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教育在香港发展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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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华男,1953年生，英国杜伦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曾任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研究部课程主任。主要学术成果包括：论文《黄梅戏电影在香港及台湾的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2) 《清末比利时人阿里嗣的〈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1)等。
林青华本人虽然未直接作为袁老师的学生，但与袁老师长期交往，从袁老师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特交此文，以表对袁老师的敬意。
前言
香港于19年前回归中国大陆后最重要的成就是大致保持了政治的稳定，而经济方面更能藉着长久对外和近年与中国慢慢融合，得到很好的增长。当然，这不是说这个开阜150多年来都由英国统治的前殖民地没有其他社会问题，就如环境、交通、房屋、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也是急着要解决的民生项目。香港回归初期，最突出的话题是教育改革，当时的目标是洗脱昔日英式框架。从2009年开始，香港的中学由原来的英式七年制变成六年制，和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加等地看齐，而香港的大学亦于2012 年改为四年制，新制度下的首届大学本科生将于2016年毕业。中国音乐既是国民教育的主要元素，本文从多方面探讨香港近年在中国音乐教育方面的发展，包括其在大、中、小学的角色，及香港中乐团、音乐事务处、香港校际音乐节、香港电台、康乐文化事务处与西九龙文化区等机构的贡献，并分析、评论中国音乐教育的成果及不足之处。
香港于2009年开始实施新学制，名为“3-3-4”学制，即初中3 年、高中3年、大学4年，旨在与美、加、中国大陆看齐。这改动影响了中学教育，因为从此便废除了沿用多年的中学会考，和进入大学的高级程度会考。取而代之的是香港高中毕业试，作为六年中学的总结。大学方以务类于大但不0生系课建更立奥主背力扬为有也景呢光乐了面，亦需就这改变重新规划课程，而改动方向及策略则应因个别院校称学系需要而厘定。
一、香港的中国音乐教育萌芽期
在150多年殖民地政府统治下，教育政策一向是以英国的制度为依据这亦是宗主国为巩固其在殖民地影响力的重要措施。在香港，英语直至20 世纪60年代是唯一的合法语言；这并不是说香港没有提供中文教育，只是以英语主导的“英文书院”地位超然。这些中学的毕业生较易获取录为公务员或规模大的私人机构职员，享有极佳的薪酬及福利。若不是毕业于这类学校，更遑论进入历史悠久和地位崇高的香港大学。虽然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成立，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以英语为主导的大学教育制度。中文大学的办学宗旨是要为中文中学毕业生提供以中文为基础的大学教育，但这目标毕竟是达不到，最明显的原因是有大量优秀的英文中学毕业生进不了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也向他们招手。音乐既不是一门重点学科，所以60至70年代便只有中文大学音乐系开设学位课程，那时期各届音乐毕业生约2/3都出身于英文中学，可见港英时期教育制度如何倾斜。再加上该系老师主要是从英、美等国家招聘的，所以课程内容跟外国大学相若，上课都是以英文为主。那时，中国音乐所占的份量很轻，但不减张世彬及唐建垣两位老师的教学热诚，他们都是古琴家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者，后者更擅长演唱广东南音。他们的无私奉献得以令中国音乐在大学音乐课程确立一定的地位，并促成了中国音乐资料馆的诞生。当时的美籍系主任祁伟奥也在背后大力支持这一意念念。那时中大的中国音乐课都是以音乐史为主，学生要修两科才可毕业。
试想一个70年代入读中大音乐系的学生，假若他没有什么中国音乐的背景，又如何单凭两科中国音乐史的知识在其专业生涯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呢?假如一个毕业生投身于教育界，他又如何能薪火相传将中国音乐发扬光大呢?幸好，当时在欧美存在一股民族音乐潮流：在美国哈佛大学有音乐及语言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卞赵如兰，她出版的宋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成为了中国音乐著作的典范，亦是中外学者的模仿对象；在英国剑桥大学有碧健士和罗宾逊，他们对唐代音乐及中国古代乐律研究的贡献良多；在北爱贝尔法斯特的白兢，则从人类学观点去看待民族音乐，对研究中国音乐有莫大的帮助。这些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亦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中国音乐学者，其中不少是中大毕业的，而部分学者已于80及90年代返回香港当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虽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但其重点在音乐教育，尤其是合唱指挥及钢琴教学方面，鲜为人知的是著名的歌唱家、指挥家费明仪也在该校任教，她把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和合唱曲目引进学系，在港英政府统治下是一个创举。由于浸大计划在80年代开设音乐学位课程，系主任叶惠康便安排声乐家郑隶声前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随蓝玉崧学习中国音乐，郑氏回港后不久将北京的承传设计了两门本科中国音乐课程。不久，浸大的中国音乐研究与教学交与古琴家叶明媚，而浸大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袁静芳协助下开设了两科中国音乐史，以配合刚成立的学位课程。假设一位毕业生没有中国音乐背景，单凭两科中国音乐亦很难在专业方面发挥。由于浸大的中国音乐课程发展得较迟，只有少数毕业生继续进修中国音乐。
皆于80年代成立的香港大学音乐系及香港演艺学院的发展方向各异，前者专注作曲、理论及音乐学，后者则纯是培养演艺人才。后来在荣鸿增的领导下，港大在民族音乐方面培养了一些优秀的研究人员，有些毕业生更在海外和本地完成了中国音乐博士学位。从演艺学院的首位中国音乐系系主任唐建垣开始，其毕业生多是担任表演职位，其中不少受聘于香港中乐团或音乐事务处，亦有一些毕业生在香港及外地钻研中国音乐。成立于1994年的香港教育学院亦招收音乐专科的教育学士课程学生，但其重点在于培训中小学老师，而课程侧重教育理论和实习，拨给中国音乐的资源自然较少，但仍有教授就自己的兴趣从事中国音乐研究。
综合上述的历史背景，可反映中国音乐在香港只是孕育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大学既是知识的泉源，亦是推动社会潮流的一股重要动力，但香港的中国音乐是在颇为边缘化的状况下生存的。这也难怪，因为除了演艺学院有指定的限额招收中乐学生外，其他院校所取录的大部分都是学习西乐的学生，尤以弹奏钢琴者为主流。他们往往质疑为何中国音乐是必修科，因为他们所理解的音乐是演奏、乐理和作曲。在极西化的社会，学习中乐更令他们觉得不合潮流。
二、香港推广中国音乐的先天条件
香港既是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近年更有巨额盈余，每年拨给教育的
经常开支更是财政预算案最大的一环，因此推广中国音乐的经费理应不成问题，只是决策、执行及评估还欠动力。细观香港的中乐艺术团体，种类与数目繁多，除了由政府资助的香港中乐团外，亦包括很多半职业和业余的中乐团、粵剧团和剧社。像这庞大的社会资源，理应成为一种动力，把课堂的音乐教育延续，形成一种里应外合的状态，这方面的发展潜质是不容忽视的。
香港虽然地小，但适合演出不同类型中乐的场地实在多不胜数，其中较大的音乐厅包括市区的中环大会堂和尖沙咀文化中心，在新界则有沙田、荃湾、屯门等大会堂，此外各区亦有较小的小区会堂。最令人触目的是在筹建中的西九龙文化区，而当新的音乐厅及剧院在数年内落成后，预计香港的演艺事业会有一番新景象。此外，虽然香港已十分城市化，但不少历史悠久的团体亦于中国传统节日举办各式各样的巡游和神功戏，市民有充分机会在元朗、长洲、西贡、大埔或市区的球场欣赏到粤剧或潮剧。
电子媒体也是一种既强大又方便的中国音乐社会资源，尤其在中国戏曲方面，因为香港在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亻末期拍了很多戏曲电影，其中以黑白粤剧片为主，但也有不少在视觉效果较精美的彩色阔银幕黄梅调电影。再加上出产于中国内地的各类型戏曲、民歌及器乐，只要悉心筛选要编成一组有系统的中国音乐教材，实非难事。与同类型的西乐资料比较，中国音乐的光盘便宜得多。香港教育局为了推动中国音乐教育，亦和香港电台等机构制作了一些中国音乐教材，其中一些粤剧光盘更上载于官方网页上，免费为中小学老师提供教材。
香港政府投放了不少资源在音乐事务处，旨在课堂外以廉宜的乐器班的方式训练中小学生，其中包括重要的吹弹拉打乐器。当学员到达合适程度后，便可加入该处的中乐团，较优秀的更会投考演艺学院或大专音乐系，但这只是一个小数目。音乐事务处学员最欠缺的是对学校音乐科的支援。他们好像独自走出来纯为满足自己在中国音乐方面的兴趣而学习乐器，而所学到的往往和学校音乐课脱节。
香港校际音乐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音乐比赛，于战后初期只容许英童学校参与，但后来加入各式各样的中乐比赛项目。其中的热门项目如笛子、古筝、琵琶及二胡等更每年吸引数百人参加。数年前该音乐节更与专业团体如八和会馆及香港电台合作，举办粤曲比赛，每年参赛者都超过200人。总括来说，这些比赛的水平很高，其中的优秀者更具发展成为专业音乐家的潜质。这本来是很好的现象，但一般的情况是，当比赛过后这些年青的表演者仿佛被忘怀，更遑论与课堂教学扯上什么关系了。
在香港学习西乐的学生都有参加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考试的传统。这些考试包括声乐、个别乐器术科和乐理，每年举行三次。声乐、乐器考官都是英国派来的，并由香港的考试及评核局统筹办理，因此有很高的认受性。一般中小学生家长都会把握机会，为子女在最短时间内争取最高的级数和成绩，目的是为升学加强竞争力。在这背景下，上海音乐学院是最早在香港开设音乐等级考试的国内教育机构，最特别的地方是考试内容包含中国乐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亦于十多年前透过香港考评局开设中国理论及器乐术科考试。因此，在乐器考试这个环节，中西乐的发展已是均等。
三、香港推行中国音乐的先天缺陷
香港既受前殖民地政策影响，学习西方的文化成为一般人主要目标对学生来说，学习语言和音乐自然以英语和西洋乐器为主。要推行中国音乐，肯定存在一种无形障碍。若要克服这种文化上的不均，一定要从个人、家庭、学校以至社会多方面改变，从最初的不认知或抗拒，渐渐变为接受及喜爱。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强大影响力对香港学生学习西乐有正面作用，但同时亦把中国音乐边缘化。一提起为年幼的孩子安排学习乐器，较积极的家长马上想起钢琴或小提琴，因为他们觉得将来考获乐器级别试较具价值。相比之下，学习中乐的学生自然较少。
香港的中小学师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回归前分成两大类：其是具认可学位的教师，他们大部分都是香港大学或中文大学毕业生，可任教至高中及担任行政工作；另一类是次一等的文凭教师，他们多是教育学院毕业生，一般任教小学或初中。由于音乐一向被视作“闲科”，在70年代之前，鲜有中学聘请音乐学位教师，换句话说，即使一个持有音乐学位的求职者应征一个中学教席，亦只会得到文凭教师的待遇。香港政府的官立中学亦于80年代中期聘用音乐学位教师，但近十年都没有恒常的招聘这种不公平的教育政策肯定阻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因为在师资方面，根本没有区分中学和小学教师。对中国音乐教育而言，教育学院的毕业生都侧重于教育理论、西洋声乐及键盘技巧的训练，中国音乐只是象征式地加入成为个别课题。除个别学生自学外，一般毕业生都很难有一个良好的中乐根基。
四、大学中国音乐课程
在很多领域作为“龙头大哥”的香港大学，其音乐系的历史很短，首位系主任梅安妮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港，她的办学理念是建基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克大学和赛息士大学，着重作曲和音乐学，目标是以最少人力资源培养高素质的音乐毕业生。因此，有一段长时间香港大学音乐系没有开设中国音乐课程，以保持其国际化形象。话虽如此说，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和香港民族音乐学会的关系密切，在这个时期举办多次中国音乐研讨会，又出版了很多中国音乐书刊，其中刘靖之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和翻译方面的贡献最突出。现时香港大学和中国音乐有关的科目包括中国音乐史(学期)、音乐与政治、世界音乐及流行音乐。其中只有一科专注中国音乐。因此学生需要在课堂外自学以增强这方面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是全港第一所颁授音乐学位的大学。70年代初来自英国牛津的安德恂接替了祁伟奥担任系主任。由于安德恂是一位音乐历史学者，他对中国音乐的传统很有兴趣，所以他在位三年期间，把中国音乐课程进一步规范化，有两门必修课。后来，在作曲家纪大为以至陈永华任职系主任期间，除发展西乐外，亦招聘了曹本冶、韦慈朋、陈守仁和余少华等民族音乐学专家。其投放在中国音乐的资源亦很多，除拥有最多乐谱及藏书外，更巩固了中国音乐资料馆及设立中国戏曲中心，以促进相关教学和研究。除西乐科外，学生每年须修读一学期中国音乐，因此可为撰写中国音乐毕业论文作准备。中文大学音乐系亦提供中国音乐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课程
香港浸会大学自从80年代开始设有两年中国音乐历史课程，先后由郑棣声及叶明媚作课程策划，在90年代更得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袁静芳的帮助，在中国音乐史中加入民族器乐、声乐及戏曲部分，令课程变得更多元化，大大加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可在第三年撰写中国音乐论文，由老师个别指导；若具相当演奏中乐水平，亦可专注演奏。至今，不少浸大毕业生已在香港、北京及海外完成了民族音乐学高等学位课程。
香港演艺学院的中乐系固然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中乐演奏家，此外，该课程。系亦开设中国音乐文化课，旨在为其他学系学生提供基本中乐知识，亦籍此加强学生对不同音乐文化的领悟力。2014年，该院成立了中国戏曲学院，以培训粤剧演员为主，同时也训练戏曲伴奏人才，将来本科毕业生可以到学校当老师，希望可以把中国戏曲文化薪火相传。香港教育学院的中国音乐文化课亦有类此作用，希望学生将来可以利用中乐知识加强中小学生的文化基础。另外两所出色的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均开设了中国文化课及音乐文化课等课程，为学生提供主科以外的知识，推动了中乐的认受性。
五、大学中国音乐课面对问题
要在香港的一所综合大学开设音乐系实在不易。因为这些学府都受大学资助委员会规管，首要条件是学系要合乎社会发展需要，其次是个别大学的资源配合。香港大学音乐系的办学理念和英国的系统一脉相承，较注重学术方面培养，所投入的人力资源较少，因为学生修读的科目是众多大学音乐系中最少，且不包括个别乐器课。然而，其教研设备、图书馆藏书量及研究经费都十分充足。在课程设计方面因侧重作曲、音乐学及理论，其师资亦自然向这些领域倾斜，因此很难容纳一位全职的中国音乐专家，中国音乐知识传授方面只好由教授其他学科的老师兼任。
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的中国音乐传统较长，其开设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亦较全面，因此在全盛时期共聘用了四位中国音乐专家，分别负责中国音乐史、器乐、戏曲及仪式音乐教学及研究，在藏书方面亦很充足。中大在这方面的成就建基于较全面的课程设计，其同工亦能以此为傲，将中国音乐纳入一个以西乐为主的课程。
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的课程突显了音乐科技、作曲和音乐教育，因此其开设的中国音乐课亦是西乐为主所分支出来的一小部分，无论同工或学生的取态都觉得中国音乐只是一种分流。香港演艺学院和教育学院所面对的问题和浸大所遇到的很相似，就是先要争取同工的支持中国音乐的发展，及为学生灌输正当的学习目标，不然这不合理的现状很难改变。
六、高中的中国音乐教育面对的问题
香港于2009年推行的新学制要求高中学生修读6至7个科目，其中4 个基本科目是中文、英文、数学及通识科，另外从“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科学”、“科技”、“艺术”、“体育”学习领域中选修2至3个科目。在一般家长心目中，要在这制度下进入大学，当然不会优先考虑选修属于艺术学习领域的音乐科，因为他们都有很大压力选修传统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地理、商科等。而选修这些学科的学生有较大的机会进入理想的大学。
与昔日的中学会考及高级程度会考相比，新高中学制减少了高中生修读音乐、视觉艺术、体育等“闲科”的机会，因此只有极少学校会把音乐作为高中选修科。有一个怪现象是理论上校长可以开设音乐公开考试班，但亦需要增聘1至2位音乐学位老师。但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安排的尽管有足够资开设高中音乐课程，若要招收足够学生修读音乐公开考试课程亦很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新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内容与过往较传统的音乐公开考试相比有很大不同，其内容大致如下：
卷一：聆听(西乐、中乐) 40%
卷二：演奏 20%
卷三：创作 20%
卷四：专题研习/演奏/创作 20%
这个考试侧重聆听、演奏及创作，但却忽略了历史及理论，一般老师及学生都感到作曲及专题研习困难。学习中乐的学生可选择演奏及写与中乐有关的论文
九年一贯：小一至初中的中国音乐教育
香港新学制吸取了台湾近年教育改革的经验。小一至初三是每三年一个学习阶段，形成所谓“九年一贯”。其课程分为8个学习领域，即中”、“英”、“数”、“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科学”、“科技”、“艺术”、“体育”。“中”、“英”、“数”学习领域也是学科，而其他学习领域都包括不同学科，如“艺术”学习领域包括音乐和视觉艺术学科。音乐科的范围变得很模糊，因为老师要藉此达至下列4个学习目标：
1.培养创意及想象力
2。发展音乐技能与过程
3。培养评赏音乐的能力
4。认识音乐的情境
由于老师要设计学校为本课程，所以音乐科没有指定的内容，最主要是下列学习目标的贯彻。
1。创意及想象力-低年级培养即兴创作技巧、律动；高年级加入信息科技 2。音乐技能与过程-低年级齐唱、齐奏、配合视谱；高年级加入分部唱奏、录音技术
3。评赏音乐能力-低年级认知过程；高年级批判不同风格音乐
4。音乐的情境一各阶段引入多元文化音乐。
小学及初中的中国音乐教育面对的问题
九年一贯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观念，大致是从小一开始每三年编成一个学习阶段，从渐进的方式编写课程，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初中的学习阶段是否能函接小学课程。课程缺点是过分偏重创意和技巧训练，并以西乐为本，并缺乏系统性中国音乐课。
师资是教与学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这是因为不少小学音乐老师是旧制的教育学院毕业生，那年代并没有把中国音乐编入课程。此外，一些小学常把音乐课分工给6至7位老师，而其中不少是未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他们顶多能弹奏简单的钢琴曲，这当然阻碍了中国音乐的传授
其次是课时的问题。在这九年间，一般学校会安排每星期上两课音乐，而基于传统的课程编排，老师要教授视谱、合唱、管弦乐及敲击乐等基本知识，因此要加入适量的中国音乐元素就实在很难。常提及的校本课程更要求音乐老师根据学校的需要编写合适的课程。此项若能充分发挥，对中国音乐教育肯定有正面的作用。但在一般情况下，音乐老师只能依赖市面那些良莠不齐的音乐教科书来制定课程。
音乐课所能传授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优秀的课程应包含相关的课外活动，如乐器班、合唱团、乐队、音乐比赛及出席音乐会等，但这些课外学习都需要支持，如经费、同工及家长合作，亦需要周详的策划，在现今的环境下颇难达到目标。
七、展望
香港既是一个富裕的社会，所以应该有办法去解决中国音乐教育问题。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摒除殖民地观念，亦即盲目相信中国音乐是一种次等文化的观念。不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音乐老师认同一些学者把中国音乐归类于少数民族音乐，这种观念肯定是推动中国音乐的一种障碍。要解决这种文化上的成见，可仿效中国内地把中国音乐视为传统音乐或民族音乐，或将中国音乐分为中国音乐史及现存表演传统，这都能摒弃昔日次等文化的谬误。
既要重视中国音乐文化根源，便要从基础教育开始，令学生从小善用社区资源，以配合课堂得到的中国音乐知识。单举香港中乐团为例，中小学音乐老师可引领学生参加文化中心大堂午间音乐会、作曲家合作计划乐团训练计划(香港儿童中乐团、香港初级中乐团)、中乐训练班及学校音乐会等活动。大专音乐老师可考虑加入香港中乐团乐队学院(现时参与机构包括香港演艺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
香港校际音乐及朗诵节协会的影响遍及全港各中小学。其比赛项目与中乐有关的包括中国器乐、中乐团及粤曲。由于这些比赛得到广泛认同，一般学生、家长及校长都很积极参与。参赛者可透过表演中乐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更深入学习其历史及理论。
音乐老师亦要把握香港教育局为在职教师举办的各项培训，以增长个人的中国音乐修养。近年，为中学生提供中央高中音乐培训计划已停办，但仍有一些学生能透过邻校合作计划，学习公开音乐考试的课程。
另一个学习中乐的途径是香港电台。其第五台是中国戏曲常播出各地方剧种，而港台的电视部节目的水平亦很高，如中乐寻珍、文化四合院(中国音乐的故事)和文化四合院(乐语琴话)都是从不同的观点探讨中乐。
总结
香港中国音乐教育始终远逊西乐，这与投入几百亿元筹办的西九龙庞大文化区计划成强烈对比，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提升本土音乐艺术文化。要把香港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汇地，推动中国音乐教育刻不容缓，改变了过分西化思想后，必要马上解决人才培训的难题。反正，香港现在已经回归了中国，有评论说“人心回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强化中国音乐教育肯定对这艰巨的工作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连青自说自话：我从《启迪与传承》厚厚的论文书上摘取这篇文章，想让乐友们了解香港的音乐教育状况，选用中阮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富有很深的意义，制度体制的不同，整个文化艺术完全不一样，如果各大院校的音乐教育毕业生有想法去香港发展，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资料，毕竟中国人才济济，英才辈出。难怪香港的孩子许多学琵琶只会看五线谱，不懂简谱。可见香港的琵琶师资也是紧缺的。如果你在香港工作七年，你的思想与习惯就变成香港人了，并且可以拿到香港居民身份证，不过不知道现在政策是否有改变，若干年前是这样的，我有一位侄女曾经在侵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工作七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当然，香港的的居住环境还是比较『水深火热』的。这是我的调侃，别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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