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于乱世中精心雕琢的批判美学

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多次分裂与融合最终才形成民族大一统，一个国家的形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经千辛万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亦然如此。                            

在中国历史中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之后第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420年开始到589年结束。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即帝位，国号宋，为南朝开始建都建康，史称刘宋。刘宋是南方四个政权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刘准即帝位，国号齐，定都建康，史称南齐。南齐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争杀频繁，历经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公元502年，萧衍即帝位，国号梁，定都建康，史称南梁，历3代4帝。萧衍在位48年，由于他的失策，导致“侯景之乱”，使梁朝国土失去大半，梁敬帝萧方智被迫让位与陈。公元557年，陈霸先即帝位，国号陈，定都建康。陈国日益衰弱，其疆域也逐一缩小，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统治者极度腐败。公元578年，北周军攻占淮南，陈朝江北之地尽失。公元589，陈被隋灭，陈代共33年，历3代5帝。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南方四朝称之为南朝。此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治时期，它与北方的元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并称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虽然割据战争不息，但文化领域却相当活跃。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传播，而思想、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史学方面，史著颇丰，如刘宋时范晔撰有《后汉书》，南齐沈约著有《宋书》，北齐人魏收著有《魏书》，梁人萧子显著有《南齐书》等。这些史书后来均收入二十四史。在思想领域，南朝出现了杰出的唯物论思想家范缜。在文化艺术方面，这一时期民歌有较大发展，代表作是《敕勒歌》和《木兰辞》。而梁人刘勰所撰的文学评论《文心雕龙》，更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

刘勰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永嘉之乱时，他的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相传刘家是汉高祖之子齐王刘肥的后代，但家世不详，只知南朝刘宋的时候有刘秀之和刘穆之，刘秀之担任过司空职务，刘穆之则是刘裕的心腹秘书。刘秀之的弟弟刘灵真，则是刘勰的祖父，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但很早过世。在刘勰二十岁的时候，母亲也离开人世，贫寒的家境使刘勰在少年时代就“笃志好学”，立志通过学业文章踏入仕途，立身扬名。然而现实却是冷酷无情，南朝社会实行门阀制度，等级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即使才华出众，也难在仕途上获得发展。再加上父母早逝，使得刘勰生活拮据，一心向学的刘勰便作出了一个影响他命运的决定：到建康（今南京）定林寺，拜高僧僧祐为师。

当时南京定林禅寺高僧辈出，名流云集，典藏丰富，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僧祐是定林寺的住持，他佛理精深，学问宏富，博览群书，是齐、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刘勰拜他为师后，十几年的夜以继日，潜心攻读，刻苦治学，利用定林寺丰富的藏书，阅读了儒家的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史传和各家的论文集，尤其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为以后撰著《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刘勰分门别类地整理经文，并将其抄录下来，为经文写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大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在定林寺苦读的日子里，刘勰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想要阐明圣人思想莫如替经典作注解，可是过去的学者已把圣人的思想阐发明白，他就算有深入见解，也未必能自成一家。于是，他想到写文章，并选定文学批评的道路。这一年32岁的刘勰伴着青灯古典，历时几年之久，一部寄托着他全部心血的巨著《文心雕龙》终于问世。

《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心》。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全书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双声叠韵”的问题。在《神思》中，提出“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其不但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也作出了可贵贡献。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同时刘勰反对文章抄袭。《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因此为刘勰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基础。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虽然受某些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道家的思想。《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名气，《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和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刘勰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赞，刘勰的名气逐渐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传播开来。至此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南京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后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其为任步兵校尉。据资料表明在昭明太子萧统死后，即梁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后，皇帝下诏立新皇太子，任命新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在此时受敕到定林寺撰经，直到撰经结束，得到皇帝恩准，改名慧地，在定林寺出家，不久去世，史料记载刘勰终生未娶。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岁月流转，文化的发展从未停歇，正是因为有着如刘勰等文学家的不断艰苦创作，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够书写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