲述了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他说：“韩信是汉初名将，他辅佐刘邦建立了汉朝霸业，是个有功之臣啊！”他讲得有声有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浑身的疲劳也不觉忘掉了。最后，贺总风趣地说：“今天，我们可不是追的韩信，而是追的胡宗南；更不是请他回来，而是要坚决彻底地消灭他！”
十八兵团的战士们把胜利的红旗插上秦岭
行军生活是单调的、紧张的，也是愉快的。一天上午，当我们走到一座被敌人炸断的石桥附近时，只见陈希云部长正在指挥工兵紧张地架桥，我赶紧带领部队去支援。刚干一会，前面部队护送着苏联电影摄制组到来了，说是奉贺老总指示来拍部队入川情景的。陈部长对我说：“你干脆带部队去拍电影。”
我们团的战士是第一次参加拍电影，都兴高采烈得很。大家争着抢镜头，想尝尝拍电影的滋味。我一看乱了套，便通过翻译同摄影师联系，按照他们的要求，重新组织部队、调整队形，并宣布了注意事项，强调要保持我军良好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的气氛，还反复提醒大家“拍成的片子可是要出国的啊！”这才引起了同志们的重视，他们自觉地排成了四路纵队，扛着各种荣誉旗帜，威武雄壮地前进着，让摄影师拍下了一个个满意的镜头。听说后面贺老总看到样片很满意，连连称赞：“拍得好!”
十八兵团向四川挺进
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到了剑阁县城搜得了五十多辆卡车，这真是雪里送炭。为了抢时间，赶上贺总的指挥机关，我决定带二营和团直属队开车前往成都，留下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带后续部队继续步行。
此时，我刘、邓大军已将敌人退路全部切断，“二野”主力正向川西挺进。此前，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已于12月9日宣布起义。
27日，由贺总率领的部队主力一部抵达成都城墙下。为了显示军威，贺总命令部队在入城时必须严整军容风纪，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成都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30日入城，人民军队军乐嘹亮，炮车辚辚，战马萧萧，一路浩浩荡荡，非常威武雄壮。这盛大的入城仪式受到了成都市人民的热烈欢迎。从此，成都获得了解放迎来了新生。
1950年1月2日上午，我赶到贺总那里接受任务。当时贺总正同一位地下党的同志谈话，见我到来便挥手示意我先休息一下。刚坐一会，贺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明天要同地下党的同志举行会师大会，你回去赶快布置一下会场的警卫工作。"
1月3日下午，在“励志社”内召开了会师大会。会场上高高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会师”的巨幅标语。会场内外，人们喜气洋洋，军队代表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代表欢聚一堂，亲切交谈，互诉衷肠。地下党同志满怀胜利的喜悦，代表全市数十万人民热烈欢迎名扬中外的贺龙司令员和他的亲密战友王维舟、李井泉、周土第等同志。
贺总身着戎装健步向会场走来，整个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将军，人们都欢呼雀跃起来，会场里掌声如雷。地方同志一批又一批地涌到前面，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想把贺总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都装进脑海里。
贺总满面笑容，并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他登上讲台，带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充满激情地说道：“同志们，今天我们战斗在两条战线上的同志终于团圆了！今天的会师，是我们党经过20多年流血牺牲换来的，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拿起武器及地下党的同志同敌人作军事、政治、文化等多种斗争换来的！”接着，他高度赞扬了地下党同志所做的贡献。他说：“长期以来，你们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和腥风血雨的考验，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了党在四川的革命旗帜，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保持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保护了大批党的干部，并配合南进大军胜利解放了成都。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贺总最后勉励大家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把接管工作、改造起义投诚部队、肃清残匪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各项工作做好，为建设新成都、新四川和新西南而共同奋斗！会场里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一个个喜泪盈眶，情不自禁地互相拥抱、握手、欢呼。这激动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会议从下午五点一直开到深夜，中间又举行了一次宴会。席间，贺总端着杯子轮桌敬酒，不停地与一些同志握手、交谈。宣布散会许久同志们还依依不舍，不愿离去，最后还是贺总领头与大家同唱了一曲“国际歌”后，人们才慢慢散场。
进驻成都后，我团担任成都市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党政军首脑机关，看守四大监狱，守护电台、发电厂和通讯设施等重要部门，任务十分艰巨。刚解放时，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衙门虽被我军接管，但一时还来不及清理、改造，再加上大量的流浪人员、袍哥大爷、地痞流氓、乞丐、妓女等，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而暗藏的敌特分子又在随时窥测时机，准备进行破坏和捣乱。
为了保卫城市的安全，保障群众刚得到的幸福生活，我们团的战士分散在全城大大小小五十多个执勤点上，日夜坚守着、战斗着。贺老总经常告诫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叫“地头蛇”咬伤了。果然，进城不久，在一阵短暂的平静之后，城里便出现了打冷枪、打信号弹、向解放军扔石头、殴打辱骂我军战士以及杀人、放火等事件。
有一天，一位司务长上街买菜途经北门大桥时，突然被几个坏蛋抓住痛打一顿，然后被扔到护城河里。当他挣扎着从水里爬起来时，这几个家伙早已溜之大吉了。特务分子还将罪恶的手伸向我首脑机关，在贺总住地周围，不时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在进行窥伺。这些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对贺总的住所警卫很严，每天在商业街两头站有四个岗哨，每人配备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并且在院内还设有游动哨和潜伏哨，严防敌特的破坏。
一天下午，在商业街街口的一个茶馆里闯进几个身穿长衫、商人打扮的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立刻引起我便衣侦察员的警觉。这时，正好住“励志社”的一位炊事员买菜返回，这几个家伙赶紧跟在后面企图混进门。这位炊事员很机警，厉声问：“你们是于什么的?”这帮家伙支支吾吾，神态紧张，我便衣侦察员便立即赶过去。这几个家伙见势不妙，其中一个掏出手枪朝炊事员射击。四个匪特被擒后，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手枪和匕首。经审问，他们供认自己是被特务收买，准备前来进行暗杀活动的。这件事发生后，我更加注意对首脑机关的警卫工作，在“励志社”周围的一些楼顶上，凡是便于观察的地方都派了警卫人员，日夜严密坚守，确保了贺老总和其他领导的安全。
解放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酉南地区面临着对大量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改造的艰巨任务。根据西南军区党委制定的对起义部队“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待，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介石所利用扰乱社会”的工作方针，贺总认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起义较早，在西南影响大，做好他们的工作对稳定局势有着重要作用。
于是，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家里看望，并向他们开诚布公地宣讲我党我军对起义部队和将领的政策，征求对西南工作的意见，还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使他们深受感动。对其他一些起义将领和高级军官，贺总也派人去或请来谈话，向他们晓以大义，指明前途，鼓励其为人民做好事。
记得有一次川西区党委开晚会，贺总和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专门请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到红照壁剧场看戏，这戏是由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剧情大意是一个纱厂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贺总和邓锡侯坐在一起，他边看边给邓解释剧情。他说：“这个戏已演多年了，很教育人。”邓说：“演得好。看了这个戏，更使我感到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贺总勉励他说：“你们也是有功之臣。你们的起义，为四川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共产党会感谢你们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
趁剧场休息的机会，贺总还与邓锡侯谈了许多家常话。贺总说：“四川是个好地方，过去我在川东呆的时间较长，你们的范绍增将军和我是老朋友了，早在洪湖时我们就打过交道，他的那支手抢至今我还保管着(指红军时期，范率兵围剿洪湖苏区，战败逃跑时手枪被红军缴获)。”为了感谢贺老总的关怀，后来邓锡侯和刘文辉等都曾宴请贺总。每次相见，贺总都对他们以朋友相待，毫无拘束。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在接见国民党起义将领
（摄于1950年）
另一方面，贺老总对起义人员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及时提出了忠告和规劝，希望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
进城以后，贺老总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除了处理大批公文外，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接待一批批来人。尽管这样紧张，但他仍不忘关心下一代的成长。记得有一个从晋绥老区搬来的、位于江汉路的干部子弟学校，有二百多名学生，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大多是前线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为了使孩子们健康成长，贺老总特地选了办事认真负责的女干部申国藩去当校长。在战争年代，贺总经常去学校看望，并嘱咐申校长带好这帮孩子，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在前方打仗。进成都后，贺总也常派人到学校看望，还亲自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一次，当他了解到学校缺乏住房设备时，便立即同李井泉同志商量，为这所学校拨了专款用来修建校舍和添置教具。在贺老总的关怀下，学生们逐渐成长、升学、就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为保卫和建设祖国做出了贡献。而今，当他们碰在一起回忆这段往事时，无不对贺老总报以崇敬和怀念之情。
由于贺老总日夜操劳，身体消瘦了有时眼圈也熬红了。我们每次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一笑了之。记得有一天深夜，我查哨经过贺总住处，见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去劝他休息。一进门，贺总便问“这么晚，你来干啥?”我说：“老总，你也该休息一下啦！”贺总看了看手表，而后举着一叠厚厚的卷宗说：“是呵，可它们却不让我休息啊！”边说边把卷宗递给我：“拿去看看。”我打开翻了翻，原来都是各地送来的有关匪特最近活动情况的报告，其中光成都附近就有龙潭寺、石板滩、温江、崇庆等地土匪暴乱的情况。贺总放下烟斗，起身来回踱步，气愤地说：“这帮家伙到处杀人、放火，袭击我征粮工作队，还扬言要把我们困死饿死在城里。哼，胃口不小啊！”停了停，又说：“告诉我们的干部、战士：‘和平解放无和平’，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我想让贺总早点休息，便起身告辞。临走时，贺总又拉着我的手饱含深情地说：“云佬(这是贺总对我的爱称)，现在我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人民把这座城市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把它保卫好、建设好。尽管眼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党的指示去办，紧紧同人民站在一起，我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成都，必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望着贺老总那坚毅的面孔，回味着他的这些教诲，在这个严寒的冬夜里，感到浑身都是热乎乎的，我暗下决心：“坚决保卫好这座城市！”
每当我回想起当年贺老总率领我们进军四川的那段战斗历程、想起老总同我们在一起为保卫成都而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及对我的多次亲切教诲时，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
而今，斗转星移，景象大变，成都市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将这座城市打扮得日益美轮美奂、华丽多采。眼看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宽阔的街道相继建成，市场一天天繁荣兴旺起来，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了。这一切使我更加深信贺老总当年的预言：一个崭新的成都必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特别鸣谢：康清兰）
蒲江“百年辉煌·红色记忆”专栏编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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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 ：刘 星执 编 ：胡径野编 辑 ：张 杨（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