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还在法律之上
徐昕按：转发学习徐显明先生的两篇文章：1、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还在法律之上；2、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教授
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
也在法律之下
还在法律之上
中国法学创新网
本文系徐显明教授在中国法治论坛（2017）上对第二单元专家发言的点评，标题为编辑摘取内文原文所加。
徐显明：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今天下午的发言和上午的发言一样精彩。但是和上午比较起来，今天下午的发言进入到了具体问题，上午是宏大叙事，今天下午的发言是侧重于讲关系。
沈国明教授的报告讲了三个层面的关系，要坚持依法治国的道路，在我们国家走我们的道路，最根本的还是要我们党依法执政，这是最根本的。而要依法执政，一定要从严治党，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张恒山教授的报告，是从哲理上阐述观点，今天他讲党和国、党务和国务、党规和国法这三者的不同，理解了不同，你才能知道他们同在哪里。今天的题目是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知道它不同，你才知道如何统筹，你才知道如何形成一体建设，所以研究他的不同，价值巨大。
李树忠是专注于问题中的一点，依法治国也好，依规治党也好，都是要抓根本，依法治国的根本，总书记说关键是依宪治国，管党治党还是要从党章开始，党章是我们最根本的党内法规，他把这两者的关系尤其是转化关系讲清楚了。
付子堂今天是一个新命题，老话题新说法，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但是他今天有很多的新意，尤其是在依规治党这个视角之下，怎样来理解法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秦前红讲得更细，但是我看可能是受武汉大学易中天的影响，发散得太多，最后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五个人的发言都很有价值，我听完了有一些体会，也算是我的一个评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法治，确实前无古人，历史上秦王汉武有那么多的朝代，尤其是盛唐，我们创造了中华法系。未来我们的法治能不能像唐一样，我过去有一个提法，能不能重塑中华法系，提取我们民族独创的精华。中国古代每一个伟大的朝代都缺不了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都同时具备的时候，这个朝代一定是鼎盛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有明君，第二个是一定有能臣，第三个是要有良法。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这个朝代就是伟大的朝代。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总书记曾经告诫过我们，我们不能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法治是自下而上，我们也不能走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的道路，这些国家的法治道路是自上而下推动而成。我们的道路怎么走呢?我们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推进，和我们党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推动。这两者结合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道路的关键和根本，就在于处理好党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党和法的关系处理得好，我们国家兴，民族兴，党兴。这个关系处理得不好，则国家衰，民族衰，党也衰。所以总书记在总结我们自己推进法治经验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的基本方略。这是一份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非常伟大的文献，在解决党和法治关系的时候，我过去概括为一二三四，一就是一个根本，二是两个必须，这两个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识：第一个必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还有第二个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所以四中全会的决定要靠法治才能实现我们党的领导。三就是三统一，三统一是执政的意识。四是四个善于，三统一、四个善于是党成熟的表现，所以要解决好党的领导，根本是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又在哪里?就要管党治党，而管党治党一定要从严，所以这里面有逻辑关系。总书记为什么在十八大之后提出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要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04年提出依法行政，04年这个年份是国务院第一次制定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纲要里提出要建设法治政府，而且有一个时间点，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按照十八大这个时间表述，十年的话2014年我们就基本建成。在2006年我们提出依法执政，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尤其是国务院的法治政府概念提出来以后，后来提出要建设法治社会。如果我们的法治可以分领域来进行的话，这是国家法治吗?国务院要建设法治政府，我们的人大呢?要不要建设法治人大?我们的法院要不要建设法治法院?检察院要不要建设法治检察院?总书记提出要共同推进，要一体建设。这个思想，党内法规和国法也要统筹，应该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党法最早是毛主席在1938年提出来的，毛主席研究过法律，到1978年，邓小平开始讲党法和国法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那个表述是非常科学的，没有党法，国法也很难得到保证。这是第一次讲党法和国法之间的关系，所以是相辅相成，互相保障，作用一致，方向一致，本质相同。但是又作用于不同的领域，今天下午几位的发言中都讲到了它的区别。所以走中国的法治道路，就要解决好党的领导和法之间的关系，而党的领导的根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上，就只有解决好依法执政的问题，依法执政的根本就是要解决依规治党的问题。
第二个体会，今天大家谈了很多，包括秦前红最后的问题，党领导立法，一二三四中的四没有讲，就是这之间的关系，党领导立法是过去讲的，党保证执法过去我们没有这一条，三是党保证执法，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判，党的领导就是给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创造条件。还有一个是党要带头守法。
听完大家的发言，我在思考共产党到底在法律之内还是在法律之外，还是在法律之下呢?这些问题很多的领导者都在困惑，我的理解是，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还在法律之上。说它在法律之下是说党要领导立法，要保证法律的实施，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在法律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坚持法治的基本原则。党在法律之中的时候主要是指宪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在宪法当中的，所以我们有合法性，所以共产党在法律之中。但是最后要理解共产党在法律之上，这是今天大家谈的法和政策是什么关系，共产党怎样领导立法。法律总是向后看的，它是对以往关系的肯定，但是一个先进的共产党，领导要靠思想领导，要靠政治领导，要靠组织领导，而这三个领导中最根本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思想领导才能表明共产党的先进性，所以我们要实时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谁能准确把握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呢?就是执政的共产党，他把握这个规律以后，要实时对法律提出修改意见，如果共产党只在法律里边，不在法律外面提意见的话，我们就实现不了立法领导。所以党既在法律之上也在法律之中，跟其他组织一样共同遵守法律，也在法律之下。这是我听完大家发言以后的第二个体会。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第三，今天上午文显同志的第一个报告，他讲得很好。今天下午的讨论，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开辟了中国政党理论，还有法治理论、法治学说的新境界，这是给我们的新命题。当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候，总书记给了我们五个内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第二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人民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根本。第三是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西方法治最成功的经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坚持这一条，所以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我们借鉴过来了。但是第四项总书记讲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总书记说的两句话，法哀天下，得民心。第五点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今天总书记再讲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话，他会增加一个内容，就是依规治党，把党法和国法、党规和国法要统筹推进，要一体建设。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又一大亮点，又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据。
徐显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求是》
核心要点：
■ 古往今来，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法治也不是万能的，治国理政仅靠法治这一手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而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则可以惩戒。
■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立法脱离了人之常情，背离了公平正义，失掉了道德之善，所立之法便难以成为良法。恶法的实施则贻害无穷。文明执法、公正司法本身就是对道德的捍卫。司法不公，既是对法律的亵渎，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执法、司法如果失掉了惩恶扬善的功能，其本身就会成为罪恶的根源。守法是一种善，违法是严重的失德。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实施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这是法治国家的精神要素。道德要发挥作用，必须提升全社会的道德素养，这是以德治国的文化基础。
■ 中国古代有“以吏为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既要有“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也要有“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君子之范。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德法结合的根本。
■ 毋须借助宗教，即能解决人的终极精神需求和行为选择，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所在。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经受住各种冲击而坚守根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中国政治文化基因。自秦统一中国后，历代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利用法律维护中央权威，利用法治和德治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主题为“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的第3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刻揭示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理论，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为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
一、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与道德同属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本质是相同的，但产生方式、实施方式、表现形式、调整范围和功能作用是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法治，就是发挥法律规范作用，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用法律准绳规范社会行为、社会生活、国家治理。德治，就是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思想道德觉悟，用道德引导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关系。早在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浙江工作时就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出法治与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高度概括。古往今来，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法治也不是万能的，治国理政仅靠法治这一手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而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则可以惩戒。由此他得出结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这个结论是关于法律与道德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原理。
二、德法合治，历史瑰宝
在绵延近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化。德治、法治的思想和实践贯穿中国历朝历代，德法合治实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基因密码。早在两千多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主张“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主张治国要“大德而小刑”。到了唐代，人们更是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一方面推行德治，通过“贞观修礼”建立一整套道德体系；一方面推行法治，制定严密的法典——《唐律》。宋元明清时期基本延续了德法合治的传统。通观我国古代历史，法治和德治运用得当的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如汉唐时期的盛世，正是礼法并举、德法合治的时期。反之，单纯德治如周代，最终导致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而单纯法治如秦代，则最终导致二世而亡。域外经验也是如此。历史证明，凡是既注重法治又注重德治的国家，治理效果都比较好；单纯靠法治或德治，都难以把国家治理好。
三、德法结合，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根本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觉悟的提升。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发挥道德对人良知的教化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一方面，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守法是人类最美好的品德。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是更高层次的法律，道德对法治具有滋养作用。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中要突出法治内涵，特别要针对我国人情积习厚重、规则意识淡薄的情况，注重培养人们的法治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注重在文化传承中涵养法治精神。
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保障实现善有善报、恩将德报。立法与法律实践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人类法治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是，法律本于人情，各国无不把基本道德、重要公序良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立法脱离了人之常情，背离了公平正义，失掉了道德之善，所立之法便难以成为良法。恶法的实施则贻害无穷。文明执法、公正司法本身就是对道德的捍卫。司法不公，既是对法律的亵渎，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执法、司法如果失掉了惩恶扬善的功能，其本身就会成为罪恶的根源。守法是一种善，违法是严重的失德。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实施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对缺少道德自觉的人，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单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已经不够，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唐初之所以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成功经验即在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严重失德问题，做到了“道之以德”“齐之以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当下如诚信缺失、电信诈骗、假冒伪劣等问题，都应用法治手段予以惩治。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经典名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这是法治国家的精神要素。道德要发挥作用，必须提升全社会的道德素养，这是以德治国的文化基础。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相统一，道德素养的基础是爱国守法。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民道德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法治进程，培育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是实现德法结合的基础工程。
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善政根本上靠为政之人。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中国古代有“以吏为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既要有“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也要有“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君子之范。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德法结合的根本。
四、坚定自信，开辟新路
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治理方式。人类过去的一切发明，重在征服自然，自从有了法治，人类开始征服自己。法治，是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是最早发现法治价值的民族之一。
在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四大文明中，唯一未中断发展而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文明。在中华政治文明产生儒家、法家之学的时候，才产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相结合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因缺少原创性，故只能视为亚文明，其地位不能与四大文明相提并论。在此后二千五百多年的发展中，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其他三大古文明为源头而形成了阿拉伯法系、印度法系，以中华文明为渊源而形成了中华法系。国家治理模式迄今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以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为代表的法律+宗教模式，一种是以阿拉伯法系、印度法系为代表的法律与宗教合一模式，第三种则是由中华文明独创而在东方国家得到实践的法治+德治模式。
自商纣灭亡之后，中国的先哲即已发现“敬天”“祀神”不如“敬德”，从而完成了从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此后三千年，神权从未取得过对政权和世俗的统治地位，“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德才兼备”一直是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要求。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权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毋须借助宗教，即能解决人的终极精神需求和行为选择，这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所在。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经受住各种冲击而坚守根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中国政治文化基因。自秦统一中国后，历代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利用法律维护中央权威，利用法治和德治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我们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对历史上德法结合的优秀传统，我们要有充分自信，并批判性地继承，扬弃其专制性、等级性、工具性、残酷性，而继承其“以法为本”“缘法而治”“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注重官德”“注重家庭”“立德修身”等有益的思想和实践，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我们既不能走西方法律和宗教相结合的道路，也不能走阿拉伯国家政教合一的道路，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以突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为特色。这就是法治的中国模式，就是法治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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