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黄侃读书法举隅 | 附黄侃论学语录
黄侃（1886-1935）是近现代著名学者，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20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本文为程千帆先生弟子、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先生所作，以黄侃日记为中心，探讨了黄侃读书治学的方法。黄侃读书极多，且很有心得，总结他的这些读书经验，对于后学来说，不无帮助。
▲黄侃先生
程千帆先生1999年10月在《黄侃日记》之《附记》中写道：“此整理稿完成於一九八六年，原已议定刊印，因故多年未克付梓。”《黄侃日记》于2001年8月出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编者按），而程先生2000年6月3日就去世了，他生前没有看到此书正式出版，以至在弥留之际还艰难而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
《黄侃日记》80万字，只印了1500册，显然经济效益不高，但是这本书的社会效益却是难以估量的。章、黄生前就被称为“乾嘉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黄侃还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对近现代学术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究其原因，都能在这部日记中找到答案。下面我仅从黄侃读书法的角度，谈点学习《黄侃日记》的肤浅体会。
得钱随分付书坊
1931年仲夏章太炎给黄侃写了一副对联：“遇饮无人徼酒户，得钱随分付书坊。”并且在题识中解释道：“偶翻近人诗，得此句，书之。扰扰中无有称此者，唯季刚有此风味，因寄贻焉。”黄侃为买书确实花了不少钱，如他在1931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四部丛刊》……自戊辰(1928)夏，节缩日用必需之资，以四百三十元决意买之，首尾四年，乃获全部，欣喜不已，夜以名酒庆之。戊辰买书从此起，约用三千三百元；己巳(1929)用两千元有奇，庚午(1930)用两千元有奇。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
三年买书花了八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购书是先生终身爱好，他在1934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文玉麟归自苏州，携归在来青阁所买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部六十四册，贮一木箱；又《补编》四册、《再补编》十六册，别寻木板夹之，共耗去三十八元，可谓奇贵。然此书毕竟有用。予十七八岁时，过武昌横街头东亚书局，见此书即思购之，苦于无力，卅年乃得偿此欲。甚矣，聚书之不易也。顾聚而不读，亦可愧耳。
黄侃购书的原则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他在192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专门分析了藏书家购书与学者购书的不同旨趣：
买书备种类供所寻者，上也；於所专讨书多致精本供校勘，亦不得已也。但求旧刊侈收藏之富，求秘本以独见骄人，甚至但借人书，不以书借人，如黄丕烈，与山西富人积财不用、镕金成山者无异矣。陆心源书埒四库，尽归海夷，杨守敬多致秘本书，终归豪室，亦何为哉！吾辈但祈能见人间常见书，能搜专门书籍己所致力者，斯亦可矣。
凡用得到的书，他都力求完备。对于自家藏书不敷使用，他是深以为憾的。如他在1929年写给大女儿念容的信中说：“我现买书甚多，而唐以前要籍尚有未备，以致乞丐于徐恕之伦，可恨！可恨！”经过不断努力，他所需要用的书做到了大致完备，如他在1932年2月1日的日记中说：“藏书过多，费数年心力，始将有用书籍，渐次搜罗，略号完备。”其1934年7月28日日记复云：“三楼计有二十七架，馀有四架十二箱，吾侪需用之书，亦粗备也。”由于研究小学的需要，他也尽力收藏了金石甲骨文字书籍，如其1930年4月27日记云：“竟日理书，知予所藏金石甲骨文字书几於备矣。两年来辛苦所得俸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谓书痴矣。”
黄侃还惜书如命，他在1929年9月25日的日记中曾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
整理书籍，以金石书别置一室。查得《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殆焯所取。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书一条黏之书架上，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祗供蟫螙，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
2
从目录学入手
黄侃读书治学大抵也从目录学入手，如他在192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搜集正史参考书目略备，遂治全史。行可来，以正史参考书目尚有未备，取去代为补苴。”可见他在治全史前，先编了一个目录，而且还将该目录向他人征求意见，并请他人补充。他研读宋代金石学也是这么做的。如他在1929年2月份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宋人金石书予略备矣，拟依次阅之，次如下：《集古录》《考古图》《啸堂集古录》《宣和博古图》《金石录》《隶释》《隶续》、王复斋《钟鼎款识》《历代钟鼎彝器法帖款识》。
从《黄侃日记》中可见，他收藏了大量书目，并且认真阅读过，如他在1925年1月4日的日记中说：
阅《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讫。去年费五旬之力，将《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提要》三种书点完，不若今夕翻此册之快也。
他也注意通过书目搜寻自己所需要的书，如1922年4月8日，黄侃“致陈梅僧明信片，托其翻日本书肆目录，看是否有僧空海《万象名义》、僧昌住《新撰字镜》、源顺《和名类聚抄》、僧信瑞《净土三郎经音义》等书，此五书与《琳音一切经》，皆于小学至有用。”
▲黄侃日记（江苏教育版）
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他还特地编了藏书目录。这在《黄侃日记》中也有反映，如1928年7月30日的日记写道：“架上书整理讫，耀先为编目，甚便检寻。”耀先乃黄侃的侄儿黄焯之字。再如1928年10月5日日记云：“午后料检藏书目录，竟日遂停他课。”为了更好地利用《四库全书总目》，他还编过索引，如1928年10月31日日记云：“试编《四库书目书名作者通检》，至《提要》二卷之半。”
开推荐书目是他指导学生的重要方法，黄焯曾谈到1921年正月他“自蕲乡来省先生，试令作文二篇，以为可教，即授以《说文》《文选》《文心雕龙》诸书，并为写应读书目二十余种。”这些书有二十五种，据徐复介绍是“经学十五书，为十三经加《大戴礼记》《国语》；史学四书，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子部二书，为《庄子》《荀子》；集部二书：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广韵》。⋯⋯当时社会上盛行梁任公、胡适之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先生认为泛滥不切实际，没有揭示出重点，故提出二十五书以纠正此偏向。”此外，他还专门开过小学推荐书目，据徐复先生介绍：1929年他师从黄侃先生，先生“尝谓小学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故必须先治。又谓治小学须读十书，依时代为次：一、《尔雅》；二、《小尔雅》；三、《方言》；四、《说文》；五、《释名》；六、《广雅》；七、《玉篇》；八、《广韵》；九、《集韵》；十、《类篇》。十书中以前六种为小学必要之书，昔人诠释，皆可用为研读之资。”
3
治学有定程
潘重规《季刚公传》称黄侃先生“治学有定程，未尝以人事、疾病改恒度。”汪东《蕲春黄君墓表》也称：“其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孰习，能举其篇叶行数，十九无差忒者。”黄侃往往在一年的开头制定一年的工作计划，如1922年1月1日日记云：“今岁所拟为之事，略记于左。属于学业者：一、着手为《经典集音长编》；二、赓前治《说文》；三、翻史籍，辑《文章志》；四、缮录文、诗稿。”
当然他所制定的计划有时也会修改，如1928年7月1日日记云：
改定功课，分五门：临书（汉简），校书（《经典释文》二卷），点书（经疏二卷、《新唐书》一卷、《全文》五卷）、翻书（随意，然宜关於实学者）、撰作（随意），钞书（七言诗选以为式者钞完）。暑中不宜出，又愁对宾客，正以读书为佳也。
黄侃按计划读书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殷孟伦回忆道：“我从先生学习时，平时观察先生治学，知道先生读孙诒让《周礼正义》时，按日程功，总共费了一百八十天方始读完。先生采用的是湖北楚学会排印本，读完之后，先生写了‘ 读经已恨二毛衰’的绝句一首。”钱玄也见到过该书，他回忆道：“一次以《考工记》中某事，请问先生。先生详为解释，谓可参考孙氏《周礼正义》某卷、某条。并承借《正义》数册。见先生于是书精校细批，书尾记明读书起讫年月日。从所记计之，则知先生读书有定程，读全书八十五卷至少有两遍。”
一年结束，他也往往做个总结，如1929年2月9日除夕的日记说：
今年买书甚多，而读书甚少。所可粗慰心者，校《经典释文》一过；读《全上古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尽，加点；写《论语》《孝经》《尔雅》一通；读《新唐书》传一过；钞唐诗三本，此功程之可计者也。其馀零星琐碎，不成条理矣。作诗百馀首，略有吟咏之乐耳。
如果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他也会反省自责。如1921年2月3日日记云：“竟日览杂书送日，可惜。”1928年8月5日日记云：“比日事冗心烦，读书陵（零）乱无序，亦无心得，当切戒之。”同年9月7日日记复云：“点《唐书》百六十三。馀课悉荒，连日无故缺课，意殊恨之。”
▲黄侃日记（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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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与精读相结合
从黄侃所制定的读书计划中可以看到他重视精读，同时也注意博览。如他在1928年8月19日所定的日课，有“钞《古诗存目录》，校《经典释文》，点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诗》。”这些显然属于精读的范围，还有“翻群书於目录金石者”，“读《河岳英灵集》”，这些显然属于博览的范围。其《戊辰日记》附九为《浏览》，实际上就是将他于该年七、八、九三个月博览的书编了一个目录，如《王闿运日记》《书林清话》《太平广记》《语石序》《宋诗钞补》、遗山七律七绝、《画中人传奇》等。
黄侃对待博览与精读所采取的读书姿势是不同的，博览往往采取“卧阅”的方式，如“卧阅《大乘起信论》”、“卧翻太白七古”、“卧阅《汉书》武帝以后诸人传”、“卧阅《阅微草堂笔记》”、“身发热，遂卧阅《绝妙好词续钞》”等等。而精读则要采用“端坐”的方式，如1921年12月31日，“下午端坐书室，阅《周礼》至夜，竟《夏官》序官。”先生还在1928年6月20日特别介绍过他精读过的一些书：
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灿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 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徧数。而记忆绝艰，每寻一事，非细检不敢辄用。
博览使黄先生在经史子集等各个领域包括佛经、道藏都具有渊博的知识。而凡为黄侃精读过的书，先生都具有深刻的印象与独到的见解，这为他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面他自称“记忆绝艰”，显然是谦词，同时也表明他学风严谨。他的学生殷孟伦谈道：“黄侃先生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过。其熟悉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误。”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与潘景郑书》中谈到他在南京拜访黄侃的情况：“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日：‘《谷梁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日：‘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问之北士，皆未之省，得公此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陆宗达也谈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嵇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求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这两个例子表明黄侃对古书读得既熟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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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不加标点
黄侃在《戊辰日记》附十《杂识》中云：“何子恭（明基，金华人，见《宋史·儒林传》）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他本人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黄焯曾指出过这一点：“先生阅书，必施圈点，虽卷过数百，必点完始已。殁前一日，吐血盈盂，以《唐文粹补编》末二卷未毕，犹力疾圈点迄，始就榻。”黄侃本人曾在《唐文粹》书扦记载过标点此书一事：
癸丑（1913）在上海扫叶山房买此书，漫以墨笔圈点之，尽诗赋二类而止。其下则苦于不能句读者多，又方驰骋于文选、古文两派之说，未暇论此一代文体之短长也。阅二十余年，自南京大石桥移居九华村，长夏偶取《唐文粹补编》点之。终卷，念《文粹》尚未毕功，何补遗之有。爰于架上取此书补点之，亦以解“煞书头”之诮。（原注：予尝谓点书不能终卷为“煞书头”者。）自甲戌（1934）七月至乙亥（1935）二月仅得再读。其间阁束一切书籍，专力于斯。
黄侃圈点古书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坚持到底，一是见错就改。例如他在1932年6月写给陆宗达的信中说：“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黄侃本人也注意纠正自己的句读错误，据殷孟伦介绍：“龙榆生在敌伪时期，在南京买到过先生藏书《新唐书》一部，圈点到底，中有断句错处，多用纸贴补过。足见先生读书，首先在断句方面大下功夫，其有纠正处，亦见到先生体会文义之深。”可见黄侃在标点断句方面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如潘重规所说“几于毫发无遗憾”，而在于他能谦虚谨慎，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正如陆宗达所说：“唯其有了这种治学态度，他才能广为继承前人，博于吸取时人，不断订正自己，从而集其大成，并谋取发展。”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版）
黄侃指导学生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要求他们圈点图书。如潘重规说：“先师首命圈读《十三经注疏》，故得过录先师圈点十三经白文。先师章句之学，一时无对。”殷孟伦《忆量守师》也说：“开始，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钱玄向黄侃问三礼之学，黄侃指出：
治礼之次第有三。先应辨字读、章句。治经学必以小学为始基。礼有今古文，有通假。辨音读，除《尔雅》《说文》外，不可不读陆得明《经典释文》。
这样做的实践效果是非常好的，陆宗达先生说：“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点三遍《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陆宗达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他的学生王宁回忆道：“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乐，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后来王宁也是这么指导研究生的，她说：“为了有效地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
让学生标点古书，也许是黄侃最重要、最成功的经验。他在1928年11月7日致信陆宗达云：“学问文章皆宜由章句训诂起。弟已有甚深之基址，切勿遗弃，聊供善言以报相知之厚，余无可云。”黄侃在去世前半个月还对章璠说过：“为文必先读经，而读经先要明句读。未有句读不明，而能探索经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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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殷孟伦《忆量守师》云：“先生经常讲到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语出《史记》）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语出《论语》），确实是治学的金石良言，为我定了一个航标，使我终身获益不浅。”显然这十六个字也是黄侃本人的经验之谈，他不仅认真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规律。其思考的结果通常都批在书眉，或写在日记中。
首先是将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下来。黄侃日常功课中有一项是钞书，例如他在1922年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向观钞本苏子瞻《冬日牡丹》诗“一朵妖红翠欲流”，疑翠为误字加以直抹，今观注本引陆务观《老学庵笔记》谓成都有鲜翠红纸铺，问土人乃知鲜翠犹鲜明也。（高似孙《纬略》亦云：翠，鲜明貌，非色也。）夫以乡语入诗，百年之后，非注莫解。
鉴于诗歌中经常使用方言俗语，于是他从1922年9月21日至10月24日，在日记中钞了《通俗编》所辑录的大量的用方言俗语写的诗句。
▲黄侃手批尔雅正名
其次，是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批在书眉或写在日记中。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称其“为学务精习，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余周，有所得辄笺识其端。”程千帆先生在《黄侃日记·后记》中也说：“其所创获，多笔之书眉，或载之日记。故虽不幸早逝，著书未成，而遗说故在，班班可考。”聊摘数例，以见一斑。如1928年9月11日日记：
禺生来，与之同读遗山七律七绝。遗山诗虽非切切秋虫，灯前山鬼，而翩跹作态、婉弱取怜，谓之高华鸿朗亦非也。
再如1929年2月11日日记云：
辛弃疾《稼轩词》四《西江月·遣兴》云：“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今之为俚诗喜之，不知弃疾用《龚胜传》：“以手推常日：去”也。
再如2月15日日记云：
能言鸟，注称开皇十八年以《白鹦鹉赋》试贡士，明试士用赋，始自隋朝。
此类读书心得都能从观点与材料两个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他善于总结规律，正如陆宗达《黄侃日记·序》所说：“他虽然祗活了半个世纪，却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经学、小学、文学和史学丰富而纷杂的遗产面前，毫不困惑，努力地梳理它们的脉络，潜心地发掘它们的精华，深入地探讨它们的规律，细心地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黄侃本人也提到过这一点，如他于1929年1月27日写给陆宗达的信中指出：
大抵名物制度，宜抽绎其例，排比其文，或图之，或表之，虽有旧图旧表，仍宜自作。
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定上古声十九类，上古韵二十八部。此外如其《汉唐玄学论》谈魏晋学术新变的四个特点：“自魏氏以来，训释儒言，颇变汉代经师拘守家法之习，一也；参以玄言，二也；受浮屠之渐染，三也；自下新义，四也。故经说纷纭，极于宋、明，而实滥觞于魏、晋。”这些理论总结，都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第29卷第6期（2006年11月），题为《黄侃读书法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