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报 | 周红玫 | 从策动到行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机制创新的回溯与反思 | 2021年3期
从策动到行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机制创新的回溯与反思
周红玫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
1 事件回顾
“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是发轫于2017年7月、集中发生在2018年春天的一系列空间设计和管理的精准创新实验。
2020年10月30日-11月29日，“走向新校园：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8+1建筑联展”在深圳市少年宫举办，向业界和公众呈现出一幅“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全景图(图1~5)。展览以三大核心创新事件——红岭实验小学实践、“8+1建筑联展”和校舍腾挪为焦点，展示了一批建筑师为深圳福田区18所校园所做的39个方案。这些作品显示出建筑师和城市管理者们如何以专业热情、智慧和坚守，为以往效率至上而缺失童趣的校园空间范式注入全新的活力和想象，也为深圳这一高密度城市扰人的“学位之痛”奉献出前沿思考和探索成果。
1.1 “8+1联展”前奏
深圳经过40年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高密度超大城市。这不断挑战着城市规划的时效性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近年来，学位需求与土地稀缺的矛盾日益激化，位于深圳城市中心的福田区大批学校不得不在原址急速扩建数倍规模，以解决学校超负荷招生办学的困境。加之学校设计规范滞后、建设机制刻板以及公众参与缺失等多方面因素，催生出一批平庸低质的校园。在集约土地条件下建设高密度、高质量校园的策略探索迫在眉睫。
红岭实验小学个案是这一剧变过程的重要节点。2017年7月，红岭实验小学为应对 3.0 容积率的“强排方案”空间品质严重失控，时任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以下简称福田规自局)副局长的笔者意识到：该学校绝非孤例，将有大批类似的拆建加密的学校项目接踵而至，整个深圳的校园设计都将很快面临这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实需求的强力挤压下，“高密度校园”这一类型已经涌现。如何应对这一巨大挑战？
正统的校园设计和建造管理系统——如深圳大学龚维敏教授所说——很多是“反设计的”。而我们针对高密度校园的设计理论、实践和管理经验都极其匮乏。庞大的建设量、疯狂的建设速度、难以逾越的设计规范、高密度引发的新问题以及教育发展的新需求——如何以这些挑战为契机，探索新型校园策略？如何在正统的校园生产系统之外，以新的机制、标准和制度，以专业管理智慧激发设计创造力，开辟出一块新校园的“试验田”？
笔者带领福田规自局团队迅速启动了红岭实验小学的创新设计工作坊。为了不打乱代建方的项目计划，我们仅能抢回10天时间，参与比选的三方建筑师提出对学校重新定位与设计的“简案”。在两岸三地建筑家、教育家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参与下，源计划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多层高密度复合型都市校园”被选为实施方案，成为新校园计划的急先锋。该设计于2019年秋季建成投入使用后，参观者络绎不绝，被广泛认可为高密度、高品质的南方校园创新样板。
随着其后梅丽小学(WAU 吴林寿设计)和石厦小学(王维仁设计)两所高密度校园案例相继加入，我们应对高密度校园的管理经验更加丰富。同期还与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开展编写《集约用地条件下福田区中小学校空间规划指引》，并组织建筑师、学者、教育家进行多轮研讨，以期自上而下地为福田高密度学校设计编制“空间规划指引”。
1.2 “8+1联展”发布
2018年伊始，“走向新校园：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并在面向全社会的倡议书中明确提出“新校园计划”7项设计原则。行动计划的核心是“8+1建筑联展”(以下简称“8+1联展”)——我们在福田区拣选出8所中小学和1所幼儿园项目，协同起来开展竞赛和评选，力图以一种“公开竞赛+建筑实践展”的机制，推动校园设计和设计管理的创新。
联展采用极具创新的“联合策展人”机制。两岸三地7位专家组成策展委员会(以下简称策委会)：由黄居正、顾大庆担任策委会联合主席，王维仁、朱荣远、孟岩、朱竞翔、曾群担任委员。策委会汇集了在学术界和行业实践中有威望和公信力的代表，以保障联展的前瞻性、公正性和高水准(图6)。
基于之前个案探索的经验，竞赛流程和规则设计上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在遴选参赛建筑师的环节上，结合策委会提名和公开征集，最大程度地迅速挖掘建筑界的潜在力量；在参赛作品格式上，参赛建筑师需在极短时间提交10张A3的“简案”，以强化表达独特的空间分析和构思，而杜绝商业化的“效果”包装；在评选环节上，策委会特别重视到现场实地踏勘、与校方交流，以及与参赛建筑师对谈(现场或视频)，评审过程全程公开。
联展还明确规定：策委会选定的第一名方案即为实施方案。主创建筑师完成建筑扩初方案及室内主要公共空间和景观的概念设计后，深化方案由策委会联合有关部门及使用方再度评议，避免走形。这确保主创建筑师始终掌握设计主导权，将设计思想有效贯彻在项目的各个方面和环节。
联展发布仅短短8天，就聚集了国内外89家设计单位，其中既有卓有成就的名师，也有新锐力量。最终遴选出的30位建筑师共同创作了一批具有实验精神、各具特色的高密度校园方案，呈现了高密度城市中心复合多元的新型教育模式以及既定规范下校园设计新的可能性，成为前述“走向新校园”建筑联展的重要展示内容。
1.3 首创校舍腾挪
参与联展的9所校园都是原址改扩建，在2~4年的建设周期中，教学和施工在原址同步进行将会产生很多影响教学和威胁师生安全健康的隐患。为解决这一冲突，打消学校与家长的顾虑，我们在2018年1月提出异地腾挪的“诺亚方舟计划”——利用附近城市闲置土地，以临时、灵活的轻型建筑体系快速搭建满足学校短期过渡需求的校舍。
这批过渡校舍开创了全国首例“校舍腾挪模式”，“福田样本”破解了城市学校改扩建难题，更被推广至其他紧缺的公共服务领域。它们的突出特征在于单个作品背后核心的一整套高效建造体系。系统可持续在不同场地衍生，例如，朱竞翔团队在梅丽小学腾挪校舍取得极大成功后，继续将其建造体系优化，在龙华、罗湖两区的闲置用地上分别建成了两所易建学校。另外，福田区还建成了10所高科技预制学校，罗湖区也建成3所预制箱体系统学校。
1.4 “8+1联展”推广延生
“8+1联展”的效应远远超越直接参与的9所学校，还影响了一批“延伸”作品。比如，福田贝赛思国际双语学校受“8+1”良好效应的感召，请求福田规自局参照联展机制，为其主持设计竞赛，成为紧随“8+1”的一个后续案例(又称8+1+1)。对于另外十余所无法参与联展的项目，团队则采用多方参与的专家设计工作坊，通过“线下+线上”方式，持续跟进，帮助这批学校的设计实现脱胎换骨的改进。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新校园行动计划”取得了众多成果。红岭实验小学、石厦小学、新洲小学、新沙小学、机关二幼等均已建成，其他绝大部分学校也已经开工，多项衍生工作也在推进。
在这批校园实验成果的基础上，“高密度校园”的类型和机制创新也成为学界和社会的热题。2020年10月，与“走向新校园”建筑联展同时，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学术年会上专门举办了“破题与承题：高密度城市条件下的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论坛研讨，给予“新校园行动计划”高度评价：“吸引众多建筑师参与并创作了一批具有实验精神的方案，面对严苛的场地条件，在满足学校高容积率要求、提升教学空间品质，以及回应周边高密度城市环境等层面做出了积极可贵的探索。” 新校园成果还引起了住建部领导的高度关注，黄艳副部长亲临考察红岭实验小学并给予诸多好评。
从业界到社会各界，认为新校园行动计划的设计成果、组织实施过程，以及后期的持续研究与评估，对未来国内城市高密度校园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有广泛的影响。
2 招投标管理制度语境下新校园计划中的机制创新
创新就是对习惯的叛逆。
尽管新校园行动计划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回到地方设计管理制度语境中，主流的体制环境并不令人乐观。顾大庆评述参与联展的整个过程：“太多想象不到的磨难”；孟岩提到：“即便是在深圳目前这样一种相对开放的体制下，我所经历的整个新校园的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因为每一道防线都要突破，需要全能特种兵的打法。”
要更全面地推进校园建设的创新，有必要更系统地反思设计管理体制问题和总结新校园的经验。
2.1 公共设计管理的价值取向：满足底线，还是追求高线？
底线是基本保障，高线是文明标杆。
“公共设计管理”在当下越来越变成一个宽泛术语。笔者在规划部门的26年间，一直试图全面理解和诠释“专业管理(服务)”概念的意义，也持续经历着个人立足于专业理念所做的努力与常规的官方定义之间产生的冲突。在行政管理和服务话语的主导下，公共设计管理似乎在专业上日益变得弱化和边缘化。在日常审批中，常常因为公共项目(如医院、学校等)的“提速”要求，哪怕面对平庸低劣的设计，只要符合规划要点和规范，方案审批只能依法通过。这长期以来形成了普遍默认的规范性行政语境。常规的行政思维倾向于符合规范、流程、程序等底线管理，而不是激励更具创造性、引领性的高线管理——这难道不有违深圳的开拓创新的先行使命吗？
守底线的传统政府管理职能必不可少，但在深圳走向国际大都会的进程中，不断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不正是胸怀抱负的城市管理者探索创造性解决城市难题的最佳管理实践土壤？在已经高度商业化的深圳，对当下现实的思考和批判一直存在着集体性的失声，难道不亟需一批公共设计管理者，以专业精神抵抗资本的压力，以保证公共空间利益不被侵蚀，建筑文化价值不被践踏？在作为“设计之都”的深圳，难道不需要一批公共设计管理者积极探索创新机制，以促进建筑师们释放创作能量，发展出根植于本土的生机勃勃的建筑文化？
追求高线恐怕是笔者身处的规划管理部门最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了。历年来它聚集了一批有城市理想、远见卓识、热情执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专业人士群体，对笔者影响至深的是尊敬的前领导和同事王芃、黄伟文等，他们都曾超越传统保守的政府职能和角色界定，积极推动一系列开拓性的、影响深远的城市规划设计实验。比如他们参与创立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是全球唯一长期关注城市或城市化的双年展，以一以贯之的城市问题导向，用批判性反思和城市介入行动的方式展开思想讨论。而另一项极具品牌效应、与国际接轨的是“深圳竞赛”制度，曾为深圳带来了一批丰富多元且极具文化影响力的建筑杰作。
2.2 “深圳竞赛”：催生深圳新建筑的创新机制
早在1990年代初，深圳规划局就开始尝试“深圳竞赛”机制创新。它所制定的两个核心原则——“破除门槛限制”“第一名中标”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自1990年代开始，一系列高规格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促成了福田中心区的空间格局。紧接着，自光明新区中央公园、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展览馆(“两馆”)等项目的国际公开竞赛不设资质门槛起，深圳竞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设计机构参与，深圳得以汇集全球一流建筑师的作品。
笔者也积极投身其中，作为深圳竞赛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公共建筑竞赛和文化事件，如大芬美术馆、能源大厦、汉京大厦、粤海/西丽/蛇口3个文体中心等。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坪山文化聚落、万科云城等大型项目中，通过开拓性的学术策划和机制创新，组织了新颖的集群设计竞赛(联展)实践(这些经验成为“8+1联展”的重要基础)。以先进的城市理念和设计管理方法探索华润万象天地、深圳湾万象城、特建发留仙洞、万科云城、国际艺展城等超级城市综合体开发的创新模式，推动实现高品质的建成效果和公共价值。笔者还创立了深圳城市建筑设计大师论坛与 “设计与生活”公众论坛，作为“深圳竞赛”的延伸品牌向业内和公众持续弘扬建筑文化价值观。
作为“深圳竞赛”辉煌期的见证者和实践者，笔者近两年主持的新校园“8+1建筑联展”机制，可以说是对“深圳竞赛”精神的继承和执着坚守。
2.3 具有“专业标识”的公共设计竞赛组织面临双平台之争
几代设计管理人精心培育的“深圳竞赛”的影响力到2008年后开始式微。一纸公文将规划部门的建筑设计招投标职能划归建设部门，进入统一的带有强制性机制的政府工程交易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公共设计管理专业化实践的反叛，自此各部门关于招投标管辖权和话语权的纷争从未停歇。
如果说规划部门的管理思维和方法是“建筑学式”的——其运作依赖于对空间专业方法与技术的确立和运用，交易平台的工作思维和方法则表现出远离专业标识的趋势。后者对建筑设计招投标的管理继承了工程施工招投标的管理方式，主要出发点是降低作弊和腐败风险，程序上看似严密，事实上往往导致创意优选目标严重受阻。参与竞赛的资质条件包括很多隐性高门槛，现在绝大部分政府项目设计投标甚至排斥甲级建筑设计事务所，只允许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参加，许多没有官方资质、但富于创造力和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型设计机构根本没有机会参与。
评标沿袭工程施工类评标方法，评标专家由电脑盲选随机拼凑而成，非建筑专业专家所占比例过高，高水平建筑专家因不被信任和尊重而经常缺席。重要项目虽有时聘请著名建筑师作为评审主席，但规则不允许主席组织有效的讨论交流和制定符合项目特点的评议细则，也不设置讲解和答疑环节。通过分项填表打分确定方案优劣看似客观，但缺少评委对创意优选的专业性综合评判，结果往往出乎评委的预料，严重损害专家评标积极性及评标结果的公平性。
招标评标方式刻板单一，难以适应城市建设对建筑设计水平及服务的多样化需求。评审意见缺乏记录整理和对外公布，导致社会及专业界无法通过透明的机制来监督评委的评判水准。“评定分离”的地方规则更遭到建筑界的普遍批评，规则要求专业评委只做定性建议和符合性检查，不得对前3名甚至前5名方案排序，而将定标权交由各部门组成的“定标小组”。这甚至有违国家招投标法关于评标公示必须推荐评标报告的第一名的规定，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后期暗箱操作。在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建筑设计竞赛评审实际操作中，有时又不得不做一些回归式的调整。比如，一些具有很高专业威望和公信力的评标委员坚持按照建筑学术标准作出专业排序和建议(但需签署保密协议)。
“定标小组”的权利定位也遭到广泛质疑，一是定标人员信息模糊，二是不公布“评定”的书面意见，这些信息缺失难免让人产生暗箱操作的感觉。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的决策，作为“定标小组”的决策者往往缺乏全面的专业素养和判断力来选出最适合具体项目的设计和团队。设计的成败需要考虑功能、技术、城市关系、运营、造价等多重关系，而非简单的几张渲染效果图、酷炫的多媒体，或者是否有大师名声等因素。这种不符合国际竞赛惯例的决策方式，也正在严重剥蚀着深圳作为设计之都的公信力和国际声誉。评审的不透明也给幕后操作留下可乘之机，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
总之，仅仅满足底线的管理，导致深圳目前公共投资项目中的大型医院、学校等项目成为这一平台设计招标生产的重灾区——催生出大量平庸低劣的设计。很多重大公共项目设计为了提高国际招标水平，不得不通过市政府特批再交由规划部门来策划组织，但最终仍无法避开“评定分离”的定标操作。
2.4 联展机制：以新路径接续“深圳竞赛”的核心精神
设计竞赛的终极目标是优选创意，如果其结果导致龚惟敏教授所说的“反设计”，我们就必须反思检讨这些常规积习所导致的异化，加倍努力寻找创新突破口。在这种意义上，“新校园行动计划”是对公共项目建设全过程强势介入的全方位机制创新实践，它希冀在常规招标制度范式内提供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设计管理创新的“非常规”路径。
1)价值先导和专业引领确保策展委员会的学术性定位
如前所述，深圳主流招标平台机制强调的是“工程性”及遴选程序的正确性。而“8+1联展”，按顾大庆教授的说法，除了“工程性”外还有另外两个核心属性：社会性和学术性——学校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建筑，关乎下一代的培养，不能简单地作为工程项目来处理，对设计的品质有很高要求；此外，高密度城市条件下的校园建设是个新挑战，需要建筑师提出创新设计，这就是个学术问题。策展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充分体现了这种学术性定位。评审活动更像是学术研讨会，在争论中取得共识，在设计的发展过程中持续给予建筑师各种支持。
显然，要成功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前提是城市管理者要超越功利性和狭隘的行政视野，具备更广大的专业理想和学术追求，可以敏锐地把握城市快速发展产生的急迫问题，捕捉建筑学的新议题，并有能力对公共项目建设过程中核心价值思想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转化和渗透。城市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需积累广泛的学术资源，用一线的学术标准遴选学委。除了惯常的国际视野、学术公信力等要求外，还要有不从属于体制框架、保持其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强烈的社会服务意识。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才确保“新校园行动计划”从开始发布“新校园行动计划”7项设计原则，一直到各项目陆续投入建设，都始终保持强有力的价值先导和专业引领。
2)开诚布公的联展机制激活设计生态，通过竞赛/展览的同步，发挥集群/示范效应，刺激思想/创意涌现
招标的关键是建筑师选拔。用怎样的机制和办法吸引到最好的参赛者，是很多主办方最关心和焦虑的问题。深圳主流招标的工程模式缺乏对本土设计生态的关注和呵护，把最具潜力的年轻建筑师排除在外，也让很多知名建筑师望而却步。
正是因为20多年前本土一批优秀建筑师有机会参与各种颇具实验性的设计竞赛，才造就了深圳今日“设计之都”的蓬勃气象，而20年后的新一批年轻建筑师却鲜少有那样的机会。近些年笔者一直跟踪观察深圳本土年轻一代建筑师，如丘建筑、WAU事务所等，他们大多出身国际顶级院校，拥有国际一线建筑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却在深圳投标中几乎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生存相当艰难——是制度把年轻人屏蔽掉了。浙沪一带崛起了一批年轻建筑师，他们未必能参与大项目，但是能获得很多可为事务所带来声望的小项目。相对而言，深圳为年轻建筑师提供的职业支持太少了。
“8+1联展”不设任何资质门槛，尤其为一批年轻建筑师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这包括周榕教授所说的“非常励志、非常传奇的故事”——在8+1中最复杂、面积最大的福田中学项目中，没有任何资质的临界事务所的年轻建筑师陈忱击败了众多卓有建树的建筑师，获得了设计委托——“如果新校园是奇迹，她就是奇迹中的奇迹” 。
政府招标平台公布评标结果往往只有一个冷冰冰的公告和寥寥几张竞赛渲染图。而“8+1联展”的全过程都成为一场持续的、影响广泛的公共文化事件。公开竞赛同步公开展览、实践展加文献展、层层递进的阶段性展览和延伸活动、数十名建筑师参与的集群和示范效应、专业领域的重大创新题材——所有这些因素都赋予联展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参展建筑师参与其中，迸发出空前的创作激情和专业探索精神。全过程的开放也提高优秀设计和团队的曝光率，引发大众媒体和专业媒体广泛关注，同时延伸更多角度的讨论和公共话题的发酵。
“8+1联展”重新链接了“深圳竞赛”的核心价值和理想，是对国际建筑实践展、深圳竞赛实践等经验的深度融合迭新。
3)重构招标建设流程，突破各相关建设部门路径依赖与惯性运作
招标平台对招标人、投标人和评标人严防死守，被业内人戏称为“三防”。公共项目招标建设流程按部就班，项目组织模式条块切割，建设运营维护的总包、代建、“交钥匙工程”模式中，全流程缺乏考虑用户需求，真正的业主或主体对设计介入和评审都是缺位的。政府针对建筑行业并未有实质性创新的任务要求，更多是时间、价格的要求。代建企业的创新动力明显不足，更偏保守和以任务完成为导向，这样的生产机制极容易导致公共项目平庸化的后果。
新校园计划的一大亮点，是让学校真正的主体——学校方尽早介入到校园设计竞赛评审实施全过程中，促成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更密切的合作。黄艳副部长在红岭实验小学调研时说，“校长和老师要在学校建设前期就深度介入设计，才能真正地做出一所好学校”。当下探究式体验学习的世界潮流是校园建筑空间(育人环境)变革的前提，用红岭教育集团张健校长的话就是：“课程是育人的核心和载体，课程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所在。建筑师一定要了解课程，只有把空间融合到课程中，让空间与课程浑然一体，才能真正发挥育人的综合效用。”因为这些措施，红岭实验小学和福田中学等均成为校园空间创新和课程教育改革的范例。面对极具挑战性的设计任务，我们在设计组织方式等很多方面都挑战了当下的行业惯常做法和路径依赖，推动各个层级、各个相关部门走出“舒适圈”，加强彼此合作，实现政府、社会和专业资源的高度整合。
4)保障公共设计的“公众参与”和“量身定制”
公共设计招投标作为一个公众事务，却一直远离公众视野。
普通招标临时抽取的评委保证了所谓的公平和匿名，但无法根据项目特点量身定制水平匹配的评审团。不考察现场，不了解业主需求，评委们短时间内很难选出契合场地和业主需求的最佳方案。关门式组织管理模式也偏离了公共竞赛的本质，毕竟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和城市空间是与市民息息相关的话题。
联展让设计竞赛成为公开展览和公共文化事件。它在多个环节接纳公众的质疑、监督和评论，成为面对公众进行建筑以及城市空间教育的平台，也能让专业人士倾听公众真实的声音。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杜绝学校“套路化”设计，为每所学校实现高品质的量身定制？
首先，量身定制的策委会为设计品质背书。行动伊始，即向全社会发布《走向新校园——新时代的深圳“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倡议书，将策委会名单、联展全过程策划组织方案提前公告和传播，让所有参展建筑师和公众从一开始就产生信心和信任。
其次，采用了量身定制的竞赛评审方式。评审以透明公开的学术工作坊和研讨会方式，全过程面对面密切交流。评审前，策展委员会注重深入现场踏勘和与校方交流，充分了解项目背景和使用诉求，获得使用者具体在场的空间体验，事实证明这对方案遴选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评委们在人民小学现场，看到了陡峭的地形和茂密的树林，对学校选址提出质疑，继而又结合学位需求充分讨论，认为设计应与现有树林融合在一起，考虑尽可能多地保留现有树木为出发点。这保证了选出的方案是最契合场地和校方需求的定制设计。
确保设计成果是量身定制的建筑表达。评审过程中注重与校方和设计者充分接触，反复交流磨合。评审注重方案本身的品质，摒弃华而不实的商业化表达，“简案”的提出即为设计返璞归真的举措，10页标准页数文本限制，减轻建筑师的工作量和成本，聚焦复杂问题的解决策略，回归城市文脉的接续和建筑学的本体表达。
各阶段评审会均向市民开放，联合政府主管部门、建设方和使用方共同参与，在充分讨论碰撞和审慎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入选建筑师，并提出深化意见。如此公开透明且多方参与的遴选方式和结果，以及遴选规则中对“第一名中标”的核心价值取向，夯实了量身定制的最“优选”设计的基础。评审结束公开主要技术性点评意见和所有入围方案，加强社会监督，促进技术交流。最后是“复核”阶段，即在实施阶段策委会联合有关部门及使用方对深化方案进行“复核”，避免常态的设计走形现象，对高品质公共建筑的遴选与实现提供持续性保障。
3 现行规划管理制度下新校园计划的机制创新
3.1 管理机制突破
深圳的急速城市发展不断挑战着常规的城市观念、价值标准和规划管理能力，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规划管理机制中的惰性和障碍，更新观念、土地利用方法、规范和标准。
在传统的方案设计竞赛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紧急公共项目可以先取得规划设计要点)是前置的法定文件，依据法定图则或规范标准制定，没有商榷空间。但对于深圳这样快速成长的南方高密度城市，因地制宜地、重新检讨规划设计条件的合理性，并作出相应调整有时是必要的。例如，在审批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新校园方案时，如要满足单个建筑消防扑救退界13m以上距离的规定，教学楼中心的美好庭院就会变成“天井”和“过道”，为最大程度呵护方案的珍贵品质，笔者想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方案，尝试对城市土地空间资源进行优化组合：让学校和毗邻企业用地各让一半退界距离，两栋建筑均不设围墙，共享消防扑救场地。这算是新校园计划中首次大胆突破，尝试在土地紧缺的城市中，通过共享谋求土地空间资源的最佳使用效率的成功案例。
而这正是规划部门得天独厚的职能优势之一：承担起更综合性的角色，成为城市空间的智囊、策划和协调者，有条件地调度和整合空间资源。具备建筑学背景的管理者可以兼具规划管理和建筑策展的双重身份，其优势在于身处体制而洞悉体制，敢于也善于打破原有惯例和庸常程序，在现有城市管理机制中寻求突破与创新。
在我看来，规划管理者的使命是：折叠规划决策，支持设计创新，寻求对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最优解”。
以这种使命意识，发挥统筹管理的优势，规划管理者就可以针对公共项目的题材进行系统的学术策划，联合空间生产链条上各相关部门，应用“设计思维”对全过程组织管理模式进行“再设计”，即从项目策划、目标与定位、任务书的制定、用地规划指标、设计竞赛和评审及后续规划审批等全方位统筹、系统地提升公共项目的管理和产品品质。
“新校园行动计划”先从支持一个个案——红岭实验小学的探索开始，后续推广到联展的9所学校，均在现有固化的规划管理体制和规范中开放出一个弹性的讨论机制，变线性的“流程”为弹性的“机制”，赋予建筑师设计主导权，以创新方案来论证并校核指标，以此反推规划许可，寻求具体项目规划指标的最优解，避免了以往规划审批“一刀切”。可以说“8+1”中所有项目的指标都是量身定制的，在容积率、密度、退线、运动场抬升、地下空间利用等，均给予了较大自由度。
红岭实验小学虽有远远高于传统学校的容积率，但在建筑密度和高度之间评估，我们考虑到校园场所的空间营造和南方气候特点，选择将密度指标放宽到61%，允许抬升占地最大的200m环形跑道和运动场，以垂直叠加的混合模式应对用地集约，使得校园空间模式得以脱胎换骨。
对于王维仁设计的石厦小学退线问题，也是组织规划、建管部门去现场踏勘反复斟酌，根据在场的街道空间体验，发现减少退距为高密度校园设计松绑的同时，更有助于街道空间活力营造，使校园与周边社区在空间上紧密融合，使学校设计融入到社区精神的重建当中。这种具有当代意识和文化使命的社区共享型校园模式值得在全社会推广。
新校园计划中的“校舍腾挪”，则创造了另一个城市土地空间利用的新模式，笔者称之为“城市土地空间运筹学”。这种模式高效盘活城市功能固化、使用效率低下或闲置土地空间资源，通过分离土地的所有与使用，以空间换得时间，成功解决校园建设期间的临时校舍安置问题，给解决城市土地资源稀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对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提供了深刻启发，后续大量腾挪或快装学校在城市各处落地也验证了该创新模式的引领作用。
3.2 突破“规范思维”
对整个新校园计划，业界都有一个共同关心或质疑的问题：对于这些突破性很强的创新项目，很多人认为是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或者是“突破规范”的方式才得以实现——这符合大家被规范长期压抑而释放的想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各种强制性要求，高密度校园尤其难以克服的难点、痛点也是消防和日照规范问题，比如董功设计的人民小学为消防问题整整缠斗了两年之久。事实是，新校园所有项目只是逼近了规范的底线，但都还是在规范的框架之内完成的。
新校园突破的不是规范，而是被规范桎梏的设计思维。
红岭实验小学率先颠覆了既有学校的僵化模式和呆板形象，它以如此美好的姿态重新回归建筑学本体，让人们看到了建筑师的惊人创造力和建筑学的更多潜力，也激励广大建筑师针对学校设计的开放性思考和实践，成为新校园行动计划的一个闪亮起点。
当然规范也并非是无懈可击的。建筑界对诞生于城市化初期低密度时代的全国学校建筑规范积“怨”已久。2020年底的新校园展览目的之一，就是期待能引发各界对规范和管理问题更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在展览闭幕式主题论坛上，参与全国教育规范修订工作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王小工解释：规范在执行中涉及到和诸多上位规划条件等相关条件内容彼此交圈、系统协调的问题，不然会带来在执行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困惑。随着城市教育新的发展，规范完善与修订需要关注和新教育理念与做法的对应性。我国地理气候、地域等情况的复杂多样性，也促使规范的修订工作面临着思考如何把全国的通用性和不同地区的适应性相结合的问题。
“8+1联展”针对深圳城市校园建设做了许多综合性思考和尝试，期待着它的成果，以及后续出版、评估与决策研究，也能最终推动建筑设计规范和管理的快速迭代，催生出更丰富、更激动人心的新校园类型。
4 反思和迭新
4.1 如何应对高密度的双刃剑？
“8+1联展”呈现的是建筑师和管理者如何围绕一系列有内在价值冲突的空间概念努力磨合、直到达成共识的过程。其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高密度。
联展采取特别的机制，支持了建筑师们以空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达到高密度和高品质空间的平衡——这是“新校园行动计划”的前提，也体现出深圳中心区福田的特殊性。这批在高密度条件下被挤压出来的优秀建筑作品，在建筑学类型上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为深圳建筑发展注入了新能量。
乐观地看，如孟岩所说，深圳的高密度实际上是由于城市发展和之前的城市规划倒逼出来的，他设想“也许高密度能倒逼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可能滋生一种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始终保持着对高密度的警醒和反思。毕竟高密度的度如果把握不当，有可能是反人性和反生态的。建筑师可以有各种方法实现各种高密度，但城市是否应该用过分的高密度来压迫学校——这本身是值得质疑的。在学校设计中，人性化是首要标准，亲人尺度更适合自然属性更强的学生们。将操场放在屋顶是一个无奈做法，孩子在大地上奔跑才接地气。学校的使命是时时提醒学生们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并存。孩子们应该有和自然亲密接触的界面，认知真实的自然，体验有大树、小鸟和蝴蝶的生态环境，他们的生活经验才算完整。
在福田区这样高密度城市中心区中，已经很难找到关乎人的体验、童年记忆空间的有特色场地。红岭实验小学在一块几乎没有特征的土地上，建构了一个能够容纳小朋友们学习、成长与呵护他们的场所，让他们能够获得完整的校园生活体验；红岭高中部的改扩建也尝试积极重建与周边的山体自然环境的关联；人民小学在高密度的城市建设区域，保留或保护了场地中的一片小森林，让校园和这个承载着深圳发展历史信息的场所发生最直接的关系，突破了传统学校空间设计范式，形成了极其新颖的空间类型。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团队和建筑师经历了大量关于树砍伐/移走/重栽的争论，和各个管理部门反复诠释规范，持续磨合，一直保持初心不变——坚持那个保护树林的校园空间架构。最后这片树林终于保留下来，期待人民小学带给孩子们独特的自然氛围和生动的校园生活场景。
我们同时也意识到，“8+1联展”对高密度校园的探索也可能造成反作用：因为新校园中某些极致的实现密度的做法，引发一些土地资源本不这么紧张的一些城区的盲目仿效。高密度本身不是新校园的主动追求，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更需要“大密大疏”。在理想状态中，校园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建筑，应该提供给城市“疏”解透气的空间。
少年宫的展览也引发了规划设计界对快速迭代高密度城市中公共配套规划失灵问题的反思与检讨。一些专家们呼吁城市管理者避免将解决高密度城市教育配套的出路仅限于高密度校园设计。比如孙一民院长对当前的总体城市更新策略做了深刻反思：“动用那么大的力量去拆，但拆出来的土地没办法分给学生，难为建筑师，又难为我们的推动者，我希望最后的结果不是难为了我们的孩子。从城市的角度，应该记住我们今天把校园逼迫到如此的原因是什么？以后还是不是这样继续下去？”
换句话说，“8+1联展”是针对高密度城市中心所做的命题作文，而联展机制创新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其运作策略，而不是把“高密度”当作校园建设通行的、唯一可能的结果。
4.2 如何在代建制中保住建筑师的话语权？
如前所述，与近年来盛行的“评定分离”规则针锋相对，8+1联展首当其冲对外宣告“第一名中标”的定标规则和“主创设计师负责制”的责权定义。这捍卫了联展的专业公信力和公共价值观，保证了联展设计选拔的最优取向，也从一开始就保障了建筑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话语权。
如今深圳和很多城市一样，把大型公共建筑交由开发商代建。形形色色的代建和EPC工程总承包，使得主创建筑师完整落实从概念到落地的全过程参与及把控困难重重，其关键症结就是代建剥夺了建筑师的话语权。政府关心的是如何“提速增效”，将对公共建筑的质量管控责任从原来的行政职能部门，转变成由开发商的设计负责人主导。而由于开发商只是负责“代建”，他们的价值取向就很难与公共建筑的性能和品质挂钩。
在大多新校园学校代建中，方案主创建筑师和施工图设计团队属于“拉郎配”。由于缺乏合作基础而形成项目控制过程的互相博弈。代建单位常以调控造价等各种理由修改设计，而造价控制本应是建筑师的责任，但由于总包采购中建筑师无法进入材料采购程序，无法清晰把控价格，因而所谓的优化、节省环节都变得隔靴搔痒般无力。例如，在福田机关二幼项目中，因为疫情原因，香港的主创建筑师对建构和材料完全失控。
在中国建筑行业的改革中，运行机制建设是承托城市建设品质的基本环节。要真正做到“主创建筑师负责制”，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予以完善，也要求建筑师要有这方面意识，掌握相关知识技能。此外，除设计费外，也应合理增加设计管理和施工管理费用(允许建筑师聘请相关专家作为管理协同的助手完成这类工作)，由建筑师负责整体组织沟通并承担最终的责任。
在目前的代建制内，我们能做的是补充制定一套清晰的规则，赋予建筑师在建筑实施过程中一系列的决策权，包括：负责所有涉及外观及室内效果的节点大样，并向所有涉及外观及室内效果的专项分包单位的深化设计进行提资、配合及跟进；负责确定材料样板选样、图案或色彩选型，并负责校审所有涉及外观及室内效果的甲方或专项分包单位的深化设计成果是否满足本项目的设计要求。
5 结语：联展的延续
朱荣远曾这样评说深圳的创新精神和环境：“以往的创新，只要敢做就可以做成很多事情。但今天并不是，今天是在深水区，在一个习以为常的环境里面。因此，还得用智力的方式去面对那些非常态、非标准和想象力所带来的陌生感”。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以及福田区很多在设计制度的创新、设计伦理和设计公益上的先行先试，都是在改革开放深水区力争改革的结果。
“走向新校园”使命重大，参与新校园行动计划的每一位热忱的个体都没有辜负深圳这个城市给予的创新机会。建筑师们交出了好答卷，师生们得到了美好校园。联展不仅汇聚了中国设计力量，同时也致力于公众参与，校园与社区共谋、共建和共享，在快速建造过程中集聚智慧，呈现校园设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新校园不仅限于建筑设计，也延伸到教育，延伸到深圳乃至中国的建设机制的问题。联展中每一个环节所引发的冲突、争执，包括对各相关建设部门的“折腾”，迫使其摆脱路径依赖，走出“舒适区”——这些工作最终都取得了丰盛殷实的成果。“若干年后当人们在回顾这一事件时，一定会说这件事情能够最终实现实在是深圳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绝不是神迹，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为能够参与其中而感到荣幸。”
新校园行动计划“福田经验”对全国的影响波及甚广，笔者接待了来自本市各区各局以及全国各地的调研交流工作，倾囊相助的同时也关注着后续进展，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依然“困在系统里”。未来深圳新增74万个学位——突破教育资源瓶颈实现深圳新使命，要求深圳必须摆脱旧规制的束缚，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
新校园行动计划是新时代深圳创新精神的薪火相传——深圳40年已经释放了太多过去在中国的“不可能”，但愿深圳仍然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改革热土；但愿8+1联展不是一个快闪，一个快速聚集、快速消散的事件，而是一个高能催化剂，激发起更多体制内、业界和社会的活力，引发更广泛、更系统的公共建筑的空间和管理的创新。
“持续不断的进步是唯一有意义的指南针，而进步被看作和太阳升起一样理所当然。”
<学者建筑师顾大庆、朱涛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宝贵意见和诚恳建议。策展委员会7位学术委员从2018年初至今，在微信工作群中长期关注新校园计划，在联展发展过程中持续给予我们和建筑师各种支持。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先生、市政府副秘书长徐松明先生对开拓性的城市管理机制创新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福田区政府、市规自局、福田区规自局有关领导同事，以及各职能部门各方热心参与者在新校园计划策划组织实施过程中给予鼎力支持。建筑师何英杰为本文提供龙华、罗湖、福田区最新进展和资料。>
相关阅读：
建筑学报 | 快讯 | 深圳梅丽小学腾挪校舍专家评审会召开
建筑学报 | 周红玫 | 校舍腾挪：深圳福田新校园建设中的机制创新 | 2019年5期
建筑学报 |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 | 深圳红岭实验小学校园 | 2020年01期
购买纸刊，请前往建筑学报官方淘宝 jianzhuxuebao.taobao.com
进入【《建筑学报》杂志社】官方淘宝店，请复制这条信息￥vwm91NpB4N4￥后打开手淘
进入【《建筑学报》杂志社】官方微店，请点击《建筑学报》微店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