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阻碍女子足球的，何止是头巾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国家里，Khalida Popal 致力于透过足球——全世界最受欢迎、明显由男性主导的运动，对抗性别歧视问题，并以此提升女性的权利。怀着对体育运动的满腔热情，Popal 建立了阿富汗第一支女子足球队，她树立起一个目标：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受足球的魅力。
在接受 FIFA（国际足联）采访时，Khalida Popal 谈到了自己最初与足球结缘的经历， “我们在学校里有一个很旧的足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课后活动。放学后互相传球便成了我们的乐趣。”
如同内马尔，格列兹曼一样，
每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故事
都从一个足球开始。
“但直到有一天，一些男人来找我们的麻烦，对我们说‘女人不可以踢足球，这是对足球的侮辱’。这更加使我们意识到争取踢球的权利是多么重要。我们需要争取作为女性的基本权利和性别平等。”
后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足球或是其他体育运动仍然被视为女性禁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参加田径项目的选手是唯一的阿富汗女运动员代表，在2004年的雅典，也仅有两人。阿富汗的足球发展也因长期内战与塔利班所带来的宗教保守化所限制。
Khalida 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头巾的不便性，“足球竞技中戴头巾会带来一定危险，对手的拉拽与激烈身体接触会使你陷入被动。”而球场之下，阻碍女子足球的，又何止是头巾。
Courtesy Hummel International, 2016
阿富汗女足的起步便是艰辛的，由于传统社会对于女性参与体育项目的抵触，如同 Khalida 所经历的童年，女性参与足球运动会面临无尽的谩骂与飞来的石子，想要安静或者安全地进行简单的传球对于阿富汗女性而言都并非易事。
在一场与巴基斯坦国家队的比赛中的顽强表现，征服了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随后卡尔扎伊下总统令，申请到了在北约驻喀布尔军事基地中的一处球场每周使用三次的机会。这让阿富汗女足国家队有了相对固定并且安全的集训地。
2007年，Khalida Popal 历史性地成为了阿富汗女足国家队第一任队长。但与此同时也引来了巨大的反对甚至死亡威胁。
出于安全考虑，Khalida 在2011年4月只身逃亡印度，并且正式向丹麦申请避难请求。此后的 Khalida 继续致力于帮助阿富汗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争取同等运动权力的事务中。在球场上司职后卫的 Khalida 转型为场下的“前锋“。
Khalida 的母亲送给她的球鞋，
又何止是开启足球梦想的战靴。
这是两代女性对于“Me Too”的自我表述。
1999年3月的一个夜晚，好莱坞明星们齐聚由 Jay Leno 和 Marvis Leno 主持的一场集会，集会的主题是声援在暴政下饱受折磨与不公的阿富汗女性。而这也是阿富汗的性别问题第一次大范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现场的泪水与慷慨的演讲，以及众星用阿富汗语齐呼“我们与你们在一起”的动容，让多数人的关注点围绕在塔利班的暴政，好莱坞的武断正如同他们所出品的商业电影一样，总会错误地渲染事实并引导舆论走向。
By Zarghona Salihi, 2016
早在吉米.卡特时期，阿富汗一度成为美苏冷战的竞技场，如同今日的叙利亚，美苏因意识形态所开辟的“第三战场“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给第三国人民灾难。
阿富汗战争时期，两百二十万阿富汗人因干旱受灾，美军的大范围的空袭摧毁了诸多阿富汗的粮食援助，其中包括 Afghan Women’s Mission，一个援助解放阿富汗女性的人道主义机构。
By Zarghona Salihi, 2016
美国政府一方面不惜代价地与苏联角力，另一方面以经济形式扶植阿富汗境内的反对派（这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极为激进的保守宗教组织）。
这一系列的行动既直接导致了大量阿富汗女性的死亡，又间接助长了保守宗教势力在阿富汗社会的影响力。由于话语权的不平衡，塔利班长期被视为压迫阿富汗女性的罪魁祸首，而这真正的原罪又在何处？
BOOK:"Afghanistan:Between Hope and Fear"
By Paula Bronstein, 2009
两年前，在满目疮痍的首都喀布尔不间断的直升机起降声中，阿富汗女足以1比0战胜了北约军事成员组成的联队。通过一场友谊赛，阿富汗女性用足球的方式，“战胜”了一个饱受争议的西方符号。
当人们纷纷叙述着自己在俄罗斯男足世界杯的兴奋体验，以及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期待，女足世界杯即便对于资深球迷，也是远离主流视线的小众话题。比起莫斯科，喀山世界杯赛场外的一票难求，女足世界杯即便是不足一半的票价也难以填满略显空荡的看台。
“体育总被错误地理解为
男性体现男子气概的竞技场。”
如同福布斯排行榜上男女比例的悬殊，足球领域的性别平等并不亚于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而遗憾的是，当好莱坞、硅谷的女性运动逐渐成为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之时，女子足球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度。
2017年《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
1978年，也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中期，来自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教授 Hollis Elkins 发表文章，讨论为何女性平权运动(Women’s Movement)从来没有包括体育上的平等权。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1978
Elkins 教授认为大体有四个原因:第一，女运动员群体通常被认为不关心女权运动或是不支持女权。第二，运动本身的雄性特征让女运动员难免被带入“女同性恋嫌疑”(The Suspicion of Lesbianism)，而女权主义者本身便会被植入这种刻板印象，所以两个群体不希望被传统社会加深“误解”。
第三，体育总被错误地理解为男性体现男子气概的竞技场。第四，体育总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所以不会像工作，堕胎和公平的收入体系那样被纳入严肃的社会议题。
如今除了像 Khalida Popal 一样争取基本竞技权的草根运动员，国际社会也有更多的大牌女性运动员力争获得与男子运动同样的尊重。
2015年10月，瓦姆巴赫，马塔等国际知名女足队员以女足世界杯使用人工草皮为由联合状告加拿大足协以及国际足联，比起男足世界杯的高级天然草皮质量，这样的区别对待再次引起大范围的争议。
阿比·瓦姆巴赫（左）
玛塔·维埃拉·达席尔瓦（右）
单就足球本身的观赏性而言，作为资深球迷，让我印象深刻的经典战役不仅仅有2005年欧冠决赛利物浦惊天逆转AC米兰，还有2012年奥运会的女足决赛加拿大对阵美国，辛克莱尔(Christine Sinclair)以惊人的实力将加拿大带到金牌奖台，她，也是一个出色的球员。
而这，无关性别。
Christine Sinclair by KC Armstrong
撰文 / Kangmunism
编辑 / Camill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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