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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去殖民化教育应从更改殖民色彩的地名开始

2017-12-21 牛汝辰 测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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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国内对“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及其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的不足,以及香港社会出现对“一国两制”的不同声音。该文提出了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的中央政府,应该重新认识“一国两制”,加强香港的去殖民化教育,去殖民化教育应从潜移默化的、日常频繁使用的、浓厚殖民色彩的地名更名开始。该文研究了香港殖民色彩地名的历史情况,提出了三步走的更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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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汝辰.香港去殖民化教育应从更改殖民色彩的地名开始[J].测绘科学,2017,42 (12):63-68.

正文


在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国家制定了“一国两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处理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的政策,试图通过这一政策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在解决方式上应该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一国两制”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和领土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在回归后的治理方式上可以实现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一国”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国家主权的原则,强调统一的中国,强调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制”是强调两种不同的制度能够和平共存和发展。

但从现在看来,我们对回归以后产生的问题预计不足,对于“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以及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

在香港有人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些人所期待的“港人治港”似乎是一个不存在前提和基础的“港人治港”,他们讲的“高度自治”是没有限制的“高度自治”。这种泛民的政治主张就是希望能达成一个政治实体的完全自治。

关于“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香港社会有人理解为,中央的权力只限于外交和国防,“剩下来”都是我们的。还有一些法律学者,谈到香港和中央权力的关系时,甚至把联邦性的剩余权力理论运用到香港,以为基本法不加以禁止的都是我们所认可的,而事实上《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用列举的方式阐明香港在哪些问题上拥有自治权。因此,在这样的误解下,他们忽略了中央对特首的任命权。针对殖民时期港督是由英国委派的情况,为了体现高度自治,《基本法》规定中央不派人治理香港,允许香港领导者从本地产生。但这其中有一个中央任命的程序,所以香港特首选举是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这个模式包括了普选的模式。

香港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基本上是维持现状,法律制度也基本保持下来。我们没有及时在香港进行国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特区政府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做,进而导致中央在落实对香港的管治上留下了很多的漏洞。“一国两制”的原意与其实施之间也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到最后形成了某种对立,香港社会历史上存在的“反共拒中”倾向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得到根本的改变。

饶戈平认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地区,甚至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作为一个渔村的香港,对朝代的更替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印象。经过155年的殖民管制,香港对中国的归属感是单薄了,回归以后他们从曾经的优越感、恐惧感到现在的抗拒,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变得很突出。两制之间的矛盾,两制之间的差异,远不是50年可以解决的。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也是第一责任人,尤其有必要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认识看待“一国两制” (http://news.ifeng.com/a/20161212/50402588_0.shtml)。因此,香港的去殖民化教育应从潜移默化的、日常频繁使用的、具有殖民色彩的地名更名开始。


1 香港殖民色彩地名概述

当你首次打开香港地图,特别是港岛地图,或漫步在港岛中西区,你一定会为这满目的不明其含义的译自英文的街道名称所惊讶。虽然路牌上也有与英文对照的每个字你都认识的汉文名称,但总是给你一种难以名状的置身于异域文化氛围的感觉,好像你不是流连在华人世界。

纵观香港地名,使我们有这样一种深切的感受——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香港这样,其地名受殖民统治的影响如此深刻,这样全面地反映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例如:从英国女王、亲王到王子、公主;从英国首相到英外交大臣;从英军司令到侵华“功臣”;从历届港督到政府要员;从英军登陆地点到侵华舰船;从英国商人到西方传教士等林林总总所有为英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各界“名流”“名物”都在这小小的香港留下了他们的“芳名”。这些名字被命名到香港的大街小巷、湖海山岗、海港码头、公园广场,随后又转入医院学校等地方。同时,作为一条贯例,香港政府还把地名命名作为对这些有“贡献”的人士的一种极高的政治奖赏,凡是他们认可的“有功之臣”便把这些“臣名”贴在新开辟的街道等地方。因而香港地名中的殖民色彩也就愈益浓重,以致成为世界上其地名受殖民统治影响最深的地区。[1]

据苏金智对《香港街道地方指南》中的地名进行的统计,在3101个街名中有500个直接来自英语, 占1/6弱;1805个大厦名称中有640个受英语影响,占1/3强;483个中学及大专书院名称中有 70个受影响,占1/7弱;118个医院诊所中有41个受影响,占1/3强;74个公园名称中有12个受影响,占1/6弱;82个教堂及庙宇中有62个受影响,占3/4强;1204个地方名称中有120个直接受影响,占1/10弱。在上述6869个地名中大约1446个受影响,约占21%。由此可见,英国的殖民统治对香港地名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巨大,如果仅就港岛而言,这种影响就更大了,大约有80%的港岛地名受到英语的影响。[2]


2 以英国女王及王室成员命名的香港地名


以英国女王及王室成员命名的地名以“女王”为代表,因英国占领香港期间正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当朝的时期,因而维多利亚的名字遍布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海港码头、公园山岗、大厦广场、俯拾即是[3-15]。如皇后大道,位于港岛北部,贯通东西,是港岛最长的街道。英国占领香港后,于1842年开始在港岛北部大规模开山筑路,并与当年完成,1842年3月将这一主干道命名为皇后大道。即今皇后大道中,以纪念维多利亚女王而命名。早期的中文译员不知Queen是女王,以为是皇后,便将原意为“女王大道”译成了“皇后大道”。

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位于港岛铜锣湾。该公园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成的,公园的原址是旧铜锣湾避风塘,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旧避风塘填成该并辟作公园的。把公园命名为维多利亚公园,主要是和维多利亚女王的铜像有关。

维园道(Victoria Park Road)位于港岛铜锣湾。该道的英文路名意为维多利亚公园道,简称为维园道。因该路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北侧,故名维园道。

域多利道(Victoria Road)位于港岛坚尼地城之西。该道修筑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所以用维多利亚命名。

维多利亚港(Victoria Harbour)是位于港岛和九龙之间的海域。当年英国占领这个海港时,正是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在位,因而得名。

太平山(Victoria Peak),英文名称意为维多利亚峰。该峰为港岛最高峰。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而命名。

维多利亚城(Victoria City),又名女王城,俗名“君士丹”,即Queen's Town的意译和音译。该城建于1841年,为香港早期的城区名。因纪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而命名。该城分为3个区域:海岸、半山和山顶。海岸区为商业区和华人住宅区;半山区是高级住宅区,多居住外国人;山顶区为纯外国人居住区。

英皇道(King's Road)位于港岛东区。建成于1935年。另外还有域多利皇后街(Queen Victoria Street)、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域多利戏院(Victoria Theatre)、山顶公园(Victoria Peak Garden)、域多利中心、皇后街(Queen Street)、皇后码头 (Queen's Pier)、皇后山(Queen's Hill)、维多利亚公众殓房(Victoria Public Mortuary) 、皇后商业大厦(Queen's Tower)、皇后戏院(Queen's Theatre)、皇后像广场(Statue Square)、皇后中心(Queen's Place)等。

乔治五世公园位于九龙油麻地,1909年将官涌山夷为平地,并开辟成公园。因当时英王乔治五世在位,便以乔治五世命名公园。

伊丽沙白为英国女王,因而以伊丽沙白命名的场馆学校也有许多,如伊丽沙白体育馆、伊利沙白医院、伊利沙白中学、伊利沙白青年馆、伊利沙白大厦等。

沙田银禧体育中心,现名香港体育学院,位于新界沙田新城。1977年为纪念英国女皇银婚之禧构思新建,并获英女王银禧纪念基金资助1260万元。1982年正式启用。

英王室成员也在香港街道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具体如下。

圣玛加利大堂(Saint Ma rgaret's Church)为香港天主教堂。建于1923年。位于港岛跑马地。教堂以女王妹妹的名字命名。

公主道(Princess Margaret Road)位于九龙何文田,中文名为译自英文的简称,全译应为玛嘉烈公主道。玛嘉烈公主是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妹妹,她于1966年6月1日访问香港。3月2 日在香港主持“英国周”的英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为了纪念她这次访问香港而将楠道改为公主道。

干诺道(Connaught Road)位于港岛西北部。干诺又译为康乐,康乐广场及康乐大厦同样是用Connaught这个名字命名,也由于康乐大厦(后改为怡和大厦)在干诺道中,所以用同一英文命名,只是中文译法不同而已。1890年3月31日,英国王子干诺公爵自印度来港访问。为纪念英王子来港访问,将新填海建成的海旁道命名为干诺道。

亚厘毕道(Albert Road)分上亚厘毕道和下亚厘毕道,前者是位于港岛中西区,环绕港督府的道路;后者是香港政府合署所在地。由此可见,这两条路都位于香港政治中心。亚厘毕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亚厘毕亲王。他是德国的萨克斯·库伯· 哥达(Saxe· Coburg·Gotha)公爵和维多利亚女王于1840年结婚。

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位于九龙北部,为九龙最长的街道。1922年4月6日,英王乔治五世的太子爱德华应邀赴日访问,顺道访问香港,4月8日他到九龙游览,对其中一条正在开发为花园和住宅区的街道极为欣赏。这条街道宽阔,两旁都是英式的花园别墅。当时这条街道尚未命名。次日太子离港赴日,港府决定将太子最欣赏的这条街道命名为爱德华太子道,简称太子道。由于他坚持爱情至上,宁愿放弃王位,与Wallis Simpson结婚,成为轰动一时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风云人物。后被封为温莎公爵。


3 以港督命名的香港地名


纵观世界各国地名,你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在约150年的时间里,28位香港总督中除了日本侵华时的投降港督杨慕琦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之外的26位港督的名字都保留在了当今的地名中[3-15],类似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可说是香港地名的一大特色。不仅如此,许多在历史上对港英当局的有功之臣,其名字也大量地保留在了当今的香港地名中。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香港地名现象”。

现在我们按上任港督的先后顺序对以港督命名的地名作以梳理。

砵甸乍街(Pottinger Street)位于今港岛上环,在德辅道与皇后大道中之间并与之相交,在利源西街西边与之并行的一条小街,就称为砵甸乍街。由于整条街是用石块铺砌,华人把它称为石板街。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在我国史书和大臣奏折中称为“璞鼎查”“波延杰”。1789年生于英国。1840年在对阿富汗的战争中晋升为海军少将,并被封为男爵。1941年8月,乘“女王号”炮艇抵港,接替义律任英驻华全权代表并任商务监督;他是率英军北上,攻占舟山和攻入长江内陆的统帅。1842年8月,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当时,逼迫中国接受这些蛮横条款并代表英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便是砵甸乍。

爹核士街(Davis Street)位于港岛坚尼地城北部,接坚尼地城海旁道与卑路乍街相交。由于早期翻译的原因,Davis 被人译作“爹核士”,又译作“德庇时”“戴维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年生于英国。他既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又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18岁时就在东印度公司服务,1816年随外交使团访问北京,对中国历史和文学颇有研究。1834年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1844年5月被委任为第二任港督,并被封为爵士。

文咸街(Bonham Stand)位于港岛上环,东接皇后大道中,西接德辅道西,分东西两街。该街由填海造地建成。由于填海建街在港督文咸任内,故以其名命名。该街英文名“Strand”,意为“海滩”,可见命名此街时,此街填海工程尚未完成。文咸街的命名是纪念他的首次为香港填海得地。该街又俗称“南北行街”。

文咸(Samuel Georg Bonham),又译作“文翰”“文安”“般含”“濮亨”,1803年生于英国。早年任职于东印度公司,1837年起,先后被任为新加坡、马六甲及威尔斯王子岛的总督。于1848年 3月被委任为香港第三任总督。

宝灵街(Bowring Street)位于尖沙咀西侧,在柯士甸道北部并与之平行的街道,叫宝灵街。另外还有宝灵商业大厦Bowring Centre等。宝灵(John Bowring),又译作“宝宁”“包令”“保陵”。于1792年生于英国埃克塞特。1854年4月出任第四任香港总督,并受封爵士。

罗便臣道 (Robinson Road)位于港岛西环半山区,东与花园道相接,西接巴丙顿道,并与屋兰士街相交,是一条沿山开筑的山区道路,路多弯角而曲折。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又译作罗士敏。1824年生于爱尔兰。曾任西印度殖民地总督,于1859年9月接任香港第五任总督。他在任期间,其财政收支由平衡达到盈余,从此,港岛的市政建设不再需要英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并承担驻港英军每年2万英镑的费用。他确立了香港的货币为港元,并制定了香港的邮政制度。1865年3月任满离港,赴锡兰任总督。后为纪念他,特将半山区的一条道路命名为罗便臣道。

坚尼地道(Kennedy Road),又称二马路,为第七任港督坚尼地开辟的一条道路。坚尼地在任内曾计划兴建一道海堤,连接东区和中区,因受军方反对而罢,于是在半山区开筑一条连接中区与东区的公路,即今日之坚尼地道。该道西起坚道,东与皇后大道相接,为港岛第二条横贯东西的大路。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于1810年生于爱尔兰。曾两度出任赞比亚总督,1872年4月16日被委任为第七任港督。

轩尼诗道(Hennessy Road) 位于港岛湾仔,为港岛的交通干道。该道兴建于轩尼诗任港督时期,此道也是在一片新填海地上筑成。全路东西横贯湾仔全区,西接金钟道,东连怡和街。此道也是香港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又译作“亨尼西”,1843年生于爱尔兰。1877年4月22日与他的欧亚混血妻子洁娣抵港,成为香港第八任总督。

宝云径(Bowen Drive),在港岛金钟道南,东接坚尼地道。宝云道(Bowen Road)在港岛半山区,西起山顶缆车宝云道车站,沿山势向东伸展至湾仔区,再向跑马地伸延至黄泥涌道交汇处止。宝云任时这条路原是一条小路以利铺设输水管,后来扩充为大马路,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宝云(George Ferguson Bowen),又译作“包文”“鲍恩”,1821年生于爱尔兰,毕业于牛津大学。1883年3月被委任为香港第九任总督。

德辅道(Des Voeux Road)位于港岛上环,与皇后大道中平行,在中央市场北,为港岛的主干道之一。德辅道分德辅道西和德辅道中两段。该道建于1859年,建成于1862年,即成今日之德辅道。该道的修建是由港督宝灵主持,故当时称宝灵海滨道,以纪念宝灵。30年后,由于中区填海工程的完成,干诺道建毕,该道又拓宽延长,故改名为德辅道,以纪念当任港督德辅。德辅(George William Des Voeux),1834年生于英国。1887年10月6日抵港任第10任港督。

布力径(Blak’s Link)位于港岛跑马地,在香港仔隧道南端。布力(Henry Arthur Blake,又译作卜力)1840年生于英国。1898年11月25日抵港接任第十二任总督。

弥敦道(Nathan Road)为九龙主要街道,呈南北走向,南起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南起向北贯穿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等地。末端止于界限街,是香港有名的“不夜街”。1904年弥敦任港督时,大力翻修扩展这条路,历时两年完成,故又改名为弥敦道。


4 以英国军官和战争命名的香港地名


19世纪中叶的香港史,是一连串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干涉和战争史。军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早年的香港地名,有许多便是为纪念率领远征军来中国作战的舰队统帅和驻港陆军将领的。[3-15]

卑路乍街(Belcher's Street)位于港岛坚尼地城。该街建成较早。卑路乍是一位英国军官,他是最先率领英军登陆香港的先遣部队的指挥官。他的全名为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r)。1841年1月25日上午8时,他奉命率领英军乘军舰在水坑口街登陆,为翌日正式占领香港举行升旗仪式作准备。

歌赋街(Gough Street)位于港岛中环皇后大道中南侧,南连荷里活道,东接鸭巴甸街。另外还有歌赋山,在歌赋街附近。歌赋并非是歌舞流连饮酒赋诗的风流胜地,而是人名的音译。他是1840—1841年,多次领兵进攻广州的歌赋中将,是臭名昭著的侵华分子。

柏架山(Mount Parke)位于港岛东区筲箕湾南部。海拔531米,为港岛第二高峰。柏架又译巴尔克,他是英国贵族。1781年出生。1841年5月12日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驻港英军司令 。

金马伦道(Cameron Road)位于九龙尖沙咀。金马伦为英军少将,是第七任港督宝云爵士任职期间的驻港英军司令。1885年曾出任两个月的护督。1887年亦曾有5个月的时间署理香港总督职务。香港有以驻港英军司令命名街道的习惯,故尖沙咀街道之一便以金马伦命名。金马伦的名字还被命名在了金马伦里和金马伦山等地方,作为对他的纪念。

奇列岛(Kellett Island),又名吉列岛,位于港岛铜锣湾畔。1839年,英国曾派军舰东来活动,其中一艘军舰的舰长名叫Kellett,他的军舰停靠在铜锣湾内时,突然遇到台风的袭击,他忙将舰驶靠在那里的一个小岛畔幸而平安。事后,就以他自己的名字为那小岛命名。

加士居道(Gascoine Road)位于九龙油麻地东南。又译为加斯觉。他是第十二任港督卜力任职期间的驻港英军司令。他曾参与1898年拓展新界界址事件,后任护督职务。

爱秩序街(Aldrich Street)位于港岛筲箕湾。爱秩序街因街尾贴近海湾边,而这个海湾原名爱秩序湾,因此用海湾的名字命名为爱秩序街。爱秩序是人名Aldrich的译音。爱秩序是一名英军少校。他是香港开埠初期被派到香港整顿英军军纪的一位军官。

白加士街(Parkes Street)位于九龙油麻地南端。白加士为人名,我国史书上译作巴夏礼。但当地的译员却将其译为白加士。当初为纪念巴夏礼主持九龙半岛割让仪式而命名该街。

伊利近街(Elgin Street)位于港岛中西区,与荷李活道和鸭巴甸街相邻,为香港早期著名街道。由于每当下雨这里都是泥泞,故又称为泥街。伊利近全称为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中国文献上译作额尔金,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角。额尔金于1857年7月以英国特使名义被派往香港。订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而这一连串的行动的主持者就是额尔金。1861年1月19日,中英双方在九龙举行土地割让典礼时,额尔金就在场。他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海防道(Haiphong Road)位于九龙尖沙咀九龙公园附近,原名为额尔金道(Elgin Road)。该道建于1865年。在尖沙咀开辟道路之初,建成两条道路,一条路用港督罗便臣爵士的名字命名;另一条路便用额尔金的名字命名。1909年香港整顿街道名称时,将额尔金道改为海防道。


5 以英港政府要员及商人传教士命名的香港地名


在英国统治香港初期,英国为了达到其殖民统治的目的,一方面以军事武力相威协,另一方面进行文化渗透。自英国占领香港的第一天起,英语就开始对香港的语言文字应用进行全面的渗透。要求社会用字普遍使用英中文对照,如告示、路牌、门牌、单位名称、商品名称等;地名、人名各有两套;用英港政府要员的名字命名香港地名,特别是街道名,这已成为早期香港地名命名的一个贯例,凡是对英港有贡献的政府要员,其名字在香港地图上大都可以找到。这已成为文化渗透的方式之一和对这些“功臣”的政治奖赏。[16]

卑利街(Peel Street)位于港岛中西区皇后大道中。卑利是香港开埠时期的英国首相,全名为罗伯特·卑利(Sir Robert Peel)。

梳士巴利道(Salisbury Road)位于九龙尖沙咀南端。该道源于Marquis of Salisbury梳士巴利侯爵名。他是19世纪末很有作为的政治家、首相。曾三度组阁英国政府,并兼任过外相。

鸭巴甸街(Aberdeen Street)位于港岛中环,是香港早期建成的街道。鸭巴甸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名字。加连威老道(Granville Road)位于九龙尖沙咀东北。该道源于加连威老伯爵,他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殖民地大臣。金巴利道(Kimberley Road)位于5九龙尖沙咀北部。金巴利为人名,全名为Earl of Kimberley伯爵,他曾在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组阁时出任英国殖民地大臣。林德赫斯特街(Lyndhurst Terrace)中文名为摆花街,位于港岛中西区。林德赫斯特是男爵,他三次出任英国大法官。

香港地名中又有许多以香港布政司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例如:必列者士街(Bridges Street)位于港岛荷李活道附近。柯士甸道(Austin Road)位于九龙尖沙咀北。马师道(Marsh Road)位于港岛湾仔区。菲林明道(Fleming Road)位于港岛湾仔区。杜老志道(Tonnochy Road)位于港岛湾仔区中心地带。


6 更名三步走建议


香港殖民色彩的地名,最明显的有30余个。这30余个地名的更名和清理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3∼5年内,先更改以英国“女王”“英皇”“皇后”“维多利亚”等为代表的18个地名,包括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公园、维园道、域多利道、维多利亚城、英皇道、域多利皇后街、域多利监狱、域多利戏院、域多利中心、皇后街、皇后码头、皇后山、皇后像广场、维多利亚公众殓房等。另外,以皇后名字命名的企事业单位和大厦名称可根据企业主意愿综合考虑去留,如皇后商业大厦、皇后戏院、皇后中心等。更名应按照先易后难和兼顾经济成本的原则。第二步,在5∼10年内,更改以26位港督名字命名的地名。对于以港督命名的地名,要综合研究,重要地名优先更改,次要的小地名可以缓改或者不改。一次更改地名不能太多,如一次更名上百条,更名太多会影响日常社会交流和地名的稳定性。再过10年或20年,可走第三步,可根据情况,综合研究,更改以英国军官命名的香港地名。最后达到清理殖民色彩的香港地名的目标,进而在其他方面共同推进去殖民化教育。



2017年(第42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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