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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险遭强拆建中央大楼,因文革搁浅

2017-08-11 政商大参考


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多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对此披露道:“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此方案1958年10月13日由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详见后文——笔者注);‘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此前,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5月1日,毛泽东征求民主人士、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受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此评论道:“‘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这之后的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紧接着,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个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城区改建的计划。


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如果平均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包括展宽马路等拆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建筑,可以争取在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城区的改建。”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北京市1958年9月草拟《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方案,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对旧城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谢荫明、瞿宛林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发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引用“《原北京市委设想改造故宫方案的照片》文字说明”,介绍了“参与其事”的“少数规划人员”描绘的“四种改建故宫的平面图和鸟瞰图”——


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第三方案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代以开敞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第四方案更是彻底,要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宫,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快意图”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上报中央以后,北京市规划部门立即展开分区详细规划研究,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做出多种方案,这项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故宫能不能局部改建,护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董光器在书中写道,“市委、市政府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在学术界,包括历史学家在当时也确有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的说法。何况当时的规划只是一种模拟试验,并非实施方案,思想不妨放开一点。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对天安门城楼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


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


陆定一: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


“大跃进”时期,文化部的一些机构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宫博物院。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1959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的《请示报告》提出8个月后,中宣部对此作出回应。


《谁保护了故宫》一文中,引用相关档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请示报告》的情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


1964年6月12日,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这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得出结论:“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中,印出一张1963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制 作的北京城区布局方案图,显示天安门、端门、故宫皆被拆除改建为大型公共建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信号是吴晗响应毛泽东倡议而作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遭到批判。


在这场风暴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文革”时期出台的故宫“整改方案”,提出要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


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日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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