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李光耀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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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谈李光耀：
本文选自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
《学者谈李光耀》一书
本文作者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
李光耀逝世全世界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各国的重要领袖都去参加他的葬礼，新加坡也举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悼念，有四五十万人都去瞻仰他的遗体。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当今是很少见的，当今恐怕没有这样的人。
李光耀作为一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是世界公认的。我还记得多少年前看过尼克松的回忆录，讲世界领袖，其中有一章就是讲的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极为佩服。他说李光耀就像一个老虎在一个小笼子里面，跑来跑去一身的劲无处可使，非常可惜，这是因为新加坡当时只是200万人口左右的一个小城市，华人占 70–80%，其他的是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其他小的民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最早马来西亚是跟新加坡连在一起的。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但是在1965年他被马来西亚赶出外了，当时李光耀还在电视上痛哭，他认为失去了一个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所以他的精力只能用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任何自然资源都没有的，包括水都要靠马来西亚那边运过来。他居然能够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把它变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用他在自传里的说法就是把一个第三等国家变成第一流国家，教育程度都那么高，行政效率又那么好，又那么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避免贪污这个问题。
1980年初他就有个计划，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儒家伦理的计划，这个儒家伦理计划他认为华人需要有社会支持他的政治。如果支持他的政治就需要现代化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来的旧的儒家伦理，而是怎么样建立现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顾问，多数是美国来的，6、7个人到他那里访问，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留下来做他的长期顾问。我为这件事情从1982到1986年，年年都有两三次去新加坡为他计划做讲演、计划各种各样的儒家伦理。我发现他的头脑极其灵敏。
可是我跟他也有个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他把儒家伦理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工程的样子来处理，如果用之有效我马上就用它，没有效就可以随时取消。所以换句话说，他讲伦理是没有文化的背景在后头，没有文化的意识在后面。这个原因就是等于他的宗教没有信仰一样，他对宗教不但没有信仰，对宗教本身也不看重。他看重的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政治力量，组织社会。社会怎么样控制得井井有条；第二个他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经济发展是相当自由的，可是政治控制他是要严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两难。一方面要政治控制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不许反对派形成多党制，跟他为难，他的人民行动党建成唯一的大党。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我们必须注意，不是用武力，而是靠组织。
这个组织结果使他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得到了当初200多万人的支持，所以在社会各个角度都发生作用。有这样的党做基础，他几年一次的选举是照常举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他反对民主，甚至是批评民主，事实上他是借了英国民主的形式建立他的国家。他不是靠武力打天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建国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他要建立一个组织，让社会上的人跟随他。在1960年代初他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新加坡是非常左倾的地方，是共产党遍布各地的，中国的共产党也拼命在新加坡发生作用。所以，他用的人最初是跟共产党合作的，在共产党的合作之下他才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建立他的政权。
可是在政权建立之际，他忽然发现，他必须对共产党加以处理。他的处理方式就是仿效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的办法，就是清党，要把共产党清除出去，因为共产党是不准备选举的，是要靠武力夺权，武力夺权之后就搞一党专政，这跟人民行动党是完全相反的。
人民行动党虽然也想一党控制整个社会，可是它只能走法治的路，靠法律，跟共产党始终没有关系，也不准他的老百姓去中国大陆访问，如果你去了以后就回不来了。这件事情使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僵，一直到1990年才跟共产党建交。在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访问过新加坡，而且对新加坡表示很高的兴趣，所以李光耀也接待他，但是还是不肯跟中共建立政治关系，只是有人民的贸易的来往。所以，一直到90年他才承认中共，但是中共也是以他的一党专政经济又能发展而作为楷模，邓小平甚至说中国应该仿效他。但李光耀建国过程中就把共产党全部清除出去了。他并没有杀共产党，只是关起来。关了很多。
新加坡模式之说一方面是政治工具，一方面是削减人民的个人自由。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当时华人多数认为先要把国家建立起来，把经济搞好，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就跟随李光耀。
李光耀一步一步地做，到了80年代他注意到社会组织的问题、社会文化上的问题，可是他对文化本身没有真正懂得尊重。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效率，效率之高可以说是我所看到的政府没有超过他的，所谓效率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有没有用？没有用，或者有别的问题他马上就放弃。
李光耀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是有他的缺点的，可是在建立一个干干净净的有法律基础的，但是以选举为基本模式的这样一个社会他还是保持的。人民行动党确实能控制老百姓，而其他的反对党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他也全力以赴地压制反对党。他用这种方式消灭反对党，取消言论自由是世界闻名的，而且也是受到世界责备的。
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跟西方民主不同，跟西方的自由也不同，但是可以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政治控制的方式来建立国家。允许有经济自由，不许有反对党自由，因为他的声望很高，而且人民行动党的效率又高，他给所有官员最高薪水，让他们不可能贪污，所以一党专政而不贪污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别的人是做不到的。
中共想仿效他但是它的一党专政事实上就培养出最高阶层的党员都成特权了，在这个特权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不贪污，所以贪污会变成它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说新加坡的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空话，因为这个模式只能存在于新加坡一个地方，而且也只能存在于李光耀一个人的时期。
2011年已经发现支持选举人民行动党的只有60%，40%是走到反对党那边去了。虽然反对党只有6个当选的人，可是对他是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所以李光耀也就从2011年完全退休下来了。他死以后虽然是全国举哀，可是反对的意识是非常普遍的。李光耀建立的所谓新加坡早期的模式是在改变中，而且这个改变可能会很迅速。所以亚洲价值论虽然轰动一时，但是非常经不起分析。
学者谈李光耀
📖 杨振宁、余英时、王赓武等著
这本《学者谈李光耀》的最大特色就是从"学者"的视角，来评说李光耀先生。书里的"学者"定义是广义的，包括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就范围来说，不仅有本地学者，譬如王赓武、郑永年等，也有中国、美国、香港的学者，譬如余英时、林行止、蔡定剑等。各家所持观点不尽相同，本书鼓励自由的学术风气，不为尊者讳，客观评说李光耀先生的一生：有的三言两语、画龙点睛；有的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读了这本书，希望读者对李光耀先生、对新加坡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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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国驹：世界科技出版集团主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杨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目前，杨振宁定居
清华大学。
◇蔡定剑：中国著名宪法学家。2010年11月22日病逝北京。
◇蔡志礼：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黄世伟全球经济道德学院高级顾问。
◇陈抗：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以及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也是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讲座教授。
◇杜平：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何爱国：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
◇林行止：香港《信报》创办人，著名专栏作家，政经评论家。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
◇张慧梅：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史丹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
◇吕元礼：深圳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教授。
◇王赓武：著名历史学家及教育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徐冠林：2003–2011年期间膺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曾任新加坡国防科技研究院院长、国防科技局局长。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
◇张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与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清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长期从事中国语言和语文教学研究。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于1981年创立于新加坡，迅速跻身至全球顶尖学术出版社之列，更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学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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