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王第三届汉文化节预告
又是一个春天，年年春风春雨，滋养田野，催生希望。
河间王刘德，就是中华文化的春风春雨，汉河间文化把中华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唤醒度过严冬的文化之种，重新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两千多年来，我们谈诗必谈献王毛诗，谈曲必讲河间杂歌，谈礼谈乐，读书悟易，都时时刻刻感念翼圣传经的无量功德。
河间王刘德（公元前130年）
公元前130年，辛亥，汉武帝元光五年
《资治通鉴卷第十七•汉纪十•汉武帝五年》：“冬，十月，河间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河间王所献雅声，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也。
春，正月，河间王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聪明睿知曰献’。谥曰献王。”
班固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 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冬季，十月，河间王刘德来京朝见，进献用于郊庙朝会的正乐，回答了有关三雍宫（胡三省注：应劭曰：辟雍、明堂、灵台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余谓对三雍宫者，对三雍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的典章制度及皇帝拟定的三十多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依据并阐明了儒学思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文字简捷，观点明确。武帝下令让掌管宫廷音乐的太乐官经常练习河间王所献的雅乐，作为年节典礼中的项目，但平常很少演奏。
春季，正月，河间王刘德去世，中尉常丽向朝廷报告了他的死讯，并说：“河间王立身端正，行为谨饬，温良仁义，恭敬俭朴，敬上爱下，聪明智慧，洞察隐微，恩惠及于鳏夫寡妇。”大行令奏报武帝：“《谥法》说：‘聪明睿智称之为献。’议定河间王刘德的谥号为献王。”
班固赞曰：过去鲁哀公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深宫中出生，在妇人抚育下长大，从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从未体验过什么是恐惧。”这话说得多么真实啊。这样的人做君主，即便他不想使国家陷入危亡的绝境，也不可能啊！所以古人把安享太平看成为毒酒，把没有仁德而身居富贵之位称之为不幸（胡三省注：师古曰：左氏传：管敬仲曰：“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汉朝建国，直到孝平帝，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横荒淫丧失道德。为什么这样呢？沉溺在放纵恣肆的环境中，他们所处的地位导致他们如此。即使是常人都要深受习俗的影响，何况鲁哀公之类的人呢！“学识渊博，出类拔萃”，河间献王刘德可说近似这样的人。）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旨）明。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子共王不害嗣。”
（河间献王刘德（字道君，栗姬子）在景帝前元二年（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三月甲寅廿六）封王（都乐城（今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东南部献县、交河、东光、阜成、武强一带），研习学业喜好古事，从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从民间得到好书，一定要很好地抄录副本给书主，而留下书的正本，又加赐金帛以广泛招求好书。这样四方有道德学术的人不远千里而来（史记集解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闲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觽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有的有祖先旧藏的书，大多也进献给献王，所以得到的书很多，与汉王朝相等。这时，淮南王刘安也爱好书，他所招来的书多半是没实用的。献王所得的书都是秦以前的古文旧书（指秦小篆以前的文字。先秦：言秦之先），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书，都是经传说记，孔子的七十弟子所著论的书。献王学习举用六经，设立了《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习礼乐，亲自感受儒家的学术，所向所学必定以儒术为准。山东诸儒多随从而游。武帝时期，献王来朝见，奉献雅乐，答对三雍宫（谓辟雍、明堂、灵台）以及诏令策问三十多件事。就他所谈的道德学术（指儒术），正合事理之中，文辞简约明晰。
献王在位二十六年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正月）。中尉常丽上奏朝廷，说（曰：李慈铭云，“曰”字上当有“制”字）：“王自身端正且行为清明，温和仁慈恭敬俭朴，真诚敬爱下级，明知深察，恩惠及于鳏寡。”大行令上奏：“谧法说‘聪明睿智曰献’，应该谧为献王。”儿子共王不害继位。）
万卷书收秦劫火；
一抔土盖汉官仪。
万卷书收秦劫火——佛经上说，在旧世界崩溃的“坏劫”之末，将发生“大三灾”，即火灾、水灾和风灾。《仁王经》说：“劫火洞然，大千俱坏。”当火灾发生时，七日并出，山崩地裂，海枯石烂，大火从地狱烧到色界的二禅天，世界化为灰烬。据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所记传说：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不解。再问天竺僧人法兰，法兰回答：“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后将“劫火”用为世界遭遇火灾劫难之典。唐韩偓有诗：“东乌西兔似车轮，劫火桑田不复论。”宋陈亮《谢曾察院启》：“劫火不烬，玉固如斯；死灰复燃，物有待尔。”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淳于越根据古制，建议朝廷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反对儒生以古非今之风气、以私学诽谤朝政之行为，建议除秦国史记、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民间所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一律焚毁；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诛；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此法律被称为“挟书律”，被秦始皇采纳并颁布天下。《尚书序》有文：“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明张居正《杂著》：“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花关索出身传》：“秦皇独霸诸侯城，焚典坑儒丧圣文。”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量儒家典籍化为灰烬。联语“劫火”，即指秦始皇焚书之火。《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唐元稹《赠郑馀庆太保制》：“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有公孙之广，焚书逸礼，尽所口传；古史旧章，如因心匠。”唐李商隐：“屋壁余无几，焚坑逮可伤。”鲁恭王孔壁藏书，稍补秦焚书之失。清李渔《奈何天·软诓》：“避秦翻恐被秦收，那焚坑法网难轻漏。”焚坑，即焚书之坑也。
汉高祖刘邦起自草莽，由马上得天下，向来不重视儒学；虽然陆贾提出“马上得天下，宁马上治天下乎”的论点之后，刘邦对儒生稍有尊重，但尊师重教、保护典籍的风气并未形成。尽管汉惠帝刘盈废黜了“挟书律”，但由于惠帝死后吕后执政，刘氏与吕氏集团殊死争斗，根本无暇确立治国施政的政治哲学。汉文帝刘恒与汉景帝刘启两朝，均采用黄老之术治理天下，是故儒术不昌。崇尚黄老无为而治之术的窦太后（汉文帝之皇后、汉景帝之母亲）去世之后，汉武帝刘彻采纳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尽管汉武帝在施政时，儒法并重、王霸兼用，但毕竟儒学得以摆脱秦末、汉初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束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河间献王刘德，乃汉景帝刘启之第三子，封河间王，都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史称刘德“有雅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之乱、内宫储位之争，使献王刘德感叹儒道衰微、道德沦丧，于是在封地河间国内收集佚书、修兴礼乐，以期通过汇集并研究儒家典籍来振兴儒学。刘德每得一本好书，就令人抄写一份送给原来的藏书主人，而将真本留下，并赐给献书者金帛。于是四面八方学问之士纷纷前来献书，河间国收集的书籍经典与朝廷所收藏数量不相上下，且不乏精品、孤本。献王刘德在河间封国内修建规模宏大的日华宫，内设二十余处馆舍，专以招待四方饱学之士。齐、鲁、燕、赵、代、魏等地的儒者数百人聚集于此，夜以继日地梳理、校勘收集来的儒家典籍。清李予望《河间道中有怀献王》诗云：“嬴氏乱天纪，酷虐难具陈。苦欲愚黔首，《诗》《书》遭坑焚。群籍付烈焰，六艺已灰尘。孤危念吾道，一发引千钧。汉祖起丰沛，马上除暴秦。未暇求遗书，绛、灌只武人。迁延及文、景，此事遂因循。虽除挟书律，大义惜未伸。卓哉河间王，所好匪世珍。日华启高馆，文采照河滨。雅乐献天子，儒术被厥身。茫茫寻坠绪，独悲古籍湮。千金购善本，传写留其真。因之得书多，在汉无等伦。《周官》《毛公诗》，响绝忽复闻。《春秋》《左氏传》，一一皆古文。聚残补其缺，说记本先民。煌煌前圣典，呵护信有神。譬犹长夜暗，杲日出大昕。祖龙虽已戹，于今辉千春。朅来历旧邦，遗躅尚未沦。停骖访耆老，经完道亦振。陋彼《淮南子》，八公徒纷纭。箧中《鸿宝》书，荒唐何足论。”诗中说秦始皇焚书之后，典籍亡佚殆尽，刘邦起自草莽、马上征战，未来得及搜求典籍。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虽然在汉文帝时期执掌大权，可惜他们是粗俗的军人，不懂得文治，所以文景期间早已废黜了挟书律，但朝廷也未能搜求天下典籍。只有大雅不群、修学好古的河间王刘德，重金征集典籍、虚心延请学者，把整理好的儒家经典及礼乐制度保存下来并献给朝廷。虽然淮南王刘安也曾召集所谓饱学之士八公，编纂《淮南子》一书，但看一看其门客小山等所编纂之《鸿宝》篇论及神仙咒使鬼物炼取黄金之术的记载，就知道《淮南子》一书及淮南王刘安的荒唐可笑了。诗人的这一说法是符合史书描述的。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记载：“是时，淮南王（刘）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淮南王刘安所召集的学者如八公之徒，大多为喜欢辩论而崇尚浮华之辈。
河间王刘德所聚集之诸儒士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研究颇深的大学者，毛苌和贯公为其中之佼佼者。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诗经传》：“卜商始序《诗》，辕固作传为《齐诗》，申公作训诂为《鲁诗》，浮丘伯授。毛苌作故训为《毛诗》，毛亨授。”毛苌先从毛亨学习《诗训诂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河间王刘德为之建筑君子馆。毛亨所论《诗》传自孔子学生子夏，最合古意。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毛诗》：“荀卿授汉人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以（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以二公所传，故名《毛诗》。”《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亡于北宋，惟独《毛诗》，由于献王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苌传经之所，向天下学士广为传讲，得以流传下来，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清端木国瑚有诗：“礼士贤王汉古风，昔人已往今人老。传《诗》博士毛公里，筑馆犹闻说君子。”
贯公先从贾谊学《左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其所传《左传》递相传续，直至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清张穆《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为仙露同年赋》诗有句：“汉兴荡除挟书律，如日杲杲生于东。三辅邸舍廓有容，碔砆金玉错其中。坦坦大河壖，神禹厮二渠。献王筑馆河之濒，实说神乐孰《诗》《书》。蒲轮朅来呕咦水，河北诸儒为王起。兰陵客死绪示棼，毛贯诸公尽君子。君子几凋零，王功在六经。”毛指毛苌，贯指贯公。“荡除挟书律”，指汉惠帝刘盈废黜秦代禁止民家私家藏书之严苛法律。《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武帝刘彻建元五年（前136年），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刘德满怀信心地带上河间国内的儒学研究成果，奔赴长安，进献朝廷。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时间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6）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刘德，向他问策。《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名臣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汉武帝）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河间献王刘德在京师长安期间，还和一些儒臣进行过儒学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即记载有与刘德的对话，并涉及《孝经》，而《孝经》也是刘德所收集上来的佚书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转引宋代陈振孙曰：“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士礼经》，合五十六篇，并记威仪之事。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于传论之学者。《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进献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河间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周官》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而又得《明堂阴阳之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汉代礼学家，字延君，世称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字次君，世称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乐记》：“汉文帝始得窦公所献周公《大司乐》章，河间献王与毛生采作《乐记》。”
从学术上讲，汉朝廷所立之五经博士均讲授“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按照当时实用政治的需要，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是古文经学，古文经籍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而成的典籍。古文经典书籍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汉景十三王之一的鲁国恭（共）王刘馀“孔壁藏书”，另一便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集之书。汉代学者训诂解释这些古文经籍，从而形成“古文经学”，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学者）参而考之，以成其学，谓之‘古学’”。鲁恭（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为扩建宫苑而拆毁曲阜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很多古文书籍。有些孔壁藏书竟辗转流传到河间王刘德手中，据宋元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宋陈普《河间献王》诗云：“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周官》一书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后，由于河间献王的缘故而重见天日，其功绩可谓惠及千秋万代。但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有几位刘氏诸侯王能够修学好古如河间献王刘德那样呢？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他本人在汉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们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之汉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河间献王刘德却产生了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河间献王刘德来说，汉武帝之言无疑是当头棒喝，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引用。心灰意冷的河间献王刘德回到河间封国后，只好纵酒听乐，作秀于朝廷的同时，也麻痹了自己的精神、损害了自身的健康。醇酒美妇，乃伐性之巨斧、刺身之利剑，四个月后，河间献王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可怜一代贤王抑郁而逝，藩王之楷模从此绝迹。宋王安石《北行过河间》诗云：“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从政治学得角度来看，河间献王刘德进京进献典籍与雅乐反遭遇汉武帝冷落，可谓事出有因。从政治哲学上讲，汉武帝好儒也只是用儒学教民，治国之术则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儒家与法家兼施。汉景帝刘启（汉武帝父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规定诸侯国只收租税、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汉武帝刘彻有十三个兄弟分封为王（世称汉景十三王），汉武帝都须提防。相比之下，对皇位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刘德。刘德的亲生母亲栗姬家族遭厄运（刘德哥哥、太子刘荣被废后自杀身死、母亲栗姬被打入冷宫）后，刘彻及母系王夫人家族乃既得利益者，刘彻得立太子、母亲王美人被立为皇后。前后境遇差如天地般的变化，使武帝刘彻对河间献王刘德不能不有所戒备。至于其他各位诸侯王，则大多“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耽于享乐而不足为患。东汉班固《汉书·叙传》中讲：“（汉）景十三王，承文之庆。鲁恭馆室、江都轻、赵敬险、中山淫、长沙寂寞、广川无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国绝祀，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汉景帝刘启所分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中，鲁恭（共）王刘馀（余）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胜淫秽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寄隐晦愚暗、常山王刘舜骄傲自大，有四国国王因为行为不法而遭诛绝祀。可见汉景帝刘启所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之中，唯独这个河间献王刘德，“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为汉朝宗室之英杰、诸侯藩王之楷模。一千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王公贵人不好侈靡而喜书者，固鲜矣。不喜浮辩而好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者无一二焉。”因此，当汉武帝发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德有德有才、不同流俗、志向高远时，就有意疏落、压抑河间王，意在敬告刘德，切莫为非作歹。清端木国瑚《献王祠》诗云：“孝景分封尚俨然，汉家难得此亲贤。名王造次称儒者，天子荒唐事列仙。传我遗经刘子政，坏人雅乐李延年。后来一听斑车入，空记河间姹女钱。”诗中提到的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乃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李延年，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通俗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州），出身倡伎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通音乐，是以奏乐歌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其妹即受宠于汉武帝的李夫人。
一抔土盖汉官仪——汉官仪，即汉代官场礼仪、陵墓规制。东汉学者应劭撰《汉官仪》一书，清代孙星衍辑录《汉官六种》一书。宋姚颖有诗：“六典未新周礼乐，三河正想汉官仪。”修兴礼乐是河间献王刘德振复儒学的核心理念。周朝尚文重礼，长期积累起繁杂而丰富的礼制，后被整理成《周礼》。儒家以乐配礼，逐渐形成礼乐制度。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及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僭越，天下纷争，礼崩乐坏。待秦末刘邦取得天下建立西汉之后，一群草莽英雄不知礼仪规矩，在皇帝刘邦面前殊为无礼。《史记·叔孙通传》记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刘邦）患之。”曾任秦朝博士的儒者叔孙通博通古礼，为汉朝制定朝仪，诸侯群臣朝贺皇帝刘邦时，均须按照礼仪行事，否则必遭惩处。此举令刘邦感觉到了作皇帝的尊贵，因此赏赐叔孙通许多礼物，跟随叔孙通修行儒学的学生也感到了莫大的荣耀，称师傅叔孙通为圣人再世。宋王安石《嘲叔孙通》诗云：“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
叔孙通死后，汉朝官制礼仪逐渐缺失。据东汉班固《汉书·礼乐志》）载，刘德深知“治道非礼乐不成”，乃“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汉书·礼乐志》载：“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又《汉书·艺文志》载：“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
正史对于河间献王刘德的记载是十分正面而积极的。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5）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献王（刘德）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献王刘德）而游（学）。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策）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河间献王刘德）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河间献）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班固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鲁）哀公之论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刘德）近之矣。’”鲁哀公曾经说过：“寡人诞生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不知道什么是忧患、什么是恐惧。”这说得真是实在话呀，这种环境下，就是想不危亡也不可能啊！因此古人以为宴乐、安稳就是毒药，没有德行却大富大贵乃属于不幸！汉朝兴起，到孝平帝时，分封的诸侯王有一百多位，大多数因为骄奢淫逸、迷失正道而国除身亡。什么原因呢？沉溺于放荡恣肆、没有约束哇，这是诸侯王所处的位置与权势造成的呀！一般凡人还受习俗的影响，何况鲁哀公所说之生于宫殿、长于妇人的王公贵族呢？说到“大器儒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刘德已经接近了这种境界。
刘德死后，中尉常丽列举刘德的五大优点供朝廷谥官选择：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结果谥官（大行令）按照《谥法》“聪明睿知曰献”之说上奏，谥“献”。“献”字对于刘德十分切贴，既可以反映刘德的聪明睿智，还可以理解成对他收集整理儒家文献、上朝进献经籍雅乐、对儒学做出突出贡献的肯定和褒扬。清张穆《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为仙露同年赋》诗有句：“汉兴荡除挟书律，如日杲杲生于东。三辅邸舍廓有容，碔砆金玉错其中。坦坦大河壖，神禹厮二渠。献王筑馆河之濒，实说神乐孰《诗》《书》。蒲轮朅来呕咦水，河北诸儒为王起。兰陵客死绪示棼，毛贯诸公尽君子。君子几凋零，王功在六经。”
明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颁令，降献州为献县，献县之名一直沿用至今。献王刘德之谥号融入地名之中，自然也是对河间献王刘德最好的纪念。清李惺《河间献王墓》诗云：“风流儒雅最英英，藩邸人如棘下生。吾道中兴由汉室，斯文一劫是秦坑。诸陵而外存孤冢，小县于今尚旧名。芳躅遥遥谁继者，好从前路问东平。”献王陵墓上高树参差，荒草迷离，气象萧森。唐张继《河间献王墓》诗云：“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策几篇。雅乐未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据献县志书载，献王陵自汉朝至明代，屹然享祀不废。明嘉靖年间，献县修建献王祠于陵上，祠中供奉献王刘德，毛公、贯公配享。清乾隆年间献县人、大学士纪晓岚外甥马葆善《日华宫怀古》诗有句：“日丽杏林红，当年帝子宫。经传秦火劫，天启汉王功。毛、贯人何在？诗书道不穷。”
今河北献县境内有君子馆、诗经村等地名，以及“毛公书院”（又名毛公祠）遗址，相传都是当年毛苌传经著书、讲学授徒之处。清胡焯《苗先簏所藏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诗云：“日华宫阤霜蓬焦，毛公祠存客游敖。冒橛副土光烛霄，断甓双纽雷文交。金倒落虹蜷要，汉皇求仙东射蛟。小山《鸿宝》纷招邀，箫管吹台何寂寥。《申诗》不传王戊骄，河间好儒筑馆劳。山东诸生来俊髦，六籍不灺西秦燎。书敶（阵）周官乐龡韶，嘉宾笙簧车乘翘。素丝五马干旌旄，君子何在贯与毛。……客馆二十沦荒郊，献王陵树秋风号。”“申诗不传王戊骄”，是说楚王刘戊由于骄横谋反，使得由申公所编纂解说《诗经》的版本《申诗》（即《鲁诗》）未能流传下来。据说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小山等学者编纂了讲求神仙黄白之术的书籍《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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