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生存大师胡兰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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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说起胡兰成其人，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我的女性朋友里没有一个喜欢他。
对女人不专情。没有担当。缺乏男子汉气概。这是诸多女人对他的评论。
但是很奇怪的是：胡兰成很有女人缘。在他一生中，遇到很多女人，每一个女人都对他很好。即便是在他很老的时候，在台湾依然有很多女人对他亲近。而另一些女人则酸溜溜嘲笑讨好胡兰成的那些女人是指望自己被写入《今生今世》。
正如胡兰成所说：“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知。”张爱玲爱上胡兰成时，也说过：“因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胡兰成懂女人。女人需要被懂。胡兰成在懂女人方面，非常有天赋，可谓情商极高。
情商高的人对于形势判断也会很准确，逃生时刻能准确判断谁可以依靠，谁可以利用。
胡兰成并非好色。你很难在他身上发现“好色”，也不会把他等同于“种马”。他更多的是在与女人交往中得到一种成就感。但是他对女人的欣赏也是真欣赏。你也不能说他不是真爱。
1944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写下“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皆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彼时天下大乱，日军在美军攻击之下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大批日军被美军歼灭。转眼间日军兵败如山倒，美军先扔下几千万张传单让日本人逃散，然后在东京五次大轰炸，把“誓死守卫东京”的人体盾牌烧成焦炭，又在长崎、广岛扔下二个原子弹，彻底摧毁了日本斗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精卫政府的诸位高层汉奸，面临的就是审判和清算。有些汉奸豪气冲天，倒也死得硬气，法庭上也没半点怂样，比如梅思平之流，不仅不认罪，还写“梅思平自白书”为汪精卫政权辩护，最终成为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
但是胡兰成不是梅思平，也不是陈公博、陈璧君。汪精卫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气，胡兰成并没有。他比那些人更自恋，觉得死得不值。
胡兰成要保命，逃亡。这时候他更像个“生存主义者”，凡是可以利用的逃命手段，都要利用。
与汪伪政权的诸多文化人汉奸一样，他也很讲究风度，即便逃难，也得逃得有风度。他招集报社员工饮酒作别。
胡兰成逃难之际，还对红颜知己小周道：“你的笑很美，但愿我们再见时，你仍像今天的美目流盼。”
胡兰成将自己的钱兑成黄金，加之几只金戒凑了一共十两给小周。那是他几乎所有的钱。胡兰成不是贪官，也不擅经营，并没有很多钱。
胡兰成后来逃难到乡下，他觉得一两金子都够他用一年的生计。从金钱使用来看，足见他对小周用情之深。
常人逃难，大体上如丧家之犬，苦不堪言。胡兰成却能把逃难生活变得含情脉脉、春光旖旎、诗情画意、禅心常在，有生活，有学术，有事业。
02
胡兰成并非胆小怯懦之徒，他小学四年级办校刊就得罪校方而被开除，青少年时期数次参与激进反抗行动，也算得上一位有革命精神的斗士。胡兰成即便在汪伪政府中，也因为胆敢顶撞汪精卫而被汪精卫抓捕住过几天监狱。所以，说他胆小怯懦，似乎并不合适。
逃命之前，他还想赌一把。先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只短短十三日便以失败告终。
武汉保不住，再逃南京。在南京驻留数日，胡兰成至上海与张爱玲相见，商量逃亡之事。
胡兰成为了逃避通缉，早就想好改名换姓了，在《今生今世》里记录张爱玲的主意：“那时你变名姓，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但是当时上海已经无法容身。上海名流众多，认识胡兰成的人也太多，审查管理都会严格，躲无可躲。胡兰成想起浙江诸暨的一位同窗好友斯颂德，于是逃亡诸暨。
斯家早已从杭州迁回老宅诸暨一带，斯颂德也早已病故了。但是斯家依然厚待胡兰成。
据胡兰成追忆：“斯宅在五指山下，村前大路通嵊县西乡，居民约三百家，且是好溪山。民国以来，斯家人多有出外做官，山场田地耕作亦肯勤力，所以村中房舍整齐，沿大路一段店铺栉比，像个小市镇。而临溪畔一宅洋房，即是斯家。一式粉墙黑瓦，兽环台门，惟窗是玻璃窗，房间轩敞光亮，有骑楼栏杆，石彻庭除，且是造的高大。”
躲到斯宅，胡兰成为了避嫌，加之风声又紧，只得每日在阁楼之上，闭门不出，三餐由守寡多年的斯德颂父亲的姨太太范秀美送至阁楼。
胡兰成心态甚好，在斯家阁楼整日写作，历时八月。而他与范秀美也相处日久，彼此欣赏，暗生情愫。对这种逃亡路上的情缘，胡兰成也很珍惜。
“那样的沉静，竟是一种风流，我什么思想都不起，只是分明觉得有她这个人”。
随着肃奸风声渐紧，躲在斯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范秀美提出送胡兰成去她的娘家温州躲避。温州位置偏僻，远离政治中心，适合避难。
一路走到丽水，两人便开始同居生活。或许这对胡兰成也是一个掩护。乱世之中，一对夫妇更像过日子的普通正常人，来历不明的独身男人则更容易引起怀疑。
范秀美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说一口纯正温州话，以范秀美的男人的身份住在温州，就等于有了一个“温州女婿”的身份。胡兰成终于不需要躲在阁楼上了。
胡兰成需要一个可以混的身份。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嘉仪，冒用了张爱玲的身世。在那个年代，谁会知道张爱玲有几个兄弟和堂兄弟呢。
03
要在温州立足而不被人怀疑，就得设法有个让别人不怀疑的身份。最好能有当地名流背书。“倘能在此地结识一人，或可与我的安全有益”，这是胡兰成当时的自白。
胡兰成开始翻看温州日报。他发现刘景晨在上面写诗，于是立即写诗在报纸上与他唱和。
刘景晨是温州乡绅中的领袖人物。早年做过北大教授，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他写的。
刘景晨曾经当过民国议员，和沈钧儒等人一起发起过弹劾曹锟贿选的运动，为人正直，极有民望，陈丹青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甚至后来的温州和平解放谈判，也是推刘景晨为乡绅代表。
刘景晨见《温州日报》上有人与他诗词唱和，很是惊喜。因为当地的诗人学者，他大体上都认识，唯有这个张嘉仪，却是从未听过，所以印象很深。后来二人相遇，刘景晨问起身世，张嘉仪自称张爱玲身世。刘景晨得知他是名门望族之后，而张家更是与一些温州豪门有点交情，于是对他甚是器重，胡兰成写书写文也请教刘景晨，来往密切。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道：“这次刘先生来过，邻舍都知道，不会有人疑我的行踪了”。
《今生今世》里载：“山河岁月起初不叫这个书名，是八千字的一篇论文，另写变成三万字，与刘景晨先生看了，刘先生道，意思是好，文章要改，我又改写，不知怎么就增到六万字，刘先生只看得一半，说还是不行。这部书几次易稿，在雁荡山时曾达二十三万字，最后删成十四万字在日本出版，将来再回大陆，只有焚香以告刘先生之墓了”。
刘景晨很赏识张嘉仪的才华，把他推荐给温州当地的文化名人。比如被称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
时任浙大教授夏承焘与至交吴天五拜谒刘景晨先生，刘景晨先生嘱托二人读胡兰成之《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二人甚为叹服，决定上门拜访结识。
夏承焘《日记》中载：“闻嘉仪（既胡兰成）所著之书，前所未闻，午后与天五同过窦妇桥访之，颇直率谦下，谓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梁漱溟时时通信”。
但是素不相识的人忽然上门，却把胡兰成吓了一跳，以为身份泄露。
胡兰成《今生今世》载：“忽一日，院门口进来二人询问张嘉仪先生，我惊的魂灵出顶，想来莫是来查缉我的，我惊慌之中不能辨认人品，可是既无逃处，亦只得出见。”
得知这二人只是慕名上门拜访的文人学者，胡兰成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刘景晨的推荐下，胡兰成结识温州中学校长金嵘轩，在温州中学得到一个教职。他原本是教书出身，又主管报社和宣传，做教师自然是轻车熟路。
但是，胡兰成依然是惊弓之鸟，时刻准备逃跑，即便是住房子，也要先看好地形，是否方便穿窗翻墙逃跑。
《今生今世》载：“拈指间温中开学了，我搬进去住，仍要看看那间房间的外周，是否一旦事发，可以跳窗越垣而遁”。
后来，胡兰成还去雁荡山淮南中学当教务主任，因为看到学生在自习课玩牌九赌钱还顶嘴，勃然大怒，揍了学生一个耳光，引发学生抗议。接下来回到温州中学。温州“和平解放”后，又调到瓯海中学任教。
04
胡兰成一路上不断发展自己的人脉。
1947年约年初，胡兰成写信给北大教授冯文炳，又与时在四川北碚勉仁书院的梁漱溟通信。
后来结识刘景晨等人，更是靠人脉为自己站稳根基。
但是，作为逃亡者，总是害怕自己迟早被人识破。胡兰成认为他离开温州之前，一些老同事其实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50年年初，胡兰成被瓯海中学罢免，又接到梁漱溟招邀函，准备回北京。顺路去杭州见夏承焘，拜访马一浮等文化名流。
但是胡兰成审时度势，认为北京并非安全之处，改变主意，经上海、广州去香港，转至日本。
此时胡兰成认为温州好友已知晓其真实身份，写信给徐步奎：“我是长江之蛟，当年化为白衣秀士，获接清尘，谢谢”，徐步奎回信道：“风雨时至，蛟又乘水而去，世人始惊，但单是那白衣秀士，妙解文义，即已可喜。”
后来有人采访徐步奎，是否知道张嘉仪就是胡兰成。徐步奎表示并不清楚。可见胡兰成还是警惕过度了。
胡兰成到香港，利用自己和梁簌溟的通讯交情，谎称为梁漱溟学生，请徐复观资助去日本，徐先生受蒙蔽，胡兰成得以去日本。此时的日本，已经是麦克阿瑟驻军占领后的民主自由化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肃清，经济蒸蒸日上，正是适合生活的好地方。
至此，胡兰成逃亡之路终止。现世方可安稳，岁月从此静好。
在清水市的半年里，每月为《每日新闻》、《改造杂志》等刊物写稿，并到各地演讲。
三月十五日，迁居东京，住址是“东京都涩谷区代代木上原町1238藤井样方”。此时已识橘善守、西尾末广、宫崎辉、中山优、安冈正笃、北昤吉等人。
七月底，搬到房东一枝家，与其以情人关系同住两年。八月中旬，去北海道演说。冬，再去北海道演讲。
1953年八月廿二日，胡兰成到清水市联系《山河岁月》出版事宜。1954年二月下旬，《山河岁月》出版。从此在日本混得风生云起、粉丝无数。
05
从胡兰成的逃生之路，可以说他真是一个大师级别的生存专家。
他没有像别的汉奸同事一样被抓到监狱，也没有像某些汉奸一辈子隐姓埋名过着最底层的苦日子。更没有荒野逃生成为野人。
1950年，他原本去北京，但是其政治嗅觉让他感到不详，改道去了香港，这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的昔日恩人刘景晨，在1957年一家数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或疯或死。刘景晨的儿子刘节与他父亲一样颇有气节，作为陈寅恪的弟子，主动代替老师承受批斗会，被打断数根骨头。
他的朋友夏承焘，文革中受尽批斗。夏承焘带他拜访的杭州名宿马一浮，晚年受尽羞辱，死于文革。
胡兰成的识人、知人，让他在乱世如鱼得水，有很多优秀女人爱慕他，成为关键时刻帮助他的贵人。也有很多男人器重他，甚至视为知己。
正是靠着这种人脉关系作为掩护，胡兰成逃难途中还可以不断写书、研究学术、感悟佛禅。
胡兰成是一个极其有天赋的人，他好学，努力，刻苦，任何时刻都能思考学习。在很多方面悟性极高，属于天生的“雅”。虽然这种“雅”在某些人看来属于文人恶臭。
《今生今世》云：“我买的一本花间集，喜爱的要命，还买了一本杜甫诗，不拿他当诗来读，原来，佛经的美，中国诗词里都有，我把这个意思写信给北大教授冯文炳，想能勾搭到一个新好友。我又买了二册易经，又借来了周礼正义，这两部书里的天道人事，原来比佛理还要好。”
能从杜甫诗歌里读出佛经之美，需要有点与众不同的审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纯学术著作，阅读难度远超普通人的知识水平。章太炎评论说：“《周礼正义》一出，三百年绝等双”。把这种学术专著当做天道人事佛理去感悟，就不是普通学者，只能算“风流才子”。
或许胡兰成正是这种天生的风流才子气质，和天生的“知人”能力，又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么清高孤傲，才能让他到处广结人缘，逃生路上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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