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这三篇文章说尽了中国农村的问题、出路和前景！
2015年春节的博士返乡手记，2016年的上海姑娘年夜饭分手事件，乡村，已连年成为新春全网“一号话题”。
在头条君2月13日刊发的新媒老记的文章写到，这折射的是全面小康进入攻坚期背景下一个“真实的中国”，引发网友新一轮的讨论和诸多共鸣。
今天，头条君再次给大家奉上三篇好文。文中，有对农村礼崩乐坏的痛心疾首，有对乡土故园的热切期盼，也有对新型农村的无限展望。看完后，或许你对中国乡村又将有新的理解与思考。
春节纪事：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
春节期间有各类温馨和怀旧故事，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那么，我的故乡如此沦陷的方式，以及这首难唱曲的哀婉程度，都显得荒诞不经。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 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家族由盛转衰，以及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新时代老人的“旧社会年关”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只剩下碧水青山难得好景致的一张皮囊。
春节期间，村里一些高龄老人正在东北的火炕上忐忑地活着——他们因活得高寿而倍感内疚。自杀之心早已有之，有着同龄老人的彼此宽慰、相劝，死心虽然没了，但活罪难逃。
准备年夜饭时，村里一位年过8旬的阿婆刚刚被骂，幺儿的媳妇掐着细腰、抱着孩子，把她“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几 天前，老人被家人推倒，摔在院子里的台阶石下。带着淤青的伤，拄着柴火拐棍，老人弯腰生起了灶火、烧热了火炕，因为做的一顿饭菜不合口味，七碟八碗的饭桌 子被儿媳妇猛力掀翻，椅子上的一盆酸菜被扣翻落地，冒着热气，滚着汤水。收拾碟碗碎片的过程，老人不敢言语一句，头垂得很低。
此时，老人的小儿子正在村里小卖部的麻将桌上酣战了两个昼夜。当然，即便在家里，儿子也不敢发声，至多是默默帮助母亲收拾散落了一地的碗筷残局。
在 东北，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也最喜庆的节日。因为节气使然，每年农耕一茬玉米，按春种秋收的时令，瑞雪隆冬正是村民农闲之季，也本该是众亲友朋团圆、几代 人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刻。可在村里，春节越近，老人们的生活越发孤单和悲催了，挨骂被打的间隔也更短了。频率最高的一句诅咒是——“老不死的东西，你怎么不 早点走（意指去世）了”。
受此待遇，正是因为老人活得太高寿了，“老了就不中用了，也是小辈们的生活累赘”，老人这样告诉我。偏偏这又是东北地区一个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90岁 以上甚至过百寿命的健在老人还有很多。根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寿享164岁春秋、经历了“两朝七帝五总统”的老人。这名老人被家乡的政府 部门作为光鲜的外宣名片，而长寿老人的现实生活却鲜为人知。
在我的故乡，类似邻家阿婆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一群老人的镜像。几年里，我曾利用回乡之时，去拜访过村里年逾75岁的一些老人。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堪，更远未享到晚年之乐。他们并非膝下无子女儿孙，并非老无所倚，讽刺的是，子孙满堂都在村内，却老无所养。
田婆（化名）已经89岁高龄，在大年初一的清早，她盼着能有儿孙们来探望她。直到炊烟日暮，她终究还是失望了。儿孙算起来超过30人，没有一个人选择在这一 天陪她安静地聊聊天。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让她更为孤单。田婆患有多种疾病，以往因为治病的事，闹出了不可思议的笑话——在治与不治的争议中发生了打 闹，儿子之间拳脚相加，妯娌之间早已素不往来。
新年的第一天，最先来看她的，是村里一位比她小五岁、比她更孤独的老人。两个老人曾在几十年前因为一桩旧事生怨，曾发誓老死不相往来，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孤单。那个老人拄着拐杖，拖着老寒腿，尽管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却也要走走停停，经常来说话、打发彼此的孤单。
直到大年初二，每个儿子分别送来了200块钱。这是老伴活着时定下的规矩——每一年，每个儿子给200元算是“养老费”。这个数额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拉锯”协商敲定的。因此，在一年的365天中，除了送200块钱以外，儿孙再很少出现。
大年初三，田婆突发痢疾病倒了。前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和儿媳除了送来200块钱，还带来了一箱牛奶。老人喝下后，频繁地去厕所——这箱牛奶过期了半年之久。这不是第一次，以前，田婆每逢生日时，有儿媳妇把家里吃不完、或者即将坏掉甚至已经腐烂的水果送来。
村 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过百岁的老翁，儿子倒还孝顺，却意外地死在了不孝的儿媳手中。老人生前已查出患病，医生叮嘱过家属，发病时可及时送医就诊。 然而，在老人最后一次发病时，最先发现的儿媳却故意紧闭屋门，未能及时告知当时就在院子中的丈夫，让老人错过了送诊抢救的黄金时间。
出 殡之时，儿媳比儿子哭的更为厉害，也是把一场孝顺戏演到最逼真的明星。她一会儿长跪在黑土上不起，一会儿又扑在坟头嚎哭，几个男人都拽拉不起身。在场的很 多村民夸她孝顺，当然，也有人发现她一边假哭，一边用手从嘴里蘸着口水，不断地向眼睛上涂抹。事后，很多女人学会了这个招数。
为了让老人死的迅速而又悄无声息，一些狠心的儿媳还会在食物上动动脑筋。通过在一日三餐上节食减量，让老人在长年累月的自然饥饿中走向死亡。明知如此，老人却不敢声张，否则家庭内战将会迅速引爆全村人的围观。
婆 媳之间的先天积怨生恨，在中国一些落后贫穷地区并不罕见，但是，毕竟是一家人，缘何如此视为仇敌、针芒相对？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思考。孝道礼教的殆尽，宗 族传承的断裂，也许正随着这个村的民风凋敝而来。而且这恰如一场瘟疫，很快蔓延滋长起来。一些外嫁到村里的女人，从开始的不解，到入乡随俗的接受，再到变 本加厉的效仿，最终很可能成为心藏蛇蝎的最恶毒之人。
每次回到故乡，附近的阿婆阿公总愿意找我聊天，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又没有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约在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做记者时，邻家的阿婆对我说，“你这个写字的，应该写写咱们村不顾忙闲、不务农事的麻将风气。”
而最近几年，每次春节归乡，阿婆的说法又变了，“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曝光一下村里的不孝风气，这群媳妇们作（意指“折腾”）翻天了”。
群山遮住了村人的眼界，而素质与修养的缺乏，又让他们并未学会正确使用工具。城市中的刀具，传入村内，但村民并未用它切菜，而是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用它来扼杀生活。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未有节制的娱乐
从2015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 人夸夸其谈，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但已被“有X套房子、有X辆车、有大把花不完的钞票”的条件所吸引，她们也刻意地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几岁甚至十几岁，并 时刻准备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见面”——如果对方条件好，她们便不计划回村。
最早先，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扑克。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若是农忙时，白天种田，在家里吃过晚饭，一路小跑地直奔牌局，奋战到后半夜。
如农闲时节，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就着香肠。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
两 年前，村里个别时髦的女人将广场舞带回了故乡，风靡至今。邻村的小学互相合并，我童年读书的小学已废弃多年，跳舞者将学校的教室打通、粗糙改造一番，如到 夜晚，拉上路灯，歌舞升平。一些村民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和铁锹，未顾得上洗手和吃饭，迅速加入到舞队中，直到体力不支，方才散去。
城市里，多数人无暇娱乐，即便娱乐也视为业余休闲、有所节制，但在我的故乡，更多人是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寻乐的事业，并为之努力践行、奋不顾身。有时因为赌注太小“不过瘾”，一些人会选择去十公里外的乡镇上或者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中找棋牌室、结交牌友。
娱乐逐渐鼎盛，男盗女娼的不良之风也继而蔓延。村里的离婚者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年轻夫妻，有的离婚者甚至年近60岁，孙子也不小了。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新女性主义的觉醒，而在老年人看来这是有辱祖宗的伤风败俗。
在 两种价值观的对撞难决胜负之下，一位我称之为叔字辈的远亲便离婚了。离婚之前，夫妻两人每天坚守牌局，不顾农事，家中经济窘迫，一处茅草盖成的房子因年代 久远成了危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但是，两人无心修葺房屋，只顾牌桌上的输赢。他们也因为牌技过人，而常常被绰号以“常胜夫妻”。
在村里，一些人因为胆量过人，囊中羞涩，敢于“借高利贷”用于赌博，而这样的家庭最终妻离子散，或者远走他乡、避难躲债。
远 亲叔叔家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没能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原因很简单，家境贫穷。以往的多个春节前夕，那对“常胜夫妻”的远亲叔叔在牌局上酣战之时，他那年 过8旬的母亲多次到乡镇政府的民政部门，为儿子争取低保。在长年累月的哭诉之下，这对已经离散的“常胜夫妻”，还是享受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福利待遇。
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时，村里最穷的一个农户再传噩耗，男主人因病去世；大约两三年前，他的小儿子也因病过世了。
男主人去世的几天前，他的大儿子在一群农民的陪同下，乘着当天的早班车去了乡镇上。当天上午，这个低保家庭一次性取出了全年3000多元钱的低保费。这群人刚出政府大门，就转身走进了乡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点上最贵的酒水和饭菜，将全年的低保费花费的所剩无几。
这户村民很穷，也始终被村人视作“傻子”对待。大儿子知道，即便是只有一天可以行乐痛快，撑足了面子，哪怕剩余的364天都在听天由命地喝着西北风，也很值得。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杀年猪在攀比，如果谁家的年猪杀的最早、体重最大，家人走路也跟着趾高气昂；而谁家的年猪很小，在村民的打探中连走路都不肯抬头。
按 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村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 式比较周到，谁家因为吝啬而在菜盘光了之后不再添菜。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堡子。
可是，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即便童年记忆中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如今也被认为是不喜欢添菜、故意将肉做不熟的“滑头”了。
放 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期间不时会有火灾发生。在东北的森林山 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 高，摆放整齐，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但春节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柴火垛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当然，村里也有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的，如果邻里闹了矛盾，彼此最常见的报复手段便是趁着月黑风高，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柴火垛中，并快速地隐匿跑开。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 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人在 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春节前夕，村里有年轻人在工地上索要工钱没能返乡。当天，他的家里杀年猪，村人为此摆宴庆祝，酒桌上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最后是 否讨到了工钱。
通常，选择进城打工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更多的人留在村里，进行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需要赔笑送礼，给在村里滥砍盗伐的老板们做工，砍伐森林按日计价，如果每家有两个劳动力，年收入约2万元；另一部分人只能把浑身憨力用在几亩农田上，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但无论收入高低，春节燃放烟花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按传统，爆竹声中辞旧岁，这不仅是新春吉利的表征，更关乎着未来一年的财运时运。于是，村民们也攀比着：谁家燃放的烟花多、买的烟花贵，这是可供炫耀的谈资，胜者脸面有光，意指全村一年的好运都聚集在他一家。
除夕夜里23时，是各户烟花整齐绽放之时。这时的竞赛，变成了谁家的烟花漂亮，喷射的高，绽放的美丽。全家人一边院内欣赏，一边与别人家墙内外绽放的烟花进行比较。落败者，会心有不爽地暗下发狠，明年我一定在烟花上超过你——只有这样，我的日子才会超过你。
礼崩乐坏的村风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十多年前，我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在村内盛行之时。一个成绩很好的儿时玩 伴，在家长劝说下初中辍学。当我大学毕业后靠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又一度被视为村内标杆，很多家庭心甘情愿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近几年情况生 变，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村民心目中“赚钱多”的好工作，一些不够自立的子辈，工作后还要时常依赖父母的继续补贴。因此，村子里的教育价值观再次紊 乱了，在“孩子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显得左右为难。
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不足百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土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 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 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 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田婆家的阿公在世时，曾有一个遗愿，子辈能将族谱在春节这天请回来，然后全年烧香祭品供奉。这个提议一再拖延，七八个子女互相推诿。
按农村的祖上规矩，幺儿要和老人生活在一起，长子要替父母分忧解难、操持家族责任。一番争吵过后，长子被迫接下了这个任务。
好 景不长，不到一年，因为本身的不情愿和后续生出的怨气，长子将族谱砸个粉碎。让他怨气的是，在请回族谱、准备祭品的仪式前后，族人中没有一人前来帮忙，而 大年初一之后，族人们拖家带口蜂拥而来，叩头祈福，求祖宗们能佑护他们大发财源、家丁兴旺，而在离开时只会丢下一两块钱的零钱，而在外被传言“发展很好、 赚钱不少”的子孙后代在下跪叩头后，丢下的也不超过十块钱。
当然，不再供祖祭祀，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长子一家在为祭祀忙碌的一年中，他发现，祖宗们并没有赐予给他这个最孝顺的人任何的好运。他似有所悟，原来祖宗不灵了。
后记：
无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自古以来，乡土文学不乏经典，但这些都只是故事。而我家乡正遭遇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场升级版的事故。
故事是正常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小智小慧的农民式思维，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在这个村中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勤善礼孝的祖训宗规已然荡然无存。四面的盘山峻岭遮蔽了他们的眼界，信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也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通联和交融，又加剧了这场无知的荒诞悲剧以野蛮的方式继续上演。
事故发生在东北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县城，县城中最为偏僻的村庄。在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现代社会中稀缺的碧水青山，与礼崩乐坏的人文环境，极为不符。
追溯村史，祖上一位丧夫的老奶奶用篮子挑着几个幼儿，从山东出发的闯关东中途，路过这一片肥沃黑土，犁地开荒，停留生活。孩子长大后，逐渐形成了村落。
在 村内，从一个个至亲，又衍生为多个家族，从祖上追溯都是亲属友朋。祖上起于一枝，本应相亲相爱，而结果却相害相残，在言传身教之下，子辈们也加入其中，斗 争更甚。根据村里年长者的回忆，从建村起，到民风蜕变前，一直是民风淳朴、宗族礼教井然，族人也始终被认为是周边乡镇中最传统、憨厚善良的一批农民。在我 的童年记忆中，为村里自愿修路搭桥这样的乐善好施行为不胜枚举。
然而，近十多年来，风气每况愈下，几代祖先努力营建的乡村秩序毁于一旦，利益崇拜，砍树刨根，贪利图逸，不思进取，宗族约束力完全凋零，传统礼教全线崩裂。
我 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 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几年来，我始终思考着“缘何至此”这个问题，可惜，至今不能得出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况且问题的原因也极为多元和复杂。现在，唯一能做的，以“零度情感”略记一二。（《财经》记者 高胜科/文）
乡土文明失落呼唤“新乡贤”
——发现“新乡贤”(之一)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中国乡土村落景象如今正渐行渐远。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不断遭到侵蚀，乡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乡村伦理生活中能起到身教言传之效的乡贤群体愈加稀缺。新时期如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引领带动下，借助这一群体，重塑乡村文明，让广大农村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留得住一份乡愁，成为一个令人期待和关注的话题。
乡贤遗失，失去了乡土文明的“魂”
“在以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是将乡村变成城市，传统村居变成火柴盒楼房;以土地、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村落在慢慢瓦解，传统的家族社会在逐渐裂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叶涛说。
许多乡村的“沦陷”，不仅仅表现在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消失。
孝老养亲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现在农村里却有相当一批年轻人拒绝赡养老人;勤劳致富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如今在乡村，有一些人偏偏认为投机取巧去赚钱才是有本事。此外，农村还存在干群关系疏远，换届选举被各种利益绑架等矛盾与问题。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原本可以引领乡村文化进步的乡贤人群，多数都变成了城市人。
“乡贤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人物。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凝聚力也必然会消失。”刘毓庆说。
一些基层干部也表示，现在的农村，修路修桥，无人牵头;贫弱乡邻，无人过问;水利兴修，无人去管;邻里纠纷，无人帮其出面解决;红白喜事，无人帮着操持。很多公益活动都变成了金钱交易，失去了亲情、乡情，也就失去了向心力，故乡也不再是亲情乡情的温暖港湾。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支点，而乡贤就是其中的切入点，这也是村民自治的传统资源。”浙江省德清县委组织部干部严峰说。
在传统乡村秩序受到冲击、乡村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让乡土社会重拾邻里温情，让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乡邻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中央领导也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建设新农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
乡贤的“前世今生”
“乡贤”一词，是古代中国统治者对乡村社会中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其人生价值的肯定。明清之时，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凡有品学为当地所推重者，死后由主政的地方官请入乡贤祠。
长期研究乡贤文化的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在首届中国乡贤论坛上表示，乡土中国的稳定系于乡村稳定。自古皇权不下县，县是传统中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县衙是典型的“小政府”，主要抓税收、水利、司法等事项，至于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主要靠自治，而自治的主力军就是乡贤。
“乡贤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是介于官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可以及时化解民间的很多矛盾。他们既受百姓拥戴，也受朝廷赞赏。”陈秋强说。
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主要发挥崇文兴学、教化乡民，热心公益、大做善事，主持公道、维持秩序，引导风气、移风易俗，经济回归、反哺家乡等方面的作用。
清朝光绪年间，上虞市曹娥江多处决口，洪水泛滥。浙江布政使司支借库银3000两给上虞县修筑江堤，这项公益事业最终由知县交给当地乡贤连仲愚负责。连仲愚临危受命，为筑堤奔走呐喊，呕心沥血，经营堤塘达30年，还撰写了《塘工记略》及续编，保存了该地区大量有关江堤海塘的宝贵资料，由此受到清廷礼部行文褒奖。
“古代乡贤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他们在官场有一定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了解。”刘毓庆说，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当前，乡贤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们将有德行、有才华，为故乡、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称之为“新乡贤”。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乡村教师、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新乡贤”在广袤田野中兴起
虽然受城市化浪潮裹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但在这股现代化大潮中却出现了“回流现象”，部分人群选择从城市回到农村、扎根农村、奉献农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建美丽家园。
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农村，活跃着一批新乡贤，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特有的乡土情怀，感染和教化百姓，滋养和润泽乡风。
阳城县委书记王晋峰说，阳城县的乡贤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统，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以王国光、陈廷敬、田从典等为代表的一批名相重臣、官宦商贾以其令人景仰的道德和智慧，传播知识、教化乡民，成为令人骄傲的乡贤文化典范。
在阳城县的新乡贤中，有坚守村庄50年为百姓解除疾苦的乡村医生，有致富不忘乡亲的经商人士，有传承红色文化情系桑梓的退休官员，有“爱管闲事”热心调解的老支书等。
阳城县润城村退休校长原培印，利用自己学生多、关系广的优势，为挖掘家乡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而东奔西走、倾注心血，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润城这块地方，从明清以来就是商贾云集、经济繁华，老百姓没人出去打工，都是外头的人来咱们这里打工。但我回来发现，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村庄显得很荒凉，这让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原培印说，能为家乡多出一点力，谋一点利益，不仅对乡民好，自己也心安。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寻找新乡贤”评选活动。负责此次活动的筹委会成员、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副总经理黄志友告诉记者，2015年评选出的新乡贤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很多人都是在农村奉献了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
知识界在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地方城镇也在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重庆永川区何埂镇表彰了54名新乡贤，并开展了“讲乡贤故事，传美好家风”活动;江西新余市水北镇通过“党建+商会”形式培育新乡贤，倡导新乡贤“把家乡的老人养起来、孩子培养起来、年轻人带出来”;安徽安庆市许岭镇鼓励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四川绵阳街子镇也选出热心群众事务的退休老干部范定义、以身作则传承家风的村支书王方元等多位新乡贤……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活跃在农村的新乡贤主要由几类人群构成：一是有威望的退休公职人员，二是有影响力的成功经商人士，三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四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返乡务工人员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邵晓莹说，当下乡贤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舶来”乡贤。“在土”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离土”乡贤可谓“离土不离乡”，外出打拼，有成就后荣归故里或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舶来”乡贤原本不是本地人，多数是早年到某地创业，逐渐成长为当地致富带头人，他们的观念、思想甚至对潮流事物的态度，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周边乡邻。
“新乡贤”新在何处
“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将在新时期农村建设中发挥新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何慧丽说，当下涌现的“新乡贤”呈现出两个新特质：一是处于新时代，即面临乡村衰败，中国工业化已经到了可以以工补农、以城哺乡的历史性新时期;二是涵盖新的多元整体，包括仁者爱人、中正务实的干部，为富也仁、义利兼得的企业家，崇尚自由、厚道理性的知识分子，还有推己及人、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的任何普通人。
“新乡贤继承了传统乡贤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践行内圣外王的中国文化品格，有‘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深’，他们是危机来临时能立德、立功、立言的普通人。”何慧丽说。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表示，传统乡贤多为封建体制下的官僚，而新乡贤不问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在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有所成就，愿意为家乡、为农村、为社区建设尽力的人，都是新乡贤。
对于新乡贤的时代作用，何慧丽将其总结为“外发促内生”。在他们或者衣锦还乡、或者情系家乡的言行关照下，乡村留守群体才会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环境的价值，才会重新捡拾起源自乡土的价值意识和自信情感。
此外，新乡贤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社会秩序的维系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利用换届选举契机，将一批有经营头脑、社会声望的乡村能人吸引到村干部队伍中来，打造以百姓喜爱的好支书杭兰英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乡贤群体，发挥他们德治、善治的力量，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力求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同时，上虞区还成立了203个老娘舅工作室和5个专业民间调解机构，将一大批热心公共事业的新乡贤吸引到调解队伍中来，有力促进了乡村自治与基层和谐。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部分新乡贤通过群众选举担任村干部，重建农村干群鱼水关系，走出了一条新乡贤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盐湖区区委书记王志峰说，新乡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群体之一，这种价值观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强制推行则行不通;如果没有官方认同，民间想把一种价值观推开也很难。新乡贤群体能够把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群众需求与提高群众素质结合起来。
“新乡贤不是万能胶，但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这一群体所做的事多能引起群众共鸣，可以点燃、激活农村群众的善念，而一旦点燃这种情绪，很快就铺天盖地。”王志峰说。
无论是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工人，还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村官、活力四射的回乡创业青年、隐居山野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这些新乡贤群体或是用自己的优良品行引领社会新风尚，或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或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关爱社会困难群体，增强乡民的归属感，他们普遍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起了振兴乡土文明，革除精神荒芜的重要作用。（来源：半月谈 采写调研：王菲菲、刘翔霄、韩振、袁汝婷、刘巍巍、李劲峰、马剑、冯源、梁军、向定杰、张宪达 ）
谷满仓，鱼满舱，苏南苏北过年忙。
春节期间，江苏农村白雪装点，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红色的春联，屋檐下挂着腊鸡、板鸭、咸鱼，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
“苏常熟、天下足”，这样的民谚仍在这里流传。伴随着新农人、新业态的涌现，这里正走向新型鱼米之乡。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与当地农民的渴望和探索不谋而合。农村未来发展趋势的新信息，正从这里释放……
苏北沭阳县。在颜集镇一个大棚里，又一拨多肉植物长成。“新农人”荣剑小心翼翼地把一株“星美人”裹上一层层纸巾，放进泡沫箱，然后封箱打包。旺季时，他每天要发50多件快递，最贵一种多肉植物每株能卖190元。
德国的种子、韩国的苗、丹麦的土肥、中国的大棚，用中西合璧的方式种出广受网友点赞的“肉肉”，没点本事还真不行！荣剑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编程，大学毕业后一直游走在一产和三产之间。
当电商等工商业新形态进入农村，生产要素开始向农村回流。荣剑在城里买了房，但三年只去住过一次。他孩提时期的小伙伴大多回农村做起了电商。
盐城市建湖县。火鸡养殖大户廖正军与当地上千家农户签订了合同，发展订单农业。他提供种鸡、饲料和培训，农民负责饲养，他负责收购，把火鸡肉加工后为天南海北的食客们做“私人订制”，把火鸡毛设计制成艺术品销售。他还开发了“一站式”休闲旅游。
廖正军是学艺术设计出身，在火鸡毛画获得上海艺术展大奖的瞬间，他转念琢磨怎么把一只火鸡做成30多种产品。
借助互联网，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隔墙完全能够打通。稻田里的秸秆，拿到网上一根能卖5角；小溪里的水葫芦，一把能卖两三块；枯树枝、蔫花瓣做成的工艺品，连外国人都抢着买……
于是，从苏南到苏北，农家小院变成“工作室”，一家老小分工合作像工厂里的流水线，种养、接单、包装、发货。电商为农业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
新业态带来新收入。2015年，江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3.7万元和1.6万元，约为2.3比1，农民收入增速连续5年快于城镇居民。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江苏时，要求江苏现代农业建设要迈上新台阶。构建新型鱼米之乡就是响应总书记的号召。”江苏省农委主任吴沛良说，“鱼多米多，还不算新型鱼米之乡。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厚植农业发展优势，不断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真是抓住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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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月谈、新华社、财经网
本期监制/林淡 主编/邱黎 编辑/亚芬
好文点ZAN！