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养生--骨子里风雅，焚香品香
文人士大夫的焚香品香，风雅渗透到骨子里面，品香与斗茶、插花、赏画同为贵族精神生活追求的极致，这是一种结合了财富和学养的文化生活方式。
焚香，成为文人雅士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须臾不可离。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描述焚香情形：“于日坐几上，置倭台几方大者一，上置炉，香合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饼之类；瓶一。斋中不可用二炉，不可置于挨画桌上，及瓶盒对列。夏日宜用瓷炉，冬日用铜炉。”可见焚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里也可看到文人对沉香用具的讲究以及沉香品类的多样化。
宋代许多词人骚客以沉香入诗，在更早的时候，也有不少诗人把沉香写入诗中。譬如唐代就有李白、白居易、罗隐等诗人与沉香结缘。
李白的<杨叛儿》吟道：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杨叛儿》本来是北齐时童谣，李白借用为诗名，抒发自己的情感。青年男女，唱歌、劝酒，诗中的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是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最牵动人心的是白门柳，醉而留宿，充满柔情蜜意的陶醉。“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博山炉是一种炉盖作重叠山形的熏炉。名贵的沉香，在博山炉中缓缓熏烧，慢慢释放，在沉香的作用下，爱情的升华到达顶点，仿佛那香火化成烟。前人诗句“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将沉香与香炉的关系直接比作了爱情的双方，带有双重的象征意味，沉香直接镶嵌在人们的生命和爱情中。
罗隐的绝句《香》，有“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炉暖玉楼春”的名句，也点明沉香和香炉的关系。可见在唐代，诗人们对沉香不吝赞誉，说它是良材，因在博山炉中熏烧，呈现出春意盎然的意境。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举行一次集会，地点在其洛阳香山居室庭院，参与雅集的人物都是一时俊彦，有怀州司马胡杲、卫尉卿吉皎、前观武军长史郑据、慈州刺史刘真、御史卢贞、永州刺史张浑等人，一共是九位老者，称“香山九老”。九老到了晚年，感慨既多，而心境也相对平静，他们在这次聚会上咏诗、作画、焚香。此前，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宫词》中写道：“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独坐愁城的时分里，熏香的香笼一直陪伴着他。可见品香与其意志、思维相始终。
香山九老的雅集在以后成为艺术家常常表现的题材，宋、明、清几代都有画家、雕塑家来表现。近代的林纾先生就作有《香山九老图》，现仍存世。
唐末诗人欧阳炯的《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由衷地写道：“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高握节腕当空掷……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事事精……”
欧阳炯是晚唐文艺名家，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在后蜀任职为中书舍人。随孟昶降宋后，授散骑常侍，工诗文，特别长于词，又善长笛，是花间派重要作家。他赞扬贯休的画意之高，有一个细节，就是“闭目焚香坐禅室”，在动笔之前，只需闭目焚香坐禅室，构思冥想，一切便成竹在胸了。焚香的作用是前导，也是灵感的积聚。
士大夫酬酢宾客，置酒高会，少不了一番轻歌曼舞。苏东坡在杭州时节，曾参与西湖宴会，他在词中写道：“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干重似束……”在这样的场合，沉香之熏腾，乃是友朋之间酬酢的重要仪注。
沉香是情景、心情的补充，也是词情婉丽的催化。换句话说，是他们的感受生成为作品过程中的桥梁和媒介。
沉香虽然常常烧熏于教坊优伶之间，但最终结果，尤其在宋代，却升华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所专有了。也就是说，它是交际对不可或缺之物，促成其变化自然，浑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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