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徐昕按：
“公共知识分子与我们长期共存，即便我们对古代社会忽略不计。马基雅维利、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康德，皆属公共知识分子之典范。”
当初我翻译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时，真不知道中国后来会演化出“公知”一词。公共知识分子本身是中性是甚至褒义词，大家还是先回到本义去理解吧。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并非哲学家们所称的“自然类”。所谓自然类，是指不依赖于人类观察者的需要和目的而存在着的事物。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的边界划分，这种划分似乎有可能回应人们核心的关注。
从逻辑而言，边界划分的过程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所谓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理解为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人。“在每一个社会中，皆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超出了同时代人一般的品质，他们探索着相比日常生活直接而具体的情形更为抽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们相距遥远的符号，并且渴望与这些符号进行频繁的交流。”[1]“所强调的是‘思想之倾向’，而非别的什么。[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知识渊博之通才，而非专门家，他们特别关注那些完全萌发于毫无利害关系的渊源之思想(尽管这种对思想的参与可能成为其职业的一部分)，故而他们具有––––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游戏性、敏感性、追根究底性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切实际性。”[2]
思想（Ideas）和教养（cultivation）不尽相同，因而一位知识分子并不必需是“学贯五车的人”，也不必具有高雅之爱好––––比如，喜好抽象艺术或者艾略特·卡特尔(Elliott Carter)、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音乐，正如辉煌的艺术家也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一样。因此，“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并非有文化的、有教养的、创造性的甚至或者书生气的(bookish)，尽管最后这一项描述与知识分子比较接近；也许，每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然，也决非所有的书呆子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含义也绝不等同于“有智力的(intelligent)”。尽管知识分子(不包括那些仅仅只具有智力上虚伪外表之人)在智力上出类拔萃––––通常是远远地超越常人––––然而，不胜枚举的同样富有智力之人却并不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也许对于思想毫无兴致。或者，他们在工作之中、在游戏之时所运用的思想，其范围也许如此狭隘，运用得也许如此毫无个性，以至于缺乏界定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一般特性（generality）。一位运用深奥的数学理论来阐明宇宙本源的物理学家，属于知识分子；而应用深奥数学来设计计算机逻辑板或者编写软件编码的物理学家，则不是知识分子。
然而，将知识分子的定义，建构于对思想的一般性运用和关注与应用型地使用和关注相区分的基础之上，并不能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也并不能导引出人们的万般兴趣。不过，上述区分所暗示的差别，一方面将思想运用到广大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上，而另一方面则是把思想运用到物品制造、合成或者提炼等具体工作之中，或者为商业、职业抑或学术目的传播专门化或者专家性的知识，这一点还的确值得玩味。这就是批评家与在其专业领域内工作的学者、工程师、法律人（lawyer）或者其他专家之间的差别。[3]这也正是福柯对“普遍的（universal）”和“专门的（specific）”知识分子之区分。[4]或者，这也正是反思型(reflective)报刊人士––––专栏作家或者“权威评论员(pundit)”––––与学者之间的区别；业余人员与职业人士之间的区别；或者，政治理论家与“政策分析” (policy wonk)之间的区别。揭露丑闻的普通记者、政治运作人员、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以及改革的倡导者(比如拉尔夫·奈德尔[Ralph Nader])，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当然都完全可能智力超人。这些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可能属于知识分子，不过，尚需进一步地精炼：知识分子将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他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记者或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有些报刊人士、激进主义者、政策分析人员就属于知识分子，而另一些人则不是。
但是，倘若要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将一般性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之人，仍然显得过于宽泛。这一定义将会包纳艺术史学家，或者包括经培训专门报导艺术史的新闻记者，他们面向普通读者，为杂志撰写有关艺术著作或者艺术展览的评论，当然，他们的评论绝没有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维度。尽管这些评论从一般的字面意义而言具有“智识性”，但评论人却并非我们通常视为或者集中认为的“知识分子”。[5]当我们的脑海中想起20世纪伟大的知识分子时，比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马克斯·韦伯、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乔治·奥威尔，便可以整理出一条共通之线索，那就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曾经直接就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问题挥毫泼墨，或者即便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从广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之视角(有时是从宗教的维度)撰写过文学方面的著作，例如，威尔逊(或者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F·R·利维斯、或C·S·刘易斯[C.S.Lewis])。[6]有些人，就像奥威尔，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威尔逊和刘易斯，他们都曾直接就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指点江山，并创作过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文学批评。阿兰·布卢姆在他的畅销之作《美国思想的终结》中针对摇滚乐发表高见时，其实他所写的并不是音乐评论，而是一种社会评论，即从这种音乐适合大学生这一引入注目的现象而探寻道德和政治衰落之动向。[7]“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最早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当时左拉、杜克海姆(Durkheim)、巴雷斯 (Barres)、莫拉斯(Maurras)以及其他作家和思想家针对这一骚动性政治事件积极参与公开论辩。[8]
如此狭义地界定“知识分子”，结果将会把两类特别富有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品排除在本人的分析框架之外。一类是原创的、且有时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品，其写作风格平淡通俗，很少专业术语，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恰恰能够阅读。大致来说，约1970年以前的大多数文学批评，1920年以前的大多数哲学著作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的大多数社会科学著作，皆具有上述特征。但是，上述作品中，倘若不具备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视角，皆在本人的界定之外。
本人排除的第二类知识分子作品，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不衰，它就是致力于将技术资料转换成普通教育的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形式，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虽为社会公众写作，但仅仅只是诠释科学的科学家，并非本人所运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正面向社会公众写作，并且努力采取社会公众能够接近之方式陈词叙述。但是，有一些科学家针对科学的伦理和政治维度，面向社会公众写作，诸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莱旺顿(Richard Lewontin)、以及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9]他们则属于公共知识分子。
第二类作品––––可以称之为诠释科学––––没有什么问题意识。第一类作品可称为学术普及(accessible scholarship)，它正在日渐衰落，衰落的原因类似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性嬗变的背后所隐藏的缘由––––在本书中我将予以较多关注。联结专业化知识分子与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的普适文化之消失，是一项重大的发展，也是一项表明知识分子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角色的发展。让我们来看看凯恩斯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年)。这是一本经济学专著，它形成于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专业的技术性学科之时代。尽管凯恩斯当属20世纪登峰造极并且也许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学家，不过，他却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与他的严肃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5年)相比，《和平的经济后果》采取了普通读者毫无理解障碍的风格写作，它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样也属于一本政治性论著，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亦属于报刊作品。而这部作品难道不是值得阅读的一流的经济学著作吗(正如休谟和尼采属于值得阅读的一流哲学家同样)？抑或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或者区分的标界仿然消失，它两者皆是？
这些追问并非全然为闲来无事之问题，因为本人将提出的主张是，公共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而言，并不具有远见卓识，亦非影响深远，可是，《和平的经济后果》则具备上述两种情形。它预测到，凡尔塞和约、尤其是关于战败国须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费用之要求，将会导致德国以及从一般意义而言的欧洲经济混乱；并且，尽管它并没有促成战胜国对条约的修订，但却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条约的订立中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不过，要对凯恩斯的著作进行归类却极其困难，这表明，本人一般化的例外绝不可能重现。该著作属于知识分子的活动比我们当今更具流动性的时代。一位当代拥有与凯恩斯同样能力之人，不可能如同凯恩斯在1919年(当时他正从事该书的写作)一样累积政府经验，更不可能与所在时代的政治巨头亲密接触，还不可能拥有凯恩斯如此广博非凡的智识，他所能够做的，只能是作为一位专家、一名技术人员，甚至也不愿意就涉及对外和安全事务的重大问题以非专业听众易理解的语言发表高见。在凯恩斯的时代，英国的精英分子们接受的教育全面精密，这也有助于他们轻松地跨越不同的领域。对于最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尽管处于更难一帆风顺的时间和空间，亨利·基辛格在本人提及的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却堪与凯恩斯相媲美，而就不涉及对外事务的国内问题而言，且不考虑政府经验的话，米尔顿·弗里德曼*亦可与凯恩斯相提并论。然而，这两位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一位是年轻之人；并且，近年来我们也许不可能看到类似于他们的人物出现。
读者也许会开始觉得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界定的拖沓冗长。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最普通的理解，它的本质不仅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10]而且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还是，知识分子相比学者、顾问、职业人士甚或许多政策分析人士而言，会为更加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这便是之所以并非所有的“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s)”皆为知识分子之缘由。约翰·罗尔斯将哲学理念运用于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他并不面向社会公众写作。[11]尽管他的代表作《正义论》业已销售了近20册，但这是30余年间的销量，而本人心怀狐疑的是，除少数情形以外，购买该书的人多为学术人员、大学图书馆以及大学生，而并不是社会公众。[12] 一位文学评论家，诸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他不仅就文学写作，而且其写作内容还广泛涉及了法西斯主义、犹太主义和现代大学，[13]故当然属于以知识分子风格写作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学者。不过，哈特曼的文风如同罗尔斯一样，属于一种令人畏惧的学术风格，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对于普通教育的读者来说皆过于艰涩。无可置疑，许多学术人员都极其乐意与广大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包括哈特曼在内，但是，当他们在本人的学术领域以外写作之时，绝对不可能或者将不会采取简洁的散文体风格来表达自我。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他涉及的问题(remit)至少和哈特曼一样无边无际地广阔，或许，他代表了理解困难的外部限制，故而他的作品几乎难以吸引哪怕是极小部分的非学术社会公众翻阅浏览。阿兰·布卢姆的书籍尽管曾经畅销一下，但事实上他亦处在上述边界地带。购买《美国思想的终结》一书的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实际上看完这本作品，因为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严格学术性的，甚至有些神秘莫测，当然，与哈特曼的作品相比还是要浅显易懂些。该作品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非学术出版社出版，据本人所知，布卢姆撰写该著作时，在促进更加接近普通读者方面曾经获得了编辑的诸多帮助。毫无疑问，这本书的畅销也得益于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为该书撰写的美妙华彩之序言。更早期的例子，是戴维·里斯曼的著作《孤独的人群》，这是一本写得非常漂亮却有些浓厚凝重的社会学巨著，它业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绝对经典的作品之一。
简而言之，并且也只能进行大致的界定，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public affairs）”––––即政治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其写作对象至少要比仅仅是学术人员或者专业读者更为广泛，当然所谓的政治问题是从这一词汇最最广阔的含义而言，倘若从意识形态、道德抑或政治(也许它们全都是一回事)的视角来看的话，也包括文化问题。与学者相比，知识分子更多地具有“应用性”、当代性以及“结果定位”，而与技术人员相比，则具有广维性。从这一意义来说，“知识分子”大致与“社会评论家”[14]和“政治知识分子”同义。
如此界定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可堪称我们当下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完美体现，她把哲学的训练针对所处那个时代重大的政治主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倘若不是经常相互冲突的话––––运用：极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艾克曼(Eichmann)审判、五角大楼越战报告书泄密案(the Pentagon Papers)，等等。”[15]那么，为什么运用“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呢？这一概念最合情合理、最简洁明了的使用，是将拥有智识素质但不作为知识分子公开写作或演讲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私人知识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演讲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本人先前就这一类知识分子例举的所有人物(杜威、左拉、斯坦纳等等)，今天我们皆可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如今，甚至还有大学提供公共知识分子的课程培训。[16]处于中间的情形是一种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担任政策顾问或公司顾问、政治家、法官、或者其他政府官员，[17]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普通读者写作。身为政治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托马斯·杰斐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西奥多·罗斯福、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以及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担任政府官员的公共知识分子，则比如，基辛格、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莫伊尼汉(尼克松政府时期)、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以及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Galston)。[18]本人的兴趣在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表达维度，即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著作、杂志文章、言论作品(op-ed pieces)、公开信、公开演讲、以及在电台或电视台出场露面等方式，与社会公众就智识主题进行的交流。在思想的运用方面完完全全属于内部性质(intramural)的知识分子，以及对伟大人物或当权者漫无边际的谄媚之人，皆不属本人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让我来提醒一下读者，我在本章开篇时的话，“公共知识分子”并非自然类。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并非就是绝对正确，只是就本人之目的而言，属于最佳定义，而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皆如此。将约翰·罗尔斯视为我们时代引领风骚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人，我的确无法与之争辩。那是真实的，此种意义亦属完全正确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定义。只不过它不是本人所指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就我个人的目的而言，主要涉及对知识分子作品的市场分析，但罗尔斯的写作没有面向一般的读者，这一事实是决定性的。把罗尔斯排除在公共知识分子以外，本人其实也并不完全舒畅痛快，因为罗尔斯在大众媒体中也是频频露面。本书第五章载明了本人抽样调查的媒体记录，他共拥有374次媒体“提及”，居于中等位次(在同一时期，在该章列举的546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最频繁提及的前第10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提及次数为1,200次)，并且媒体提及次数超过了一些毫无疑问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哲学家，比如，托马斯·奈格尔(Thomas Nagel)、马莎·努斯鲍姆和理查德·罗蒂。(参见表5.1)所有这些真正的含义在于，尽管有些学者也围绕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主题创作，但他们并非本人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媒体对于他们也有一定的兴趣。
公共知识分子与我们长期共存，即便我们对古代社会忽略不计。马基雅维利、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康德，皆属公共知识分子之典范。康德通过主张道德上唯一可以证明的政治就是基于理性的政治，而将哲学和政治联结起来。[19]那么，如何阐释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的最新含义呢？(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最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20]莫里斯·狄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将它归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美国学术人员––––受到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社会理论家的影响，比如，罗兰·巴特(Barthes)、利奥塔(Lyotard)、拉康(Lacan)和德里达––––接受了一种神秘莫测、术语满纸、蒙昧主义的风格。曾经有(若是德里达的话，则应称为如今有)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进行写作，但他们不可能或者也不会采取大学以外的社会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写作。若不是为了社会公众，奥威尔在激扬文字时也不会追求宛如玻璃窗一样透明简洁之风格。倘若要否定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尤其是罗兰·巴特和德里达，那也太过专横武断了。他们在美国的大众媒体中有过一定频率的出现，尽管出现的次数居于中等位置。[21]文风的朦胧晦涩，实际上正是他们克里斯玛魅力的源头之一。
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以及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对话节目的泛滥成灾，伴随着对专家就公共问题评论的无尽需求，已经带给了部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这促使他们几乎成为了社会名流。(基辛格是名人，而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乔治·威尔[George Will]、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以及不少其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名人。)因此，也许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名流知识分子(a celebrity intellecual)。然而，本人更偏好的定义，是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这一修饰词，我旨在强调，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倘若不能与超出一小部分专业读者以外更多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就不属于本人使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一术语的广为流传，最可能的解释是对知识分子地位重要性迟来的认可，也是对独立的（independent）和依附的（affiliated）知识分子之间变动着的平衡之迟延默认。在写作严肃知识分子作品的大学存在以前，以及甚至在大学业已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中心之后，没有人本来会想到，要努力区分公共(就读者的范围而言)知识分子与非公共知识分子。你之所以不面向学术读者就公共问题而写作，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读者，或者这样的读者寥寥可数，当然，亦可归因于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因为许多人鉴于宗教、民族、性别或婚姻地位等原因而无法取得大学职位。无论如何，由于种种可能，你本人并非大学教授，或者甚至连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你创作的作品所面向的，是那些更为普通的、更少专业性的读者，而非学术专业人士，当然，你的读者也许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可能只包括政府官员、其他要人、或者极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精英阶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休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伯克、边沁、杰斐逊、佩恩(Paine)、密尔、卡莱尔(Carlyle)、梭罗(Thoreau)、爱默生*––––这一串20世纪以前既非教授、亦非主要面向教授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还可以持续不断地娓娓道来。
伴随着现代大学––––促进学术研究、并要求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专业领域、旨在优化激励创造性学术人员的学术之机构––––的繁荣，知识分子拥有了职业的路径，这能够促使他们在希望之时可以排除干扰，而只面向其他知识劳动者挥毫泼墨，这一点已显而易见。但是，这也令得他们赢得了时间，有可能就同一主题面向泾渭分明的两类读者写作，一类包括作者学术领域内的研究者和学术人员，而另一类则包括非专业人士、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随着大学教育的日益扩张，这些人亦在不断地壮大。一位学术人员，就其学术声誉和智识天赋可以转换跨越的层面而言，甚至可能就其专业领域以外的主题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舞文弄墨。
让我们来想想，围绕文学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视角写作的20世纪主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有些人属于学者，主要为学术读者写作，比如克里昂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卡内斯·伯克(Kenneth Burke)、F·R·利维斯、以及R·P·布莱克姆(R. P. Blackmur)。有些人既面向学术读者也面向非学术读者写作，比如C·S·刘易斯、莱昂乃尔·特里林、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弗兰克·柯摩德(Frank Kermode)、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乔治·斯坦纳。而有些人并非学术人员，比如爱德蒙·威尔逊、爱伦·泰特(Allen Tate)、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但他们却同时针对学术读者和非学术读者写作。并且，有些人虽算不上学术人员，他们写作也主要针对非学术读者，但是，学术人员却十分乐意阅读他们的作品，例如，T·S·艾略特、W·H·奥登(W. H. Auden)、以及乔治·奥威尔。20世纪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亦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严肃的学术作者，诸如伦福特·班布罗(Renford Bambrough)、克里斯汀·考斯佳(Christine Korsgaard)、奥劳拉·奥内尔(Onora O’Neill)、以及德雷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交叉型学者，则比如伯兰特·罗素、约翰·杜威、海德格尔、萨特(Sartre)、阿伦特、西德尼·胡克、伊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理查德·罗蒂、托马斯·奈格尔、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以及马莎·努斯鲍姆；而还有少数非学术人员，比如弗洛伊德、奥利佛·温德尔·小霍姆斯、阿道斯·赫胥黎(参见本书第六章)、以及阿尔伯特·加缪(Camus)。[22]并且，在其他领域亦属如此––––法律、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尽管在某些领域，人们也许不得不回溯至19世纪，找寻对于公共论辩曾经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重要非学术人员之典范，比如，经济学领域的边沁和密尔，人类学领域的梅因。
在即将告别20世纪之际，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平衡业已打破。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对数量已经萎缩––––倘若以卓越或者贡献之因素来权衡其量度的话，它是如此急剧地江河日下。在20世纪前半期的知识分子史上，许多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渐次展现于人们的视野，例如，奥威尔、凯斯特勒、阿尔伯特·加缪、霍姆斯、布兰代斯(Brandeis)、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弗洛伊德、列顿(Lytton)、沃尔特·本杰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爱德蒙·威尔逊、H·G·威尔士、T·S·艾略特、乔治·萧伯纳、T·E·劳伦斯、托马斯·曼、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德莱特·麦克唐那(Dwright Macdonald)、詹姆斯·鲍德温(他和奥威尔一样，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以及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而准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亦不断地闪现，比如，马克斯·韦伯，他仅仅曾间断地在学术机构工作过，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他是在多年担任自由撰稿人和编辑之后才成为教授的。在19世纪的知识分子史上，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更多地涌现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我们只需想一想，边沁、托克维尔、马克思、爱默生、梭罗、狄更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哈瑞特·比茨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而且在他们之中还具有学术个性自由张扬的弗利德里克·尼采、以及亨利·亚当斯。本人列举姓名的所有人士，时至今日已近乎全都是专职的学术人员，或者至少(倘若就法官和作家的情形来说)曾经有过多年的专职学术经历。大学的扩张和完善，已与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构成了连锁之互动。
20世纪的下半叶，也出现了众多的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经不懈之努力，赢得了声誉––––在美国人当中，人们可以举出如下例证：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雷纳塔·阿德勒(Renata Adler)、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威廉·贝内特、刘易斯·芒福德、爱恩·兰德(Ayn Rand)、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欧文·豪(Irving Howe)、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戈尔·维达(Gore Vidal)、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詹姆斯·鲍德温、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23]以及––––也许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4]但这一数目已经赶不上早期了，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受教育人口日益增长、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和发言的途径广等因素的时候。独立的知识分子已为学术知识分子取而代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许还要更早些，这一趋势已显而易见。[25]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知识生活的学术化，并为之倍感惋惜，[26]这样说是多么的公正啊，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将对此进行分析。至于评估性的问题，让我们暂时搁置在一边吧，这一趋势却是明明白白、绝对没错的，而此处，尚有一些其他的证据。20世纪下半期不胜枚举的卓越超群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欧文·豪、戴维·里斯曼，他们不具备我们今天聘任学术职位(法律方面除外)的基本要件：他们当中没有人撰写过博士学位论文。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其学术生涯处于他职业的早期，不具备博士学位，却担任哈佛大学艺术和科学系系主任––––而这在今天，几乎是令人无法想像的。今天类似于这样的人，倘若他不成为律师的话，将不得不向博士学位工厂提交精心准备的论文，并以更优秀的学者身份抛头露面，但却可能是更缺乏情趣的知识分子。从韦伯所论及的职业化、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层面而言，学术界甚至正在日益地学术化，这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自由精神了，牛虻(“拥有终身教职的牛虻[tenured gadfly]”，听起来就像是一种矛盾的修饰)、嘲笑者––––即“有些人”，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他的位置就在于，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促使正统观念和教条相互之间产生矛盾(而非制造这些冲突)，令其成为政府或者组织不可能轻易指定的人。”[27]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如果这就是的话，那么，现代大学就有可能将其驱逐出知识生活。
然而，萨义德的定义过于狭窄。它默示地意味着，值得提出的唯一抵抗是针对政府和组织。那可谓萨义德本人关于政治的恰当描述，他太左了。但是，教条并非仅仅是对政府和组织的防护。教条包括宗教教义、社会教条(比如，新保守主义)以及不限于政党的政治教条。今天，还有所谓的学术教条，比如，左翼文化人士、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后继者的教条。进而，知识分子通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事实上，他们之中几乎很少有人秉承了苏格拉底、梭罗、尼采、加缪和奥威尔如此的传统，属于真正傑傲不驯的个人主义者。从对立的立场出发，也不存在任何必需如此的价值；它取决于一个人抵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知识分子抵抗之反应，常常会导致他们对于同仁的观点和价值不加思索地断然反对，并且在共产主义时代，这种反对属于灾难性的。[28]
当然，萨义德的论述是针对特定的事项。“与通行的规范作斗争”，[29]也许称不上是对知识分子、甚至对公共知识分子界定的构成部分，不过，它却属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并且也许赋予了他们一种与众不同、尽管决非纯粹的社会价值。“知识分子的角色，并非告诉他人，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 “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30]这，就是苏格拉底象征的立场，苏格拉底相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之群体，恰似耶稣相对于基督教一样：作为创立者、被逐者和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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